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今天，回顧一代偉人毛澤東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態(tài)度的發(fā)展變化，有助于科學對待本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更好扎實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毛澤東對待孔子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由崇信到反對的轉變。毛澤東回憶他早年的學習歷程時曾說：“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在1913年于長沙求學期間記錄的筆記《講堂錄》中，青年毛澤東不僅記錄圣賢孔子救世時所遭受的在陳絕糧、被匡人拘禁等磨難，還抄錄“飯疏食而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一體現(xiàn)孔子崇高精神境界的語句。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fā)表《體育之研究》，稱孔子為圣人，贊揚孔子講衛(wèi)生重體育，認為長壽且健康的孔子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一樣，是“古之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1918年8月，青年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潮。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使他對孔子的態(tài)度發(fā)生急劇轉變。他在同年7月出版的《湘江評論》上發(fā)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認為孔子造成的思想壓制阻礙歷史進步，指出：“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1920年1月，毛澤東（左四）與進步團體輔成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這一時期，青年毛澤東對孔子，無論是崇信，還是反對，雖受時代思潮影響，但都是根據(jù)實際情形作出的判斷。這反映了他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zhì)。在同一時期擬定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毛澤東認為“孔子問題”有研究價值、“有關系于現(xiàn)代人生”，并提示了研究該問題的方法，即先從“書冊、雜志、新聞紙三項著手”。一有實地調(diào)查的機會，他便積極把握。比如，1920年春天在離開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他實地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簡言之，對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消化與研究，奠定了毛澤東的舊學基礎，為他學習接受并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可貴的文化前提。后來，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中，闡述了這種學習的益處：“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nèi)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里學來的。”“六年孔夫子”教育打下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以及之后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的持續(xù)思考和探索，是毛澤東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進而成長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的重要前提。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立場，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對孔子的歷史地位和其學說的實際影響作了辯證分析。他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1938年10月，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diào)：“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939年2月，他對孔子學說強調(diào)主觀能動性、蘊含辯證法因素等長處給予了肯定，指出：“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diào)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zhì)，言與行等等關系的說明。”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

　　1941年8月，在調(diào)解邊區(qū)財政政策問題上的紛爭時，他肯定了孔子學說蘊含的求實精神。在給謝覺哉的信中，毛澤東寫道：“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1942年12月，他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立場，批評了儒家學說輕視經(jīng)濟基礎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指出：“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jīng)濟工作。離開經(jīng)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余的空話。離開經(jīng)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1943年12月，毛澤東認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能全部否定。他在給劉少奇的信中寫道：“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chǎn)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這一時期，毛澤東還分析了五四運動的功績和局限。一方面，他肯定其功績。毛澤東認為：針對“那時的統(tǒng)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的僵化情形，一班新人物“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tài)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是一個極大的功績。另一方面，他指出五四運動的局限。“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于現(xiàn)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頁）毛澤東認為，資產(chǎn)階級形式主義的方法是片面的；對待現(xiàn)狀、歷史，乃至外國事物，應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態(tài)度。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態(tài)度，在毛澤東于黨的七大上向全黨推薦閱讀的馬列主義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有十分精辟的概括：“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xiàn)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fā)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于發(fā)現(xiàn)這個過程的運動規(guī)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頁）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整體上辯證對待孔子，認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應對包括孔子學說在內(nèi)的文化遺產(chǎn)加以充分地批判地利用。1954年9月，他在敘述封建地主革掉奴隸主的命的歷史階段時指出：“郭沫若曾經(jīng)用很多材料證明，孔夫子所以成為圣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到處參加造反。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當時孔夫子周游列國，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澤東提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是對五四運動激烈反傳統(tǒng)的反思，在黨內(nèi)形成了共識。比如，1956年5月，周恩來也指出：“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我們批判孔子，因為要反對封建文化。現(xiàn)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陣地，我們就有必要回過頭來肯定歷史文化中一些積極的東西。……孔子的學說，在歷史上是起過一些積極作用的。”

　　這一時期，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是集中了人類思想的大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中國共產(chǎn)黨人應以開闊的胸襟和自信的心態(tài)，從包括本國傳統(tǒng)文化在內(nèi)的歷史積淀中汲取推進事業(yè)發(fā)展的積極養(yǎng)分。他強調(diào)：“我們要注意區(qū)別封建主義發(fā)生、發(fā)展和滅亡不同時期的東西。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這里蘊含著對孔子學說中積極內(nèi)容的肯定。比如，欣賞孔子珍惜時間的態(tài)度。毛澤東在《水調(diào)歌頭·游泳》中寫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論語·子罕》中，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后面緊跟著“不舍晝夜”，形象地表達了對時光像河水一樣不停地流逝的觀察。毛澤東將孔子的話放入自己的詩中，表達了對孔子關于時間的理解的贊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堅定地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我們必須要有時間觀念，光陰一去不復返，要想干出一番事業(yè)，就必須搶時間，擠時間，走到時間的前頭，要能夠掌握時間，決不能夠做時間的奴隸，人生的時間就只有這么多，我們要建設祖國，必須只爭朝夕！”（沈同：《回憶毛主席調(diào)查研究拾零》，載《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頁）在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的今天，重溫毛澤東的這段話，深感其意味深長。又如，毛澤東肯定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認為其有人民性的一面。（《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頁）當然，他晚年發(fā)動批孔運動、全盤否定孔子，造成了消極后果，我們要總結和吸取這一深刻的歷史教訓。

　　◆1956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一起交談。

　　總之，毛澤東對待孔子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一個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早年的由崇信到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辯證分析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批判繼承。簡言之，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應實事求是、辯證對待孔子這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人物，即：“對孔夫子，自董仲舒以來就說不得了，‘非圣誣法，大亂之殃’。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實事求是。我們對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評。”（《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頁）相應地，對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論語》，毛澤東根據(jù)不同情況采取三種態(tài)度，即：對《論語》中契合馬克思主義、有益于現(xiàn)實革命和建設的內(nèi)容進行肯定和發(fā)展；對其中與馬克思主義相沖突、不利于現(xiàn)實革命和建設的內(nèi)容進行否定和批判；對其中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有差距但可為我所用的內(nèi)容進行分辨和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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