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某些別有用心的造謠分子（例如寫了“毛教員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江湖人稱“奎爺”的楊某人），為了抹黑毛主席、詆毀毛主席，竟然還要給提了一系列錯誤建議、作出了一系列錯誤指令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翻案，否定毛主席在1956年——1958年批評斯大林的一系列正確論斷，否定我黨理論工作者們寫的九評的第二篇！

　　一些精蘇洋奴分子也盜用了一些沈某人（江湖人稱“華爺”）購買和整理蘇聯解密檔案，想借此來污蔑毛主席、過度洗白斯大林（他們甚至拙劣到拿斯大林1936年的話否定毛主席對斯大林1938年——1952年忽視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錯誤的批評）。可是實際上，正是這些蘇聯的解密檔案，給我們提供了批評斯大林錯誤思想的重要檔案資料依據。

　　鐵爺我就用你們翻案方提供的資料，狠狠地打倒你們翻案方！

　　據鐵爺我所知，沈某人得知自己買的檔案被他們盜用之后勃然大怒，發表了“嚴正聲明”，怒斥這些精蘇洋奴分子侵犯了他華爺的版權。

　　我就好好的、狠狠地清算一下共產國際的錯誤，粉碎精蘇洋奴分子、反毛分子給共產國際翻案的幻想！奎爺和精蘇洋奴分子都歇歇吧！你們即使哭破了天，喊破了地，哭干了黃河，哭倒了長城，也洗不白共產國際的！

　　一、斯大林1928年的談話是“左”傾路線的總綱

　　在中共六大之后，周恩來、瞿秋白和斯大林有一段談話。斯大林的這段談話可以說是之后王明路線的“總綱領”——后來王明幾乎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這一系列錯誤建議。這個總綱核心就是“城市中心論”，其中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之后我一點點的分析。

　　（1）斯大林的談話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持久存在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主席就精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但是，斯大林卻強調：“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可見，斯大林武斷的否認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持久性。斯大林顯然是沒徹底弄清楚中國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質，也就沒有弄清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問題，所以就認識不到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持久性。斯大林這樣說無非就是不愿意看著我們紅軍持久在農村工作，無非就是想抓緊讓我們去大城市！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天擴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終不能統一，本身就體現了白區軍閥混戰的長期性。斯大林認識不到中國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本質，也就認識不到農村根據地政權存在的持久性。有階級敵人的持久混戰，也有農村革命政權的長期發展。

　　總之，毛主席堅持在農村根據地進行持久斗爭，堅持根據白區軍閥始終不能統一的混戰事實，逐漸持久的在農村發展革命政權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論”是錯誤的，這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加緊進攻城市、反對在農村建立持久根據地的重要依據。

　　（2）斯大林否定了農村革命力量的發展對于階級敵人的統治具有決定性的動搖作用

　　斯大林和瞿秋白、周恩來強調：“俄國1905年后農民暴動還在發展，但不能(動)搖到整個政權。”（《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他以俄國為例，來貶低農村斗爭、強調農民暴動無法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實際上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他這樣無疑是貶低了農村在中國的決定意義，為的還是讓我們重點關注大城市！俄國城市無產階級力量相對雄厚，是資產階級維系生命的主要基礎，無產階級積攢的實力也足以抵抗資產階級——所以農民暴動不用充分、大規模發展出足以推翻階級敵人的力量，只需配合城市斗爭，就可以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

　　中國則不同！中國無產階級力量極度薄弱、數量極少。帝國主義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軍隊和一小撮幫他們控制這支大軍的買辦力量，對城市工人階級具有壓倒性優勢。城市敵我差距極其懸殊。在城市，無產階級不可能奪取政權，所以無產階級就只能先去農村。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講：“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動搖敵人的統治，就是形成一個足以讓敵人的統治難以維系的、對敵人覆滅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力量。農民占當時中國人口90%以上，工人只占當時中國人口0.5%。工人階級扎根鄉村，大規模發展鄉村政權，把鄉村革命根據地規模發展的比城市還大，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把全國90%以上人口都解放走了，大多數人在敵人的敵對一邊而不在敵人這邊了——這就足以動搖了敵人的政權！敵人那時候即使在還城市，也無法維系統治、只能束手就擒了！農村的實力以及規模已經遠遠大于城市了，壓倒性優勢都形成了，決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動搖敵人政權、威脅敵人統治、使敵人有覆滅的危險了！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以農村為中心擴大根據地政權力量是唯一的可以動搖敵人階級統治基礎的方法。這就和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論劃清了界限。

　　（3）“掌握城市才能促成高潮”的錯誤思想

　　斯大林認為：“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但是，不掌握主要城市，照樣可以實現潮流高漲，照樣可以判定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斯大林這樣說，無非是想讓我們重點搞城市工作，以打大城市帶來“高潮”！

　　什么時候可以說高漲？實際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規模大了、力量大了，甚至發展的比城市力量和規模大了，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高漲！即使主要城市沒掌握，只要把農村力量發展大、發展的比城市力量還強，照樣可以說高漲了！高潮到來，革命力量上升，舊勢力統治受到威脅，不等于大城市占領與否。

　　促進潮流高漲的最主要任務是什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見，革命高潮到來之前，最主要的任務必須是發展農村根據地政權力量；當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不是掌握了城市，而是發展的農村根據地政權力量遠遠大于城市了！

　　（4）導致數萬紅軍戰士犧牲的“城市中心論”

　　斯大林認為：“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 。”（《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廣州暴動就是盲動主義！鼓吹壓根就不應該搞的大城市暴動，斯大林這里完全錯誤。斯大林不承認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的暴動壓根就不應該搞，不承認打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在當時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盲動主義，本身就表現出來了他實際上就是一個城市中心論主義者，就是王明路線的祖宗。

　　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強調：“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可見，毛主席早就反對攻打大城市的錯誤路線了！毛主席強調——反對冒進，反對打實力極其強大的大城市！而廣州暴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

　　斯大林說：“我現在只說其最重要者——農民運動……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這個“固然”意味深長。可見，他認為農民運動最重要不在于變革農村生產關系、擴大農村土地改革根據地面積，而在于“拉隊伍”。然后，他終于暴露了他的真實目的：“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爭的分子成立廣大的紅軍，這是這一時期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問題。”（《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斯大林的公式：①拉隊伍比搞土改、擴大農村根據地還重要。②所以，拉隊伍之后“更有意義”的是打大城市，而不是繼續擴大農村的土改根據地范圍。③拉隊伍之后可以打大城市的標準就是“幾萬”。這是毫不掩飾的城市中心論！

　　”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毛澤東傳》第13章，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紅軍發展到了“幾萬”之后，中央就聽了共產國際的，去把兵力“集中到‘更有意義’的大城市”。

　　毛主席不讓他們去打贛州，他們偏偏打贛州，之后大敗而歸！可見，“吸收幾萬軍隊”之后“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沒帶來更大的“意義”，帶來的是紅軍的傷亡慘重！

　　毛主席從來不認為打“大城市”會“更有意義”。早在井岡山，毛主席就認為只有實事求是的撿著弱的打才更有意義！在《井岡山的斗爭》，毛主席講：“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你斯大林不是說不能持久嗎？毛主席的部署就是持久部署！你斯大林不是說集中到城市更有意義嗎？毛主席就先集中打敵人弱的地方！集中到城市那是去送死！

　　實際上，只有發展了至少數百萬人民軍隊之后，我們才成功用集中兵力、各路配合打贏了階級敵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個吸收幾萬就去打大城市的觀點，實在太缺乏基本的軍事素養和戰略意識了！他的論述嚴重脫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敵強我弱、差距懸殊的實際情況！

　　二、1929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的瞎指揮

　　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對中共作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示，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他們講：“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的結果，它的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結果，國民黨各種政治派別，以及國民黨左派的社會基礎，也就都變更了，一切種種沒有批評態度的企圖，要想把現在時期的政治派別，和武漢時期的政治派別，去相比擬——都是機會主義的公開的露骨的表現。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盟里暫時的很有條件的分出中等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翼——這種分裂，無論如何不能夠解釋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發動，或者解釋成為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發動，譬如中國共產黨的右派就是這樣說法，右派常常要用資產階級營壘里的各種變動和勾結，來代替工農的群眾斗爭。”（《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這就是王明路線反對利用福建事變的重要理論基礎。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寶劍！

　　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頑固的強調“城市中心論”：“尤其是中國各省群眾的農民土地運動，一般的是在生長，以及蘇維地區域保存著，而且最近更在擴大并鞏固起來，南方有著不斷的游擊戰爭——這都成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個支流，順著這個支流……然而談正確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中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脫離一九二七年嚴重失敗之后的消沉狀態……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是沒有解決。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看看，多么荒唐的城市中心論！這和毛主席的農村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還要注意的是，這個“指示信”是具有指示、命令性質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荒唐的把主要危險定義為右傾，他們強調“然而黨內主要的危險，現在是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這些傾向:是要削弱反對改組派的斗爭，是要承認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對于農民戰爭的估量不足，是對于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礙，是減少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獨立作用和領導作用。”（《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反對穩健的軍事路線，這就是共產國際——他們把當時弱小的力量估計過高了！

　　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同一時期還發了關于富農問題的指示信，強調：“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設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要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若不對于一切剝奪與壓迫的形式都采取堅決的勇敢的斗爭，則這些任務是不能實現的。不是堅決的階級的口號，而想擴大我們在農村貧民的政治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我們指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及農村貧民之反對地主與富農之一切剝奪與壓迫的斗爭。假使保持著聯合富農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緊進攻富農的策略路線，則黨必不能領導農村貧民的階級斗爭，必不可免的要緩和農村貧民群眾的積極而有利于農村中的富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這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理論來源！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寶劍！

　　三、十月來信之后，共產國際真的放棄城市中心論了嗎？

　　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李立三的火上澆油，使中國革命出現了嚴重曲折。當時周總理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講：“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使得中國革命的發展也表現出不平衡的特點,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是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產物。”（《周恩來年譜》）周總理明確提出“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周恩來年譜》）。斯大林聽后，觀點有了轉變，比以前相對進步。可見，周恩來是比較早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路線的。但是，由于后來中央集體組織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公正的批判和否定，周恩來也不得不執行中央的錯誤路線。

　　但是，斯大林即使同意先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沒有同意以農村為工作中心，沒有明確指出薄弱的地域應該是農村。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強調“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農村武裝割據的觀點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共產國際發來了“十月來信”，希望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是之后的日子，共產國際還是站在了王明這一邊、博古這一邊、“左”的錯誤這一邊，遠遠落后于毛主席的規劃！

　　毛主席主張集中力量先進行鄉村工作、擴大鄉村武裝割據政權、以鄉村工作為中心、反對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線執行者們堅決要打大城市。打贛州，就是堅持了斯大林“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觀點，結果損失慘重！紅軍已經發展到了六萬，反對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當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爭取中心城市。”的路線了！

　　毛主席極盡所能減少損失，堅決主張先打敵人弱的地方、先打農村，反對中央進攻大城市的路線。最終，在寧都會議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的參與權。這個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農村、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正確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在抗日戰爭之后，斯大林對蔣經國還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而且是個與眾不同的共產黨人。他在農村到處活動,避開城市,對城市不感興趣,他(斯大林同志)對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為什么不能達成協議。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對任何人表示不滿,因為他不知道這是誰的過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1949.2)》：《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東北經濟合作等問題》）這里可見，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死對頭蔣介石的兒子表達了他長期以來對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不理解。蔣經國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對小蔣談他對毛主席的戰略的不理解，完全是“即興發揮”。在這個“題外話”中，斯大林表達了他對共產黨長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論”的不滿。可見他還是支持曾經的王明“左”傾“進攻路線”的。

　　可見，結束了立三路線之后，共產國際、斯大林依舊反對以農村根據地擴大為中心任務，依舊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依舊反對中立富農而熱衷于過度打擊富農，這些都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可見，到了抗日戰爭之后，對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斯大林還持質疑、反對、不理解態度，還堅持當年的“進攻路線”！

　　洋奴分子們、精蘇分子們，你們最喜歡的蘇聯檔案，鐵爺我都給你們整理出來了！不要為了污蔑毛主席、詆毀毛主席而過度的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嚴重錯誤洗白了！你們洗不白的！

　　告訴你們，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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