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報》、《成都晚報》、《成都日報》，成都當地三大報紙，集體刊文警惕日本用哆啦A夢培養(yǎng)更多的“知日派”和“親日派”。

　　近日，在春熙路成都國際金融中心，舉辦了一場名為“哆啦A夢秘密道具博覽”的展覽。

　　9月24日，《成都商報》刊文《國人不能盲目追尋“哆啦A夢”》。

　　文章指出：“哆啦A夢”是日本輸出國家價值觀和實現其文化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看起來危言聳聽，但卻是不爭的事實。2004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成立了一家個人咨詢機構，次年7月，該機構提交《創(chuàng)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國家日本》報告書，提出在世界上積極培養(yǎng)“愛好日本動漫的世代”、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吸收”使日本成為充滿活力的“文化創(chuàng)造的據點”，努力成為“架構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觀之間的橋梁”。這些舉動背后的動因只有一個：在平衡日美同盟關系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中，培養(yǎng)更多的“知日派”和“親日派”，實現“東亞共同體”的構想。

　　同日，《成都晚報》刊文《別讓哆啦A夢稀釋我們的痛點》，作者成宛平。文章認為，這只機器貓，就是稀釋這種痛感的添加劑：當越來越多人淪陷在哆啦A夢制造的文化風暴里時，其實也是在逐漸忘卻國家和民族的那個痛點——“可以寬恕，但不能忘卻”，是我們對這場戰(zhàn)爭起碼的態(tài)度，但在機器貓的溫柔攻勢之下，許多人丟失了價值的羅盤，于是在短短24小時里，我們對同一個國家，表現出了完全矛盾和相當曖昧的態(tài)度。上午在微博上痛陳“勿忘國恥”，下午在朋友圈里點贊朋友與哆啦A夢的合影。

　　9月25日，《成都日報》刊文《警惕“哆啦A夢”蒙蔽我們的雙眼》，作者程錦坪。文章認為，哆啦A夢是日本輸出國家價值觀和實現其文化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認識到這一點，當我們在親吻“藍胖子”面頰時，就應當更少一些盲目，更多一些冷靜思考。在“藍胖子”不遺余力培養(yǎng)“更多的日本友人”時，日本一直有著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的另一面。日本安倍政府上臺以來，無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要求日本反省歷史的正當要求，一再極力掩蓋、漂白侵略歷史，引發(fā)國際緊張局勢。

　　以下為三篇評論原文：

　　國人不能盲目追尋“哆啦A夢”

　　2014年9月24日 成都商報電子版

　　□李一帆 成都

　　當前的世界，是一個開放和交融的世界。我們不提倡閉關自守，但文化的吸收要兼容并蓄，擇優(yōu)而行，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對本國文化的傳承、發(fā)揚，不要一哄而上，什么都吃。這不僅考驗下一代的辨別力和學習力，也考驗我們弘揚、傳承本國文化的水平和能力。

　　近日，一個關于日本漫畫人物“哆啦A夢”的展覽甚是熱鬧，吸引觀眾達數萬之多。

　　日本動畫聞名全球，業(yè)已成為現代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組件，并成為日本當代政治特別是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2008年3月19日，時任日本外務大臣高村正彥甚至“任命”“哆啦A夢”為日本“動漫文化大使”。日本媒體對外宣稱，哆啦A夢將要肩負在國際上推廣日本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加深人們對日本卡通文化、飲食文化理解的任務。

　　不過，這一說法并未得到國際輿論的一致認可，有評論提醒公眾，一個卡通人物的授予“大使”儀式，由日本外務省主持，而不是由主管經濟或文化的部門去推動，這一行為本身就值得關注。這說明，“哆啦A夢”所承擔的責任并非是文化目的，而是含有極強的政治意義。事實上，“哆啦A夢”出任“大使”的建議源于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動漫外交”，其目的是日本政府期冀用動漫、游戲、流行音樂、時裝等流行文化來打造日本的國家品牌形象、提高國家魅力、增強世界各國對日本民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認同。

　　日本動漫逾越其文化含義，成為日本對外政治一部分，不是今日方被人所關注。早在2002年，美國政治分析專家道格拉斯·麥克格雷在《外交政策》上就發(fā)表文章指出日本動漫、流行音樂、電玩游戲等流行文化在世界上的強大影響力和政治威力。2003年8月，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刊出關于日本大眾文化的特輯，指出日本正從一個“制造國日本”向“文化國日本”轉變。而日本政府也確實在積極強化和靈活運用其在經濟和安全保障兩方面都具有益處的文化，努力將海外對日本動漫、影視、游戲和美食等現代日本文化的興趣轉化為政治資本。

　　“哆啦A夢”是日本輸出國家價值觀和實現其文化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看起來危言聳聽，但卻是不爭的事實。2004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成立了一家個人咨詢機構，次年7月，該機構提交《創(chuàng)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國家日本》報告書，提出在世界上積極培養(yǎng)“愛好日本動漫的世代”、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吸收”使日本成為充滿活力的“文化創(chuàng)造的據點”，努力成為“架構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觀之間的橋梁”。這些舉動背后的動因只有一個：在平衡日美同盟關系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中，培養(yǎng)更多的“知日派”和“親日派”，實現“東亞共同體”的構想。

　　日本借用“哆啦A夢”這個卡通形象的目的由此可見一斑。但反觀當前我們社會中的一些現象，不得不讓人心生憂慮。時下一些少年少女中“哈日之風”盛行，崇拜日本明星直到狂熱無比，日本動漫、日本游戲牢牢拴住了不少年青一代的心神，說、言、文、唱不僅帶有日本腔，甚或帶有日本風。從文化傳承和文化自信來說，這不僅讓人遺憾，而且可以說到了讓人害怕的程度。

　　當前的世界，是一個開放和交融的世界。我們不提倡閉關自守，但文化的吸收要兼容并蓄，擇優(yōu)而行，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對本國文化的傳承、發(fā)揚，不要一哄而上，什么都吃。這不僅考驗下一代的辨別力和學習力，也考驗我們弘揚、傳承本國文化的水平和能力。

　　別讓哆啦A夢稀釋我們的痛點

　　2014年9月24日第02版

　　□成宛平 成都晚報

　　這一個多月，在春熙路成都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場名為“哆啦A夢秘密道具博覽”的展覽，引來了許多人的圍觀，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體上，也在瘋轉這個著名的“藍胖子”。因為這只會穿越的機器貓，“是一代人的記憶”。

　　這個記憶是甜美的、趣味的，正如馬什那句話，“以愉快的心情學得的，會永遠記著。”可能在小時候，父母給我們買機器貓時，并沒有提醒我們什么，于是，我們這樣愉快地記著，以至于在記憶撲面而來時，完全沖淡我們另一個慘痛的、黑色的記憶——這場充滿懷舊和時尚氣息的展覽開幕前一天正是8月15日，而69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漫長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至此畫上句點。這也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歷史記憶的痛點。

　　在這個時候，這場展覽和我們對這場展覽的態(tài)度，也不再是一個泛文化的議題，而是對于我們記憶的痛點，你選擇忘卻?還是銘記?這個議題亦有不同的解答，每個解答也有著不同文化背景和人性思考深淺所影響的不同向度。

　　電影《生死朗讀》有一個情節(jié)，令人深思，也觸動人心。女主人公漢娜在二戰(zhàn)中淪為法西斯的幫兇，她的罪惡包括堅持不打開已經著火的教堂大門之鎖，讓許多關押者活活燒死。并且，漢娜至死也未對這一罪過有發(fā)自靈魂深處的懺悔，但她也許是出于某種簡單的負疚，自殺前在遺囑中交待，要把那個小茶葉罐和7000元錢交給當年受害人的女兒。后來成為作家的女幸存者，對于這個給她制造痛點的人的態(tài)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就是當她知道了漢娜缺乏深層懺悔的態(tài)度之后，她拒絕給予漢娜寬恕，也沒有接受漢娜的那7000元錢，因為那意味著對漢娜的赦免，漢娜顯然沒有這個資格。但她留下了漢娜盛錢的那個小茶葉罐，那原本是她心愛之物，她把這一小茶葉罐放到了全家福旁邊，這一舉動讓人性之美充滿了力量，因為她給漢娜，留了一點寬恕的空隙。

　　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我們也有類似于這個女作家的境遇，只是，對于我們的痛點，已有不少人選擇了主動或被動的稀釋。而這只機器貓，就是稀釋這種痛感的添加劑。痛點麻木之后，或許將是忘卻。對于罪惡之事，如無寬恕之心，當然會化為冤冤相報的“西西里式仇殺”。但在歷史的事實和是非之前，如不徹底厘清，悲劇或會重演。當越來越多人淪陷在哆啦A夢制造的文化風暴里時，其實也是在逐漸忘卻國家和民族的那個痛點——“可以寬恕，但不能忘卻”，是我們對這場戰(zhàn)爭起碼的態(tài)度，但在機器貓的溫柔攻勢之下，許多人丟失了價值的羅盤，于是在短短24小時里，我們對同一個國家，表現出了完全矛盾和相當曖昧的態(tài)度。上午在微博上痛陳“勿忘國恥”，下午在朋友圈里點贊朋友與哆啦A夢的合影。

　　而若我們進一步反思哆啦A夢對我們痛點的稀釋，思考的經度和緯度亦可進一步拓展。比如我們用什么樣的文化產品凝聚一個國家的精氣神?公眾場所的展覽，應該擔負怎樣的文化責任?只有我們在更多場所展出我們自己的文化產品，并產生廣泛的文化認同，我們在裹挾著文化侵蝕力量的國外的文化產品面前，才會保持基本的理性和自信。

　　對這次展覽，一個基本的態(tài)度也許是，如果你無法說服周圍人對藍胖子的狂熱，至少也別在朋友圈為他的狂熱隨手點贊;如果你無法阻止這場展覽，至少可以拒絕成為圍觀者。

　　警惕哆啦A夢蒙蔽我們的雙眼

　　作者：程錦坪 成都日報

　　近年來，“藍胖子—哆啦A夢”，帶著日本政府柔性推廣自己的使命，出現在許多中國城市的街頭，展現日本所謂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在這一文化推廣活動背后，我們必須清楚其背后隱含的極強的政治意義。

　　2008年3月，日本外務省在任命卡通人物哆啦A夢為日本首位卡通大使的任命狀上寫道：“希望你身為動畫大使，代表日本，將日本的動漫文化介紹到全世界，并且讓全世界的人更進一步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培養(yǎng)更多的日本友人。”2013年4月6日，東京2020申奧委員會選定哆啦A夢為特殊申奧大使，日本官方表示，“哆啦A夢展現日本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zhàn)略，誰占據了文化發(fā)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哆啦A夢是日本輸出國家價值觀和實現其文化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認識到這一點，當我們在親吻“藍胖子”面頰時，就應當更少一些盲目，更多一些冷靜思考。

　　在“藍胖子”不遺余力培養(yǎng)“更多的日本友人”時，日本一直有著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的另一面。日本安倍政府上臺以來，無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要求日本反省歷史的正當要求，一再極力掩蓋、漂白侵略歷史，引發(fā)國際緊張局勢。今年8月，在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之后，日本政府2014年版《防衛(wèi)白皮書》，再次顛倒黑白，鼓吹“中國威脅論”，聲稱考慮設立一支類似于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的兩棲部隊。如果說哆啦A夢代表了善良人們眼中的日本，安倍政府代表的同樣是一個真實的日本。

　　要贏得尊重，首先要尊重他人。《禮記》中說，“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后己。”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認為，尊重別人，才能讓人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已69周年，作為戰(zhàn)爭加害方，日本不但沒有認真做出深刻的歷史反思，反而屢屢上演篡改歷史教科書、右翼政客等到靖國神社參拜二戰(zhàn)甲級罪犯的丑聞。美國當代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花與刀》中認為，“他們非常關心別人對他們的行動的看法，但當別人對他們的過錯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罪惡所征服。”這樣一個不懂得尊重他人情感，尊重歷史真實的國家，怎么可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要獲得友誼，首先要獲得他人的認同。《論語·學而》中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友誼，更需要真誠以對，才能獲得對方的信任和諒解。菊花與刀的矛盾結合，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是個矛盾的民族，既忠誠不二又背信棄義，他們有慶賀幸運的儀式，但沒有贖罪儀式。“友誼需要忠誠去播種，熱情去澆灌，原則去培養(yǎng)，諒解去護理”。試問一個自身價值觀矛盾的國家，一個“負恩于歷史和社會”的國家，怎么可能獲得別人的認同?

　　歷史的作用在于為當下社會及其發(fā)展提供借鑒，文化的作用在于能把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深刻的影響。此刻，我們沿著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軌跡，深層反思“哆啦A夢秘密道具展”背后隱含的內容，不是在宣揚“極端民族主義”，而是希望透過現象看本質，讓更多人冷靜看清日本文化中的曖昧本質，永遠銘記歷史，并在銘記中開創(chuàng)中日關系新的未來。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9周年的座談會上強調，“事實就是事實，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一切顛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認真坦誠面對歷史。這樣的日本，才能獲得世界的尊重，才能收獲真正的友誼。

　　背景>>>

　　這個“藍胖子”究竟是什么“貓”?

　　今年8月16日，“哆啦A夢秘密道具展”在成都國際金融中心開幕，引起了成都市民的關注和議論，那么，哆啦A夢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機器貓呢?

　　2008年3月，日本外務省宣布，任命卡通人物哆啦A夢為日本首位卡通大使。此舉旨在通過卡通產業(yè)宣傳日本文化。日本外務省的任命狀上寫道：“希望你身為動畫大使，代表日本，將日本的動漫文化介紹到全世界，并且讓全世界的人更進一步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培養(yǎng)更多的日本友人。”它全然是甜蜜新鮮的象征。

　　日本外務省一名官員說：“通過任命‘哆啦A夢’(為大使)，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的群眾能夠更好地了解日本的卡通文化，并對日本文化產生更大興趣。”

　　因此，東京2020申奧委員會于2013年4月6日選定哆啦A夢為特殊申奧大使，日本官方表示，哆啦A夢展現日本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認為它在全世界的成功，證明有能力激勵年輕人，希望它幫助日本取得奧運承辦權，鼓勵年輕人追求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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