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鵬

山東女子學院旅游學院

本文刊于《文藝理論與批評》2024年第5期

　　摘要：小說《林海雪原》一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喜愛，但書中的愛情敘事話語卻因含有較濃的“才子佳人”氣息遭到學術界質疑，許多人認為這是古典通俗文學的陳舊情感敘事模式，具有顯著的非現代性。從文本看，《林海雪原》包含了政治、啟蒙、愛情和民間等多重主題話語，這些話語中的現代性與非現代性是相互博弈、相互纏繞又相互生發、相互塑造的，具有多重的表意和闡釋空間。事實上，由于中國國情的復雜性，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現代性自身面目也是繁復的。由是觀之，《林海雪原》愛情敘事話語現代性品質的含混性和多重性，反而是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現代性含混狀態的一種典型表達。

　　關鍵詞：《林海雪原》；愛情敘事話語；現代性；非現代性

　　提及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人們往往會想起“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和《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這八部長篇小說。它們大規模地再現了當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現代歷史進程，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被認為是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的經典之作。而與其他作品相比，《林海雪原》的接受熱更為廣泛持久。

　　小說于195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時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出版，一出版即受到來自各個行業、年齡段和文化程度的讀者的喜愛，一版再版，經久不衰。截至1964年1月，印數便超過156萬冊，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據不完全統計，該書在國內印刷至少超過600萬冊，這還不包括小人書、連環畫、郵票、年畫、雕塑等形式的改編版本和數不勝數的各類盜版。它還多次被改編為京劇、電影、電視連續劇、話劇、評書、河北梆子、流行歌曲和網絡游戲等多種形式。2019年9月，《林海雪原》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作品庫，這是對其深遠影響力的一個肯定。

　　《林海雪原》經久不衰的接受熱和中國讀者尤其是平民讀者的文化接受心理有關。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的接受主體是工農兵讀者，他們最主要的閱讀習慣和期待視野是由中國傳統英雄敘事文學類型培養起來的。這一群體最喜愛的文藝作品的基本要素主要包含超越型的江湖氣息、傳奇型的俠客人物、神魔斗法式的正邪斗爭和集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于一身的純潔愛情故事等。《林海雪原》所描寫的革命斗爭發生在“林海雪原”這一遙遠神奇的銀色江湖世界中，故事內容恰好具有以上所有令人神往的傳奇品質，其中少劍波和“小白鴿”白茹的愛情故事為殘酷緊張的紅黑戰爭描寫增加了清新的粉色溫情，使全書敘事節奏張弛有度，充分契合了讀者尤其是平民讀者對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愛情故事的接受心理，因而具有更高的讀者接受度。

　　與廣大讀者對它的熱愛不同，學術界對《林海雪原》的評價一直存有分歧和爭議，這與它敘事話語的傳奇品質及多重內涵有關。小說包含四種內涵各異又相互交織的敘事話語，即以階級革命為中心的政治話語、以民主/科學為中心的啟蒙話語、以英雄美人/才子佳人為底色的愛情話語，以及以神話傳說為載體的民間話語。從表層看，啟蒙話語、愛情話語和民間話語的敘述宗旨是為政治話語服務，全書呈現為眾星捧月式的單一型結構，但由于這幾種話語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強大的話語呈現力和生動的敘述效果，因此在敘述過程中，經常憑借為政治服務的合法化底氣表達自身的敘述語義，這就使得整部作品呈現出一種“奇正交織”“外正內奇”的復合狀態。

　　如果說《林海雪原》的政治話語、啟蒙話語更多地顯示了小說書寫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現代性新質的努力，民間話語的出場突顯了政治意識形態對民間神話傳說的征用與改造，那么它的愛情話語就呈現出較多的“正貞斗邪淫”“才子配佳人”“男強配女弱”的前現代古舊氣息。當然，這并不是說其政治話語和啟蒙話語就是純質的現代性話語，也并非說它的愛情話語是陳舊的非現代性內容。事實上，小說中這幾種敘事話語的現代性、非現代性因素是互相纏繞的，而且恰恰是這種非徹底性和纏繞性，呈現出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現代性書寫的復雜面向。

　　01

　　“惡”的“他者”：敵對陣營淫邪化愛情話語敘事

　　劉小楓在總結現代敘事倫理時，將其分為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他說：“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歷史的沉重腳步夾帶個人生命，敘事呢喃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只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是某一個人活過的生命痕印和經歷的人生變故。自由倫理不是某些歷史圣哲設立的戒律或某個國家化的道德憲法設定的生存規范構成的，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偶在個體的生活事件構成的。”1在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中，借助愛情話語等私人情感領域的書寫來展現敵我雙方在政治倫理上的正邪之分，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通過私人領域的反倫理行為，把敵方陣營成員定義為“惡”的“他者”，進而對其戰爭倫理、政治依據進行多重否定，是自20年代以來革命/戰爭小說的敘事成規之一。2

　　《林海雪原》對這種“化情為政”“正貞斗邪淫”的敘事策略的運用是非常典型的。如小說寫女匪首“蝴蝶迷”的私生活混亂不堪，她和許大馬棒許福、鄭三炮以及其他不少匪徒都有一腿，甚至公然宣稱自己是“闊小姐開窯子，不為錢，為圖個快活”。3小說把她的父母分別設置為仙人洞鎮惡霸地主姜三膘子和牡丹江市頭等妓女海棠紅，父親的反動邪惡和母親的淫亂放蕩造就了她既反動又淫亂的先天“原罪”。敵方特務宋寶森原先是日本關東軍三一八七部隊大佐諜報主任，后轉為國民黨匪幫濱綏圖佳黨務專員、軍統特務侯殿坤的高級參謀，他罪大惡極、荒淫無恥，甚至直接對妻子說“時髦的女郎我已經玩夠了”，所以想玩弄“古典式的深閨小姐”，4并毒打反對的妻子。他設計強奸了牡丹江著名醫師韓榮華的女兒慧玉，殺死了慧玉的未婚夫文昭，慧玉的母親被活活氣死在女兒墓前，韓榮華被群眾救出后，逃到深山老林的神河廟里忍辱偷生、治病救人，成了定河道人。后來，宋寶森在潛伏時又殺害韓榮華，霸占神河廟。他不僅冒充定河道人搜集情報、策劃叛亂、與人民為敵，還荒淫之極，在“修善堂藏著女人”“修善榻睡著女人”，甚至連自己的“黨子黨孫欒警尉和一撮毛的老婆”5也不放過。綏芬大甸子的土豪趙大發過去是日本關東軍三一八七部隊的密探，后來投靠國民黨，“是個酒色之徒，強霸民女，敲詐勒索，無惡不作”。他逃到土匪窩里通風報信時，還做著無恥的意淫夢：

　　趙大發抹了一下嘴，“隊中還有一個女兵，共軍都叫她小白鴿，嘿！這個小玩意可真長得小巧玲瓏，雙眼皮、長睫毛，一笑倆酒窩，臉蛋又紅又嫩，真像雪地上的一朵芙蓉花。哎呀！年方十七八……”說完趙大發倒抽一口貪饞的冷氣，嗆了氣嗓，咳嗽起來。6

　　以上種種，不一而足。可見，《林海雪原》塑造的以“蝴蝶迷”和許大馬棒為首的土匪成員，不僅在政治理念上反共反人民，同時還在情感領域上反倫理，在生命倫理上反人性，在民間倫理上反道義，是集多重邪惡于一身的反動“他者”。如此一來，敵人在私人領域的淫亂本質就延伸到公共領域，這就使政治層面的敵我矛盾轉化為道義層面的正邪矛盾，二者爭奪現代中國領導權的政治戰爭就轉化為倫理層面上的正義之“神”與邪惡之“魔”的斗爭。

　　這種將政治道德化的敘事策略并不是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戰爭小說的發明，而是從中國傳統英雄敘事演化來的。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都非常懼怕私人情感的放縱會帶來修行功業的損毀，久而久之，“萬惡淫為首”的觀念也就成為中國歷代民眾的文化思維定勢。趙毅衡指出，這種現象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懼欲、禁欲思想的變形體現：“在中國通俗小說中，大部分英雄人物不近女色。性要求低（不是克制能力強）不僅是英雄本色而且是成功之原因。只有反面人物才落入女色陷阱，例如曹操敗于張繡，西門慶死于非命。甚至有色情意味的政治笑話，例如曹操下江東乃為取二喬之類，也必落在反面人物頭上。這種‘壞人性專利’，被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全套繼承。”7

　　與此相對應，在20世紀50—70年代的戰爭小說情愛敘事中，政治上一敗涂地的“反動階級”反而擁有了享用性描寫話語的專利，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如黃子平所言，“我們如何講述‘革命’和‘性’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怎樣閱讀‘革命’和‘性’的問題。”8敵方陣營成員在私人情感領域中對民間宗法倫理和政治倫理的雙重反動，強化了敵方陣營無法抹滅的邪惡本質，同時也決定了他們必然會被消滅的失敗下場。在這個意義上，楊子榮“刀劈蝴蝶迷”的場景也就具有了普遍意義上的象征性。

　　“蝴蝶迷看刀！”隨著喊聲，蝴蝶迷從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兩片，肝腸五臟臭烘烘地流了滿地。9

　　“虎膽英雄”楊子榮舉起了正義之刀，如同天神誅殺邪魔歪道一般，殺死了蝴蝶迷。這個女土匪因為淫亂、邪惡、反動，所以連“肝腸五臟”都被描寫為“臭烘烘”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死法與其平時“刀劈活人”的刀法一致，因此這一情景具有強烈的反諷象征意味。

　　02

　　復雜的“愛”：我方陣營啟蒙型愛情話語敘事

　　《林海雪原》對敵對陣營淫邪化愛情話語敘事的態度很鮮明，即通過政治道德化的敘事策略將敵人塑造為私德與公理皆虧的“惡”的“他者”，但關于我方陣營的愛情話語敘事則相對復雜、多義，值得辨析。

　　小說對于我方陣營成員的愛情話語講述，始于少劍波的姐姐鞠縣長和姐夫李耀光的戀愛故事。少劍波和姐姐是一對孤兒，父母去世時少劍波才六歲，姐姐也才十幾歲，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以教書賺取的微薄薪資撫養弟弟，生活的重擔使她臉上失去了少女的光澤。但當她與共產黨員李耀光老師戀愛后，臉上又重新煥發出了“少女的紅潤的光彩”10。李耀光給她講了許多新道理，“什么偉大的中華民族啦，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啦，什么勞動創造世界啦，什么窮人是被剝削窮的，富人是剝削窮人富的啦”11。從少劍波回憶的只言片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話語。姐姐把從李耀光那里學到的政治理論再講給少劍波聽，引導著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鞠縣長和李耀光這對戀人之間啟蒙與被啟蒙的關系狀態，是五四以來現代文學“啟蒙型”愛情話語敘事模式的延伸，在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當代革命戰爭小說中非常普遍，如《茫茫的草原》里的老周和蘇榮，《苦菜花》里的紀鐵功和趙星梅、娟子和姜永泉，《英雄的樂章》里的張玉克和清蓮，《紅旗譜》中的春蘭和運濤、嚴萍和江濤，《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冬和銀環等等。這些革命情侶都遵循具有現代政黨政治理念的引路人和具有樸素階級/民族正義感的“準英雄”之間啟蒙與被啟蒙的兩性愛情關系模式。

　　鞠縣長戀愛后所煥發出的光彩既是愛情帶來的少女美好情懷的光彩，更是她對共產主義信念確信和向往的表現。對于鞠縣長來說，李耀光既是她的戀人，也是她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們之間既是戀人、同事的關系，更是師生、上下級的關系，是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

　　這種典型的文化啟蒙型的現代愛情書寫模式，有著明顯的男性文化中心主義“男強女弱”式的前現代話語痕跡。因為在這種關系中，女性雖然從以往的社會弱者狀態成長為具有先進社會政治理念的領導階層，但仍處于被男性引導、受男性領導的啟蒙受者地位，作為現代性“新人”個體來講，并不具有完全獨立的自我主體意識。例如，當他們接到組織貧苦雇工進行麥收罷工的任務后，李耀光像一位教師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教學一樣，對發動罷工的時間、參加者、領導者、發動方式及注意事項等，都向少劍波的姐姐提出了針對性的問題，指引著讓她把黨的階級斗爭理論運用到實際革命工作中去。當聽到她在各個環節都考慮得非常充分，對發動貧苦雇工罷工的各種事項都安排得很周全后，“李老師”作為黨支部書記對她進行了表揚。

　　“好！”李老師的聲調是那樣的痛快，“咱們就好好地組織這次麥收斗爭，這是在農村采用城市工人罷工的新的斗爭方式。你的辦法對，不愧當了一年的宣傳委員。”

　　“啊喲！支書同志，事情還沒有干起來呢，就表揚起人來啦。”12

　　可以說，這次談話既是工作會晤也是戀人約會，他們在政治意識上啟蒙/被啟蒙、引導/被引導的關系狀態，使得這種愛情不僅僅是私人領域的感情事件，也是無產階級政黨組織中的工作事件。這種雙重關系必然會導致雙重狀態，那就是他們往往會在革命工作中摻雜戀愛行為，在戀愛行為中滲透著政治工作，既有普通戀人之間的溫馨甜蜜感，又有階級政黨組織上下級關系的嚴肅層屬感。

　　從敘事層面來看，這種感情話語的描寫在緊張殘酷的政治斗爭和戰爭場面中加入了溫馨的情感色調，既彰顯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內涵的豐富性和人性化，又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在敘事節奏上起到了彈性調節作用，可謂“嚴肅活潑”的政治話語的情感話語表達。

　　《林海雪原》愛情話語的重點是少劍波與白茹的愛情。我們先從愛情中的女性角色來看。小說中白茹一開始是以非常現代性的閃亮姿態進入讀者視野的。在第三回“受命”中，少劍波受命帶領小分隊進山剿匪，急需一名衛生員，白茹毛遂自薦，強烈要求跟隨小分隊參加剿匪戰斗。少劍波則對她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認為“丫頭片子”不能勝任剿匪任務。但白茹說自己“沒有病，體格好，覺悟也不低”13，王團長說她“技術高于一般衛生員”，曲波又以第三人稱強調剛十八歲的白茹“是一個不平常的女兵，她曾因為在小山子戰斗中從火線上一連搶救了十三個傷員而榮獲搶救模范，并升任護士長”。14這就在主觀層面（體格好、技術強、覺悟高）表明白茹能夠勝任小分隊衛生員。在客觀層面，為了讓白茹的出場合理化，曲波做了諸多特殊的敘事設置，甚至還臨時設置了“男弱女強”的應急敘事情節。他先寫小分隊臨出發前田副司令才發現少劍波沒安排隨隊衛生員，強調時間的緊迫性；接著借衛生隊長之口說衛生員都下連隊了，留守的男衛生員患病，無法隨隊戰斗；當王團長想從其他連隊調遣時，又得知各連衛生員都去了較遠的軍區衛生所參加防凍知識培訓，無法調來；這樣，委派其他衛生員的可能途徑都被敘事設置成此路不通，小分隊衛生員只能非白茹莫屬了。小說通過這一次的入場描寫，展現了白茹活潑、主動、潑辣的現代型性格，為日后她在愛情上的主動“進攻”作了鋪墊。

　　白茹第一次出場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名事業心強、性格颯爽、積極主動的現代女性形象，但到第九回“白茹的心”時，展現出來的卻是典型的傳統女性形象。這一節通過高波、李鴻義兩人辯字引出白茹對“受”和“愛”字的解釋，白茹說“愛”字有心15，引出對少劍波的心意獨白。小說先是以第三人稱口吻告訴讀者白茹和少劍波早就相識，接著以白茹內心獨白的方式讓她傾訴對少劍波的濃濃愛意。“原來白茹和少劍波，并不是在小分隊才熟悉的。當年，白茹在鞠縣長那里當通訊員，少劍波常去看他的姐姐。那時的少劍波在她眼里，不過是個俊俏的小營長，雖然他英武可敬，可是滿身孩子氣，分吃小毳毳的餅干，穿的衣服老也不知洗，多次都是鞠縣長強逼他脫下來。”16

　　小說之所以采用順敘和倒敘相結合、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相結合的方式介紹白茹和少劍波的認識經歷，目的有二。一是突出白茹“重才”而非“重貌”，她愛上少劍波是因為他在歷次剿匪戰斗中所展現出來的“多才多謀”和崇高心靈，而不是他的“俊俏”模樣。二是為這段情感賦予歷史合理性，使二人的戀情不至于顯得太過突兀和刻意。最重要的是這一歷史合理性不僅僅是由于二人相識已久，還有著血緣倫理和政治倫理的雙重認可。小說寫鞠縣長拿臉盆給少劍波洗頭，白茹接過盆去打了水來。“當她回來時，鞠縣長的眼睛看看劍波，又看看白茹，眼神是那樣的親切。好像鞠縣長的眼里射出一絲看不見的絨線，在白茹和劍波之間飄來飄去，好像要用這條絨線雙拴著他倆的心。”17當時，十六歲的白茹沒有感覺到這根“線”的存在，但現在，十八歲的白茹卻迫切需要這根“線”。在她看來，這根“線”代表著鞠縣長作為師長、姐姐對少劍波和自己愛情的肯定。這種肯定既是上級對下屬的肯定、是“老師”對“學生”的愛護，也是“姐姐”對“弟弟”“妹妹”的疼愛，更是“母親”（長姐如母）對“孩子”們幸福的期許，是包含了政治倫理、階級倫理、啟蒙倫理、親情倫理、血緣倫理的多重肯定。對此，曲波借白茹的內心獨白作了更明確的表達：

　　大姐！要是你活著的話，我把我的心事說給你，親愛的大姐，那該多好呀？可是如今，大姐！你離開了你的弟弟，也離開了我——你的妹妹和學生。你離開了我們倆，誰來替你照顧你的弟弟呢？只有我，只有我白茹。又誰來替你教養你的小妹妹我呢？只有他，只有你撫養成人的少劍波。18

　　這樣寫，給這段感情上了多重保險，從多個層面保障了男女戰斗英雄的愛情的合情性、合理性、合法性。在五四新文化里，愛情具有自足性，不需借助任何外在條件證明自身的合法性。所以從邏輯上來講，越是急于從各個方面來強調這段感情的合法性，就越說明作者在內心深處認為這段情感不具有自足性，需要外在條件加成才能夠成立，這在本質上是對愛情自身合法性不自信的外在表現，是一種敘事不自信。另外，這段話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白茹把自己在這場愛情中的目標定位為“替”“長姐如母”的鞠縣長“照顧”少劍波，把自己定位為未來的賢妻良母，而并不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和同志。她從鞠縣長手中接過的不僅僅是洗頭盆，而是從“如母長姐”手中接過的照顧少劍波私人生活起居的傳承，是一種象征性的信物。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女性從屬于男性的感情定位，具有隱藏的非現代性；她不自覺地把自己放置在低于少劍波、需要少劍波“教養”的受啟蒙者的地位。可以說，“照顧”“教養”這兩個詞暴露了白茹在這段感情中看似主動的現代女性勇敢追求愛情幸福的行為背后，卻有著濃濃的非現代性的男尊女卑的底色，只不過這種底色外面披上了一層革命的現代外衣。

　　《林海雪原》寫小分隊取得“奇襲虎狼窩”勝利之后恰逢新年，全隊舉行娛樂晚會，少劍波在隊部研究作戰方案沒有參加，白茹就想到：“小高、小李都在這開會，家中只有劍波，他一定是在讀書或者工作。我回去幫他寫寫東西，給他弄點開水，給他弄些松籽吃，或者給他讀一段書讓他休息休息眼睛，有可能的話和他談些使他精神愉快的話。”19白茹在愛情萌動時最想做的事情是替少劍波抄文件、端茶倒水、弄點心，陪他讀書、聊天，這是典型的“紅袖添香伴郎讀書”的古典式的才子佳人情調，已經偏離了現代女性在愛情中保持自我獨立人格的軌道。

　　“隊部”本來是小分隊作戰指揮的辦公場所，但在白茹心里卻寧愿把這一公共場所當成她和少劍波兩人的“家”。一直以來，中國傳統女性最向往的愛情結局和人生歸宿都是“家”而非“業”。《木蘭辭》中“女扮男裝”保家衛國的花木蘭，歸宿不是朝堂，不是繼續建功立業，而是回歸閨閣。《兒女英雄傳》中的俠女十三妹為父報仇、除暴安良之后，和另一民女張金鳳一起嫁給安驥，以夫為尊、親如姊妹。搶救模范白茹有了愛情后，向往的目標也從最初的剿匪立功變成了成家做個“喬小姐”。白茹對此還很不自信，甚至在獨白中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大姐！你當時把他比成‘小周郎’，你是否有心叫我做個‘喬小姐’呢？你心中看我白茹配得上你的少劍波嗎？”20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白茹在這場愛情中看似以一名現代女性和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身份，主動追求工作成就，但在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定位卻僅僅是能夠配得上少劍波，能夠“有資格”“替”姐姐“照顧”少劍波，能夠有資格與他站在一起接受他的“教養”。在小說第二十九回“調虎離山”中，白茹甚至覺得自己：

　　特別愿聽劍波對她好像不耐煩、不客氣的話。在她看來，劍波越是這樣，越表現了他對她無隱諱不拘束的真情……現在劍波這種粗直的聲音，有時甚至是訓斥管教的聲音，在白茹聽來，內中都滲透滿了“你是我的，我怎么說你都成”這樣一種含義。愈想到這些，使她內心愈覺得甜蜜。21

　　白茹作為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潛意識里卻不自覺地降低自身在愛情關系中地位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的現代女性氣質，削弱了這段愛情的現代性深度，也削弱了整部小說的現代性品格。

　　從男性一方來看，《林海雪原》第二十三回“少劍波雪鄉抒懷”中有一段為眾多學者詬病的描寫，那就是少劍波到白茹那里找皮包時，無意中看到白茹睡著了：

　　白茹的臉是那樣地紅，閉闔著的眼縫下，睫毛顯得格外長。兩手抱著劍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藥包擱在臉旁的滑雪具上，枕著座山雕老婆子的一個大枕頭，上面蒙著她自己的白毛巾。頭上的紅色絨線襯帽已離開了她那散亂的頭發，只有兩條常常兼作小圍巾的帽扇掛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麗的臉腮更加潤細，偶爾吮一吮紅紅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窩微動中更加美麗。她在睡中也是滿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樣的幸福和安靜。兩只凈白如棉的細嫩的小腳伸在炕沿上。22

　　這段描寫可謂一幅美人深睡圖，頗有古典詩詞“云鬢香腮”之感。作者特意突出了白茹俏麗的臉腮、長長的睫毛、散亂的頭發、紅紅的嘴唇、熟睡中的笑容，以及“兩只凈白如棉的細嫩的小腳”。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這一段“看”與“被看”的描寫，可以說是一段典型的男性視角對女性身體的“凝視”性描寫。此時的白茹是熟睡的、安靜的、靜止的，只能充當“被看”、被審視、被凝視的角色，是愛情關系中的被動承受者，等待作為男性的少劍波來凝視、欣賞和定義。她此時所呈現出來的種種被動性特質，也是作為男性目光“凝視”動作的對象而存在的，其價值和美感是需要作為男性的少劍波來予以定義和評價的。

　　在《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中，勞拉·穆爾維把這類情形定義為“父權制/宗法制社會的無意識”，是一種“結構化了”的形式。23她認為在男性文化視野中，眾多女性的形象只是為了“被看”，而男人的形象則是“在看”。穆爾維認為，電影中觀眾的凝視、攝像機的凝視、男主人公的凝視是相互關聯的，這就產生了一種共同的“男性凝視”，即將男主人公定位為凝視的承擔者、將女性角色定位為被凝視的對象，這就在兩性情愛關系上籠罩了一層男權統治色彩。這在觀眾中也會產生一種認同男性的心理感覺，因而他們在觀看時也不知不覺地依照男性的視覺去看，成為觀看、言說和評價女性的主體。

　　這一闡釋同樣適用于文學作品。在《林海雪原》這一段中，少劍波的目光集中在白茹的“臉腮”“睫毛”“頭發”“嘴唇”，尤其是“兩只凈白如棉的細嫩的小腳”，使得這段話具有了一股濃郁的男權情色欲望味道。因為女性的“腳”常被作為男性把玩之物出現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宋代女性被迫裹腳之后，中國古典文學對女性“腳”的描寫就有了更加明顯的滿足男性控制欲、把玩欲的情欲色彩。小說還強調熟睡中的白茹緊緊抱著少劍波的皮包，更彰顯出她對少劍波的深情，形成了一種無聲的表白。這幅“美人深睡圖”使《林海雪原》招致諸多質疑。本來，人有七情六欲，文學作品對人的情色欲望進行描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如果文學作品對人們欲望的描寫只停留在男性對女性的“凝視”和女性對男性的“仰望”上，而不同時把女性也作為愛情主體來進行描寫，使其喪失了作為現代個體的自主性與獨立性，那這種愛情敘事就是基于男女不平等關系的非現代話語。這段描寫成為這部小說中最遭人質疑的部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美人深睡圖”之后的敘述又刻意強調現代女性價值。曲波借少劍波之口歷數了白茹的英雄事跡，特別強調了她“和男同志一樣，奔馳在林海雪原”進行戰斗，還“學得了對祖國醫學有用的秘方”，“建立小分隊的防凍保健衛生制度，保證了行軍戰斗的順利開展”，“解決了別人所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評價白茹是無產階級革命“女英雄”。24小說用直白的方式宣告了白茹在少劍波心目中是一名現代革命伴侶，強調了白茹的現代女性形象定位。這種特意的強調也體現在少劍波日記中為白茹寫的情詩當中。25這首詩第一句把白茹比喻為“萬馬軍中一嬌娜”，緊接著他又覺得“嬌娜”這個詞過于陳舊、柔弱，有損白茹的形象，就把它涂掉了。后來他想起“東北的群眾對小女孩的愛稱是‘小丫’”，所以，決定用“小丫”這個詞。但接下來，詩中還是分別從“顏”“體”“聲”“目”“發”五個方面，特別強調了白茹的容貌體態之美：

　　萬馬軍中一小丫，

　　顏似露潤月季花。

　　體靈比鳥鳥亦笨，

　　歌聲賽琴琴聲啞。

　　雙目神動似能語，

　　垂髫散涌瀑布發。

　　隨后，他連用四個設問句，說出大家對小丫是否能勝任革命斗爭任務的疑問，欲揚先抑地說出一般人認為她會很嬌弱：

　　誰信小丫能從戎？

　　誰信小丫能飛馬？

　　誰信小丫能征戰？

　　誰信小丫能萬里剿討動殺伐？

　　雪埋北國軍令動，

　　誰都嫌她太嬌娜。

　　接著，用褒揚的語句贊揚白茹力小志大：

　　小丫利詞志不貶，

　　隨軍步履不要馬。

　　小丫小力佩小槍，

　　囊負靈丹雪原踏。

　　…………

　　奶頭飛躍千尺狼牙澗，

　　威虎飛滑萬座奇山峽。

　　蘑菇爺爺譽她是“靈芝”，

　　夾皮叔叔譽她是“女俠”。

　　這首詩從各個層面說她獲得了整體性的認可和好評，尤其是民間的“蘑菇爺爺”和林場“夾皮叔叔”們都把她比喻成“靈芝”和“女俠”，意指她獲得了來自民間和工人的認可。那么，接下來再寫她獲得黨和軍隊的認可就順理成章了：

　　小丫雪地覓妙藥，

　　徹夜不眠施醫法。

　　靈丹一敷潰痕愈，

　　勇士體健心開花。

　　她是雪原的白衣士，

　　她是軍中的一朵花。

　　她是山巒叢叢的一只和平鳥，

　　她是林海茫茫的一個“小美俠”（我也這樣稱呼她）。

　　全詩結尾落腳于她是解放軍部隊的白衣戰士，這可以認為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新人白茹的最高肯定；同時因為她在促進軍民一家、共同剿匪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所以又稱其為山間“和平鳥”、林海“小美俠”。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白衣戰士”外層加上了“一朵花”的限定，“俠客”中心語前面加上了“小”而“美”的定語。所以我們仍能從中找到少劍波或者說是曲波對白茹的定位訴求，那就是“軍中紅花”“俠中小美”才更值得獲得男性主體的愛慕、欣賞、贊揚和肯定。這樣一種雙重設定就暴露出曲波和少劍波們對革命女性的本質要求，那就是既要有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崇高內核，也要有作為男性啟蒙、凝視的客體之外貌美。這種雙重標準體現了作品現代性與非現代性因素交織的面貌。

　　03

　　嚴肅的玩笑：旁觀者的啟蒙型愛情話語敘事

　　除了愛情雙方當事人，小說還常從小分隊其他戰士——旁觀者的視角，表達對少劍波和白茹愛情的鼓勵、支持。如劉勛蒼在訓練小分隊戰士滑雪技能時，因為怕白茹掉隊而對她格外嚴厲，經常“給她下小操，罰她多做幾次”。

　　休息時，大家開玩笑說：“劉勛蒼訓白茹，就像列國時代孫武子操練皇妃女兵一樣。”

　　小董說得更可笑，“坦克這是硬逼著騍馬上陣哪！”26

　　這段玩笑話初看并沒有什么，但其中卻蘊含著局外人，包括小分隊戰友對他們兩人愛情關系的看法和評價。大家說劉勛蒼訓練白茹滑雪技能就像孫武訓練皇妃女兵一般，一方面在戲謔調侃中包含著對白茹滑雪、戰斗技能的否定，另一方面也顯露出他們潛意識里對二人愛情關系的評價是“女低男高”。小董更是直接用了“騍馬不上陣”這個對女性有明顯歧視意味的民間諺語，雖然這是發生在戰斗生活間隙的玩笑話，但也表明了一個嚴肅的事實，那就是雖然小分隊的戰友們平時非常喜愛白茹，但他們在心底也認為白茹在戰爭中是弱者，在與少劍波的愛情關系中也是位低而高攀的一方。

　　小說第二十七回“青年獵手導跳絕壁巖”有一處非常有意思的描寫，寫小分隊在原始森林里艱苦行軍時遇到了剛從馬希山匪窩里逃出來的李勇奇的表弟、青年獵手姜青山。他武功高強，“一手好槍法”“飛滑能追鹿”，與少劍波相認后，他埋怨表哥不為小分隊帶路：

　　“真是！”姜青山臉上露出埋怨的情緒，“我表哥為什么不來呢？”

　　少劍波微笑著答道：“夾皮溝的工作更重要。夾皮溝的人離不開他！”

　　“那三妹為什么不來呢？她的武藝并不差呀，山林經驗也很多呀！”

　　“別扯啦！”白茹笑著向姜青山一擺手，“她是個女的，怎么成呢！”

　　“那你還是男的？”

　　大家一陣哄笑，白茹倒給怔住了，好像她在說這話的時候忘了她自己也是個女的。27

　　我們上文提到，小說第三回“受命”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描寫，即白茹主動請纓跟隨小分隊參加剿匪戰斗時少劍波的反應。將這兩段描寫放在一起對比來看，非常有意味。在小說前面，白茹是以非常高昂的男女平等姿態出場的，給讀者的感覺她是一名主體意識非常強的現代女性、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但在臨近小說結尾處，當姜青山認為自己的未婚妻李三妹“武藝不差”“山林經驗多”，完全可以勝任為小分隊帶路的任務時，白茹反而“忘了”自己身為女性追求與男性平等地建功立業的初衷，完全站到了當初少劍波的位置上，以男性視角來考慮問題，僅僅因為李三妹“是個女的”就認為她不能勝任為小分隊雪地帶路的任務。究其原因，一是白茹由于長時間和小分隊戰士戰斗生活在一起，受后者影響，開始逐漸以男性中心視角來看待問題。更重要的是自從白茹愛上少劍波后，她身上現代女性的獨立自主的品質就悄然弱化，逐漸向男性中心主義的“賢妻良母”“紅袖添香”角色靠攏，從女戰士變成了“小美丫”。

　　反觀姜青山，他來自林海雪原邊遠之地的民間底層，俠氣為先，受中原地區儒家男性中心主義思想影響較少，并不輕視女性；同時因為他和李勇奇、李三妹兄妹倆一起長大，共同學習武藝，一起進山打獵，清楚李三妹的優點。因此，反而是作為男性民間獵手的姜青山比身為無產階級女性革命戰士的白茹更具有男女平等意識。白茹卻因為“戀愛腦”，以自己之前反對的“輕視女同志”的男性視角來看待問題。當時的少劍波是沖她把“手一搖”，說她“亂彈琴”；而此時的她則是沖姜青山“一擺手”，讓他“別扯了”。兩者不僅在口吻、語調上十分相似，就連動作也幾乎一致。這種同一人物形象性別觀念前后顛倒的現代性退化現象，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

　　李三妹是李勇奇的妹妹、姜青山的未婚妻。自從姜青山被土匪捉去后，她終日哭哭啼啼、消極度日。小分隊到夾皮溝之后，她看到小分隊的勝利，受到感染振作起來，積極參加土改，從一名終日等待未婚夫歸來的傳統型怨婦，成長為帶領鄉親積極土改的現代型革命婦女會副主任。反觀白茹，因為愛上少劍波，由一名具有現代主體意識的女性革命者，逐步弱化了自身的現代氣質和性別觀念，退化為一名傳統依附型女性。曲波寫姜青山的故事，本意是為小分隊的剿匪戰斗增加民間的支持性力量，同時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軍“得道多助”，國民黨反動派及其領導的各路匪軍“失道寡助”，但由于文學作品的語言有其自身的言說邏輯和表達張力，會呈現出比作者寫作意圖更多的深層意義，所以，在這個情節的一來一往中，白茹和李三妹的革命/愛情故事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從正反兩方面揭示了中國現代階級革命中女性成長的兩種道路及結局，這使得白茹和李三妹的故事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象征性和隱喻性。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放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下，“階級革命”成為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戰爭小說最重要的敘事宗旨和書寫主題，甚至可以說，“‘革命’已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和實踐方式，‘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它已成為意識形態，‘革命’也因此成為藝術創作的主導性話語或文學話語體系的基本敘述原則。通俗地說，也就是以‘革命’美學來規范感性的敘述系統，對文本中的敘事傾向和情感具象進行導引和調整，通過修辭的書寫方式將文本進行審美意識形態化”28。在這種境況下，愛情、啟蒙、民間話語等就成為論證這一時代敘事主題的次級性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有著強大社會內涵和民眾心理基礎，所以在50—70年代革命戰爭小說論證階級革命主題的過程中，它們總是會在各種敘事情節中彰顯自身的內涵特征和話語生命力，從而造成革命現代性、啟蒙現代性和非現代性纏繞在一起的情況。

　　具體到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戰爭小說中的愛情話語，情況就更為復雜。許多“少共”型的農軍作者由于知識學養限制，雖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革命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教育，但他們的愛情觀念和性別觀念往往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在書寫愛情敘事這種亙古就有的話語主題時，往往還是會沿用古典的前現代性的兩性觀念和情感敘事模式，從而造成創作意圖與文本實踐不完全一致的情況。這些作品的愛情敘事話語，既經常描寫男女雙方，尤其是女性角色階級革命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的主體意識的成長，又經常構造男強女弱、男高女低、啟蒙與被啟蒙、引導與被引導的兩性關系模式。這些模式與傳統的英雄救美、才子佳人等模式相結合，就造成了《林海雪原》里愛情話語敘事的這種現代性、非現代性因素纏繞的含混狀態。

　　04

　　階級倫理賦值：民間神話傳說的愛情話語敘事

　　除了上述敵我陣營愛情話語的正邪對立敘事和現代女性在愛情/革命雙重加持下的成長敘事，《林海雪原》還寫了狄英兒和靈芝姑娘的美好愛情神話傳說。在小說第七回“蘑菇老人神話奶頭山”中，少劍波追蹤土匪許大馬棒部到了老爺嶺下，此處山高林密，匪徒藏匿，難以尋覓。發愁之際，他們遇到了山中奇人、老爺嶺的活地圖蘑菇老人。攻打奶頭山之前，蘑菇老人為小分隊眾人詳細講解了奶頭山的地形地貌，還向眾人講了仙姑洞狄英兒和靈芝姑娘的民間神話傳說。靈芝姑娘聰明俊俏，能歌善射，與同部落騎白馬、吹竹笛、能降虎拿豹的英勇獵手狄英兒相依相戀。靈芝十八歲時被野蠻部落的酋長豬大膘強行擄走，狄英兒力救未果逃入林中。搶親隊伍行至靈芝峰下靈芝澗時，山崩地裂、狂風大作，搶親隊伍被吹散，靈芝姑娘的坐騎小鹿把她馱到奶頭山的一個山洞里與狄英兒重逢，并遇到四位仙子贈予他們泉水、谷物、百花和小鳥，之后他倆在山洞里幸福地勞作生活，生養孩子。他們把孩子養大后，送給窮人和老人，最后“云游四海，施福與人”，所以人們稱奶頭山上這個洞為送子仙姑洞。講完這個神話故事后，老人痛訴土匪強占仙姑洞殘害百姓，是“觸犯神仙的逆天大罪，久后必得報應”，但因為仙姑洞地勢險峻，要想攻打下來“非神力不可”，所以他悲觀地認為只有“等靈芝姑娘、狄英兒回來”才能“滅了這些妖魔鬼怪狗雜種”。少劍波聽后告訴他：“我們是會剿滅他的，靈芝姑娘和狄英兒就要回來了。”29

　　蘑菇老人所講的民間神話故事描繪出一幅奇險峻美的江山圖，圖里有勤勞勇敢的勞動人民和恩愛甜蜜的青年情侶，飽含著自古以來勞動人民最熱切的愿望，那就是山美水美、天人和諧、生活富足、愛情美滿、子孫旺盛；圖中也有明顯的階級壓迫內容存在，那就是破壞這一切美好的邪惡部落酋長“豬大膘”們，他們是剝削和壓迫人民的邪惡“他者”。在這里，蘑菇老人作為故事講述者、山林守護者和土匪搶劫遭遇者，成為聯系神話傳說和現實階級斗爭的橋梁性人物，他對于神話中恩愛甜蜜、造福于人的靈芝姑娘和狄英兒的呼喚，在現實階級斗爭中得到了呼應，那就是以少劍波和白茹為代表的共產黨解放軍，他們剿滅了現代“豬大膘”式的土匪，帶領人民進行土地改革，走上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因此，他所講述的神話故事和他所見證的革命故事達到了歷史性的契合。這種契合既是對歷史的延續，也是對現實的概括，更是對未來的展望，在“歷史-現實-未來”的整體時間體系中，獲得了超越時空限制的象征性和寓言性。這昭示著尊重、親近和救治蘑菇老人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軍必然會獲得民心，創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奇跡和無產階級戰爭的“神話”。

　　與此類似，小說第三十六回“棒槌公公奇談四方臺”中，也有一位民間奇人“棒槌公公”講述了李鯉姑娘的民間神話傳說，并幫助剿匪部隊順利通過長白山，到吉林取得了與土匪最后決戰的勝利。兩段神話傳說在內容和結構上都非常相似。李鯉姑娘和靈芝姑娘一樣勤勞、善良、美麗、勇敢，是父母的心肝寶貝、老百姓們喜愛的“英雄花”。但是這一民間珍寶遭到了地主階級惡霸的覬覦和強搶，故事最后，李鯉姑娘在仙女們的幫助下，在大自然神力的庇護下，依靠自身的武藝戰勝了地主惡霸，成為漁民們的守護神，她的美好精神也化身為李鯉鳥，成了為漁民們引路、造福的“山林之友”。

　　小說中靈芝姑娘和李鯉姑娘的故事具有中國民間神話傳說的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用擬人化的方式解釋奇特的自然地貌的形成——小說中靈芝姑娘和李鯉姑娘的故事首先解釋了奶頭山仙姑洞和鏡泊湖鯉門洞的形成；二是表達勞動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社會公正、生活富足、愛情自由美滿。因為中國民間自古就有用年輕美好的女性象征奇珍異寶的文化傳統，當這種民間珍寶被地主惡霸們掠奪時，人們會奮起反抗，卻常因力量懸殊而失敗，所以才期盼出現掌握大自然神力的神仙來懲罰邪惡的“他者”，而這些民間珍寶也常被期盼可以突獲天賦異能，化身神靈，保護自己、守護鄉親和美麗家園。

　　《林海雪原》中由民間奇人“蘑菇老人”和“棒槌公公”所講的靈芝姑娘和李鯉姑娘的民間神話傳說，除了承載以上兩種民間神話傳說的文化內涵之外，還被賦予了鮮明的階級斗爭意義。因此，故事中的愛情成分被大大壓縮了，靈芝和李鯉追求愛情自由的反抗行為只是被當作引出階級壓迫與反壓迫斗爭的鋪墊性因素，故事的核心在于歌頌中國共產黨因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具有了征服自然天險、鎮壓地主惡霸、保護民間珍寶、實現民眾美好愿望的“天”賦異能。這兩個民間故事以解釋自然地貌為起因，以表達追求愛情自由為過程，以助力階級解放為目的，以“三合一”的方式完成了小說為階級斗爭作證的敘事宗旨，從超越倫理和民間倫理即天道和人道兩個方面，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的順應天道和合乎民心。

　　結語

　　一個社會的主導性文化價值體系是由主流意識形態決定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滲透、塑造并制約著文學話語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因此，文學話語的生產機制會被納入社會文化體系的運作軌道，形成隸屬于這個大系統的次級生產體系。中國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生產機制就是如此，在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這一時期的革命戰爭小說遵循階級本質論敘事倫理，推動了人民民主國家新型文化共同體的確立，“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乃至生活方式、表達方式，同時也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一個極強的文化認同感”30。

　　在這個層面上看，《林海雪原》從創作動機、主題內容到敘事布局，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政治話語的主動靠攏，是“以對歷史‘本質’的規范化敘述，為新的社會的真理性作出證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動對歷史的既定敘述的合法化，也為處于社會轉折期中的民眾，提供生活準則和思想依據”。31但另一方面，文學具備審美和意識形態雙重屬性。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可能完全由作者和外在的社會環境來決定，“也不可能只是內在于作品之中”，它“是社會煉金術的產物”，32具有復雜的面貌。所以，盡管《林海雪原》的時代背景和創作動機決定了它階級本質論的基本敘事倫理，但它的整體創作風貌并不純粹，小說的愛情話語既具有革命現代性、啟蒙現代性的因素，又包含著古典愛情語義、民間神話語義等非現代性的因素，它們相互博弈、相互纏繞，又相互滲透、相互生發，共同呈現出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話語現代性書寫的復雜面向。這種面向雖然不夠純粹，但我們可以超然一些，將其看作現代性自身開放性的結果，這也是現代性話語書寫的魅力所在。

　　[本文系201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戰爭小說敘事倫理研究”（編號：18BZW144）的階段性成果]

　　1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2 參見王燁：《二十年代革命小說的敘事形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6頁。

　　3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頁。

　　4 同上，第340頁。

　　5 同上，第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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