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是20世紀承傳與光大中國古典詩歌文化的之極重要人物，其貢獻是獨一無二的。毛澤東擅長詩詞，亦作歌、作賦、寫駢文、寫曲、寫對聯，他遺留、幸存下來的歌、賦、駢文、曲、對聯等數量雖不是太多，但能從總體上見識到他的詩歌作品既有豪邁之氣，亦有婉約之風，還有戲謔、民俗色彩。毛澤東作為語言大師、詩歌巨匠，具有極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在運用古典詩歌體式之創作方面獨領風騷。他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時，用文房四寶留下了傳世佳作，鑄造就了一座詩文化高峰，其詩風、文風開創了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上一個新時代。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古典詩歌文化；承傳與光大；典范

　　毛澤東是20世紀承傳與光大中國古典詩歌文化的極重要人物，其貢獻獨一無二。自20世紀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白話文興起和文言文衰落，中國古典詩歌文化便失去了語言文字載體。然而，此時新詩歌尚處于萌生期、更無名作產生；用古典詩歌體式創作，仍在許多通過私塾、書院教育和新式學校受古典文化熏陶的文化人中間流行。作為語言大師、詩歌巨匠，毛澤東不僅善于與時俱進、擅長白話文，更由于積淀了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在運用古典詩歌體式之創作方面獨領風騷。

　　毛澤東在世時，以一冊《毛主席詩詞》提高了國人的詩歌素養與人文素質，提升了一個詩文化國度的藝術品格，激發了人們的革命豪情與奮斗精神。《毛主席詩詞》亦風靡世界，贏得國外詩歌愛好者的喜愛與珍視，受到一些大國政要的青睞，他們以熟悉若干毛澤東詩句而引為時髦。毛澤東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時，用文房四寶留下了傳世佳作，鑄造了一座詩詞高峰，讓世人景仰，為后人留騷。他的詩風、文風開創了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上一個新時代，至今仍有顯赫或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毛澤東心目中，詩詞是他全部文字作品中的最愛。毛澤東出版了“為民立極”的“雄文四卷”，本來還準備編續卷，但感到時機不那么成熟而作罷。雖未明確表示要出版，但毛澤東對自己的詩作卻在終生修改、琢磨。顯然，毛澤東把自己的詩稿視為最重要的精神財富。1966年3月8日，邢臺發生地震，波及北京。這時毛澤東正在中南海的住處辦公。護士長吳旭君慌忙攙扶起毛澤東往屋外走。剛走到門口，毛澤東又返回屋里去，把案頭上放置的一個牛皮紙包挾在腋下，這才隨吳旭君走出屋外。吳旭君見毛澤東只挾了個牛皮紙包，就問：“主席！屋里那么多好東西您不拿，為什么就拿這包紙啊？”毛澤東回頭瞥了一眼“主席辦公室”，感嘆道：“那些東西都不是我的，我身無長物，只有這些自己寫的詩稿屬于我的。”可見，這個牛皮紙包——可雅稱為“詩囊”似是毛澤東的第二生命，其他可以割棄，惟詩囊不能離身。毛澤東有生之年只出版了《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1963年），他的多數詩作都存于自己的詩囊。

　　透過《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可以看到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家毛澤東。革命家兼詩人的毛澤東當年只同意發表37首作品，是因自己對質量要求太高。從詩詞集收錄的詩10首（七律8首，七絕2首）、詞27首來看，毛澤東賦詩填詞基本遵循了詩詞韻律。主要表現在：律詩、絕句的句數、字數、韻腳所在和用平韻等完全依照格律；律詩頷聯、頸聯對仗，——多用寬對，也用工對；注意平仄，有時也用拗句，但非常少。毛澤東填詞時亦基本遵循詞律，使用的詞牌有《菩薩蠻》《西江月》《如夢令》《采桑子》《減字木蘭花》《漁家傲》《十六字令》《憶秦娥》《念奴嬌》《清平樂》《沁園春》《浣溪沙》《浪淘沙》《水調歌頭》《蝶戀花》《卜算子》《滿江紅》等。

　　毛澤東詩詞展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把作為革命領袖的毛澤東的思想境界、恢弘的藝術意象、高超的構詞技巧、純熟的創作手法盡情展現，這奠定了毛澤東作為詩人在中國詩詞文化歷史上的崇高地位。山東大學高亨教授一闕《水調歌頭》，對毛澤東及其詩作有恰如其分的評價與稱頌：“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云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這首詞勾勒了毛澤東通曉古今歷史、志在扭轉乾坤、下筆猶春雷驚響的偉大革命家詩人形象，并通過歷史對比，指出中國詩壇上最有名的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佼佼者的作品也沒有毛澤東作品那般奇偉雄壯。毛澤東以其60年的詩詞創作，鑄成一座詩文化高峰——不僅是中國古典詩詞的最后一座高峰，也是后無來者的詩詞高峰，似乎成了絕唱。

　　毛澤東辭世以后，隨著人們的挖掘，毛澤東從青年到晚年各時期詩作以各種形式發表，其詩人形象變得更加豐滿。例如，從《五古·挽易昌陶》，可以看出他作為學子貴友重情、憂國憂民、立志救國；從《虞美人·枕上》《賀新郎·別友》，可以看到一個癡情相思、兒女情長的少男形象；從《歸國謠》，可以看到一個在朗朗月色中思考中國社會命運的壯士；從《五律·看山》等，可以看到一位在治國操勞之暇，醉心山水、風流瀟灑的騷人；從《七絕·屈原》等，可以看到一位與古詩人憂國情懷相通的政治家；從《賀新郎·讀史》，可以看到一位以“階級斗爭”為基點、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從《七律·洪都》《七律·有所思》等，可以看到一位將對中國社會進行再改造、壯心不已的革新者。

　　從四首四言古風看，毛澤東的詩風既受《詩經》影響，也受唐代力倡古文運動的韓愈的影響。韓愈在頌歌人事時愛用四言長詩（如《元和圣德詩》），而《詩經》的句式也多為四言。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讀過《詩經》，也讀過韓愈的作品，故毛澤東四首四言紀錄的都是重大題材。《祭母文》表達了一位孝子的悲思、尊敬及對慈母早逝的痛惜；《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莊重宣告紅軍革命的宗旨是要推翻軍閥、地主等壓迫者和剝削者，讓窮人翻身過好日子；《祭黃陵文》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始祖的敬重與抵抗外敵入侵的決心。《題〈中國婦女〉之出版》則是號召、支持婦女參加革命、求得翻身解放。

　　然而，毛澤東的詩作遠不限于詩詞，還有歌、賦、駢文、散曲以及對聯，他曾利用中國傳統詩歌文化中的諸多韻文體式創作過各類作品，并且有幸存留下來。

　　毛澤東創作的歌至少存留一首，雖然不是專門創作。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時，1917年10月撰寫并張貼的《征求啟事》就是“歌”。《征求啟事》本是白話文四言啟事，但因四次使用了語助詞“兮”字，便成了具有先秦遺風的“歌”——《詩經》文體多為四言，多有兮字。《征求啟事》云：“鐵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淺合度兮，生命無妨。凡我同志兮，攜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場……”這是毛澤東為組織同學鍛煉身體，強壯體魄，倡議成立游泳組，為號召更多同學參加游泳活動而撰寫的，并張貼在校內揭示處。《征求啟事》運用當時通行的白話寫作，但有先秦時代歌詩遺風，它口語化，不加修飾，別有風味。其文體不是較雅的騷體如《九歌》等，而更接近《詩經》中的“風”即樸實的民歌；句式簡短，存留部分為36字。從行文到內容，號召一師同學在晚餐之后去游泳。

　　《征求啟事》是以歌的形式作為廣告，特性決定它不用文雅之辭，不需雕辭琢句，亦不刻意講求對仗、押韻，且已經與“唱”、與音樂完全分離。雖然它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將興的氛圍中以白話寫成的廣告，但毛澤東別出心裁地在其中用了“兮”字。在當時各種文體中，“兮”字的使用幾乎消失了。而中國古代詩歌中“兮”字頗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在《詩經》中，“兮”字共出現了300余次。這表明，毛澤東在“兮”字已經少用或不用的時代，特意在《征求啟事》中復活“兮”字，讓它明顯具有歌的特點。可以說，《征求啟事》中的“兮”字是歌之魂。按司馬遷的說法，歌可稱為歌詩。該歌一氣呵成，是心性的發外，沒有偽裝，沒有文飾，不刻意追求詞句的精美，不大講求對仗、平仄、用韻。

　　如果說，毛澤東的這首歌受題材束縛不是十分出色，那么他所作的一篇賦則光昌流麗。毛澤東的賦，名曰“自訟”。在1915年8月致信好友蕭子升時，毛澤東將其抄贈。該賦前有一段文字：“弟夙夜危懼，愧對君子，近寫日記一段，命曰自訟，子升試一觀之，可以悉弟痛艾之衷矣。”繼之，在“其言曰”之后，便是全文：

　　“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陽動土暖，茁乙布薆，纏牽成蔓，不能自伸。茍無人理，則縱橫荊棘之顛，播蓐草之內，時序洊至，間吐疏苞，若明若滅。人將指曰：是亦蓐草之類而已。然而秋深葉萎，牧豎過往其間，剔草疏榛，則累累之物，大者如甕，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觀之，牡丹之在園中，綠萼朱葩，交生怒發，矞皇光晶，爭妍斗艷。昧者將曰：是其實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涼歸，花則枯矣，實不可得。吾子觀于二物，奚取焉？應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無終，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雖然，吾觀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獻于人也，一善未達，即欲號于眾也，招朋引類，聳袂軒眉，無靜澹之容，有浮囂之氣，姝姝自悅，曾不知恥，雖強其外，實干其中，名利不毀，耆欲日深，道聽涂說，攪神喪日，而自以為欣。日學牡丹之所為，將無實之可望，猥用自詭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豈不誣哉！予無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氣沮。”

　　該賦借鑒枚乘《七發》的賦體，摹仿其風格，以客、主問答的敘事形式來展開，借物言意。《七發》的體例和描寫手法是散體式的，無格律音韻的限制，不像以后的散體大賦那樣堆疊奇字儷句，而是善用形象的比喻對事物做逼真描摹。開篇即“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繼之寫出意欲之詞。接著是“太子曰”“客曰”等的問答之詞。毛澤東在賦的開頭即“客告予曰”，繼之使用“人將指曰”“昧者將曰”“應曰”“客曰”“猥用自詭曰”等主詞，這使賦的內容更加活潑生動，不只是簡單的客、主問答。賦的整個行文用字古奧，字出有典，但不刻意追求奢華瑰麗，而是陳鋪事物，說明道理。它體現了自身特色與創造。毛澤東當年應是從《昭明文選》中讀到枚乘的賦的，他頗喜愛這部書。

　　毛澤東的這篇賦，運用比興手法，將“匏瓜”與“牡丹”相比較，借以表達：匏瓜是蓐草之類，但秋深結有累累之物；不似牡丹爭妍斗艷，秋涼花枯而不結實。在二者之間取舍，應是匏瓜。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個無果實，一個有結果，有結果的當取為是。毛澤東這篇“自訟”賦，貴在自責；自己對自己的學養、品德、修齊、言行、志向，進行反省，作一明確的評判；敢于解剖自己，以高標準嚴苛要求自己，以祈實現“大我”的目標。

　　毛澤東還寫過駢文，至少留下四篇駢文體書信。其中有兩信最為典型：一是1917年春毛澤東與蕭植蕃（蕭三）聯名致白浪滔天的信，二是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聯名致楊虎城的信。他與蕭植蕃致白浪滔天的信表達致敬、尚賢、言志。他與彭德懷致楊虎城的信則是駢散結合，說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曉以民族大義，表達團結抗日的愿望。

　　駢文起源于漢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主要特點是講求聲律、對仗、隸事、精美。就是說，講究字調平仄、聲韻和諧、對仗工整、引用典故、注重藻飾。駢文注重形式與修辭技巧，雖然內容的表達相對受束縛，但藝術形式很突出。其文體典雅雍容、莊重工穩，用詞奢華鋪張，敘事生動形象，議論氣勢如虹，抒情感人肺腑，故發展成漢文書寫的一種典型文體。駢文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亦稱“四六文”，全篇多雙句（“駢四儷六”），給人以一種勻衡的對稱美。

　　1917年春毛澤東與蕭植蕃聯名致白浪滔天的信是典型的駢文體，基本是四、六句：

　　白浪滔天先生閣下：

　　久欽高誼，覿面無緣，遠道聞風，令人興起。先生之于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里，又復臨穴送棺。高誼貫于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澤東，湘之學生，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愿一望見豐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實賜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　蕭植蕃　毛澤東上

　　這封信寫于一九一七年春白浪滔天來長沙參加黃興葬禮期間。蕭植蕃是毛澤東的好友，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屬小學教員。白浪滔天（1871—1922年）即宮崎寅藏，日本熊本縣人。他曾積極支持和幫助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并參加興中會，與黃興等人交往甚密。1917年２月，白浪滔天從日本來長沙參加黃興改葬的葬禮。毛澤東等得知此消息后，特聯名給他寫信，高度贊揚他的精神品德，并表示愿去拜訪和求教。該信除稱呼與落款，信中“今者愿一望見豐采”為八字，“惟先生實賜容接”為七字外，其余皆四六言。故它是篇典型的駢文體書信。全信用字雅致，對仗工整，亦有隸事。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曾致楊虎城一封駢散結合的書信，其辭藻、文采是之前所有信中沒有的；它說理言志，頗能使人動情激憤。信的駢文部分是：

　　“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鑣并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后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風雨同舟，愿聞明教。專此布臆。”

　　這些四、六言駢文體，精美對偶、華麗藻飾不只是給人以文學美，且飽含愛國情懷、抗日意志，更是給人以鞭策、鼓勵。信中用典亦恰到好處，最能打動人心。毛澤東等給楊虎城寫信，是要爭取他指揮的十七路軍與紅軍聯合抗日，在信中曉以民族大義，表達團結抗日的愿望，應該說這深深感動了楊虎城。后來，楊虎城力促張學良，合作在西安對蔣介石發動兵諫，使中國的抗日形勢得以扭轉。

　　從一般體裁看，“駢文”是介于散文和韻文之間的一種文體，雖然它曾朝賦的體裁演化，但與辭賦有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評價唐代王勃等人駢文，并將之同六朝駢文相比較，說：“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毛澤東會寫駢文，可能還直接受湖湘詩詞文化的影響。晚清名臣曾國藩，認可古文與駢文相通，提倡駢散結合，力求超越語言形式對文體的限制。他還將駢文創作與詩聯系起來，認為駢文講究對仗工整和用典的特點有助于詩的創作，故曾國藩主張詩人必須學習寫作駢文。曾國藩在為王定安的《蛻敩齋稿》撰寫題記時強調：“詩人必學為四六，故唐世詩家無不工為駢文者。”青年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時期，曾研讀過曾國藩的著作，但在多大程度上受曾國藩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善于駢文寫作，對他的詩詞創作十分有助益。

　　毛澤東還寫過曲（散曲）。遺憾的是，他在1960年代創作的元曲小令至今沒有發表。“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吳旭君回憶，毛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常讀元曲。他在‘文革’期間還創作過元曲小令，只是沒有發表而已。另外，那個時候，他為了反擊當時所說的現代修正主義逆流，正在寫政治諷刺詩詞，以作投槍和匕首。他讀元曲正是想吸收它的諷刺手法，以及汲取它的生動而幽默的俚語，來探索和豐富他的反修詩詞創作。”倘若毛澤東的這些曲作能夠早日面世，我們對他所寫散曲風格、文質的了解就更全面了。

　　不過，我們有幸能讀到謝靜宜在回憶錄中記錄的一首，略知毛澤東所寫之曲的風格與品位。謝靜宜在回憶自己同毛澤東談曲而得到毛澤東曲作的往事時寫道：1961年，田家英等幾位夫子一起談說詩詞時，曾給大伙讀了一首逗樂的詩，大意是一對戀人因沒有文化通信困難，就約定以畫圈來代替思念之情。“后來，我當笑話把這首詩背給了主席聽，主席大笑，并說他看到過。主席笑后詩興即起，拿起筆也寫了一個《一半兒》贈給我和我丈夫。大意是：‘閨中少女不知情，一覺睡到大天明，自從有了同窗婿，一半兒朦朧，一半兒醒。’主席寫好后說：‘送給你和小蘇吧!’然后主席笑著給我作了解釋，因為我與丈夫是青梅竹馬、同窗同學、同做機要工作，故有此《一半兒》。”

　　毛澤東隨筆寫成一首曲，儼然順水推舟，信手拈來，用字通俗詼諧，這與他的曲學知識豐富有關。他曾經手書清代馮云鵬（字晏海，江蘇通州紫瑯[南通市]人）的《北仙呂　一半兒　新嫁娘（之一）》：“少時獨宿不關情，一〔徹〕夜酣眠直到明。自有同衾人喚卿，怎安寧？一半兒迷蒙，一半兒醒。”《北仙呂》是宮調名，《一半兒》是曲牌名，屬北曲仙呂宮。

　　此外，毛澤東還創作過大量對聯。對聯被譽為“短詩”，它來自詩，詩中有聯，聯中有詩，故詩聯不分家。然而，毛澤東有不少對聯字句較長，超過律詩與小令。并且，他在求學時期撰寫的對聯就很出色。例如，1915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病故的學生易昌陶召開追悼會，毛澤東不僅送有挽詩，還送有挽聯，“胡虜多反復，千里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作此聯時，正值對內獨裁、對外賣國的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之后。挽聯的文字交織著毛澤東既悲且憤的感情。他既痛惜良友早夭，又切感國仇必洗。從中可見青年毛澤東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有著振貧弱、抗外侮、經濟天下的大志。

　　毛澤東的對聯佳作頗多，可與詩詞媲美。現再引幾例。1919年10月５日，母親文氏夫人病逝，毛澤東從長沙回家奔喪，在以極度懷悲之情寫祭母文的同時，還作靈聯二副。其中之一是，“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該聯盡露對慈母的無限懷念之情，感人肺腑，讀罷令人悲從心來。1930年冬，紅軍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大“圍剿”，在寧都小布召開根據地軍民誓師大會。大會會場掛著毛澤東親撰的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此聯說明了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內容和運動戰、殲滅戰的軍事思想原則：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以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1944年秋，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在河南夏邑八里莊戰斗中犧牲。毛澤東特寫挽聯一副，“二十年艱難事業，即將徹底完成，忍看勛績輝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貞，是共產黨人好榜樣；千萬里破碎河山，正待從頭收拾，孰料血花飛濺，為國犧牲，滿腔悲憤，為中華民族悼英雄”。此聯對仗工整，詞章峻秀，高度評價了彭雪楓的一生，在寄托哀思時直抒奮發之氣。

　　毛澤東善寫對聯，與他勤學深鉆分不開。1949年后毛澤東極少寫對聯，但他仍然研究對聯。清代梁章鉅的《楹聯叢話》是他出行的必備書之一。他在《楹聯叢話》中讀到清代孫髯為昆明池大觀樓所作長聯時，稱其“從古未有，別具一格”，認為梁章鉅對其“究未免冗長之譏也”的評價“不確”，還細心指出其中言“一楹貼多至一百七十余言”是“一百八十字”之誤。對于叢話中所錄阮元對此聯的改筆，毛澤東斥之為“死對、點金成鐵”。

　　綜上所述，毛澤東擅長詩詞，亦作歌、作賦、寫駢文、寫曲、寫對聯，遺留、幸存下來的毛澤東的歌、賦、駢文、曲、對聯等數量雖不是太多，但至少可以讓我們從總體上見識他的作品既有豪邁之氣，亦有婉約之風，還有戲謔、民俗色彩。1957年8月1日，毛澤東在讀了《蘇幕遮》和《漁家傲》后寫下一段批語：“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有所偏但仍是復雜的。”毛澤東自己的詩文風格何嘗不是“復雜”的呢？通過其全部詩作，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一個血肉之軀的毛澤東：既是一個功高蓋世的偉人，也是一個具有平民情結的普通人，人性所應有的他無不具有。以歷史來衡量，毛澤東的詩作體現了他是承傳與光大中國古典詩歌文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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