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我讀的外語系，男女生比例大約是五比一，而當時的中文系，男女比例還不像現在這樣失調，我們到文史樓上課，看人家教室陰陽得當，就有些嫉妒。后來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養生去的。不過，玩笑歸玩笑，我在中文系讀研究生那幾年，確是我求學生涯中最難忘的時光。
事實上，在八十年代，對中文系沒熱情幾乎不可能。校園廣告欄上都是和文學有關的講座，大小社團也都文藝腔，在活動中心跳舞，被人問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嗎，你會反思是不是自己氣質特庸俗。那些年，是風流之徒的最好年華，他們用詩歌為自己擔保，使得對里爾克動情的女生后來都有一段和校園詩人的莫名戀情。
校園詩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冊學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現在這么嚴格，一個寢室八張床，長期睡九個也很正常，至今我還覺得奇怪，那種亂而不淫的關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大二的時候，我住過一年的大寢室，十四個人一個屋，吃過晚飯，不談戀愛的出門夜自習，談戀愛的上門夜自習，晚上我們回寢室，但見蚊帳飄蕩，嘈嘈切切，想起我們的寫作老師、現代派詩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們對飲鴆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個老鄉跑來說，他們學校最近抓了一個宿舍，戶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們對她的消息反應不強烈，她自嘆自唱：“墮落啊墮落！”我至今記得她扼腕痛惜狀，一邊大口地吸爆炒螺螄。不過，在那個時代，“墮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義，女孩還沒有掌握身體的方法論，男孩也不懂得肉身會有價，所以，從身體開始的愛戀，常常又以身體結束，流淚的流淚，流血的流血。六點鐘的寢室，晨跑的同學突然也會帶回一個消息，五樓日語系的一個女生自殺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應都是，她失戀。在那個年代，除了愛情能突破身體的極限，其他，還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試算個屁啊，先鋒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給我們上寫作課，他們上的那些小說理論，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不過，他們對分數的態度一下子讓我們意識到大學是什么了。記不得格非還是宋琳說的，“喜歡分數的同學，可以告訴我一聲。”可總會有憨厚的同學站起來問，寫作文，到底怎么評分的？“評分啊，那也容易，我們把試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試卷100分，以此類推。”
二十年過去，有時候我也懷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講過類似的話，或者，這話，到底是他們中的哪一個講的，但是，有什么要緊，永不熄燈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奮筆疾書的絕不是為了成績，一定是為了寫出最壯觀的詩歌獻給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遠流竄著詩人，這些詩人有些是大學畢業沒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長期混跡校園的文藝二流子，部分在白天還有正當職業，部分則寄生華師大七八年了，我的一個非常要好的女同學，就供養過當時非常著名的一個詩人，直到他后來找到別的供養人。不過，所謂供養，在當年，也是很干凈的事情，就是把一個月的飯票分成兩半，一人一半。
詩人找到別人供養了，我的好朋友請我吃飯，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灘。我們走進店里，多少有點闖入別人地盤的怯場，搞得有很長一段時間，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過于崇高。一半是黯然神傷，一半是如釋重負，她說，從今天開始我不用跟我媽撒謊了，這一年來，不停變相跟我媽要錢，讓她一天到晚在罵華東師大收費多。然后我們一起罵了詩人，最后從外灘走回學校，一路上，她朗誦詩人寫給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媽的，寫得這么狗屁！”“狗屁”，當然是一種贊美。
可惜我記性不好，當年覺得蘭波似的詩句，現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該著名詩人給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親愛的孩子”開頭。其實，我得承認，在那個夏日午后，當她打開紅色的文件夾，把詩人寫給她的信和詩向我們展示的時候，我的內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說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歡河東食堂的大排，我也找個詩人為我寫詩。
這是詩人的好時代嗎？也許是吧，宋琳老師不是至今認為，所謂天堂，就是在華東師大當老師。就說宋琳老師吧，夏雨詩會的時候，他在學校大禮堂朗誦他自己的詩，他一邊朗誦一邊把自己的詩稿往臺下撒，搞得當時萬眾矚目的校花因為搶一頁詩稿差點走光。詩人宋琳，據說二十年后重回華東師大，從學校前門走到后門，只花了十分鐘，這讓他很悲哀，因為以前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詩人，目標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變！從宿舍門口出來，門衛老頭就會叮囑他，門口兩個小囡，來過三趟了！
遠在北方的詩人宋琳會想念這些潮濕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悵，今天，當我站在教室里，跟學生說起宋琳，他們再沒有熱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說的是一個前朝人物。其實，不僅宋琳，華東師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漸進入歷史。二十年前的圖書館舞廳，宋琳穿著高筒雨鞋和我們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個轉身，漂亮姑娘不認識宋琳了。
可與此同時，我又覺得，八十年代的落潮，詩人們的退場，是不能只用懷舊的方式料理后事的，這其中，當事人多少都要負些責任，畢竟，像宋琳這樣有品德的詩人不多。譬如我那個供養過詩人的好朋友，時隔經年，會很冷靜地跟我說，雖然我并不后悔當年為了他連華亭路的一件Ｔ恤都舍不得買，卻幫他買最好的稿紙，但其實，他一直是自私的。而這種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萬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鐘都該思念他，每一分錢都該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費，從來都是揮霍掉，買進口煙去咖啡館。更糟糕的是，他從來不掩飾自己對不同女孩的興趣，好像這是詩人的天職，但是對于我交往的同年齡男生，他總是笑人家太實際沒夢想。
也許是這樣的，詩人本人不及物，但卻會加劇周圍人的及物。為了和詩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過家教，萌生過去公司打工的念頭；為了和詩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讀書，作出叛逆的姿態從課堂出走，沒搞懂莎士比亞只好去學商務英語；為了和詩人在一起，她把他的夢當作自己的夢，最后卻是交出了自己的夢。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頭看看，詩人身邊也算是尸橫遍野，這樣，八十年代一旦結束，詩人發現自己也成了李爾王。
每個時代都會留下李爾王，但八十年代制造的李爾王是比較多的。當然，話說回來，今天卻是連李爾王也沒有了。
九○年代初，我進入中文系讀研究生。回想起來，在文史樓給我們作講座的學者作家詩人都是氣勢磅礴類的，馬原像毛主席一樣地走進教室，滿滿當當的文史樓301教室迅速讓出一條道，等馬原走過，這條道馬上又被人群封死，演講結束，格非陪著馬原，后面浩蕩地跟一支文藝隊伍去后門宵夜，遇到馬原興致高，還會問一些奇崛的問題，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時候？”現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得到了馬原的激賞，因為依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手淫就是寫作。當然，李洱的寫作不是因為馬原的首肯，但當時的確有一種風氣，它使草根出身的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碼，只要應聲叫出“芝麻開門”，就能接過精英守衛的文學任務。而“芝麻開門”這樣的口令，在華師大的江湖傳統里，一向是功夫在詩外，所以，大家對正規課堂普遍不重視，熱衷于偏門武功追求的是驚世駭俗，李劼的離經叛道就滿足了當時的這種需要。
有一段時間，李劼宣揚全息文化，從《紅樓夢》講到二戰，而他自己也忽而賈寶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們寢室，跟我們說Good after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我們雖然很驚訝，但都故作鎮靜，在那個時候，好像大家集體練就了一種功夫，類似“榮辱不驚”，譬如有人說“《金瓶梅》是一部偵探小說”，就會有人談“《變形記》的同性戀結構”，那個年代，我們彼此的傾聽能力其實很差，但在一個創造力相對旺盛的時辰，在一個及時行樂還帶著無限激情的時代，誰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時間來贊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譯的葉芝詩歌《當你老了》會在那個時候流行，不是因為對永恒的追求，而是沒人追求永恒，因為“在背后我總聽見，時間帶翼的馬車急急追趕”。這樣，學期結束的時候，我的導師王曉明問我們收期末論文，我和李念都厚顏無恥地說：“沒寫。”同門五人，好像只有羅崗寫了。也許是，未來學術的潛力，這第一篇論文，用馬原的意思，就已經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評，可我心里很嘀咕，作業很要緊嗎？為此，還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當時華東師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標，這跟徐麟的個性有關。他聲音洪量體形碩大，我們有時在他那兒傳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卻用很大的聲音追問，張閎和吳雁怎么了？經他一追問，張閎和吳雁結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燦爛的質地，而且，這種燦爛的東西也傳遞給了周圍朋友。我還記得有一次去博士樓找一好友，因為門房認識我，所以進門就隨口告我，伊剛上去，和高個子一道的。爬到六樓，我敲門，門不開，不甘心，用力敲，門吱嘎一聲開了。天地良心，我想這樣的場景也只會發生在時間的那個拐角，我特別喜歡的這對“狗男女”就在被窩里接見了我，天寒地凍，他們甚至建議我也把腳擱在被窩里。如此聊一宿。臨走，高個子罵一句：“媽的，敲這么響，我以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現居蘇州。而這對曾經死去活來過的戀人，最終分了手，每次，想念他們的時候，我會拿出舊照片看，我們仨在學校大操場上有一張合影，高個子正用他寬寬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幫我們擋風。那是人類的童年時期嗎？我們幾乎可以問上帝要光，要風，要雨。
不過，在我眼中的童年時期，在我的老師王曉明眼中，卻已近黃昏。625寢室的墻壁如果會說話，可以站出來嚷嚷：人文精神大討論里也有我的版權！一屋子的人，王曉明徐麟張閎張檸崔宜明，開頭大家還坐著說話，最后連王老師都站了起來，沒有錄音設備，只能現場記錄，一邊“虛妄”沒結束，一邊“荒誕”又登場，尤其張閎張檸又雙胞胎似的連聲音都一模一樣，“到底是誰說的世界痛苦？”我回頭問他們，可他們忙著和老崔理論，只有王老師草草回我，“這個不重要。”
“這個不重要”其實很重要，尤其是，時光流逝，越來越經常看到有人跳出來說，這個概念當年是我的發明，那個問題是我的發現，我就會想，到了翻檢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澀了。思想噴涌的青春期，連傾聽別人都沒有時間，連自己的版權都懶得認領，誰有空去幫他人做注釋？
歐，和今天比起來，那個年代的校園生活，包括寫作和批評，都太幸福了。沒有核心期刊，沒有小雞兵團，小說可以寫得像論文，論文也可以寫得像小說，宋琳和格非憑本科的學歷留校任教，詩人憑一個眼神把校花帶往德令哈。李劼雖然認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個學期卻令多少男性羨慕，簡直是童話啊，李劼用一塊小黑板把二樓西頭的女生廁所改成“男廁”，然后樓下的胖阿姨氣急敗壞地上來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掛上去……
可是，歲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來英俊無比的宋琳也頭發稀薄，他在徐家匯匆匆走入地下鐵，我一陣悲愴，沒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發去湖南時候的叮囑，“跟著你們先生好好讀書”，我內心就涌起羞慚，雖然在那個時代“一千首詩”并不比“一千篇論文”遜色，甚至，“一千個肉圓”也可算大學豪情，但是，當我也跟著師友們踏上講臺，尤其是面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樣的命題，我內心也非常翻滾。如果我把這整整七年花在圖書館里會怎樣？如果我從一開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課會怎樣？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晚上我們從河東散步到河西，遠遠就能看到一個人影在獨自打球，他的動作非常花哨，好像邊上有很多人在攔他，一個花步，一個移動，接著一個假動作，然后一個背投，球沒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歲月時，我常常會想到這個沒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時候我會后悔，要是王老師問我們收作業的時候，我能向籃筐里投一個球，那多好。可那時候年輕，覺得有得是時間，有得是時間去做很多假動作，有得是時間去尋愁覓恨去把《紅樓夢》的每一個章節經歷，終于風吹過，球沒中。
不過，允許我最后對自己有所安慰，這個沒中的球，也是有意義，甚至是很有意義的，尤其今天來看。這就像，沒有人看見草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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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完了 《書城》7月號 《刺猬的優雅》在腰封上說：最巴黎的小說。我看了小說，看了電影，覺得，巴黎完了。 一、 裝Ｂ 小說的主要情節就是裝Ｂ（原諒我用詞粗俗，不過它實在貼切）：門房勒妮五十四歲，寡居，矮小，丑陋，肥胖，為了符合社會信仰所塑造出的門房形象，她把自己的文藝腔藏起來，裝出庸俗無聊的樣子待人接物。直到有一天，八大房東之一有了新陳代謝，新來的小津先生平易近人優雅迷人，而且，地位懸殊的兩人發生了語言邂逅。勒妮說了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小津先生接著完成，“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電光火閃，男的驚詫，女的發抖。這事情，發生在小說五分之二處，電影六分之一處，實事求是地說，我被雷倒。也許托爾斯泰在巴黎不像在中國這么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這個題詞在中國即便不是婦孺皆知，也是耳熟能詳，小學生作文里引用一下，老師還會覺得是陳詞濫套，但即便如此，這句“幸福箴言”我思來想去，就算是第一次聽聞，也沒到令人發抖的地步。文學史也好，電影史也好，萍水男女，因為一句話要搞到發抖地步，只有地下黨員接上聯絡暗號，類似余則成被帶到一個小房間，突然看到接頭的人，居然是心上人左藍，他說：“聽說你表弟是，走私相機的，我能看看貨嗎？”她答：“您搞錯了，先生，我表弟，是販賣茶葉的。” 然后他們顫抖了，然后我們也顫抖了。也就是說，理論上，發抖這種事情，不容易在語詞層面發生。即便是資產階級文學的始祖男達西和始祖女伊麗莎白在彭伯里意外相逢，倆人的慌亂和顫抖也是因為之前的重重誤會在新天地里春風解凍。那么，語詞層面的發抖有沒有，有的，但那是鳳姐戲賈瑞，湘蓮戲霸王，而在資產階級文學中，被語詞弄得發抖，基本是激情用光以后的偽高潮，是Ａ片，或者是能指和所指發生偏差的后果，類似包法利夫人丟給包法利的一個沒有內容的微笑。但在全球暢銷書《刺猬的優雅》里，作者芭貝里卻硬是讓一個丑女門房和一個多金鰥夫因為一句話彼此命中。而很顯然，這次靶射暗示了下列條件：１、巴黎沒人知道列夫·托爾斯泰；２、巴黎門房都底層到粗俗；３、資產階級都高雅到無知；４、底層和高層從不溝通。否則，勒妮和小津有啥好發抖的？不過，話說回來，也許小津和勒妮也不過就是小巴黎的小讀書人，偶然一微博建立好感也很正常，讓我真正感覺難受的是小說開場白“馬克思”，哲學教授芭貝里神神道道讓勒妮能夠隨便引用《德意志意識形態》，而且她對大資產階級的態度也頗有無產階級意識，“播種欲望的人必會受到壓迫，”可是，這個在開頭對資產階級充滿鄙視的無產階級，怎么就因為資產階級的一個凝視，垂頭繳械？事實上，勒妮和小津的邂逅，徹頭徹尾就是個灰姑娘遇到王子的故事，勒妮步步進入小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他們倆人一起出門吃飯，一資產階級房東居然沒認出她來，叫她“太太”，這又讓勒妮激動壞了。所以，即便不是成熟讀者，也看得出來，小說中的“托爾斯泰”“馬克思”和男主人公的姓氏“小津”一樣，乃裝Ｂ裝置。《德意志意識形態》輕易地被《安娜·卡列尼娜》擊退，門房的電視機也迅速被小津的大屏幕置換，而回頭看看勒妮，看看她多么快地成為房東文化的俘虜，嘿嘿，她這些年看的胡塞爾、弗洛伊德、谷崎潤一郎、中世紀哲學終于修成正果，兌換出可以和小津站在一起的文化幣值。簡直是，福樓拜死后一百三十年，包法利夫人、萊昂、藥劑師這些人都喬裝打扮來了巴黎，可惜的是，福樓拜火眼金睛如椽巨筆寫下的觀察——藥劑師就說，“我倒有一架好書，可供夫人隨意使用，書的作者都是名人：伏爾泰，盧梭，德利爾，華特·司各特，《專欄回聲》等等，此外，我還收到各種期刊，其中《盧昂燈塔》天天送來，因為我是該刊在比舍、福吉、新堡地區和榮鎮一帶的通訊員。”———在《刺猬的優雅》里都變成了小資情調。勒妮成了一個知識上的包法利夫人，而且有幸遇到了沒有機會變壞的萊昂，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 二、繼續裝Ｂ 電影《刺猬的優雅》要比小說好，因為電影沒那么裝神弄鬼，更沒讓馬克思胡塞爾們出場，而且，小說的另一主人公，十二歲的帕洛瑪沒有被表現得那么“深刻”。 小說以貌似復調的結構呈現，一會是勒妮旁白，一會是帕洛瑪獨白，勒妮裝Ｂ，帕洛瑪繼續裝Ｂ。小女孩是八大房東之一國會議員的女兒，她自白：“一個超智商的孩子絕不會有平和的生活，于是在學校，我試著降低我的成績，但是即便如此，我卻總是第一名。”因此，帕洛瑪決定自殺，而且要在自殺當天縱火豪宅，藉此打碎養魚她的“金魚缸”。 帕洛瑪的智商在小說中的表達其實也就是少年叛逆，“金魚缸”理論則跟“金絲雀”稱呼一樣陳詞濫調，小津贏得這個十二歲孩子的好感只是因為小津“罕見地”糾正了她的日語發音，而在目睹勒妮之死，金魚之活后，帕洛瑪馬上放棄自殺，所有這些，暗示了下列條件：１、巴黎孩子的智商出問題了；２、巴黎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出問題了；３、巴黎讓孩子看不到未來。一言以蔽之，巴黎完了。 好在，這也只是在語詞層面的完蛋，哲學教授出身的妙莉葉·芭貝里寫小說還是嫩了點，不說勒妮和帕洛瑪的語氣互相混淆，不說小說中的小情小調不夠到位，資產階級被描寫得過于愚蠢，就說三位主人公的相遇相知和相愛，那是相當韓劇。小津格郎先生好像一輩子就沒遇到過文藝青年，他家抽水馬桶放出莫扎特音樂是說明日本也裝Ｂ嗎？勒妮既然看馬克思學無產階級理論，怎么同是底層的曼努埃拉對她的欣賞和友好就不能激勵她，非要一個資產階級老公子一句話讓她脫胎換骨？帕洛瑪則更令人煩惱，小說結尾，勒妮車禍死去，小津來找小姑娘一起去料理后事，帕洛瑪說小津“看起來非常疲倦”，然后解釋，“聰明人臉上的痛苦大概就是如此的吧，將內心真實的感受掩飾起來，只是給人很疲倦的感覺，”接著她追上一句，“我是否也是如此，看起來是很疲倦的樣子嗎”？ 巴爾扎克、福樓拜、雨果看到書名大概就走了，杜拉斯看過兩段也走了，對三流小說感興趣的電影導演，高達或者楚浮，忍聲吞氣看到這里，大概也只能絕望地互相致意，當年吵得這么激烈，沒想到左派和右派根本就沒有區別！ 巴黎完了。 事實上，福樓拜以后，法國文學中的裝Ｂ者就不太有市場，新浪潮以后，法國電影中的裝Ｂ者也消失一大半。《斷了氣》中，派特西婭告發戀人米歇爾，高達就在美學和哲學上圍獵了愛情童話，米歇爾沒法繼續裝Ｂ，法律才是現實；派特西婭也沒法繼續裝Ｂ，向生活要求永遠的新意就得交出戀人性命。《斷了氣》因此一掃法國電影中的軟弱的資產階級風氣，新浪潮永垂影史離不開這點低度現實主義，巴黎在藝術中受到尊敬，與其說是假惺惺的浪漫，不如說是真切切的現實。 因此，如果藝術上的《斷了氣》曾經“最巴黎”，那么，《刺猬的優雅》一定是假巴黎。不過，作出這個結論的時候，我又反思，狗血的《刺猬的優雅》到底憑什么號稱“最巴黎”？ 看完電影，我明白，因為勒妮最后被安排死掉，如此，“最巴黎”了。 三、裝Ｂ致死 允許我長嘆一口氣。死！死！死！當代文藝中，最沒想象力的情節就是“死”了，而且，我有百分百把握說，過去世代里作為反抗世界的“死”，時隔半世紀，十有八九淪為裝Ｂ動作。沒錯，文學藝術中，法國茶花女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在愛情中死去，經過幾代法國作家和藝人的努力，的確也像法式面包一樣自成風格了，但問題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包括現代主義的死，還是有活力的，常常，死亡暗示了作者對未來的全新想象。可現在的“死亡”呢？一般就在情節支持不下去，小說沒法收尾的時候發生，車禍，車禍，車禍，世界上的車禍憑什么都得降生在那些馬上要開始新生活的人身上！對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勒妮的死，是作者造成的，不為什么，因為她寫不下去了。灰姑娘和王子一輩子會是什么樣子？其實，即便在《意大利童話》里，卡爾維諾也昭示了結尾：公主太大意，斷了腿，王子不小心，摔了牙。勒妮和小津有日常生活的能力嗎？或者說，作者有描寫日常的能力嗎？沒有。《刺猬的優雅》從開頭到結束，就沒一點日常生活。資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碰到一塊，更沒有。所以，只有死。死去，上上大吉。這就像，最近的偶像劇《月之戀人》中，下崗女工林志玲遇到新貴人木村拓哉，身份問題不過是情調，重要的是郎財女貌。而《刺猬的優雅》其實就是《月之戀人》的升級版：男女主人公比偶像劇大四十歲，男女主人公的活動范圍則比偶像劇縮小四十倍，難度系數也降低四十倍：去日本改成吃日本菜，做愛改成談愛，大吼大叫改成魚雁往來，最后，加上法國香料：死去。死去還不夠，還要來點偽法式箴言：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那一刻你在干什么。這種箴言就是所謂的精神鴉片吧，“死亡的那一刻你在干什么？”干什么？著名詞典編纂家葛傳椝先生，連漢姆雷特的獨白，“To be，or not to be”，還要嘲諷：“Be還是不be，想到頭還是be，你們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沒啥意思。”我學葛先生，也說一句，這種“不是死亡，而是死亡……”有多大意思，我看沒啥意思。反正，小說呢，就這樣結束，好像死去的人把愛灌輸給了活著的人，但這愛有多大力量？造成帕洛瑪孤獨的是她那個被描寫得很弱智的資產階級家庭和被描寫得更弱智的資產階級學校，這個沒有改變。造成小津孤獨的也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人際關系，這個也沒有改變。憑什么勒妮一死他們倆人就活過來？馬克思要知道底層的死有這么大的力量，可以同時拯救老資產階級和新資產階級，馬克思還辛辛苦苦寫什么《資本論》！說到底，這種死，就是作者對法國文藝的一種有形無本的抄襲，《斷了氣》中，貝爾蒙多的死有多么不裝，《刺猬的優雅》中，勒妮的死就有多么裝。勒妮之死即是典型的裝Ｂ致死。微博上看到一幅圖，畫的是三顧茅廬的第二顧，漫天飛雪里，劉備正跟童子打揖，關羽和張飛跟在后面打揖。不過，這幅圖被配了新的解說詞，劉關張的臺詞是：“請你們家主人繼續裝Ｂ吧，我們不會再來了。” 這新臺詞，我也想跟《刺猬的優雅》的作者說。
本文來自[左岸文化網]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權歸原著者所有.來哈佛前，多少對哈佛有些迷思，帝國最大牌的學府，世界超一流的排名，再加上，國內今天叫賣“哈佛教授”，明天兜售“哈佛女孩”，搞得對哈佛沒感覺就不是地球人。
我跟單位領導辭行的時候，領導也殷切寄語，我心頭一熱，幾乎要說出“我會珍惜機會，回來報效祖國”這樣的話。
開始的時候，真還有點珍惜機會。費正清中心早場，就朝費正清趕。卡朋特中心夜場，就往卡朋特走。人生地不熟，走錯地方，還聽過DNA講座，兩耳一抹黑坐在臺下，就聽后面竊竊私語說，中間那個是得諾貝爾獎的鎮系之寶。于是我就有點種瓜得豆的驚喜，嘿嘿，好歹看到一個攀登到科學最高峰的主，而且，嘖，長得還有點帥！
當然，人頭馬很多時候并不帥，混到哈佛第一排，那得熬多少夜！初秋的時候，我去哈佛人文中心參加一個講座，門口站一黑不溜秋，個頭矮小的印度人，熱情地招呼我們用講座午餐。我看看吃的東西東不東，西不西，想著大概是這個印度人送貨的印度餐。然后講座開始，這個印度人走上臺，我才知道，他就是已經不需要介紹的霍米·巴巴。
霍米·巴巴的頭像其實到處見到，但是看到真人還是不一樣。這個倒可算是哈佛風格，很多會議很多講演聽下來，我越來越明確意識到，那個在無數普羅心中的哈佛，和真實的哈佛距離大了去。就像我后來好多次聽霍米·巴巴主持的講座，我打賭，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學院政治的一部分，是兄弟院校，七姑八婆的串門，每次，霍米·巴巴也多少有點草率地宣布，好吧，今天就到這兒。
這些講演建立了哈佛的名聲，學校布告欄里全是講座信息，一天有一百場名人秀在發生。跟朋友講起哈佛秀場之多，朋友常常艷羨，可是，有一次，也是在人文中心，我剛坐下，旁邊一斯文男人也落座，然后他的狗就落座在我們中間。那天德國教授說的是詩，我一句沒聽進去，心思全被一旁的狗給占了，倒不是我喜歡狗，我一直在想，媽的，這狗聽過一千次講座了吧，看上去簡直有點教授氣質。回來跟朋友說起哈佛講堂里的狗，他哈哈一笑，說，怪不得全世界有頭有臉有錢的都能到哈佛拿證書。
哈佛真的是一所奇怪的大學，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圖書館。歐，贊美哈佛圖書館，這幾乎是這個國家最高尚最貴族最未來最激動人心的表達。只有在哈佛圖書館，“最高學府”這個概念才變得特別具體，也只有在哈佛圖書館，一個哈佛學生才有用不盡的驕傲資本。其余，那些數不盡的講座，世界各地的精英，最終的意思，是意底牢結。類似游客到哈佛，都要去哈佛像前照相。
約翰·哈佛的左腳已經被摸得锃亮，盡管這個銅像其實并不是哈佛本人，但這個沒什么要緊，就像我們誰都沒見過財神。所以，有時候我想，那個和我們一起坐在人文中心聽課的狗，在本質上，和我們這些游方僧一樣的訪問學者沒什么兩樣，而哈佛，說到底，也就是一個大廟。靈不靈，全看你信不信。
這個時代的微積分
在劍橋圖書館借了一冊館長推薦的童書，The Bear Who Wanted to Be A Bear,講的是一只熊，冬眠醒來，發現森林已經變成了大工廠，而他自己無處存身，只好當了工廠的工人。冬天又來了，作為一只熊，他控制不住冬眠的天性，這樣，他被開除了。熊睡思昏沉，想找個旅館睡覺，但旅館說他們的房子不給工人住。漫天飛雪，孤獨的熊很快被大雪淹沒。
看完這本瑞士人創作的童書，Q寶很不爽，問為什么講這么慘的故事給小孩聽，可他自己又情不自禁看了好幾遍，多少有些感同身受的意思吧，他總結說：它是我看過的最慘的熊，這是本壞書。
麥爾維爾寫完《白鯨》后，曾經給霍桑寫過一信，信中說：“我寫了一本壞書，但此刻我感覺自己像羊羔一樣純潔。”這句話一直謎面一樣在《白鯨》研究界被反復詮釋，所以，在Q寶說出“壞書”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白鯨》也好，《要當熊的熊》也好，這寫作本身，已經包含了一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
要不要把殘酷的現實讓孩子知道？讓大家知道？好萊塢的回答是：不要。
金融危機，政治危機，電影不能再危機，給小麻醉，換棒棒糖，所以，好萊塢的共識是，找樂。
說老實話，我一點都不反對好萊塢的電影共識，而且，說到底，誰不喜歡找樂？商業大片酣暢，3D電影震撼，誰不喜歡？再進一步說了，好萊塢把自己的政治抱負降低，對于我們中國電影，怎么著也是好事。
不過，美國電影人又不甘心他們只輸出棒棒糖。這幾天，BBC制作的電影Made in Dagenham在電影圈里掀起很多討論，不少有抱負的美國電影人出來說，我們也該為勞工階層拍片！搞得中文電影論壇也小小激動，大意是，終于無產階級要登場。
無產階級貌似已經登場。1968年的英國小鎮Dagenham，福特汽車廠的沒文化女工，斗志昂揚地拿下了史無前例的“男女同工同酬”法。
當紅英國女星莎莉·霍金斯加上實力派米蘭達·理查森，一個是底層小女工，一個是政府女大臣，皆不以外貌入行，噼里啪啦都氣場十足，用上海話說，兩人都演得挺刮。可是，這非常無產階級的題材，再加上非常無產階級的口音，看上去怎么如此賞心悅目？
呵呵，導演尼杰·科爾的電影前科還是中產趣味，所以，就算福特女工車間的工作環境的確有些底層，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尚元素卻一個不落，而且無產階級女工最好地代言了BOB頭、嬉皮風、迷你裙。這個，影片海報就是最好的說明：莎莉·霍金斯身著一款特正點的BIBA裙，百分百“月份牌女郎”腔調，一掃無產階級領導的貧寒。
其實，莎莉·霍金斯和米蘭達·理查森的最后對話可算這部電影的中心思想。兩人談到彼此衣著，女大臣問小女工：“BIBA裙？”莎莉反問：“你的，C&A？”女大臣眉毛一挑，講出奧巴馬的臺詞：“Why pay more？”
高貴的BIBA裙雖然是借來之物，但是在女大臣最后這一句“干嘛買貴的”面前，我們的無產階級顯得好虛榮啊！所以，我打賭，高達看到這部《達格南制造》，一定會氣得給科爾寄子彈。
嘿嘿，讓我們死心吧，無產階級是不可能在好萊塢還掌權的時候登上世界銀幕的，奧巴馬的黑膚色不代表美國已經平等到兩眼一抹黑。經濟蕭條時代，《達格南制造》要講的當然不是“equal pay”的問題，而是“why pay more”，不動聲色，六十年代的口號被顛覆。
據說，牛頓在劍橋大學的時候，有一陣學校資金緊張，教職工薪水都拖欠。為此，牛頓潛心研究創立了微積分，并設為全校必修課，且規定不及格者來年必須繳費重修直到通過。很快，全校工資發了下來。我覺得，電影《達格南制造》在理論上，就是這個時代的微積分，無產階級電影如果是這個模子，那么，馬克思真可以死了。
本文來自[左岸文化網]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權歸原著者所有.張愛玲看《萬家燈火》，認為其中演得最好的不是藍馬，不是上官云珠，而是一個在銀幕上只有幾秒時間的女傭。
張愛玲的這點意見，應該是“參差”的一個表達，就像她一邊喜歡中產階級，一邊也讓中產階級露馬腳。不過，對張愛玲的態度，不知是受了“祖師奶奶”名頭的鎮壓，還是因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觀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評論，幾乎是一邊倒的贊嘆。這讓我在看完她的劇本，比如，《小兒女》和《一曲難忘》后，內心非常惶恐，怎么我讀不出這兩個劇本的好？
真的讀不出，除了一兩處“只有幾秒時間的女傭”。《小兒女》中的后母，《一曲難忘》里的親娘，這兩個人物，像是張愛玲的，其他，從故事橋段到人物性格，都簡易到了沒有面目。
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后媽”和“親娘”區別不大。曹七巧不去說她了，《傾城之戀》中，流蘇的母親白老太太算是正常，但流蘇心里很清楚，“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反而，對于庶出寶絡的婚事，白老太太倒是很上心，就怕落人閑話。所以，張愛玲小說中的媽，包括爸，突出的性格就是自私。看過《小團圓》以后，知道張愛玲心中的“母親”概念，早在后媽出現前，就破碎了。而她的作品中，更是沒一個年長的好女人。所以，《十八春》里，曼璐母親的作風，在張愛玲的“母系社會”里，算不得無情。這樣，當《小兒女》中的鄰居后母登場，做的那點惡事也就是不讓繼女吃飯只讓繼女干活，當《一曲難忘》中的親生母親登場，敦促女兒找有錢人，背著女兒跟人借錢，協同壞人把女兒往深淵里推，我們不僅覺得熟悉，甚至還感到那么點親切，嗯嗯，張愛玲的世界里，就應該生活著這些人。
但是《小兒女》卻是一個以“后母”為主旋律的題材，而且還要反撥人世間對后母的偏見。電懋時代的這個劇本和解放前夕的《哀樂中年》非常相似，鰥居的父親和三子女，父親有了續弦的意思遭到兒女的抵觸。但是，不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也不論《哀樂中年》更是桑弧的本子，《小兒女》從《哀樂中年》的“父親”視角轉到“小兒女”視角，在我看來，其中傳遞的，更是時代變遷的信號。
可以拿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當坐標。和《哀樂中年》同一個年份，小津拍攝了《晚春》，影片中，原節子遲遲不愿結婚，因為，“我結婚后，爸爸怎么辦？”于是，整部影片的情感邏輯圍繞父親展開，女兒的精神活動也以父輩為坐標。而和《小兒女》差不多一個時期，小津拍攝了《早安》，片中人物的精神活動是以兒女為坐標的，而小津的這部晚期作品，事實上也暗示了，家庭關系中，以“我結婚后，爸爸怎么辦”考慮問題的方式消亡了。
《小兒女》中，秋懷如果不能獲得景慧、景方、景誠三個孩子的好感，她是無法進入這個家庭的，相比之下，她和三個孩子父親的感情倒是次要。這其實是電影中的一個“全球化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傳統大家庭的崩潰。而由張愛玲的寫作，我們亦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從一個封建時代且歌且挽的送葬人，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很顯然，同一個問號，隔了十年，重心轉移。電懋時代的《小兒女》，矛盾的焦點是，“我結婚后，兒女怎么辦？”
《小兒女》的結尾，是兩個孩子吹響哨子，通過了父親和后母的婚事，藉此，《哀樂中年》的悲情終于化解。相似的，1947年令人悵惘的《不了情》也在《一曲難忘》中接續了一個小團圓。不過，雖然悲劇都成了喜劇，壞事情也有了好結果，但是，四十年代那個讓我們如癡如醉的張愛玲，到底在哪兒呢？張愛玲不見了。
似乎，電影公司要重新改造張愛玲的意識形態。六十年代的《小兒女》要讓她歌頌后媽，六十年代的《一曲難忘》要讓她歌頌愛情。可惜，因為題材和內容完全背離了張愛玲的常識，光就劇本而言，真是乏善可陳。自己完全不相信的事情，去哪里尋找情感資源？
是張愛玲無法“六十年代化”，還是“六十年代”不需要張愛玲了？《小兒女》和《一曲難忘》作為六十年代的典型想象，對張愛玲來說，完全不能認同，所以，她真的就成了“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抒情詩人”，盲目地、干澀地完成了這兩個劇本。
這個世界還會好嗎？這個問題，她從前的回答是否定，現在變成了肯定。非常抒情，對不對？但是，張愛玲也在這個烏托邦謊言中，哧溜逃逸了。
本文來自[左岸文化網]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權歸原著者所有.毛尖：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2011-01-25 09:54:07 來自: 晃貳(普羅列塔利亞)
來源：上海壹周 (2011.1.25 小文藝01)
記者去采訪精神科權威。權威說：“我曾給患者出過這樣一道題，我問他們，浴缸里裝滿了水，想把水弄出來是用勺快，還是用盆快？”記者插嘴說：“正常的人會用盆是么？”權威看一眼記者，說：“正常的人會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在美國呆了5個月，終于看到有人出來，拔了一下美國的塞子。這人叫伊桑·沃特斯（EthanWatters），是美國的新聞記者和自由撰稿人。他的新著《像我們一樣瘋狂》（Crazy Like Us：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讓用勺子和用臉盆舀水的人難堪了。
書中，沃特斯用了4個案例。案例都很常見，但結論卻不尋常。第一個案例，1994年，香港有個14歲女孩死于消瘦，很快，記者通過Google，結論女孩之死為“AnorexiaNervosa”，即神經性厭食。就在這個美國名詞傳播開來以后，香港的“神經性厭食”人數激增。各種對抗“神經性厭食”的活動越多，厭食人數反而越多。同一個法則，海嘯過后的斯里蘭卡，由NGO引入的“創傷后應激障礙”被用來到處輔導災民，使得當地人承受了更可怕也更漫長的折磨。相比之下，斯里蘭卡的孩子因為還沒有能力理解這些美式名詞，很快克服了創傷。此外，沃特斯也描述了“精神分裂癥”這個名詞如何進入桑給巴爾。
表面上，美國的新名詞由各類權威機構發布，有的還披著宗教的外衣，仿佛既是大善事，也是高科技，但實際的效果是，殺生無數。沃特斯的最后一個例子，是葛蘭素史克公司（GSK）把新的抑郁癥概念引入日本，一夜之間，令整個日本腦垂體下降。之前，日本只對需要住院治療的抑郁癥有定義，現在經過GSK公司的大力營銷，人人有了得抑郁癥的前途。
精神病全球化，是美國全球攻略一部分。不過，就像發動戰爭的國家，常常會在本土造成最大的傷害，美國發明了最多名詞，也是名詞綜合癥人群最大的國家。基本上，我遇到的美國人，沒有一個是自認完全健康的，而且，他們都神神叨叨的，一般的毛病還不屑于生，這個有“藍色幽閉”，那個有“月桂過敏”，聽上去蠻詩情畫意的，不過要是我外婆聽到，肯定罵：送到窮鄉僻壤生活3個月，看看還有沒有毛病！
我相信這些浪浪漫漫的毛病在前現代，都沒有。就像美國的性騷擾，規定到暗示級別，活生生葬送了一個國家活潑潑的感情。兩周前，我去哈佛醫院看風疹，回來跟薩賓娜說起，她馬上就很警惕地提醒我：醫生給你檢查的時候，有女護士在場嗎？
我看看她，萬一，女護士是同性戀呢？嘿咻嘿咻，在這個名詞泛濫的世界上，原來不過是同性情義，現在都被理解成同性戀。插一句，同性戀很正常，不過，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多少也有被“名詞”的水分。原來不過是心情有點低落，現在得看精神病門診。原來不過是近視，是弱聽，是頭發少點，精神差點，臉色黃點，個子矮點，現在全部成了匱乏癥，需要吃從A到Z各種藥品。原來不過是愛清靜，愛糖果，愛動物，愛打扮，愛戀愛，現在全部成了飽和癥，需要吃從Z到A的各種藥品。像薩賓娜的同屋，每天早10顆藥，晚10顆藥，而這些藥，都得辛苦打工才買得起。
當然，如果美國人只是自己家里弄點藥吃吃，我們沒意見，可現在，他們的藥店都開到我們門前，這跟鴉片輸出沒什么兩樣了。不知有關方面有沒有一些措施，否則，我們早晚都得跟美國一樣瘋。搖頭兔的故事，大家都還記得吧！
兔子在森林里跑，看到大象抽大麻，說：不要糟蹋自己的身體了，和我一起跑吧！于是大象跟著一起跑。一路跑，一路他們招呼上了用海洛因的狼，用興奮劑的猴，最后他們看到獅子正在給自己注射，兔子又熱情地招呼：和我們一起跑吧！獅子一聽，氣不打一處來：“小兔崽子，每次吃完搖頭丸，就鬧得整個森林不得安寧。”
不過，當下的現實是，其實美國人自己也知道，他們是吃了搖頭丸才跑成這樣的。《廣告狂人》已經播到第四季，從第一季第一集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把香煙廣告成 “It’s Toasted”，那么《讀者文摘》再怎么說吸煙有害健康，也不能阻擋煙草公司的發展了。概念！重要的是發明概念！作為美國偶像，“廣告狂人”Don Draper從2007年走到今天，一路斬獲無數粉絲，不僅1960年代成為流金歲月，“像唐一樣的男人”也成為男界新路標。這個魅力無限的男人當然不是靠外表靠服裝風靡天南地北，順風順水走到廣告界的大佬位置，他憑的，就是美式方程式：靠絕頂聰明讓壞人壞事變成酷人酷事，最后還能以宗教般的大智慧收拾良心，全身而退。第四季播到最后，《NewYork Times》刊登了Don的一封信，題目是“告別煙草”，信的內容是美國商人常見的懺悔格式：我們叫賣的產品，給人們帶來的其實是疾病，是悲傷。我們知道它不好，但就是停不下來。現在，我們金盆洗手了。
武俠小說里，邪道高手也會這樣金盆洗手，不過，金庸的讀者都知道，歷朝歷代，想洗手的多了去，但沒有一個洗成功的。《劍雨》里，楊紫瓊甚至把臉都給換了，但還是被逼著重出江湖。Don能成功嗎？嘿嘿，他的這封刊登在《NewYork Times》上的信，是以廣告的形式發布的。
所以啊，吃慣搖頭丸的美國人實在也是“我們停不下來了”。這個，倒也被無數的美劇證實了。《24小時》一季又一季，杰克·鮑爾停下來過嗎？他停不下來，我們觀眾也停不下來。所以，讓自己感覺良好，或者讓自己覺得我是對的，就是讓全世界跟著搖跟著跑。這個方法論，美劇掌握了，美國也掌握了。而關于這個方法論，《廣告狂人》的著名臺詞就是總結：“廣告，就是基于一個詞，幸福。幸福，就是一輛新車的氣息，是遠離恐懼的自由，是十字路口的廣告牌，告訴你，你正在做的，就是對的。”而這個“對”，就是Don這樣的天才拍著腦袋想出無數的名詞，才越來越對。基本上，美國，或者說廣告狂人，就是要告訴我們：浴缸里的水，用盆舀出來，是對的，用勺舀出來，也是對的。
好在，世界還不是廣告的天下。多幾個伊桑·沃特斯，美國的塞子也可以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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