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當代藝術的一切形式，影像的、裝置的、行為的，沖擊帝國主義的一切存在，政治的、商業的，文化的

本刊記者 劉玨欣 實習記者 黃柳蓉 發自北京

高且闊的畫廊里，純白色從腳到頂，襯得半人高的攝影作品也矮小起來。那些凋敝沉重的畫面，浸在一片白光里，透出詭異的寧靜。右轉幾步，揭開黑簾，仿佛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切淹在黑暗里，只有巨大的銀幕閃著微光：男子穿上父親遺留的軍服，在機器風管的轟鳴聲中，游走在迷宮般的化工廠遺跡里，尋找已經空洞的集體記憶。

陳界仁站在分隔白和黑的簾子前，著黑衣黑褲，戴黑框眼鏡，花白的頭發極短，根根豎起。背后的白墻上，用小字打著他的作品名--《帝國邊界Ⅰ&Ⅱ》。這是他在大陸的首次個展。

作為臺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家之一，50歲的陳界仁在威尼斯、里昂、圣保羅、利物浦、洛杉磯、馬德里等地參展無數。2009年，他獲得臺灣“國家文藝獎”視覺藝術類大獎，成為此領域最年輕的獲獎者。

坐在北京初冬的陽光下，陳界仁緩緩吸煙，用安靜的語調講“人民”、“帝國主義”這樣的鏗鏘詞語。他知道這在臺灣屬異類，即使在大陸，說它們都顯得過氣。但其實他說的，已不是這些詞的通常意義。他經常要一個字一個字費力解釋：“我知道這很容易被誤解，就像我的作品常被誤解為暴力。”

不是他者，而是我們

二十多年前，陳界仁服兵役，離開了臺北郊區眷村的家。那片沙洲上，有殘破的老建筑、斑駁的標語、連綿的加工廠、關押政治犯的軍法局、高聳的圍墻、刺目的陽光……像許多想逃離出生地的少年一樣，他對自己說：我再也不要回來了！

他的確不再回去，除了過年。雖然離市區只有半小時車程，但在那時的陳界仁心里，那個家很遙遠。

高職美工科畢業后，陳界仁不想念書了，因為覺得學校里教的抽象畫之類，既無傳統精神，也和現實無關。他去工廠打工，“每天鎖那4個螺絲”，進卡通公司畫卡通，開始拍實驗電影、做裝置。

正值臺灣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陳界仁像個斗士，要直接去撞戒嚴體制。1983年，他召集朋友，頂著禁止街頭集會的管制令，在臺北最熱鬧的西門町街頭表演了一場行為藝術《機能喪失第三號》。1984年，他在當時最“前衛”的美國文化中心舉辦個展，卻在開幕當天被要求撤展。他和朋友們風風火火地一場場做活動，直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

眾人歡慶時，陳界仁突然沉寂了。

“我覺得有什么不對，不是說今天解嚴了，事情就過了，那種邏輯已經內化到我們潛意識里了。”他開始思考，民主到底是什么，只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什么才是公平的經濟制度？什么是自由？臺灣怎么一步步走到現在？“我不相信那個答案很簡單，我要多花點時間想一想。”

這一想就是8年。他辭去收入不錯的工作，每天閱讀、吸煙、思索，靠擺地攤的弟弟養活。

陳界仁又回到那片當年想逃離的沙洲，記憶和現實卷裹而來，那個他本以為像自然物一樣平淡存在的眷村，在他眼里突然清晰：這是他的現實，也是無須擺脫的命運。“以前做的東西沒有脈絡，一直是想象西方，沒有從自己的所在地出發。我覺得我開始懂得‘看見’這件事。”

1996年，36歲的陳界仁重新開始創作。他很窮，偶然碰上一個過去的朋友，正好有臺586計算機，就借來做《魂魄暴亂》系列。他把盜版書上關于屠殺和刑罰的照片掃描下來，自己的小照片也掃描下來，放得很大，人的臉孔只剩下模糊網點，然后用數字筆憑想象一點點描清五官。他把自己的臉挪上去，有時是屠殺者，有時是受刑者，有時是旁觀者，有時幾者皆是。

這被許多人評為恐怖和賣弄奇觀，而陳界仁想表達的是“失語的‘被攝影者的歷史’”，選擇這些看來恐怖的照片，是因為被刑罰者是被攝影者中最極端的例子，到死都難以逃逸。

兩年多后，他帶著《魂魄暴亂》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正式成為一名藝術家。

無數的微小力量

年過半百的女工們，回到關閉的工廠。銀發的阿姨默默擦拭廢棄的桌椅，趴在縫紉機上休息，在廢墟中舉起成衣，如一面旗幟。

上世紀90年代，臺灣漸漸不再是世界工廠，密集勞動產業大量外移，許多工廠惡性關閉。2003年，陳界仁開始拍攝《加工廠》，將鏡頭對準無處可去的女工們。這曾是臺灣北部最大的成衣廠，上千女工專門生產亞熱帶的臺灣永遠穿不上的皮衣和冬裝。7年前，女工們失去干了20年的工作，甚至無法拿到退休金和資遣費。

陳界仁說服廠房的管理員，撕開法院封條混進去。他租回已經被賣掉的同廠牌縫紉機，找到還留下的三四十位女工，請她們重新回廠“工作”。8點上班，中午休息，5點下班。年老的女工們再一次摸到縫紉機，把線穿過針孔時，竟大多穿不過去，穿了很久很久。

此時，對惡性關廠的關注在主流媒體上早已沉寂，但對陳界仁而言，銘刻在臺灣人身體內的30年勞工加工經驗，不能忘記。

陳界仁不喜歡“社會介入”、“關懷弱勢”這樣的字眼，他拍的不是“他者”，而是“我們”。他的大姐做了一輩子女工，他也在加工廠做過一段時間。“這些人不是弱勢，他們懂得怎樣爭取自己的權益。包括從戒嚴到解嚴，失業勞工很大程度上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

這樣的關注從上一個作品《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回音》就開始了。這段拍攝凌遲過程的影像里，閃出了一張張當代面孔：冷戰時期的政治犯、工廠污染受害勞工、失業廉價勞工……“今天的勞工不就是處于廣義的凌遲狀態？反復、漫長、無止境，以及非人道的剝削，他們的生命被資本市場視為‘物’，剝削完了就被拋棄。”

吸引陳界仁拍攝《凌遲考》的，是一張1905年法國軍隊在中國拍攝到的凌遲照片，被捆綁、被肢解、被拍攝、被灌食鴉片的受刑者，在極度的痛苦下，竟面朝天空露出微笑。這張被西方知識分子廣泛認識的照片，已經被討論出諸多的哲學涵義。在陳界仁看來，最打動他的可能性是，一個無法逃逸的人，在似乎無法采取任何“行動”時，藉由一個具有主動性和行動性的微笑，創造了一個連死亡都無法消解的“困惑”。“我深深體會到，邊緣區域可以如何在最不可能的條件下，創造出‘行動’的可能性。”

陳界仁篤信行動的力量，也平靜地接受做事不是要馬上改變它。“一定是無數的諸眾，經過慢慢的溝通，匯聚無數微小力量，慢慢迫使它改變。就像臺灣解嚴，不是哪天統治者大發慈悲就變了。是到了某個點，它自然被改變。”

所以，去年因勾錯表格被美國在臺協會面試官懷疑要偷渡時，陳界仁沒有改天再去辦一次簽證，而是成立了“我懷疑你是要偷渡”網絡博客，征求有類似遭遇的人寫下自己受歧視的經驗，同時也討論如何改變這種歧視制度。

博客里的留言分三種，一種寫下自己如何被刁難拒簽，第二種比例很高，“幫著美國來罵我，主要是說，要遵守人家的法律。但納粹屠殺猶太人、美國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臺灣的戒嚴條款，都是依法辦理的。同樣作為被歧視的臺灣人，有這么多主動維護美國，值得深思。”陳界仁最重視反醒自身的第三種留言，臺灣在對待大陸配偶、東南亞配偶和外籍勞工時，法律同樣苛刻。

這些最終匯成了影像作品《帝國邊界 I》，以“報告劇”的形式，第一段講臺灣人申辦赴美簽證受到的粗暴對待，第二段由9位嫁給臺灣人的大陸配偶，親身講述臺灣移民署的各種嚴苛審查和歧視。

陳界仁還決定，再不去美國。即使有人找到他，說可以送簽證到家，他也拒絕了。不過他不拒絕對話，今年在美國的演講，他“創造分身”，請朋友幫忙去講。對他來說，“不去”是行動的方法，不是故作的姿態。

西方公司

最新的作品里，陳界仁把目光從最眼前的現實轉向他已逝的父親。父親出生在福建惠安一個貧窮漁村里，為討生活參了軍，成為國民黨。“除了當兵沒有其他出路，如果他身在延安，可能就是共產黨。”

童年，陳界仁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只記得有一天家里突然來了個軍人，很奇怪。小小的陳界仁拖他行李，要趕他出去，被攔住說：那是爸爸。父親長年駐扎在金門，是美國CIA和國民黨訓練的反共救國軍。“他得去攻打自己的家鄉，到后來自己都無法面對，開放探親后都不愿意回去。”

沉默的父親很少談自己的生平，陳界仁甚至不知道祖父的名字。

父親過世后，陳界仁打開了他的遺物。那是一件老舊的軍服；一本半虛構的自傳，應對上級檢查他對黨國的忠誠；一份“反共救國軍”突擊艦在海上被解放軍擊沉的手抄陣亡名單，陣亡軍人的家庭情況，大都寫著“家貧”；一本空白相薄，里面曾有正在訓練的大兵照片，都被父親燒掉了。

服兵役時，陳界仁也被分到反共救國軍。看著父親的遺物，陳界仁想：我們兩代人都在幫美國人當守衛嗎？

陳界仁開始做《帝國邊界Ⅱ--西方公司》。訓練父親的CIA，那時在臺灣叫“西方公司”。“我說的重點不是西方，而是公司，其實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真正離開西方公司，而且它變得更大了，全球都是。”

訓練父親的那個“西方公司”已經沒有痕跡，陳界仁找到一個1957年美國經濟援助臺灣時蓋的化工廠。在空蕩的遺跡里，陳界仁搭景拍攝：父親忌日時，兒子凝視父親留下的遺物，穿上父親的軍裝，在焚燒銀紙的煙霧中走入恍如“西方公司”的廢墟，陸續遇到回來尋找自身檔案的“反共救國軍”、從未離開這棟樓也無檔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和當代失業勞工。

“我的興趣不是講我父親怎么了，那代人基本上不會去談這些事，那是一種集體的緘默、空白化。這個歷史留下太多的空白，沒有機會反思。穿過社會表象去看它，才能找到根源。”

他找到對抗空白化的方法是“人民書寫”和“人民記憶”。有時，他把“人民”換成“諸眾”。“臺灣主流媒體報的基本上是富豪、明星、房地產，都是所謂成功人士，其實是在慢慢排除真實，只給我們看關于成功和娛樂的幻影。每個人都應該有言說的權利，從自己的角度寫個人的歷史，這才是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

陳界仁說，在這個帝國的世界里，很難再用簡單的體制--反體制邏輯去思考，能做的是，敲打、擴大帝國的一個個裂隙。

歷史不可能只是過去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帝國是什么概念呢？

陳界仁：帝國不是說某一個國家，而是在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下，不同國家的統治階級通過全球跨國資本相互兼容起來，類似WTO架構。用最簡潔的話來說，就是全球徹底資本主義化，徹底私有化，貧富懸殊就會被拉大，物價變高啦，等等。自由很美好，但新自由主義，資本是自由的，人不見得自由，只是被當作貨物一樣移動。

人物周刊：邊界是指什么？

陳界仁：帝國是沒有邊界的，無中心的，無所不在的，因為我們統統都在新自由主義這個架構下。但我講的邊界是，當我們意識到帝國的存在，試著去抵抗，有不同的想法，其實意識上的邊界已經形成了。

人物周刊：怎么想起來講自己的父親？

陳界仁：臺灣1895年割讓給日本，被統治50年后，馬上就是國民黨來，戒嚴38年。88年，那么長的時間底下，臺灣歷史上的反抗者基本沒有好下場，被關、被殺、被殘酷鎮壓。很多人不了解，覺得臺灣被殖民那么久，為什么還那么喜歡日本。其實前25年的抵抗是很激烈的，結果很慘，你沒有任何外援，封閉的環境，抵抗不是辦法，所以后面25年你要試著去跟殖民者協商。

我們習慣談當代就是此時此刻，沒有時間的縱深，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我拍成衣廠，大家會覺得這是過去的歷史，但其實這不是過去啊，她們都還住在這里，生活在旁邊，還在掙扎，為什么會是過去呢？我父親是反共救國軍，我當兵也是在反共救國軍，我還在啊！好像我們現在只有年輕人、只有林志玲才是當代。為什么我們今天會有很多問題形成，或者像部落格里有那么多人跑過來幫著美國人罵我，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其實就是歷史上很多東西演變來的。某種角度上講，我們好像經過了一個洗腦，對比我厲害的人和國家的自我貶低，對不如自己的人和國家的優越感，有這種帝國意識。我對這個怎么形成的比較感興趣。歷史不可能只是過去。

所以我會以我的父親為例，不是想拍他的生平遭遇，那個年代，我父親這樣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從《加工廠》我想到今年發生的富士康跳樓事件，你是怎么看的？

陳界仁：你可能不知道，就在那段時間，臺灣工人聯名抗議過富士康。臺灣很像新自由主義下被訓練出的干部，你看他們做的“蘋果”，一臺市面售價大概三四百美金，但是蘋果給富士康大概只有十多美金，所以一個勞工做一臺，那個價格一定非常低。我們看到富士康，但沒有看到它背后那個更可惡的“蘋果”。大家那時候批判富士康，蘋果總公司也派人到富士康視察，表示他們在調查，很偽善的。從這個角度看，臺商就作為了一個可以被看見的資本家，但是更大的原因其實在他的根部。

人物周刊：但這好像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問題。

陳界仁：乍看無解，但是我的答案很簡單，我們要相信點點滴滴的工作，因為我們不可能做一個事情，明天就改變。就好像戒嚴，我一出生就戒嚴，所以從來沒有想什么是戒嚴，因為很自然嘛，日常生活。但無數微小力量的匯聚，改變了臺灣的戒嚴體制。我相信對于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也可以這樣做。

人物周刊：你會拿現在的大陸跟臺灣做一些比較嗎？

陳界仁：中國大陸的所有小事都是大事，一個春運來回都是多少億人。不能簡單類比，好像臺灣走在前面一樣，只是說我們可以作為某種參考。兩岸太缺乏交流了，臺灣許多失敗經驗也沒辦法傳達，比如臺灣為環境污染付出的代價驚人，現在大陸也是。

人物周刊：你一直致力于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但你的聲譽很大程度上卻來自參加國外展覽，會覺得有些矛盾嗎？

陳界仁：西方，只是蓋鍋式地講，不要忘了，馬克思也是來自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混雜在一起的。你到英國曼徹斯特，特別是利物浦去看，全臺灣沒有產業化后那么蕭條的，有70%的建筑是空的，我2006年去利物浦，全市只有20萬人，原來有100萬。對我來講，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只有資本移動的全球化。

我從來不是反西方的，我覺得這是關于人類的集體命運，不是簡單的東方西方。中國大陸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獲益者，不是嗎？在西方也很難看到這么大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者像東京那樣超級巨大的異化的城市，這些都在東方啊。

去參加那些活動我也沒有覺得所謂的成名啊，比起中國大陸的當代藝術家，我們太小了。西方有著強大的中國熱，談政治的時候我們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談當代藝術的時候我們是不屬于中國當代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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