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譜》：不應被忽視與詆毀的“紅色經典”

    

    一、“經典”還是“拙劣”？
    梁斌的《紅旗譜》出版后不久就得到文學界的普遍認可和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識字的人看得懂，不識字的人聽得懂”。單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從1957年發行第1版到1992年已經是第24次印刷，累計發行了170多萬冊。另外，各地還有自行翻印的，具體數量連梁斌自己也無法確知。《紅旗譜》還被改編成電影、話劇、評劇，受眾很廣，被譽為反映中國農民革命斗爭的扛鼎之作。它還被翻譯成日、俄、越、英、法、西班牙等六國文字，遠播海外，此外還有朝鮮與哈薩克兩種少數民族語譯本。可以說，在中國近代革命文學史上，能像《紅旗譜》這樣持續、廣泛地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品，并不太多。
    在文藝批評界，《紅旗譜》也一樣備受關注。從出版伊始對其主題、人物形象、時代背景、認識價值的評論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其情節結構、藝術風格和版本的研究，再到21世紀前十年中從敘事學角度對《紅旗譜》的分析以及與《白鹿原》等當代小說的比較研究，《紅旗譜》研究從相對單一的文本闡釋走向了深層次、多方位研究。在這個過程中，《紅旗譜》獲得了很高的贊譽，如：“由于《紅旗譜》對中國現代農民革命運動的真實再現，對農民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對民族化藝術的執著追求，使這部作品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成就上看都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社會思潮、政治需要和審美理想完全一致。”也有學者指出，《紅旗譜》在參與革命的經典化進程中具備了三個突出的創作特征，就是，在內容上重在敘述革命的緣起，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契合了當代塑造英雄人物的基本原則，在場景、語言、人物性格等方面極力追求“民族氣魄”。
    但是，近來，出現了一種對《紅旗譜》非善意且措辭非常絕對的批評觀點，以王彬彬的《<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3期）為代表。文章的標題就足以讓人吃驚：“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這樣的大帽子扣在一個曾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并被眾多文學愛好者和評論家所喜愛的作品頭上，是否太絕對了？難道一部煌煌30萬言的《紅旗譜》通篇都是“虛假和拙劣”，竟無只言片語的可取之處？況且，對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沒有全面的認識，僅靠局部或很少的了解，就迫不及待地去批評或贊揚，是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嗎？能得出相對全面、準確的結論嗎？既然王彬彬前后二三十年內分兩次都未通讀過哪怕一遍《紅旗譜》，又何來“每一頁”之說呢？況且，不管是誰，都不能僅憑一己之好惡來評定任何一位作家或其作品。怎么能僅僅因為自己讀不下去就說“這‘史詩’、這‘名著’，這至今仍被稱作是‘精品’、‘經典’的東西確實是極其拙劣、不堪卒讀的”呢？難道一己的“鑒賞能力”就是評判一切文學作品優秀與否的標尺？稍微用心一下即可發現，原來該文作者已經不是首次這樣評論自己“不堪卒讀”的作家作品了。在《我看王小波》中，他曾經坦陳道，王小波的《時代三部曲》他未曾讀完，因為先買了一本《黃金時代》“便未能讀完，老實說，有點讀不下去，感覺很有些乏味”，于是就開始高談闊論王小波及其作品如何如何了。
    二、關于《紅旗譜》文本中的具體描寫
    《<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一文，從“情節前后矛盾”、“前言不搭后語”、“遣詞造句的錯誤”、“詞匯貧乏”、“場景描寫”、“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諸多方面對《紅旗譜》進行批評指摘，其中不乏許多牽強之處，本文不擬對其批評指摘一一辯駁，只略取其中一二，表詞達意而已。
    以該文在“例一：所謂‘朱老鞏大鬧柳樹林’”中對《紅旗譜》的批評為例。“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是小說開篇之“楔子”，交代了朱老鞏護鐘不成反被氣死的過程，點明了故事發生的地點、時間、人物、緣由等。這是小說很精彩的部分，開篇一句“平地一聲雷，震動了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這古鐘了’！”，即很有氣勢，吸引讀者迫不及待地讀下去。可批評者卻從中挑出了很多“刺兒”，說：
    小說對這一事件的敘述，多有莫名其妙之語。例如，當朱老鞏吐血倒地而被弄回家后，作者寫道，“這場架直打了一天。太陽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們還在千里堤上愣著”。說“打架”，其實是言過其實的。在整個過程中，朱老鞏與馮蘭池有過一番撕扯，并沒有拳來腳往。說“打了一天”，則是前言不搭后語。事情開始時是清晨。朱、馮撕扯一番后，朱、嚴就被嚴老尚騙走，而銅鐘隨即便被砸碎，這個過程充其量只能持續幾個小時，怎么會是“一天”？
    說馮蘭池和朱老鞏的“撕扯”為“打架”是言過其實，那么請問，這種你拉我拽不是打架，什么樣的肢體動作才能夠級別稱為“打架”？只有抄上家伙、打斷對方的胳膊腿或者致對方于死地才叫“打架”嗎？且看小說對這一事件的描寫：“朱老鞏聽馮蘭池口出不遜，鼓了鼓鼻子，搖著兩條臂膀趕上去，伸手抓住馮蘭池的手腕子，說：‘姓馮的，你把話說小點！’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氣得呼呼的。”之后，朱老鞏又“合住虎口把馮蘭池的手腕子一捏”，“扯起馮蘭池”，“手指戳著”，“氣得朱老鞏暴跳如雷，摔過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掄起右手”，然后馮蘭池“老羞成怒，猛地一伸手將住朱老鞏的領口子”“把朱老鞏從長提上拽下來，拉到大柳樹林子里”，朱老鞏又“擺脫了他的手爪”……這一段情節中，梁斌一連串用了十七個表示動作的詞，不但沒有重復，反而把當時朱、馮二人你來我往的場景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眼前。這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冀中農村典型的“打架”場景。
    “一天”的運用也是無可非議的。從“早晨”直到“太陽平西”不就是一天嗎？不用說是20世紀的農村，就是今天的我們，不也是把太陽的從出至落稱為“一天”嗎？有誰日常話語中的“一天”單指嚴格意義上的24小時？不知道批評指摘者的時間概念是什么？他每天是怎么計算時間的，難道從早到晚不是“一天”嗎？
    在馮蘭池砸鐘、朱老鞏護鐘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朱老鞏沒有吃晚飯，等虎子和他姐姐睡覺之后就從門道口扯出鍘刀，在磨刀石上磨。第二天早晨，虎子早早就起床到大堤看著，等看到砸鐘的人來了好回去給父親報信兒。當虎子跑回家告訴朱老鞏說砸鐘人到了大堤的時候，“朱老鞏又在磨著一把大斧子，聽得說，裂起嘴唇用拇指試了試刀鋒，放在一邊，皺起眉頭想了想，拿腳走上長堤去”。這幾句描寫也被大加指責，說這“試”、皺”、“想”“都十分有違常理”。人的大腦在剎那間便會有千萬種想法，并隨之指揮身體的各個部位做出反應，執行大腦的命令。朱老鞏在聽到砸鐘人到了之后，一剎那間腦子不可能是空白，他皺皺眉，在試斧子鋒刃的一瞬間想想自己究竟應該怎么辦，是完全合乎常理，也是來得及的。砸鐘人要先吸袋煙，然后再砸鐘，這完全給朱老鞏留出了試鋒刃并皺眉一想的短短幾秒鐘的時間。朱老鞏之所以試過鋒刃之后又放下斧頭，赤手空拳上了大堤，是典型的冀中普通農民的正常行為，他磨刀是以備不時之需而不是磨了就非用上不可。朱老鞏雖然有血性、有頭腦，但他畢竟只是一個地地道道、老實巴交的農民，他不怕流血，但是也不希望發生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磨刀、磨斧子只是在做最壞的準備，難道磨了刀和斧子就必須像莽夫、愣頭青似的去“拼命”而且是必定要殺人的“拼命”才合乎邏輯嗎？
    難道被嚴老尚騙了之后，朱老鞏就應手起刀落剁了嚴老尚？那樣的朱老鞏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冀中農民嗎，那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吧？而“大鬧柳樹林”的冠名也被其拿來說事，則更是匪夷所思。在封建社會拿著鍘刀片和地主老財作對這樣的事，發生在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中國農民身上算不算“大鬧”呢？素來謹小慎微的人，都拿起鍘刀要拼命了，不算“大鬧”的話，什么樣的事件才能算“大鬧”？
    此外，朱老忠闖關東二三十年之后返鄉在火車站候車室售票處與嚴志和的巧遇也被批評。第一，朱老忠從背后看見了嚴志和的“長腦門”，這一點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在背后，可能是正背后也可能是側背后，如果是側背后，看見長腦門不很正常嗎？兩人一見，嚴志和先扳手指頭計算分手的年頭，在批評者看來也不合情理，在批評者眼里或許兩人先摟抱再分開扳扳手指頭，才更合情理？
    其他如老驢頭對春蘭的“抗”與“拉”、保定二師學潮中嚴知孝給江濤找出自己“年幼”時候的衣裳讓他換上（其中“年幼”二字也被拿出來說事）、嚴萍家到底有無院子、“馮老蘭”是否對“馮蘭池”的尊稱、朱嚴兩家到底相距有多遠？嚴志和吃泥土、銅元退敵、對幾位主要人物哭與笑的描寫、朱老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批評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我們眼里，這些地方有的恰恰是《紅旗譜》描寫的成功所在，有的則是批評者不了解冀中農村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及方言用語。
    三、梁斌的文化程度
    該文確定梁斌的文化程度低，卻以高玉寶為例，說：“‘十七年文學’史上有一部分作家、有一部分‘名著’的作者，本來是文化程度很低、文學修養幾近于零的。《高玉寶》的作者高玉寶，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然后又說“寫《紅旗譜》時的梁斌，當然比寫《高玉寶》時的高玉寶，文化程度要高出許多。按當時的標準，梁斌應算是知識分子。在寫《紅旗譜》時，梁斌也已有過一定的創作經驗。”但馬上就來了個轉折，說“梁斌顯然還不具備創作小說的基本能力”，因為梁斌連一個很短的故事都不可能講好。可緊隨其后，又說“《紅旗譜》是故事性非常強的作品，可以說主要靠情節支撐”這顯然又是在肯定《紅旗譜》是一部以情節見長的優秀小說。至此，評論者的前后論述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邏輯之混亂已經初見端倪。先且不論梁斌等人的文化程度如何，一個人的文化程度與其文學創作天分和能力不成正比，在中外文學史上這樣的情況并不鮮見。一位文學博士其文學創作能力未必也是一流的，而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或者優秀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們又有幾人是高學歷者呢？《詩經》和漢樂府都是古代民歌的匯集，它們的作者大都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在他們生活的時代也絕對稱不上“知識分子”，但有誰能質疑和否定漢樂府及《詩經》的偉大文學成就呢？
    此外，從梁斌的簡要求學和工作經歷，我們也可看出梁斌的文化程度究竟如何。他7歲上學，8歲停學在家勞動，春冬兩閑時跟著四哥念書，10歲又上村學；11歲考入縣立高小；14歲高小畢業，在高小時的考試成績是：三個甲等第一，一個甲等第三，而且國文和美術作業還經常被貼到展覽室展覽；16歲時發表第一篇作品，同年，考入保定第二師范學校；19歲因失學而到了北京，住在他的二姐家，白天到北京圖館讀書，晚上寫文章，過的是文學青年的生活。1940年5月，晉察冀邊區第一期文藝訓練班在曲陽縣韓家峪開學，梁斌主講導演和戲劇概論。同年10月，在冀中文代會上梁斌被選為文藝部部長和晉察冀邊區文聯委員，領導農村文藝運動。1945年8月，31歲的梁斌任中共蠡縣縣委宣傳部長，第二年，兼任蠡縣縣委副書記。1948年底，他隨部隊南下；1949年，35歲時任湖北襄陽地委宣傳部長兼襄陽日報社社長；1952年，調《新武漢日報》任報社社長；1955年夏，調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開始從事專業創作。梁斌16歲時考入保定第二師范學校，步入社會后從事的基本都是與文化事業直接相關的工作，41歲時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開始專業寫作。有如此豐富文化經歷的梁斌怎么可能“文化程度很低、文學修養幾近于零”呢？
    四、其他問題
    1、《紅旗譜》的版本
    《<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一文，還向《紅旗譜》的版本發難，說：“《紅旗譜》的版本之混亂，不僅在‘十七年文學’史上很罕見，在整個新文學史上，也是很突出的。”《紅旗譜》的版本確實不少，這首先應與當時的出版環境有關。其次，由于《紅旗譜》出版后大受歡迎，所以出版社不得不一再加印，而且全國各地的出版社也在翻印，或可造成“混亂”之狀，但這正可以從側面說明《紅旗譜》并非如王彬彬所說的“味同嚼蠟”、“不堪卒讀”。若大家讀之都“味同嚼蠟”，誰還競相去購買它，無人購買，出版社也就沒有一版再版的必要了。再次，關于《紅旗譜》的版本問題，已經有學者做了研究，并且理得非常清楚。結合唐文斌搜集整理的《梁斌生活與創作年表》與田英宣《<紅旗譜>的幾種版本》，我們可以知道《紅旗譜》的交稿、修改以及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準確出版時間，分別為1956年底《紅旗譜》脫稿，交付出版社排印；1957年11月《紅旗譜》第一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紅旗譜》第二版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時翻印并在書前收入了《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作為代序，書后附了馮健男的書評《論<紅旗譜>》; 1966年，《紅旗譜》第三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77年初，第三次修改《紅旗譜》 ;1978年4月，《紅旗譜》第四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郭沫若題字、黃胄設計封面。此外，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再版的《紅旗譜》均為1957年初版再印本。由此可知，《紅旗譜》各個版本的時間已經非常清晰了，不存在“混亂”之說。而《紅旗譜》版本多，印量大，只能說明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十分暢銷，而梁斌一遍遍不厭其煩地修改，更是他對藝術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的追求以及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的體現。
    2、斷章取義
    該文還存在斷章取義、扭曲引文原文觀點之處。石灣的《江曉天與“三紅一創”》講述了“三紅一創”的出版過程，突出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已故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在“三紅一創”出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要闡明“他（江曉天）是一個既具膽識和魄力又甘于無私奉獻的文學編輯家、出版家”。談到《紅旗譜》時，《江曉天與“三紅一創”》的第一句話便是“梁斌的《紅旗譜》雖比《紅日》晚出版幾個月，但這部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經面世就引起巨大轟動”，首先全面肯定了《紅旗譜》，之后的那句“《紅旗譜》是梁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又是利用業余時間寫的，盡管其基礎不錯，也得到了蕭也牧和張羽的充分肯定，但離出版的水平還有較大的距離，因此，中青社就把書稿還給了梁斌，請他作修改和充實”。純粹是忠實地記錄《紅旗譜》問世過程的一部分，并非為了證明“《紅旗譜》的初稿”“根本達不到‘出版水平’”。而“一九五七年夏，稿子（指《紅旗譜》，筆者注）發排后，蕭也牧拿著大樣，找了幾家刊物，想爭取在出版前選登幾章，聽聽各方面的意見，付印前還可以改得更好。結果，他很失望地對江曉天說：‘一個作家沒有成名之前，發表作品就是難呵！’”，表達得也僅是蕭也牧對未成名作家發表作品難的感慨而非該文作者所認為的“這又讓我們知道：即便是幾經修改，也沒有一家刊物對這《紅旗譜》看得上眼；也沒有一家刊物認為它達到了發表水平”。相信任何人只要仔細讀一下《江曉天與“三紅一創”》，就不會得出如此刻意歪曲原文主旨的結論。
    （《環球視野》第338期，摘自2010年第6期《文藝理論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