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一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杰作（二）　　

——關于語言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及魯迅與斯大林的語言學思想比較　　

2、語言的社會歸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任何社會事物，不是屬于經濟基礎，就是屬于社會上層建筑，沒有外在于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東西。　　

魯迅自己曾經說過，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創造社對他的批評才使他更多地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并接連親自動手翻譯了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藝術理論書籍（如普列漢諾夫《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等），魯迅從一開始分析問題，并不是純粹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這是事實。但對于語言文字的認識，魯迅是將它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來理解的。例如，魯迅從《易經》中說的“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這一句話，看到了“結繩”就可以“治”的事實，并進而看到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以后，“勞心者”就掌握了語言和文字的規范的權利，語言文字已經成為統治階級對社會統治的工具。對于這種統治（即將語言文字納入社會上層建筑的范疇）是如何實現的，魯迅在《門外文談》中也進行了他的“推測”：中國最早搜集和掌握文字的是原始社會的“巫”，后來“巫”發展為“史”；因為史官有收集整理文字的便利和職責，所以魯迅推測，中國文字是到“史”的出現而后大備的，也就是這個時候，語言文字全部掌握在統治者手中，開始由簡單發展到復雜，其中，普通勞動者與“士大夫”開始區分，社會“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區分，語言文字就是重要手段。社會越發展，語言文字對于大眾也就越遠，經過幾千年，人民就成為“文盲”了——到了20世紀，吃洋面包、留學歸來的西裝革履新“士大夫”也登場了。　　

魯迅這樣說道：“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因為“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就跟著不尊嚴了。”（《魯迅全集》第6卷第87頁）　　

顯然，魯迅提出的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符合的有中國內容和風格的語言文字屬于上層建筑的典型解答。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也是試圖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然而，他提出來的卻是一個令人無論如何也難以將之與馬克思主義相聯系的語言學觀點。　　

他提出，語言不屬于經濟基礎，也不屬于上層建筑。屬于什么呢？斯大林說，語言屬于“社會中交際的工具” （《斯大林選集》下第507頁）。 在斯大林的語言學體系里，“交際工具”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外的一個孤立的存在。　　

他是這樣分析的：　　

首先，斯大林排除了語言屬于社會經濟基礎。他這樣說道：語言與基礎不同，“它無須等待基礎的消滅，它在基礎消滅以前，且不管基礎的狀態怎樣，就使自己的詞匯發生變化。”（《選集》下第516頁）這里說得很清楚，語言與基礎不同，基礎沒有“消滅”以前，語言詞匯就發生變化（但他在同一著作的另一些地方又說語言比社會任何方面都有穩定性。到處都是自相矛盾的說法），所以語言不屬于經濟基礎。　　

那么，語言屬于上層建筑嗎？斯大林更斷然否定。他以問答的方式這樣說道：　　

“問：說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筑，是否正確？答：不，不正確。”（《選集》下第503頁）為什么不“正確”呢？他這樣分析道：“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么它的上層建筑也就會隨著發生變化和被消滅”，但是，他認為，十月革命以后，“構成語言基礎的俄語的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匯和新的語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卻完全保留下來，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而且正是作為現代俄語的基礎保留了下來。”（《選集》下第50頁）于是他就認為，語言也不屬于上層建筑。　　

語言既不屬于社會經濟基礎，也不屬于社會上層建筑，那么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呢？斯大林認為，語言是一個不屬于這兩者而是這兩者之外的一個存在，這個存在，他稱為“社會中交際的工具”。　　

在這里，理論的問題就產生了。　　

人們都知道，世界觀理論體系是包括世界的，是包羅萬象的，否則就不能成其為世界觀體系。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理論體系（這一點，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以后發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時提到了，雖然不很明確），但蘇聯哲學界其中以斯大林為代表，始終不承認這一點，而是硬說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硬說歷史唯物主義是辨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里的應用，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個解釋的集大成者。在這個解釋中，由于他不承認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所以又發生疑問：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到哪去了呢？馬克思主義怎么能沒有辯證法呢？沒有辯證法，馬克思主義不就沒有世界觀了嗎？于是，就在歷史唯物主義之外硬建一個辯證法體系，而且說這個體系才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是歷史觀——這樣的結果，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全部被斯大林的《論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錯了：第一、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成了“兩個主義”并列的體系，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被說成是歷史觀；第二，找來的那個硬說事物是按某種神秘的“規律“運動的、與古典唯物主義完全沒有區別的”辯證法“恰恰是被馬克思所批判的”神秘意志“的辯證法，不過是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庸俗機械的簡單相加，這樣，古典唯心主義和古典唯物主義一切庸俗、有害的因素就通過斯大林的《論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又重新回到了以他的理解為依據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說之中，也就是說，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取代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就是斯大林的《論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實質。　　

總之，馬克思確實通過批判地繼承，創立了超越于一切古典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這個體系，不是通過玄想，而是通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理解，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得到不斷的闡述和完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是學說形成的宣言，《共產黨宣言》，是學說的政治表達，《資本論》，是全部學說的集中總結。這個體系，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歷史的世界觀體系，是以往一切古代民族、國家都沒有過的偉大的哲學思想體系。其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個概念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概念高度概括，包羅萬象——“經濟基礎”其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自然”或“人化的自然”，“上層建筑”包括人類和人類活動的一切方面即辯證法的主體方面。在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中，社會事物，不是屬于經濟基礎，就是屬于上層建筑，沒有這兩者之外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語言、文字以及自然科學理論等這些由人們的意識生產的東西，馬克思都將它們歸之于社會上層建筑。　　

那么，斯大林提出語言既不屬于經濟基礎，又不屬于上層建筑，顯然就違背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是錯誤的。這是第一。　　

第二、斯大林舉的幾個例子，就更錯了。　　

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革命要“摧毀”和“消滅”舊的基礎和上層建筑，并不是真的要用什么東西去炸毀它，全部拋開不要，這是誰都能理解的。蘇聯十月革命后，確實有一面些人認為沙皇建筑的皇宮、資產階級建的鐵路都要摧毀，列寧既肯定了這種樸素的革命熱情，也對這種觀點的狹隘性進行了耐心的引導，指出馬克思主義摧毀舊的基礎和上層建筑，就是要對于這種基礎進行革命的改造，改變工業和農業的經濟基礎，就是變個人私有制為公有制，并不是說連機器、廠房、農具和土地等等都不要了。可是，斯大林卻正是這樣去理解革命的。他說，基礎和上層建筑都炸毀了，但語言并沒有炸毀，而是“完全保留下來，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可見語言既不是基礎，也不是上層建筑。他竟然從一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關于革命的“例子”出發，最后得出了一個語言既不象經濟基礎，也不象上層建筑的重要的理論結論，提出了他的語言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外的單純的“交際工具”的理論。這是第二層錯誤。　　

最后，就在這部著作中，斯大林也感到他以簡單類比的方法證明語言既不屬于基礎、又不屬于上層建筑這樣的論述可能有矛盾，因為他看到：“語言和上層建筑有原則上的不同，但和生產工具，比如說，和機器卻沒有區別。”（《選集》下第50頁，人民出版社年出版）在這里，他又說語言“有點象”生產工具，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生產工具是屬于社會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是屬于經濟基礎范疇的，可是，前面已經引述過，他在同一部著作里已經明確地說到了語言與基礎不同。這顯然就前后自相矛盾了。　　

所以，正如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說過的，斯大林很多問題其實并沒有搞清。　　

語言、文字（包括文學藝術、法律等等），屬于社會意識形態，也就是屬于社會上層建筑。這可以那很多顯然的例子來說明。十月革命前后俄國語言發生的深刻變化本身就是很好的說明。　　

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難道革命一開始就應當以物質的形式出現嗎？難道一開始它就是動手打而不是用口講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頁，人民出版社年出版）十月革命正是這樣，一開始就是從“用口講”即從宣傳開始的。從普列漢諾夫和查蘇利奇等早期革命家創立“勞動解放社”宣傳馬克思主義起，到列寧等一大批革命者流亡西歐各國繼續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研究和宣傳，俄國的語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于大批革命家辦報紙、辦印刷所、發傳單和舉行各種演講活動與國內工人階級相聯系，俄國的語言、文字、詞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馬克思主義”、“階級”、“階級斗爭”、“革命”、“公有制”、“私有制”……等各種前所未有的詞匯不僅進入了俄國的社會生活，而且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和物質生活。革命者、工人使用的詞匯已經與沙皇官方的詞匯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詞匯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不論是舊俄時代的官方語言還是人們的日常用語，已經隨著社會基礎的改變而徹底改變。革命奪取了政權，塔斯社和《真理報》的語言與沙皇時期的語言和資產階級的語言難道不是完全不同嗎？隨著新生活的開始，舊沙俄貴族地主的語言已經死亡，“老爺”等詞匯就沒有“完全保留下來”，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論男女性別不同，只要不是敵人，一律都以“同志”稱呼，表現了一個新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全新的關系。　　

而這一切，作為一名親身參加了這場革命的革命家，斯大林竟然似乎根本沒有看到一樣，而是武斷地說：俄語“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后，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匯和新的語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卻完全保留下來，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而且正是作為現代俄語的基礎保留了下來。”這種重大的改變卻不能反映在斯大林的語言學論著里面，是難以令人相信的，并由此證明語言既不屬于社會經濟基礎，也不屬于上層建筑，是一個什么也不是的存在，這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呢？語言不屬于上層建筑，那么，革命家還要辦報紙、掌握電臺廣播干什么呢？　　

相反，魯迅在《門外文談》中雖然沒有使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概念，可是，從魯迅的分析中，卻明明可以看到，魯迅從事實中早已看到，語言、文字歷來就是統治階級用來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　　

所以，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說“語言不屬于上層建筑”，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不是由于社會語言是“社會工具”就不屬于社會上層建筑，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語言是“社會工具”，所以它就是上層建筑重要的組成部分（哲學、法律等是社會工具，但屬于社會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有經濟基礎的工具，上層建筑有上層建筑的工具）。　　

語言、文字，始終是社會上層建筑重要的組成部分，任何一個統治階級掌握政權以后，對于社會語言文字都要進行新的規范，這是不言而愈的。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是這樣做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書同文”，就是加強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措施；清康熙時期集中國家教育力量編撰《康熙字典》，也是清王朝上層建筑的重要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國家的力量在全社會大力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這些措施，都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奠基之一。同樣，俄國十月革命后，列寧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革命也作出過很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對于作家寫作的，有對于公文寫作的，還有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用語的等，這些都是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工作。例如，對于俄羅斯歷來從封建地主那里一直盛行的“仿效”外來語的問題，1919年列寧專門寫了《論純潔俄羅斯語言》一文，這些都證明，列寧就是把語言、文字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來看待的。　　

一個革命的政黨要抓好社會上層建筑的建設，就要抓社會語言的純潔和規范的工作，使語言文字首先為勞動者階級服務，而不允許黨的語言和群眾的語言脫節。這些很顯然就是證明語言屬于社會上層建筑。　　

語言、文字屬于上層建筑，與人們社會交往并不矛盾。因為社會的語言始終是以上升的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語言為基礎的，封建時代就是地主階級的語言提供給全社會的，無產階級時代，作為社會交往使用的工具，就是無產階級的語言為主體、規范，其他階級的習慣用語、與社會相矛盾的用語必然應受到制約和改造，有的要消亡。　　

魯迅先生非常清楚封建社會是怎樣將語言文字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他在《門外文談》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他寫作關于語言文字的各種雜文，也是為新社會創造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而不是為封建殘余和資產階級服務的上層建筑作鋪墊和準備，他是有這種思想覺悟的。　　

雖然魯迅先生沒有使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概念，但對于語言文字的屬性及其歸屬，可以說，他比起斯大林的語言學，更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　　

曾經有不少從自由化的立場出發去認識魯迅的人認為，如果魯迅活到1949年以后，他會經常與毛澤東唱“對臺戲”。那是既不懂得魯迅先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也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人的自由的想法。“一唱雄雞天下白”！從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就可以看到，魯迅不懂得什么是私人占有的社會，但他的意識中對于這種社會對于人類的壓迫的深刻感受比任何同時代其他人都清楚，魯迅先生盼望的解放已經來臨，可以說，如果1949年以后魯迅先還活著，他將不僅繼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寫作，而且將在新中國的旗幟下，為新中國的文學藝術、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新中國的語言文字教育和發展等等，作出很多切實的工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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