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一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杰作(一)　　

——關于語言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及魯迅與斯大林的語言學思想比較　　

傅晨光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研究首先要解決人類語言（包括文字、語法等，并必然涉及文學藝術、甚至人的意識等）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資產階級的語言學不承認這一些，因為資產階級是當今世界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它掌握了政權，社會的一切都在它的掌握之中，它不需要回答任何這些具體的問題，模糊一切、混淆一切，對于它的統治才是有利的；只有覺醒了和要求革命的階級才會要求對一切進行科學分析，不允許模糊，不允許調和，對一切都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是上升的、革命的階級才具有的品質和要求。　　

對一切都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最后都必然要歸結到問題的階級性的分析。因此，階級性分析就是哲學分析。　　

語言、文字乃至文學藝術甚至人們的意識、社會意識形態等有沒有階級性？這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首先要回答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語言發展一般規律性的基礎。　　

適應這種社會發展要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這一任務歷史地落在了蘇聯領導人的身上。于是，斯大林在1950年寫作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可是，在這部著作中，斯大林提出的卻是一個與資產階級思想觀念幾乎沒有什么區別的語言學觀念體系（后面作具體分析）。　　

相比較而言，早于斯大林的這部著作，魯迅先生1934年在上海一邊與國民黨發動的文化“圍剿”作堅決的斗爭，一邊寫作和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的長篇連載《門外文談》等系列文章，以他特有的雜文體裁和講故事的形式，從語言、文字的起源談起，表達了一位中國革命的思想家對于語言、文字的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理解。僅僅是這樣由十來篇篇幅不長的雜文，對于語言文字的理解，比起斯大林16年后問世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基本精神是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下面，分別就這些問題，對魯迅和斯大林的語言學思想作出比較。我的結論是，僅僅就語言學問題，魯迅先生的解答比斯大林的解答更符合馬克思主義。　　

1、語言學以人類語言為研究對象，研究的范圍，包括語言的結構、語言的運用、語言的社會作用和語言的歷史發展等各種相關的問題。文字是一個民族文明的重要成就，文字的產生是一個民族文明得以不斷發展和傳承的重要基石，所以文字始終是語言學研究最重要的和基礎的對象。　　

語言是怎樣產生的？對于這個問題首先要研究和說明文字是怎樣產生的才能解決。但是，斯大林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問題》中，從一開始就不談這些，而是直接從已經實際發展到很成熟的語言說起。他這樣說道：“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斯大林選集》下第503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斯大林是從社會語言事實（即資產階級社會事實）這個“既成事實”來考察語言的，也就是說，他是從事物發展的歷史結果而不是從源頭來談語言的。他接觸到的，首先就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西歐、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當前所使用的語言，對這些語言，他不作任何歷史分析，首先就加一個斷語：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這種認識初看起來似乎沒有錯，因為這么多豐富的語言，說它是世世代代的創造而不是一下子形成的，這有什么錯呢？可是，進一步分析，它有沒有一個起源呢？分析語言首先從眼前這些已經是歷史的結果就肯定是“社會各階級”共同創造的，是不是一個籠而統之的不加分析的認識呢？只要這樣追問一下，問題就能看出來。　　

但是，魯迅在《門外文談》中就不是這樣籠統地、從他當前遇到的、自己這一個時代的語言事實出發去認識問題的。　　

在《門外文談》中，魯迅專門寫了《字是什么人造的？》和《字是怎么來的？》兩個章節。他從中國自古流傳的“倉頡造字”即字是古代某一個圣賢創造的這個傳說分析開始，認為這樣的關于文字是“圣賢所造的故事”并不可信。他引用《易經》“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認為這部儒家經典本身就不認為中國的文字是某一個人所造的。魯迅說，《易經》說“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說明中國從“結繩而治”到有文字，中間經過了很長的階段，文字不可能是一下子就產生的，古人已經認為是后人對古代記事方法進行總結，“圣人”是“后世”出的，而不是最早發明記事方法和文字的人。　　

那么，中國的文字是由什么人創造的呢？魯迅根據《說文解字》的“六書法”的分析，認為中國最早記事的工具是“結繩”（當然在此之前可能還有更原始的記事法），后來隨著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結繩”已不能滿足需要了，就發展了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發明，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因為象形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事物無限廣泛，畫出一個事物的摸樣，人們一看就能夠領會到代表什么；再隨著人們生產和生活的發展，象形字又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了，于是，人們以象形字為基礎，漸次又發展了“形聲”、“轉注”、“假借”、“指示”和“會意”等字形，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字體系。　　

由此，魯迅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中國漢字的基礎是象形字，“形聲”、“轉注”、“假借”、“指示”、“會意”等是以后的發展。但無論怎樣發展，“那基礎并未改變”；第二、關于“倉頡造字”即古代圣人造字的傳說，魯迅認為，這是后代的加工。他認為，如果說有倉頡這個圣賢，那“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應，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個例子的。”（《魯迅全集》第6卷第90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就在語言文字的研究上，否定了英雄創造歷史的觀念，而是認為人民群眾才是中國漢字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真正的圣賢和英雄；第三、魯迅認為，文字起源于人們的物質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并不神秘，從而指出了將語言文字神秘化，是后代統治階級為了對于語言文字進行文化壟斷并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　　

盡管魯迅沒有談到世界上其他民族語言文字是怎樣起源和發展的，但是，二十世紀很多研究已經證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民族的語言文字，最初都是起源于人們簡單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漢民族文字的基礎是象形字，但很多民族的文字也都經過了象形字的階段；語言文字后來的豐富和成熟，最初都是簡單的、樸實的，包括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西方各國文字，都是這樣。　　

但是，斯大林卻不是這樣去認識語言文字的。　　

他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直接就是從他的時代這樣成熟的俄語開始，去談一個有著千百年歷史發展的語言文字的性質問題，看不到誰是語言文字的發明者，而是直接就認為“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這就完全拋開了歷史，從而也就根本否定了語言文字起源于人類最基本的物質生產勞動，否認了勞動者階級是語言文字的真正創造者。　　

魯迅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家，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對于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進行徹底革命的革命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寫作《門外文談》的主要目的，主要是針對社會普通民眾千百年來受統治階級的愚弄這個實際來進行的一項重大的革命工作。魯迅的時代，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群眾不僅還受著封建殘余勢力的壓迫，而且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通過國內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由于這些政治原因，人民群眾在文化上造成了嚴重的自卑心理，社會上層統治的需要更將語言文字說得很神秘。魯迅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寫作了《門外文談》的，他揭穿了統治階級實行愚民政策對中國文化造成的破壞（人民群眾被排除在文化權利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是文盲），嚴重阻礙著中國的發展，對于一些民眾對于語言文字的神秘感他深感痛心。對于知識界一些受西方資產階級世界觀影響太深的所謂“有文化的人”將語言文字說成是某種神秘意志的創造，他揭露說這是由于“忘記了來源” （《魯迅全集》第6卷第87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將中國文字的“來源”一一說出來，就揭開了語言文字的起源和發展的真相。　　

斯大林的這個語言學，在一個應該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語言學著作中，他卻得出了語言、文字等不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而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的結論，恰恰就是一個典型的“忘記了來源”的語言學。這種不談問題的歷史的來源，而直接從資產階級社會接過來不作批判分析的方法，是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的，其思想實質，不是正在上升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而是適合資產階級的需要或是資產階級范疇之內的。性質上就是如此。嚴格上分析就是如此。　　

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語言文字產生以后后代各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對于語言、文字進行了收集、整理、加工和改變等各種工作，但是，正如魯迅在《門外文談》中所說的，正式由于歷史上統治階級進行了這些“調換”，文字不僅與勞動者分離了，而且變得越來越復雜了，普通勞動者難于掌握，而完全成了統治者“勞心治人”的工具。就是這些重要的內容，斯大林的著作中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他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就不能說明社會民眾普遍的文盲、文化落后等是如何造成的，作為一個革命家，在這樣的認識支配下，他如何能夠領導人民進行文化革命？進行社會主義的創造？　　

斯大林提出的語言文字是“各階級”共同創造的觀點，是完全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的觀點。這一觀點，在斯大林當政的時期就已經有學者提出了懷疑，認為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這些質疑也能看到，但斯大林十分武斷地批評了對他的批評。　　

斯大林的這種對于語言文字的沒有階級性的認識，正是魯迅寫作的《門外文談》解決了的問題。我們不要輕視魯迅，中國有魯迅這樣的文化思想的革命家，是中國的驕傲！他在蔣介石集團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文化圍剿中以革命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文化革命上所做的一切，具有偉大的深遠的歷史意義，《門外文談》就是使人民大眾在思想文化上獲得解放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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