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這是最后的斗爭》主創

編劇孟冰

導演吳曉江

信仰是什么？信仰在哪里？

【先鋒語錄】

　　★盡管我們漠視它、不愿觸碰它，但關于信仰的認識、差異和斗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
　　★這個時代的面貌不同了，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信仰缺失的問題，但是不是共產主義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東西呢？
　　★這一代人可以為上輩人的故事所感動，但絕不會再那樣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雪蓮發自北京 正如《這是最后的斗爭》這部戲本身所具有的某種矛盾張力，圍繞戲劇的創作、上演甚至是表達主題，編劇孟冰和導演吳曉江都有著各自的解讀。孟冰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而執著，他期望自己的創作能令人們正視信仰問題。而吳曉江似乎更與時俱進，“生活環境、世界觀和價值觀跟上一代都不一樣的新一代，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信仰？”

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共和國能放心地交給他們嗎？

　　《國際先驅導報》：你創作這個戲的根本動因是什么？
　　孟冰（編劇）：我們這一代從戴紅領巾的時候起，就在天安門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宣誓“要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的父母累倒在工廠車間，將家里的錢物送給貧窮的下級，他們讓級別、讓房子，把省下的工資交黨費，就是在忍受委屈的時候，他們仍然堅定地唱著理想之歌。而我們的孩子大都成長于改革開放的年代，從“一代新人”到“新新人類”，他們行進的速度是寬帶、高速列車，他們不再關心政治，甚至討厭政治，對神圣和尊嚴開始“惡搞”，他們崇拜的英雄不再是雷鋒、焦裕祿，而是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和“芙蓉姐姐”。
　　現代生活話語的主題詞不再是奉獻、犧牲、無私、崇高，而是財富、房產地產、名車名牌。這一代人可以為上輩人的故事所感動，但絕不會再那樣生活。他們的愛心更加社會化、平民化，并遠離政治信仰。他們生活的目標不再是“為人民服務”和“為了他人幸福”，而是既要高品質的精神生活，又要充分的物質享受。
　　我從小接受紅色教育，又在有革命情懷的軍隊成長，我的血液中帶著父輩關于理想和信念的思考。共和國已經走過60年，明年是建黨90年，當初，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為共產主義的信念拋頭顱灑熱血，今天看看那些犧牲的先烈們是否有價值？我相信大多數祖國的未來——青年是好的，但也有許多青年對歷史無知、對紅色記憶淡漠，甚至沒有信仰。前輩和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共和國可以心安理得地交給他們嗎？
　　這些思考的痛苦和痛苦的思考，就是我創作《這是最后的斗爭》的根本動因。創作《這是最后的斗爭》，是數年來生活中的這些積累和感慨與我的血液、靈魂融會貫通的結果。
　　《國際先驅導報》：這部戲是因為反映了社會上最普遍的腐敗問題才受關注吧？
　　孟冰:“反腐敗”是這部戲呈現出來后大家感受比較強烈的亮點。其實這個戲真正的核心價值是探討當今價值觀念沖突中關于信仰的確認、堅持、困惑和判斷問題。發生在舞臺上最激烈的事件和人物，例如貪污受賄、攜款潛逃，是呈現出來的矛盾沖突的焦點，通過這些情節事件反映了人物的思想傾向和價值觀念，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主體精神。盡管我們漠視它、不愿觸碰它，但關于信仰的認識、差異和斗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

下一代人是否必須有完全不變的信仰？

　　《國際先驅導報》：你的信仰是什么？
　　吳曉江（導演）：我是真正共產黨出身，我父母親都是參加了抗日戰爭的老資歷共產黨員。生在這樣的家庭背景，劇中老爺子共產主義信仰的政治態度，我從我父母身上已經深有體會。
　　這個時代的面貌不同了，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信仰缺失的問題，但是不是共產主義就能填充那些缺失的東西呢？我們應該找到現代社會中真正具有哲學意義和信仰意義的東西，僅僅照搬當年的說法和理念來影響和說服這一代年輕人是相當困難的。不可否認，上一代人的認識、信仰和所作出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對今天仍有意義。但我也懷疑，由于生活環境、世界觀和價值觀都不一樣，下一代人或下幾代人他們是否必須跟上一代人有著完全不變的一樣的信仰？
　　這個戲反映的是共產主義信仰能不能傳承的問題，我覺得是個有意思的話題。但至于追問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有意義，就把信仰問題狹窄化了。如果從更廣義來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而且都是在前一代人信仰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國際先驅導報》：為何起了這樣一個戰斗性很強的名字？
　　孟冰:“這是最后的斗爭”是《國際歌》中的一句歌詞，從《共產黨宣言》開始，這一直是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信念的最根本的問題。
　　還記得許多年以前，我和李天祥、趙友萍兩位先生經常在一起交談。有一次，談起宗教信仰和中華民族的歷史，以及近年來出現的信仰危機時，李天祥先生突然感慨地說：希望你將來寫一部戲，就叫《這是最后的斗爭》。我們都知道，《國際歌》中它后面的詞是：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我寫這個戲的出發點就是想表述我們應該非常嚴肅地面對“這是最后的斗爭”這個信仰問題。如果不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危險。

戲劇的功能不僅僅是娛樂

　　《國際先驅導報》：你如何看待如今喜劇鬧劇占主流，現實主義批判話劇被貶低的戲劇市場？
　　吳曉江：現在惡搞和娛樂的戲很多，演出樣式變化很大的戲也不少。一方面你覺得演出市場呈現多種多樣，但另一方面真正呈現藝術創作者想要對觀眾說出話的戲劇很少。大部分戲把生活中有趣味和有戲劇性的愛情和價值觀念，通過戲劇放大在舞臺上，把以前認為崇高的東西——理想、信仰和貞操等，通過反諷的方式來體現，這表現了現代人對自己生活的不滿意和對以前理想的否定，創作者好像對生活和社會沒有什么好說的。
　　當然在生活壓力下走進劇場尋找娛樂，沒有什么不好，但戲劇的功能不僅僅是娛樂，而是認識、思考生活和自己。其實我們這個社會太需要正面的東西，這部（《這是最后的斗爭》）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正劇，但也不乏幽默和喜劇的因素，構成了正劇的多元性。凡是走進劇場的年輕人都很喜歡。有網友留言說：如果說這是主旋律，我會大聲疾呼，朋友們都來看看這樣的主旋律，我們的社會太需要這樣的主旋律了！對于吃慣了沒有營養的快餐，再吃一些講究一點程序、需要一點耐心和動一點腦子的戲劇會覺得挺好。

一部寫實批判話劇的“意外”走紅

    在魔幻解構輕飄飄的愛情充斥話劇舞臺的今天，《這是最后的斗爭》得以克服市場和政治雙重壓力生存下來，也許是這個社會最不意外的意外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雪蓮發自北京 最開始，《這是最后的斗爭》（以下簡稱《斗爭》）并非一部被人看好的話劇，因為沒有“大牌”導演，沒有“話題”演員，也沒有“應有”的炒作和鋪天蓋地的媒體頭條，說起來甚至有些可憐：去年5月份該劇在中國兒童劇場首演，卻并未引起任何關注，艱難求生一年后，它才“大器晚成”，得到應有的贊美和掌聲。它的開場，一片安靜。
　　那些不安靜，卻漸漸出現在上演之后。一年后，它被觀眾譽為內地20年“最大膽說真話”的舞臺劇，是近年來話劇舞臺上的“中國反腐第一劇”。自在北京多輪演出以來，觀眾評價該劇臺詞有股“狠勁”，“太真實”！目前，該劇已經完成北京、上海、重慶等地巡演，接下來將深入內蒙、安徽等內陸省區演出，甚至籌劃2011年10月到2012年5月間在美國百老匯上演。
　　某種意義上，在商業和票房論至上的今天，《斗爭》所遵循的，依然是早年中國話劇的匠人精神和原始傳播路線——它指向的是這個社會一直以來存在但卻始終被人忽視的現實膿瘡。也因此，它能夠直抵人心。

艱難的誕生

    演了兩場后，坊間以訛傳訛，傳出個笑話：“這個戲趕緊看，不看以后就會封殺了”

　　若要弄清楚一部優秀作品的血脈，則必須回到最初的起點。《斗爭》的誕生，說來與一頓年夜飯有關。
　　2007年春節，解放軍總政話劇團團長孟冰和妻子去好朋友家湊熱鬧。除夕夜，朋友家里熱鬧非凡，老中青三代滿堂，大家就社會現實和各自生活聊得不亦樂乎，當然也伴有激烈的爭執——就是在彼時，一個關于三代同堂信仰和理念沖突的創意種子，在孟冰的心里萌芽——成長于革命家庭、從小接受紅色教育，但也因此于現實生活中感受到更為激烈價值觀念沖突，這也許是催生孟冰內心表達欲望的意識背景。
　　自此，孟冰開始了長達三年的痛苦思考。
　　他為劇本定名《這是最后的斗爭》，其間九易其稿，最終落紙4萬字，到首演前，修改更是不計其數。
　　當時孟冰并未想到，這部戲竟然會成為中國現實主義話劇傳統復興的一次見證——事實上，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話劇的主導性風格就是直面人生、揭露和批判社會問題的寫實主義。但令人遺憾的是，到1980年代，現實主義話劇便逐漸退出，愛情和幻想題材充斥舞臺。
　　面對《斗爭》這部近二十年未曾相逢的現實主義巨作，國家話劇院的領導們決定開排：盡管無法預料它的市場和政治生存前景，但大家似乎都不忍心放棄這么好的一個題材。經過6周排演，2009年5月1日《斗爭》正式在中國兒童藝術劇院首演。
　　有趣的是，為了能夠順利首演，劇組甚至最終決定將《這是最后的斗爭》更名為《大過年》。
    “當時我們覺得名字有點太激烈了，現在都講和諧。”該劇導演吳曉江說。而孟冰則告訴記者：“當我得知劇院改名為《大過年》時，我是不同意的，這個名字不足以概括和統領這部戲的思想內容。”國家話劇院尊重了他的意見，第二輪上演時，改回原名，只不過加了個副標題：又名《大過年》。
　　孟冰并不覺得這部戲難寫，“難的是把握分寸” 。在寫作之前，他就意識到，這部直面當代社會諸多問題的戲肯定會受歡迎，但令他吃驚的是，排演過程中因遭受壓力而不斷做的那些改動。“大家小心翼翼的”，他形容道。
　　這種“小心翼翼”并非沒有緣由，第一輪演出后，這部現實主義的話劇鋒芒畢露，因而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
　　去年上半年，網絡上出現了很多討論這部戲的帖子，例如“從《斗爭》看戲劇的現實關注”“《斗爭》：尷尬中思考人生百態”，但很快就銷聲匿跡。該劇制片人劉鐵剛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一開始是很艱難的，因為媒體一開始不敢報道，拿不準報道尺寸，寫了也擔心會被主編斃掉。因為上面還沒有明確表態。”
　　在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演了兩場后，坊間以訛傳訛，傳出個笑話：“這個戲趕緊看，不看以后就會封殺了。”

高層的認可

    “中國國家話劇院誕生了一部能讓老百姓們爭相觀看的曠世劇目”的消息，很快傳到更多的中央領導耳中

　　作為一名有膽識的制作人，劉鐵剛似乎并無太多憂慮，他告訴本報記者，自己第一次看劇本時覺得這個劇很生活，但同時也擔心寫了這么多黨內腐敗和流行段子而對觀眾有誤導。但后來一想，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何二明（劇中人物）所說的話也很正常啊，我們手機上的短信和庸俗的段子，不是今天的現實嗎？“老百姓是有所甄別的，不會完全去附會，藝術家大可不必在這點上緊張。”他這樣鼓勵劇組成員。
　　當這部戲的口碑流傳之時，劇組決定去天橋劇場、中國國家大劇院加演。
　　同時，“中國國家話劇院誕生了一部能讓老百姓們爭相觀看的曠世劇目”的消息也傳到更多的中央領導耳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宣部部長劉云山等高層領導專程前來觀看。李長春對《斗爭》的評價是：這部話劇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好教材。
　　得來高層這樣的稱贊著實不易。導演吳曉江坦承：一邊演一邊改，甚至多次修改規避風險，“起先只是在劇本細節上不夠合理和準確的地方做了修改。很多人很喜歡但又擔心這個戲會被斃，我們就軟化了過分敏感和容易引起誤解的詞，后來有更高的國家領導人要來看，先派副部級的領導來看，為了避免敏感和引發爭議，后來又改過一次。”而至今，大眾看得最多的版本是國家大劇院版。
　　劉鐵剛關于劇本修改的說法則是：“修改是從人物是否真實立體和觀眾認知方面出發。原來消極的東西多了些，有些人物太偏激了，例如老二上臺就說風涼話，不太符合現實生活，一個人壞不是什么都壞。后來我們就增加了一個情節：老二為了緩和跟父親的矛盾，他想了一宿，想到了共產黨的好——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很牛，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緊接著他話鋒一轉，又開始講不好，老爺子又生氣了，戲劇性就出來了。”
    而孟冰認為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具有性格、美感的正常普通人，何二明這個人物也不例外，他的言行激烈是因為“他的內心沖突最激烈，因為他內心是熱愛這個國家、這個家庭和父輩的，但是他看到很多負面的東西，所以內心矛盾比別人激烈”。
　　高層首肯后，這部劇曾經曲折的命運似乎得以改變，其后，《斗爭》創造了50多場的演出紀錄。

“另類”主旋律

    這個戲“好就好在說實話，勇敢在說真話”

　　說來有趣，這部“獻禮建國60周年”的主旋律話劇，卻以其犀利大膽的臺詞，直刺當下社會的黑暗內幕和共產黨內部的腐敗現象，創造出“另類”的主旋律風格。
　　該劇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寫了社會轉型期中一家三代人的困惑與堅守，毫不掩飾地揭露當今社會權錢交易的現象——除夕之夜，退休高官何光明的小兒子何曉明因非法集資敗露，決定在逃到美國前陪父母度過最后一個除夕，而揭發者竟是自己的外甥小劍；大哥何大明期望弟弟主動向當局坦白，自我救贖；二哥何二明對社會黑幕深惡痛絕，但為生存不得不躋身其中，良心備受拷問。在這個本該團圓歡慶的夜晚，何家三代卻面臨著金錢與信仰、堅守與背叛、正義與親情的殘酷抉擇。
　　初看這部戲，你可能會感到一絲平淡簡單：傳統的“三一律”結構、零大腕陣容，劇情也不夠驚奇娛樂，但你一定會被該劇強烈的批判性，以及大量取自現實生活的精辟臺詞所吸引。
　　譬如，劇中人物何二明歷數社會腐敗黑幕：“這有什么呢，不就是那個什么貪污腐化，行賄受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官商勾結，暗箱操作，公款吃喝，公費旅游，收紅包，拿回扣，包二奶，養小蜜的事，那都是電視和互聯網上比比皆是的事。”劇中人物周小劍痛斥：“在我們鄉下，凡是好事都被那些鄉里縣里領導的兒子、孫子和七姑八大爺占著。別人不敢開的礦他們都敢開，別人不敢伐的樹他們都敢伐。老百姓要想告他們，公安法院全都跟他們勾著，沒處申冤啊！”又如：“那時候（改革開放前）天是藍的，沒有那么多污染，理發店是理發的，醫生是不收紅包的，學校是不掙錢的，照相是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這樣寫實詼諧的臺詞令觀眾每每會意地大笑并鼓掌。
　　值得一提的是，該劇不僅在格調上堪稱“另類”，表演與人物塑造上也不同于一般主旋律話劇。吳曉江說：“這個戲從內容到形式都比較復雜，比如說，大家明知何曉明攜款潛逃是不對的，但對他又深懷同情，對老爺子的正直和耿耿于懷既感到他很傻，也覺得很可愛。”
　　但劉鐵剛并不認為這部戲“另類”，“現在大家都弄非寫實的戲，而我們這部戲恰恰是最傳統的寫實的戲劇，反而另類了。”
　　不過，他們都認為這個戲“好就好在說實話，勇敢在說真話”。劉鐵剛說起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我們習以為常的細節，家長囑咐孩子“這話在家里說說就算了，千萬不要在班上說哈”，愛人囑咐媳婦“這話千萬不要在單位說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說實話不再是社會人應該恪守的情操，而成為生活中的技巧？
　　或許，所謂的“另類”，只是因為一種話劇風格的泛濫壓倒了另外一種風格，當后者出現時便更能震撼人心。《斗爭》恰恰在這個泛娛樂時代做了“正心”的事情，在浮躁的物欲世界里如此發問：我們丟失了什么？未來我們將走向何方？

附視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dBuLO_cp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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