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懸劍》作為反映一部國共聯合抗戰的革命歷史劇，以“消費”“革命”與“英雄”的姿態打造“超立場”的“越界”愛情，不僅構成對“紅色革命經典”中革命女性“青春”的另類“補寫”，而且巧妙地在社會審美心理和意識形態警惕性“傳感器”中找到自身“平衡點”；不僅實現了其在革命歷史重構上的“安全著陸”，而且獲得了“市場”的“回報”。　　

時下對紅色革命經典中的革命女性的“青春”進行“補寫”的沖動，既是始于上世紀80年中期啟蒙主義所鼓吹的“人性”的“復歸”的延續，也不妨視為政治禁忌的松動的外部癥候，更與商業時代消費主義的美學“拓疆”密切相關。小說《沙家浜》（2003）里“一女三男”式的“跨陣營”戀愛模式和2004年兩部由紅色革命經典改編的電視劇《林海雪原》和《紅色娘子軍》打出的“青春”與“感情”旗幟，顯示了這種“補敘”的努力與試驗，然而它們引起評論界和社會各方的非議表明，對革命女性的“青春”“補寫”如同走鋼絲，必須“踩”到社會審美心理和意識形態警惕性“傳感器”的“平衡點”。　　

《中天懸劍》的主人公淞滬師師長肖弋與女共產黨領導人洪纓之間的“越界”的生死絕戀時下人的審美心理而言，顯得“驚世駭俗”。然而吊詭的是，這種“越界”的“愛情”不僅沒有成為這部革命歷史劇的“陷阱”，反而成為其市場“回報”率的“支撐”。一個重要的背景性的原因在于“唯收視率”時代“消費”“革命”已然成為一種劍走偏鋒式的擺脫“審美疲勞”的策略與路徑。“告別革命”的喧嘩與主流意識形態對“對岸”的政策“挪移”造成的意識形態禁忌和身體“階級區隔”的松動，使得國族的邊界，上升為革命歷史言說的最大的禁忌，也使得對歷史采取另一種言說成為可能，“兩劍”——《中天懸劍》和《亮劍》的時代的合法性由此而來。　　

《中天懸劍》對革命女性的“青春”的另類“補寫”首先體現在它以大膽、奇特的想象，將“紅色兒女”（上世紀50、60年代的紅色革命經典——歌劇《洪湖赤衛隊》的女主人公）“青春”敘事揉進了一個來自“對面”的“政治陣營”、帶著幾分好萊塢式的“個人英雄”色彩的主人公的抗戰英雄傳奇的敘事序列中，從而打造一場“超立場”的“越界”愛情。它的實現，源于導演連奕名對《中天懸劍》的期許，即力圖打造一部中國的《巴頓將軍》。它將好萊塢式的“英雄”裹進“中國式革命”——交織著民族解放運動（抗日戰爭）、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爭奪行動、國共之間的聯合與抗爭運動的“革命”的外殼里，其多重性構造決定了它內壁無法實現“均質化”致密感，“革命”的“縫隙”為“禁忌化”的情感提供了“棲息地”，使得這種帶著“越界”色彩的有悖于革命倫理的愛情多了幾分鐵血柔情式的張力與驚艷感。　　

《中天懸劍》對革命女性的“青春”的另類“補寫”之“另類”性還體現在將這樣一個“超立場”的“越界”的愛情故事，納入一種不僅對當下而且對當時的婚戀倫理道德構成“侵犯性”的“一男三女”式的多角愛情模式——即男人與妻子、情人、紅顏之間的情感糾葛，并將其嵌入黨派政治、民族革命、傳統道德與革命烏托邦信仰之間的較量中，以此來修正現實的“庸俗感”和消解意識形態的“懷疑”。它將一個既古典又現代的“英雄-美人”（“英雄-紅顏”）的敘事模式加以“革命化”的改造，傳統的“紅顏”被悄然置換成“紅色女兒”，從而營造“越界”愛情的“合法性”基礎。“紅色女兒”的洪纓，“民族革命”與“人類解放”的“普世性”價值成為其獲得“越界”愛情的“準入”資格并在“一男三女”式的愛情較量中取得絕對性的優勢。這種較量不僅是不同女性的個性魅力、人格理想的較量，更是不同“政治陣營”的感召力的“博弈”。來自共產黨陣營的女主人公洪纓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來自國民黨陣營的軍統特務柳纖纖，贏得了男主人公的充分信任和全部愛情，而這種愛情的勝利更是在女主人公“無為”的狀態下取得的。女特務的處心積慮和女主人公的“無為”姿態，對比鮮明地凸現和象征著共產黨陣營的絕對感召力和精神優勢，同時也減輕革命女性的“越界”愛情的“原罪”。而女主人公“勝出”之后，這段“越界”的愛情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對這禁忌式的情感的被迫（日本人以為籌碼來迫使男主人公投降）同時也是自覺（女主人公請求男主人公結束她的生命進行突圍）的“中止”，使得革命的冷酷原則和啟蒙主義的“人性”關懷在這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慰藉”。女主人公“青春”的“獻祭”將“越界”愛情的情感震撼力推向極致，它直接左右和引導了男主人公最后的“政治抉擇”（投奔了新四軍），于是“越界”的愛情，得到“陣營政治”原則的“諒解”。　　

“越界”愛情敘事的對“空白”美學的運用和大量“不定點”的設置，是它“安全著陸”的重要原因，也給“越界”的感情籠罩上“撲朔迷離”的煙霧。讓一場“超立場”的禁忌式的“越界”愛情，因戰爭環境的壓抑和“各為其主”（“主義”）的執著立場而蒙上一層“悲劇”性色彩。而結局更使人陷入惶惑：這究竟是一個以愛情為外殼的獲取時代“認同”的革命故事還是以革命為“掩體”的來肯定革命年代“人性”——革命女性的“青春”“敘事”的“合法性”的“越界”愛情？吊詭的是一個現代的情愛模式卻在劇中完成了它“合法性”的演繹：一個男人與妻子、情人、紅顏之間的曠世絕戀，借著革命的“掩體”，獲得了其道德神圣性。意識形態秩序和男女兩性都能在這樣一部抗日英雄劇里得到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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