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邀海月祭忠魂　　　讀《張蒼水集》　　

不知道別的省是不是這樣，在湖北省武漢市人們的印象中，凡冠以“武漢”的單位一般要優于冠以“湖北”的單位。就說公共圖書館吧，湖北省圖書館與武漢市圖書館相比就明顯差了檔次。前者狹小局促，原始落后；后者規模恢宏，環境優越。我是省圖書館的老讀者，不得不經常在幽暗窄逼的書架間摸索，等到尋得一二本中意的書，人也早已是灰頭土臉。　　

前不久，我在該圖書館的書架間找到一本塵封已久的書，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塵，原來是一部《張蒼水集》。張煌言我是知道的，蒼水是他的號，乃明末抗清英雄，他的集子在清朝被列為禁書。到得孫中山發動國民革命，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盟會大將章炳麟記起張煌言是最堅決的反滿英雄，便從甬上張氏手里弄來鈔本排印，作為革命文件傳播，很鼓舞了一番革命黨士氣。全集中收入《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等詩文集。他的《將入武林二首》很有名，大學課本里就有。于是借了回來看，看了幾篇便放不下手。那激揚于詩文中的一股浩然正氣令我血脈僨張，不能自已；那揭露清軍暴行的熾燎文字令我毛發上指，怒火中燒；而那字里行間對飽受戰爭摧殘的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又令我深深嘆息，潸然淚下。一部《張蒼水集》實在太過于沉重，太過于悲壯，太易于喚起深埋在神州地底下的民族精神。這也許就是清王朝一方面嚴厲查禁張煌言的著作，一方面又在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的原因吧。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生于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十六歲補邑諸生。當時農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各地學署遵旨進行軍訓，以備不測。學子們雖然滿腹經綸，武功方面卻是一竅不通，測試弓箭竟無一人中的。煌言獨選一張硬弓，連發三箭，箭箭穿透蒙靶的牛皮，令巡視的學使贊嘆不已。清順治二年江南失守。煌言時年二十六歲，與同鄉錢肅樂等人在紹興起兵擁立魯王監國，抗擊清兵。十余年里，屢挫屢起。順治十六年與鄭成功合軍北伐，率偏師據南京上游，雖然兵不滿萬，船不滿百，卻能連下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清廷震動。后因鄭成功玩寇喪師，棄上游軍不顧逃至海上，煌言進退失據，在清軍上下夾擊下全軍復沒。他只身登岸，經霍山、安慶、池州、徽州、嚴州、浦江、義烏、婺州、天臺、寧海等地回到海濱根據地，徒步跋涉二千余里。為了躲避清軍追捕，在山中晝伏夜行，雙腳潰爛，衣衫襤褸，幾瀕于危殆而意氣不減，數度困厄而吟誦不絕。沿途百姓無不冒死相助，甚至有一人跑到清軍大營里自稱是張煌言，談笑受戮，為的是讓清軍相信煌言已死，停止追捕。得知煌言歸來，浙東百姓無不額手稱慶。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病逝于臺灣，同年魯王監國死于金門，明王朝最后一縷血脈至此斷絕。這時，江南與清王朝對抗的除了臺灣的鄭經（鄭成功之子）割據稱尊，就剩下浙東沿海張煌言部。因為有人民群眾的支持，清軍始終無法消滅這支不屈的義軍。為了割斷義軍與人民的聯系，清政府實行殘酷的遷界政策，命沿海居民一律內徙三至五十里，敢越界者斬。在此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煌言不得不解散部隊，自己則隱居到一個叫做懸嶴的海島上，侍機再起。清王朝害怕煌言卷土重來，務要捕得而后快。有原煌言部下降清者，為向主子邀功，千方百計打探到煌言行蹤。隨命兵勇化裝成普陀僧人，俟煌言仆從上島買米時突起拿獲。叛徒持刀逼說煌言下落，無一人開口。一個一個殺去，殺到最后一人，那人說，你就是知道了下落，也抓他不住。問為什么。那人說，煌言養了二只猿猴，每天蹲在樹梢上，能看到十里之外的船只，發現目標就大聲啼叫。煌言晝夜一柄利劍不離左右，一旦聽到猿猴報警就會立刻自剄。叛徒殺盡俘虜，乘夜帶人摸上海島，出其不意，竟將煌言等人擒獲。清廷大喜，百般勸降不獲，一個多月后，康熙三年九月七日，從容就義于杭州。友人收其尸，葬于西子湖畔，南屏山下，與宋朝岳飛，明朝于謙墓并，稱西湖三杰，受到江南人民世世代代祭奠和尊崇。　　

煌言被押解杭州時曾作《入武林》一首：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詩中明確表示要以岳飛于謙伍子胥為榜樣，做一個有民族氣節的忠臣烈士。　　

在張煌言轉戰于蘇、皖、閩、浙的日子里，清王朝曾無數次對他進行勸降，許以高官厚祿，并將他的妻兒父兄親戚友人下獄作人質用以要挾。煌言終不為所動。在當時，舊官僚投靠新主子是大勢所趨，沒有幾個人愿意拿了榮華富貴、身家性命去換取成仁取義的虛名兒。這些人有著一個不太好聽的稱謂：漢奸。漢奸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是這樣一個群體，受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驅使不憚于無恥卻盡得實惠。它歷史悠久，理論完備，影響深遠，只要對“我”有利，一天換一個主子也無所謂，不管這主子是圣人抑或強盜，天使抑或魔鬼。中國現在時興以“文化”冠以各種活動，說白了不過是“儒官”或“儒商”們附庸風雅愚弄百姓的把戲。如果真要出一本《文化詞典》，“漢奸文化”倒是絕對不可遺漏的。明末漢奸最多，也最不知羞恥。著名的有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孫可望、錢謙益等等。無不奴顏卑膝，認賊作父，屠殺自己的同胞不遺余力。中國與其說是亡在滿清手里，不如說是亡在漢奸手里！　　

讀《張蒼水集》卻讓我看到了另外一種人生觀、生死觀。在那一篇篇洋溢著強烈愛國主義熱情的詩文中，多次的提到萇弘、申包胥、伍子胥、蘇武、岳飛、文天祥（文山）、謝枋得（疊山）、于謙這些千古傳頌的英烈。在《答趙廷臣（清浙江總督）書》中說：“臺下清朝佐命，仆則明室孤臣，時地不同，志趣亦異。功名富貴，早等之浮云。寧為文文山，不為許仲平。”“有疾風勁草，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者，無非欲為萬古留綱常，為兩間存正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于生；義所當生，生賢于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游，于事畢已。”明確表示寧愿效仿文天祥、謝枋得為民族大義而死，也不學元初許衡滿嘴程朱理學卻又奴事仇寇換取功名富貴。功名富貴對于他來說不過象天上的浮云，轉眼即散，而做人的風范骨氣卻是要長留于天地之間的。　　

人懷此念，說話擲地有聲，也難怪身死之后清廷上下一片嘆惜之聲。除了上面提到的入武林二首之外，從被清軍捕獲到慷慨就義，五十天里，雖然身陷囹圄，旦夕授首卻泰然自若，吟詠不絕。在《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一詩中寫道：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　　

到來晚節同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　　

雙鬢難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洲歸。　　

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臨行刑，作《絕命詩》曰：　　

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　　

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世間大事，無過于生死，有人信奉“活著就是一切”，“好死不如賴活”。為了活著，為了活得有“質量”，他們會不擇手段地做一切事情。他們也許會嘲笑張煌言太傻，放著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不要，偏要選擇去死！真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記得《桃花扇》中的侯方域當初以其一腔救亡圖存的熱血，揮斥方遒的豪氣贏得了秦淮名妓李香君的芳心。一代佳人可以說是在侯公子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了正義和真理，她敢當眾怒斥權奸阮大鋮并不惜一死以謝侯公子，血濺桃花成素扇，青燈古剎待情郎。誰知等來的竟是一位變了節的情郎！論起來學富五車的侯公子實不如秦淮河上一娼妓。人若為一己私欲活在世上，與四足畜牲又有什么兩樣！天地之間確實存在著一股氣，一股人類社會經過數百萬年凝聚升華的氣，正因為有了這股氣，人類社會才得以發展，得以進步，得以傲立于浩瀚的宇宙之巔。這是一股正義之氣，這是一股高貴之氣，這是一股英雄之氣！張煌言就是靠著這股氣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斗爭二十年，承載了一帆凄苦，飄零于萬頃波濤，九死而不悔。　　

張煌言又是一個胸懷極為寬廣的人。南明抗清軍隊各成體系，擁立諸王，互相傾軋。錢肅樂、張煌言擁立魯王于紹興，蘇觀生、鄭芝龍擁立唐王于福建，丁魁楚、瞿式耜擁立桂王于肇慶。唐王令魯王稱臣，魯王則扣押使臣，傳檄數唐王罪行，一時兩個政權形同水火。順治八年清軍攻陷舟山，張煌言等人奉魯王奔金門。此時唐王已死，福建軍政鄭成功說了算，鄭氏并不歡迎魯王的到來。張煌言在其中“和謹調護，王賴以安。”鄭成功部下恃強侵陵，他只以忠信和睦委婉勸導，必令部下心悅誠服，由是“主客浹和”。他又從大局出發，勸魯王去監國號，稱臣于桂王，使得在后來的十數年里南明軍隊能夠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順治十六年，與鄭成功合師北伐，成功圍南京，煌言以數千偏師縱橫于南京上游大江兩岸。成功因屢勝而輕敵，拒絕煌言的正確意見，屯兵堅城之下，日久師老，為清江南總督郎廷佐所敗。煌言得到敗報，以為成功雖敗，不至于馬上登舟；即使登舟，也不至于即刻撤走；就使撤走，也一定會固守鎮江以圖再舉。誰知成功小挫即攜全軍逃至海上，使煌言一軍在上游陷入絕境。煌言卻并不因此抱怨成功。成功經此失敗，心灰意冷，遂決定奪取臺灣建立鄭氏王朝與滿清對峙。成功一軍是東南沿海最重要的一支抗清武裝，他的離去使煌言孤軍奮戰，處境更為困難。在《上延平王書》中，他對成功遠征臺灣偏安孤島的做法提出質疑：“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鄭成功收復臺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他的本意卻是既懼怕清軍，又不愿繳械投降，只好遠避孤島。他在臺灣建立鄭氏王國與清王朝分庭抗禮，不曾有過“反攻大陸”統一祖國的念頭，實則有分裂國家之嫌。當然，我們不可以這樣苛求一位民族英雄。從這件事的分歧上卻看出張鄭二人志向的優劣。成功死后，煌言作了一篇極漂亮的祭文悼念戰友。文中回顧成功一生功績，稱頌他“勛追武肅（錢镠），忠貫汾陽（郭子儀）”。　　

江南尤其是浙東人民敬仰張煌言。在他被捕經過西渡時，路旁突然跑過來一僧人，將一塊裹著字紙的瓦片拋到他跟前，返身離去。煌言看那紙上題有一詩，其中兩句道：“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文山正氣歌。”煌言笑道：“此王炎午之后身也。”南宋末文天祥被執，數求死不得。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置于天祥所經之路，勸其速死。人民把他當作文天祥來敬重，人民也太希望在國破家亡之際，漢奸走狗蜂起之時，有一個文天祥似的人物來為中華民族這一段屈辱的歷史劃上一個永志不忘的句號。　　

張煌言潔身自好的品德也令人敬佩。他身為南明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領兵二十年，位不可謂不尊，權不可謂不大，南征北伐始終孑然一身。有人勸他納妾，且將一死王事者之孤女奉之。他道，妻子受我牽連入獄，度日如年，我早已斷了續娶的念頭。這女孩的父親為國捐軀，我怎能做對不起忠臣的事呢？于是贈予女孩厚厚一筆嫁妝將她打發走了。從這一點看，比起鄭成功因酒色早逝，個中優劣自是分明。我曾有《讀〈張蒼水集〉》一詩記之：　　

冰槎無日不飄零，義幟誰持到海庭？　　

忍向郊原收碧血，驚看辮鬼割膻腥。　　

何煩西渡僧拋瓦，已見南冠客過亭。　　

笑與前賢三列冢，鐘聲暮色草青青。　　

作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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