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豫謙

                          解放區文學思潮概述

解放區文學不只是一種區域性的概念和歷史性的概念，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與中國歷史上所有文學有著本質區別的全新文學概念。從時間上講，解放區文學應當從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工農紅軍建立紅色政權以后算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從地域上講，1927年后在全國陸續出現的紅軍和蘇維埃領導下大小不一的根據地，特別是后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全國各地相繼出現的以延安為中心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

解放區文學誕生于險惡的戰爭環境之中，但它的產生卻帶給人們撲面而來的新鮮氣息和敢為人先的大膽的創新精神。當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國各解放區掀起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文學運動完全可以與其所領導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的偉大勝利相媲美，解放區文學以它巨大的成就和輝煌的業績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解放區文學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優良傳統，下開社會主義文藝之先河，有著承先啟后的特殊意義。

　　解放區文學思潮興起的政治地緣因素

解放區文學思潮產生的的母體—政治地緣因素。

首先，社會、人的解放。

在解放區，把社會、人從黑暗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作家、藝術家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改變了過去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獲得了自身和思想的雙重解放。在這里，文學成為千千萬萬勞動群眾參加欣賞并直接參與創造、大顯身手的園地。事實說明，讓文學藝術直接與大眾見面，讓一時代的全體大眾來參與形成一時代的文藝思想和審美情趣，這不獨對于大眾是一種福音，對于創作者尤其是一種解放。

其次，社會、人的翻身。

解放區實現了社會、人的徹底翻身，同時也實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劇烈變革。從某種意義講，解放區是把長期以來被顛倒的歷史重新再顛倒過來，剝奪者變成被剝奪者，被剝奪者變成剝奪者。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僅要奪回他們長期被剝奪的政治、經濟權利，而且，還要奪回他們長期以來被統治者剝奪的文化權利。這就是為什么在當時物質條件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各解放區卻能一呼百應掀起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文藝運動和解放區文學思潮能夠蓬勃興起的一個基本原因。

第三，理想、信念。

解放區概念本身包含著極大的相對性、暫存性，其最終目標是趕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蔣家王朝，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解放區不會永遠是解放區，它是未來新社會的雛形和預演。為了實現遠大理想和目標，除了要加強黨的領導還要對整個社會進行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強有力的思想規范，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一切力量來鞏固、發展解放區，實現其向著遠大目標和理想的順利過渡。而這樣的時間、空間中形成的文學藝術事業，只能成為整個前進事業的一部分，一種武器或動力。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另外，除了上述主要方面，還有一個因素值得重視，就是中國革命和蘇聯十月革命不同，中國革命所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當年大片的解放區都處在貧窮落后的農村，中國的農村狀況、中國的農民狀況對解放區文學思潮產生著直接的影響。而當解放區的作家、藝術家大多從城市到農村，像毛澤東形容的那樣“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這就客觀造成了他們與解放區之間的反差，成為他們以后的立場、觀念、思想改造與轉換的一個依據。

　　解放區文學思潮發展及流向

解放區文學規模宏大、時間長久、影響深遠。其發展軌跡大致可以分為：

醞釀期（解放區誕生之前的一段歷史時期）。解放區文學思潮誕生經過漫長的文化和文學積淀以及充分的思想醞釀之后逐步形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思潮，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口號的提出，還有魯迅的文學思想和創作、郭沫若關于革命文學的論述和成就、創造社、太陽社及左翼作家聯盟等社團組織的成立與活躍等等。成仿吾、丁玲、周揚、蕭軍、沙汀、艾青、田間、馮雪峰等成為解放區文學骨干力量。解放區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繼續和延伸。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在開創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的同時，已經提出和展開了與之相適應的革命文學事業。當年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已經產生了解放區文學的萌芽和雛形，隨著紅軍的長征也被直接帶入解放區。還有解放區當地的民間文學、對國外文學的翻譯介紹都更加豐富充實了解放區文學。特別是蘇聯文學和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介紹，對解放區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極大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形成和發展時期（1937-1942）解放區開始形成，各種文藝人才逐漸集聚，各類文藝社團組織相繼成立，各項文藝活動逐步展開。最先出現的是紅色歌謠、群眾性歌詠活動。冼星海從法國回國進入延安，掀起了《黃河大合唱》新音樂活動的高潮。戲曲的活躍，從小型的街頭劇、秧歌劇到舞臺劇，到40年代形成演大戲、洋戲的熱潮。曹禺《日出》、《雷雨》，果戈里《欽差大臣》、莫里哀《偽君子》、包歌廷《帶槍的人》搬上舞臺。這讓延安最早接觸到最高水平的藝術成果。革命詩歌創作和街頭詩運動。最初的街頭詩運動是在延安發起的。1938年8月7日延安的街頭詩日，多次掀起高潮并波及到晉察冀邊區等各個解放區。開展了幾次大型的集體創作活動，如延安《長征記》《我們怎樣到陜北來》《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獄生活》晉察冀邊區《冀中一日》等。各類文藝社團組織、報紙、期刊如雨后春筍出現在各解放區。1936年中國文藝協會在陜北保安成立，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丁玲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抗戰文工團，民眾劇團，詩歌總會，音樂總會，工農劇社等成立。整個解放區文藝社團組織有250多種，其中大多數是這一時期出現的，文藝期刊有170多種，延安《紅色中華》《新中華》《解放》等專門辟有文藝專欄，還有許多像《邊區文化》《文藝突擊》《山脈文學》等純文學刊物。延安曾出現兩次文藝人才聚合的高峰，第一次是1937-1938年，第二次是1939-1941年。丁玲1936年10月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歡迎。文藝人才大匯集是解放區文學思潮發展的基礎和保證。解放區文學呈現出新鮮活潑、豐富多彩的大繁榮、大發展勢頭。盡管文藝發展主旋律是健康、向上的，但有些不良傾向的出現、發展也到了亟待解決的時候。例如純藝術觀點的抬頭，文藝界的宗派主義、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空談提高，甚至出現了“還是雜文時代”，堅持要暴露解放區所謂“黑暗”等觀點。

成熟和深化期（1942-1949）主要標志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完整形成，它既是解放區文學的靈魂又是解放區文學思潮最為顯著的成果。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新文化運動以來解放區文藝的發展作了系統的、科學地總結，澄清了困擾革命文藝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明確了文藝發展的基本問題，為解放區文學的健康發展和以后新的社會主義文藝建設指明了方向。在文藝座談會召開的同時，文藝界隨著延安整風運動開展了以反對宗派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反對黨八股為宗旨的整風運動。文藝工作者除了認真學習《講話》和規定的有關文件，就是進行自覺的自我思想批判和改造。同時，還開展了對王實味等人不同觀點、傾向的批判，以推動解放區文藝工作者文藝界思想改造的深入。延安整風后，文藝界顯著變化就是重心由原來的對藝術的追求轉移到作家立場、觀念的改造和轉變上，掀起了長時間的深入農村、深入部隊、深入火熱的群眾生活的熱潮。這個時期，中、長篇小說陸續寫作和出版，說明了解放區文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柯藍《抗日英雄洋鐵通》，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干大》，柳青《種谷記》，孫犁《荷花淀》孔厥、袁靜《新兒女英雄傳》，草明《原動力》，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特別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賀敬之等人的歌劇《白毛女》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最早為解放區文學贏得了國際榮譽。延伸、拓展期（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間）建國后，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大多走上個文化部門的領導崗位，解放區文藝運動中形成的思想理論和工作經驗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和精神營養，工農兵文學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強化和發展。原來還未完成的創作還在繼續完成和出版。一些地區新的藝術風格的形成，如50年代陜西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所謂“山藥蛋”派，陜西以柯、馬、黃（柯仲平、馬健翔、黃俊輝）為核心的新秦腔的創立，杜鵬程《保衛延安》的出版，京津地區孫犁等人的美文風格創作等等都會使人從中找到和當年解放文學之間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