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再也不能不作為了

青年學者陳林在2009年最后一天凌晨，花了幾個小時一口氣寫下題為《2009：百年“紅學”全盤覆滅徹底破產——兼論“紅學”是“厚黑學”，“紅研所”、“紅學會”是邪教組織黑社會》的總結文字，于04:48:45發于新浪博客。文章指出以馮其庸、周汝昌等為首、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及中國紅樓夢學會為代表的“紅學”詐騙集團，犯下了長期隱瞞文化敗類陶洙偽造販賣系列脂本、欺騙政府、欺騙人民、詐騙謀財、敗壞學術等罪惡行徑。　　

對于陳林的指控，當事人“有權保持沉默”，不喜陳林的人有權以“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蔑視之，但是，作為國務院組成部委之一的文化部，卻絕不能置若罔聞。　　

這是因為，“紅學”作為一門顯學，關乎民族的文脈，關乎國運的盛衰，身負“研究擬定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并監督實施”、“擬定文化產業規劃和政策，指導、協調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理應諦察“紅學”的運作是否出現嚴重偏差；而被嚴重指控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及紅樓夢研究所，又是文化部的下屬機構，更沒有偏袒縱容他們的權利，否則，就是犯了“負有實施特定法律義務，并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不作為的錯誤，是對人民、對民族、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建議文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蔡武同志在2010年工作的部署中，加進“紅學詐騙”的立案查處一項，可在北京或廣州召開陳林研究成果鑒定會，邀請不同觀點的學者專家組成“百年紅學”的陪審團，聽取陳林的全面陳述，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附：

2009：百年“紅學”全盤覆滅徹底破產　　

(2009-12-3104:48:45)

——兼論“紅學”是“厚黑學”，“紅研所”、“紅學會”是邪教組織黑社會

陳  林　　

作為中國最大學術丑聞的“紅學”在2009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打擊。不但“作者曹雪芹說”、“后40回高鶚（或佚名）續作說”和“脂本脂批最接近小說原著說”等謬論被青年學者陳林以系列學術論文完全摧毀，而且以馮奸其庸、周奸汝昌等學術騙子為首、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及所謂“民間組織”中國紅樓夢學會為代表的“紅學”詐騙集團，被青年學者陳林充分揭露出長期隱瞞文化敗類陶洙偽造販賣系列脂本、欺騙政府、欺騙人民、詐騙謀財、敗壞學術等罪惡行徑。百年“紅學”不但在學理上全盤覆滅，而且在道德品質上也徹底破產。　　

“紅學”一詞，雖然通常被理解為研究小說《紅樓夢》的專門學問，但它本是清光緒初年喜讀《紅樓夢》的京朝士大夫口中的輕佻之語。“紅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嚴肅的學術研究無涉，相反，“紅學”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流淌著荒誕離奇的瞎掰胡扯、不著邊際的牽強附會、精心設套詐騙謀財的連篇謊言。100多年來，“紅學”的這些骯臟本質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紅學”為害中華卻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嗎？不對！現存120回小說《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曾任江寧織造的曹頫（1706～1775？），整部小說就是曹頫的自傳性作品。唯一最接近《紅樓夢》原著的真本、善本和定本就是程甲本。　　

曹雪芹只不過是曹頫虛擬的小說人物，歷史上根本沒有其人。20世紀突然陸續出現的多種關于曹雪芹生平的史料和文物等，如《四松堂集》及其所謂“付刻底本”、《懋齋詩鈔》、《棗窗閑筆》、《延芬室集》、《綠煙瑣窗集》、《春柳堂詩稿》、曹雪芹故居等，全都是文化敗類、漢奸陶洙（1878～1961？）親手偽造和篡改，或與陶洙的造假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后40回是續作嗎？不對！小說第86回恰恰用錯誤的八字命理暗示了元春的原型人物、曹頫的姐姐、平郡王納爾蘇嫡福晉曹佳氏的真實生辰八字是“壬申年壬寅月壬子日辛亥時”（1692年2月18日）。在現存120回小說的情節之下，隱藏并暗示了一條從1706年到1724年的真實年代序列，整部小說就是按照這樣一條真實的年代序列展開逐年敘事。　　

“脂本”是“最接近小說原著”的清代抄本嗎？不對，現存一切“脂本”都是文化敗類陶洙在從清末民初到1949年前后將近半個世紀里陸續偽造販賣出籠的。　　

陶洙不但偽造抄本“脂本”，而且伙同其兄陶湘等人大肆偽造《紅樓夢》各種刻本和印本以牟取暴利。包括活字本“程乙本”和所謂“東觀閣系列刻本（17種）”在內的多種印本和刻本，都是陶氏“家族企業”古籍書店喪心病狂的造假之作。　　

陶洙造假的“處女作”很可能是假托嘉慶年間浙江文化名人“苕溪漁隱”范鍇之名炮制的《癡人說夢》。20世紀初，陶洙在《癡人說夢》的基礎上偽造了糅合王雪香評語的“蝶薌仙史評本”（印本）。　　

清末民初，陶洙又偽造了他的第一個抄本“卞藏本”，號稱“《紅樓夢》原本”。1910年前后，陶洙伙同上海有正書局老板狄葆賢，在“卞藏本”的基礎上開始大規模偽造“國初鈔本原本秘本”“戚蓼生序本”。在炮制成品石印“有正本”的過程中，先后產生了“蒙古王府本”、“戚寧本”和“戚滬本”三個鈔本，其中前兩者是階段性廢品。　　

“有正本”造假的顯著特點是，其部分批語是號稱重金征集而來的小說家的評點，部分批語則是大量剽竊和篡改道光年間太平閑人張新之獨創的評點；其正文部分則沿襲了道光年間護花主人王雪香（王希廉）對程甲本正文的校改。　　

1918年前后，當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等人的倡導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陶洙又開始了偽造“程乙本”的罪惡活動。所謂“夢稿本”（楊繼振藏本）就是為了炮制“程乙本”而產出的一份草稿本，抄出的成品賣給了容庚，現藏首都圖書館；以此成品抄本為底本生產的第一部活字本“程乙本”，首先賣給了胡適，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陶洙炮制了另外幾部“程乙本”，都是通過抽毀珍貴的程甲本拼湊而成的。陶洙炮制的一部“程乙本”后來賣給了日本留學生倉石武四郎，現藏京都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甲辰本”和“列藏本”很可能是陶洙在炮制“程乙本”的過程中產生的兩個廢品。　　

配合胡適與蔡元培的“新舊紅學大論戰”，陶洙偽造了《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其中一個粘條稱“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　　

1926年前后，陶洙又開始了偽造“脂硯齋評本”的罪惡活動。第一部“脂本”“甲戌本”就是以殘本冒充“原本”的典型造假案例。1927年7月，化名“胡星垣”的陶洙親赴上海新月書店，將“甲戌本”重金售賣給胡適。胡適只看了一遍，就認定這是“海內最珍貴的孤本”。　　

1929年前后，陶洙再次炮制了另一部大規模的“脂本”“庚辰本”，先是售賣或寄托于徐星署（又作曙）家，然后通過陶湘、董康和王克敏等人，企圖高價售賣給胡適。這一次，胡適沒有上當，但是為其“新紅學”觀點的確立而寫了大肆鼓吹“庚辰本”的文章。　　

陶洙為進一步炮制“完美的‘脂本’”，炮制“庚辰本”時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原本寄于徐家，一是用負像攝影法復印了兩部“庚辰本”，一部自藏，另一部由趙萬里收藏。現兩部照相本都藏于國家圖書館。　　

20世紀30年代中期，陶洙炮制了《脂硯余聞》，這極可能就是后來的《棗窗閑筆》。在同一時期，陶洙開始根據自藏“庚辰本”照相本，開始炮制“完美的‘脂本’”，“己卯本”就是炮制“完美‘脂本’”的一個工作本。　　

抗戰時期，陶洙投敵附逆，出任華北敵偽政權司法委員會秘書長。40年代，陶洙企圖將“庚辰本”原本高價售賣給藏書家周叔弢，但遭拒絕。　　

1949年年初，陶洙通過好友張伯駒結識周汝昌，并從周汝昌手中得到了“甲戌本”的錄副本，將“甲戌本”批語用紅筆全部抄錄到“己卯本”上，為炮制“完美‘脂本’”奠定了基礎。　　

1953年，周汝昌因《紅樓夢新證》一書暴得大名，陶洙見此蠢蠢欲動，預料其“完美‘脂本’”將會造成更大影響。這部“完美‘脂本’”就是現藏于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的“北師大藏本”，于1957年6月左右以240元的高價賣到了北師大圖書館。經手人之一是周紹良的表兄弟周騄良。可能是陶洙害怕筆跡將敗露其作偽的罪惡行徑，“北師大藏本”上部分批語是改由周紹良抄錄的。　　

“北師大藏本”并沒有像陶洙預料的那樣造成比《紅樓夢新證》更大的影響。由于聞一多的高足范寧判定其為“過錄本”，“北師大藏本”被雪藏了43年，直到2000年年代才由北師大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導師張俊等人隆重推出。　　

50年代初，窮困潦倒的敗類陶洙上躥下跳，主要通過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北京修綆堂書店（今隆福寺中國書店）老板孫誠儉（孫助廉）及其弟子張英祿、袁同森和李新乾等人，陸續賣出“夢稿本”和“甲辰本”等抄本，又向俞平伯和吳恩裕等人傳送有關“脂本”和“曹雪芹”的信息，企圖詐騙謀財。　　

1954年，吳恩裕從楊鐘曦故宅得到經陶洙偽造和篡改過的系列涉曹史料，即《四松堂集》刻本、《懋齋詩鈔》、《棗窗閑筆》、《延芬室集》、《綠煙瑣窗集》和《春柳堂詩稿》等。由于吳恩裕在1954年的“紅學大批判”中落難，這批涉曹史料又被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五編室（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實權人物王利器奪去，然后由文化藝術局高價買下。王利器至死聲稱他對這批涉曹文物的首先發現權。　　

《春柳堂詩稿》中關于曹雪芹“姓曹名霑字芹溪號夢阮”“其人工詩善畫好飲年未五旬而卒”等信息，是陶洙伙同張英祿、袁同森等人刻板鈐印在張宜泉詩稿刻本上的。第一次作偽搞砸的廢品現藏于上海圖書館。　　

陶洙在50年代瘋狂造假售假，他用王希廉評本偽造了兩部“徐傳經批本”，一部賣到了蘇州圖書館，一部賣到了浙江圖書館。前者也是炮制“徐傳經批本”而產出的“廢品”。陶洙還偽造了嘉慶“千山試魁”所抄的《紅樓夢詩詞選》。　　

陶洙生前賣出的最后一部“脂本”是“蒙古王府本”，鑒定人是趙萬里。　　

認清陶洙偽造販賣系列“脂本”的罪惡行徑毫不困難。任何熟知陶洙的親友，如陶湘、董康、王克敏、趙萬里、孫誠儉、陳乃乾、尹炎武、陳仲篪、周紹良、周汝昌等人，完全不可能不知道“脂本”系陶洙親手偽造。任何早就仔細核對過各“脂本”原本的所謂專家學者，如林冠夫、胡文彬、杜春耕、蔡義江、劉世德等紅研所和紅學會的骨干分子，當然早就知道全部“脂本”都是陶洙親手偽造。　　

陶洙匯校匯抄的“完美‘脂本’”“北師大藏本”，正文和批語的大量筆跡跟“己卯本”一模一樣；而“己卯本”中所謂陶洙“抄補”的10回文字，大量筆跡跟“庚辰本”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到什么程度？謊言家和無賴們一看筆跡對比圖片，立即斷言陶洙“影抄”、“描抄”、“蒙抄”、“仿抄”了“庚辰本”！　　

陶洙“影抄”、“描抄”、“蒙抄”、“仿抄”了“庚辰本”，結果抄出了自己的筆跡——這是什么話？！　　

陶洙的特征筆跡如“斜彎勾寫得特別長大”、“一撇一捺寫得特別長大”、“大量常用字寫成了具有相同特殊結構的異體字”等，在一切“脂本”中都大量反復呈現，全部“脂本”都是陶洙親手偽造鐵證如山！　　

以馮奸其庸、周奸汝昌等學術騙子為首、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及所謂“民間組織”中國紅樓夢學會為代表的“紅學”詐騙集團，早就知道陶洙偽造販賣系列“脂本”的罪惡行徑。　　

周汝昌不但知道，而且還是陶洙造假售假的同謀死黨。　　

周汝昌關于《紅樓夢》“探佚”的陳詞濫調，幾乎全部可以從陶洙的謊言中找到根源出處。周汝昌對陶洙謊言的繼承和發揚，造就了他厚顏無恥登峰造極的“紅學泰斗”地位。　　

“庚辰本”明明是陶洙伙同張伯駒和周汝昌于1949年高價賣到燕京大學圖書館的，30年后周汝昌卻伙同書販子魏廣洲等人散布彌天大謊，妄稱“庚辰本”是經鄭振鐸介紹賣進燕大的。可是，“庚辰本”售賣的那段時間，鄭振鐸根本不在中國！周汝昌編織的拙劣謊言成功地欺騙了宿敵馮其庸，無知無畏的馮其庸捧著垃圾當個寶，以垃圾奠定了他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丑陋“學術權威”地位。　　

馮其庸不但自欺，還要欺人，他更膽敢欺騙國家，欺騙世界。陶洙親手偽造的假古籍“己卯本”和“庚辰本”，竟然被他主持著強行塞進了“國家珍貴古籍保護名錄”！　　

馮其庸是當代中國最大、最惡劣的文化奸賊，其卑劣和骯臟程度百倍千倍于文化敗類陶洙，簡直是罪惡滔天、國人皆曰可殺！　　

在馮奸其庸不可一世的淫威的蹂躪之下，“紅學”已經完全淪為了學術騙子裝神弄鬼黨同伐異的壇場，流氓無賴阿諛逢迎騙吃混喝的樂園；“紅研所”和“紅學會”完全淪為了地地道道的邪教組織黑社會，他們假學術之名，行詐騙牟取暴利之實，大肆宣揚和不斷販賣各種“脂本”的高價影印本，敗壞學術，敗壞良知，貽誤蒼生，損害國家。這樣一個詐騙集團一日不連根鏟除，學術風氣一日不會凈化，這個國家一日不會有安寧！　　

面對陳林多年來毫不妥協的憤怒揭發和指控，“紅學界”這個外強中干的龐大邪教組織黑社會已經噤若寒蟬，其骨干分子早已向爪牙嘍羅們發出了“沉默，沉默，再沉默”的哀告。　　

在這個邪教組織黑社會中，胡文彬是最早和充分暴露其兩面性的骨干分子。胡文彬早就知道陳林關于《紅樓夢》研究的基本結論完全正確，但是他吞吞吐吐，曲曲折折，藏匿證據，繼續撒謊。當陳林在電話中發出憤怒的質問和呼吁，胡文彬只能哀嘆：“我是朽木不可雕矣！”　　

“沉默，沉默，再沉默”，沉默的最終結果，就是這個邪教組織黑社會的無窮謊言及其活棺材被末日審判的熊熊烈焰焚燒得干干凈凈，而這個邪教組織黑社會的骨干分子和爪牙嘍羅將遺臭萬年。　　

“紅學”，這曾經被余英時譽為20世紀中學術成就堪與甲骨學、敦煌學并駕齊驅的“顯學”，在2009年終于走到了它歷史的盡頭。所謂“乾嘉考據學風與現代學術相結合”，不過是一句空話和巨大的諷刺。胡適所張揚的“講證據”，馮奸其庸所嚷嚷的“實事求是”，到頭來不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厚黑學”丑劇。　　

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這就是以假為真的“紅學”的歷史宿命。“紅學”不終結于陳林之手，它總會終結在未來某人之手；善惡的報應不立即降臨，它總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天塌地陷山崩海嘯。然而，“紅學”在2009年最后一天留給中國學術界的，將會是無窮無盡的沉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