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青報記者問《與精英保持距離》

中國青年報：你要遠離的“精英”到底是哪些人？這個概念和知識分子是一回事嗎？

黃紀蘇：“精英”這個詞在學術上是中性的，在普通人的感受里本來還略帶褒義——麥乳精就是比小麥高檔嘛。但那幫人不修令名，不嫌寒磣，自己烏煙瘴氣不說，還把挺清白一個詞兒給糟蹋了。那幫人是哪幫人呢？是社會上層中差的那部分，不光知識分子，官、產、學還有你們媒都包括。當然不能說社會上層全差，但差的比例不會太小，否則遺產稅、財產陽光政策什么的還不早實行了——之前還有報道說某省高官放話：憑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財產？我所謂和精英保持距離，無非是取一個監督他們批評他們的立場，提醒他們做得稍像樣一點而已，因為畢竟他們是這個社會掌權的。

中國青年報：有人感覺，你這本書的矛頭更多還是指向那些為權貴階層聲張辯護的知識群體，而非權貴本身。你說呢？

黃紀蘇：話語權也是權，所以知識精英也是“權”貴的一部分。對權貴的這一部分，我更熟悉一些，因此批評也更多一些。但對其他部分我其實也沒少批評，只不過有些人根據他們給我貼的標簽，認定我一定不會做這樣的批評。引一段前幾年我在反思三十年的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中的一段戲詞吧，官產學媒全說到了，那是一個大款橫行路上的獨白：

公安局長過命的交情道兒上的兄弟

市委書記給把米就點頭丫整個一雞

別看咱一無所有咱就兒有錢，哎

別看咱啥不是咱就兒一—?！狟！操

我這兒還沒脫褲子呢一個個就緊著劈腿

我這兒還沒點票子呢一個個就爭當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者說的說的然后擩進法律

鳳凰26永久28的傻B東西也敢跟奔馳六零零起膩

中國青年報：在你看來，一個社會真正的精英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社會角色？現在的精英是怎么背離了社會對他們的期待？

黃紀蘇：其實，比較多的批判知識精英也是因為比較多的寄希望于知識分子。為什么寄希望于知識分子呢？我在收入這本文集中的《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中小有闡發：

知識分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凈是與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經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復預習、溫習、復習還有總復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為“自己”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分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了一談。

    社會的其他方方面面只剩了屁股也就是利益，除了“利益博弈”就是“階級斗爭”，都太“實”了。唯有知識分子這塊稍“虛”一點，除了屁股還有腦袋，這樣就存在著超越自身利益、立公心、致公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對于中國是太需要了。以現今通行的價值觀和社會原則，大家都當經濟人理性人，誰都不肯少撈，誰也不知稍讓，這樣社會關系便僵住了，矛盾在上層的腐朽和下層的憤懣之間恐怖地積累，直到哪天地動山搖。唯一可能破局的力量來自文化及其主體知識分子了——別太狹義地理解“知識分子”，其實愛讀書的老板或民工讀到人我兩忘，腦袋和屁股分家，也就是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本來可以通過讀書把自己讀得格外好，但現實卻是這幫知識精英格外地差。差到什么樣？我就不舉實例了，你要不嫌啰嗦，我再引一段《大路上》的戲詞吧，那是知識精英馳騁路上的獨白：

    知識的價值終于實現了：

    這兜股票這兜黨票

    又獨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剛更新老婆正裝修townhouse

    ——我倒想窮困潦倒呢，無奈機率太小啊

    還有馬克還有美元

    還有因私因公兩本護照

    還有哈佛劍橋的邀請信

    ——誰還想跑啊，哪片國土有這片熱土好啊

    推出過力作多篇為剝削正名

    正working on一部專著證明腐敗之必要

    邊緣知識分子要盯緊，社會公正大旗要抓到

    ——就沖咱這色毛，投奔哪張皮，哪張皮不要啊！就沖咱這

      雙捷足，踩哪兒，不是金光大道啊

    不過格外差跟格外好是辨證的關系：恰恰因為格外差所以才有可能格外好。過去說“無商不奸”，商人就該那樣，“奸”是他的本分或本色，沒什么格外不格外的。知識精英之所以這么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幾十年文化—社會—經濟過程的結果。所以我還是寄希望于知識分子，通過批評他們中差的部分，激勵他們中好的部分。等到好的部分壯大了，就會影響風氣，釀成文化，以此帶動經濟、社會、政治往好處去，文化先行也是社會改良的常軌。

中國青年報：你自己不也是精英中的一分子嗎？

黃紀蘇：前面說了，“精英”指上層中差的部分。我還不在里面，起碼在努力跟他們保持距離。

中國青年報：有位同行說，和你打過交道后，他特困惑，就是你接人待物，尤其是對待朋友，急公好義，溫暖之極，可是看文章，你“損”起人來又天下無敵，“文如其人”的說法絕對不適合你。你好像敵友涇渭分明，你能說說你的敵與友的標準嗎？

    黃紀蘇：這個問題可以分幾層來回答。第一，關于“文”如不如其“人”，我想二者在某些層次上會顯得分裂，但在較深層次上應當是統一的。有位朋友讀了我文章回復說，“感覺背后還有非常仁慈的胸懷?！蔽液芨屑に吹搅恕皳p人”之外的這一面。我厭惡沒有大境界大是非的尖酸刻薄，恥于跟玩弄文字小把戲、以耍貧嘴嘩眾取寵的文士為伍，對于某些評論封我為這幫小頭銳目中的“損人高手”，我感到由衷的悲哀和無奈。第二，我寫文章說的都是公共話題，吟味個人私生活的東西很少示眾，那些東西會溫情得多。其實，就是我發表的文字，也不是除了橫眉就是立目，也有許多輕松和平的東西。這些東西所對應的是社會現實中不那么極端的寬廣區間。面對日月下的山川人民，面對春風里起舞的大媽大姐、月影下徘徊俊男靚女，欣賞、幽默、雅趣是正常的反應，這些東西我文章里隨處都有，問題是你看沒看見，承不承認而已。第三，批評的確是我文章的重點，這里有一個怎么看待文章社會功能的問題。我是更把寫文章——尤其是雜文——看做驗血查甲流那樣的過程，其實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貫傳統。當然了，是是非非，正面的也要肯定和鼓勵，但扎彩棚、送錦旗這類事無論是專業的還是志愿的都大有人在，咱又何必去添亂呢？《建國大業》眾明星以零片酬為黨湊份子獻壽禮，普通演員都擠不進去。

    中國青年報：你一直是這樣愛憎分明么？在推崇寬容、遠離斗爭的當今社會，你不感覺自己“另類”嗎？

    黃紀蘇：我們的國家生活經歷過極左政治的時期，那時對集體、家國、階級過于強調，對個人權利及自由過于壓制。物極必反，日后的反彈是可以理解的。但反彈到了極端，就是不講是非，回避矛盾，用一床“寬容”的大紅被面去掩蓋尖銳的社會問題。我一向主張多元的社會格局和價值觀，文集里收的《貪官是價值觀的喪家犬》以及《高高低低話平等》對此都有闡述。但多元并不等于不講是非，尤其是抹殺大是大非。至于是否另類，我倒是覺得如今同調者越來越多。對于鄧貴大和鄧玉嬌，對于譚千秋和范跑跑，我看大多數人是愛憎分明的。范跑跑也想躲進小資的寬容避難所，但這一次卻被小資拒之門外。時代風氣在變，已不復1980、1990年代了。但民眾越來越分明的判斷也不是一件多吉祥的事，因為它說明社會矛盾的深化留給寬容的空間越來越小了。其實這些年我們對社會弊端的不寬容，恰恰是在保衛寬容的社會基礎。

    中國青年報：有評論說，你這本書“不乏勇氣但充滿戾氣”。您覺得呢？你的文風確實太獨特了，你對精英的諷刺，有點像魯迅對待梁實秋那樣不留余地，你怎么看魯迅，他是不是對你影響最大的人？

    黃紀蘇：如果在社會丑惡面前沒能恬然自適就是“戾氣”的話，那就接著戾氣吧。魯迅的確是我最欽佩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中國讀書人沒受他影響的可能很少吧，像他那樣以諷刺手法針砭時弊的可多了。魯迅是愛和憎的統一，這是七六年四五運動后我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讀《紀念劉和珍君》時最強烈的感受。只愛不憎在瑞士或瑙魯可能比較正常，但對于近一百年天翻地覆的中國就太假太不自然了。周作人是個例子，他的性情未嘗不“平和沖淡”，但時代沒成全他，一場中日血戰撕碎了他的人格，“漸近自然”的路他剛走一半就翻溝里了。

    中國青年報：書中最后一篇文章回憶了你的祖父。我們知道，你出自三代知識分子家庭，祖孫三代都是著名的文史學者。中國文化傳統向來重視詩書傳家。你自己的人格、性格以及這種入世的精神、態度，是不是也有祖、父的文化傳承？

    黃紀蘇：我祖父文革爆發不久就去世了，說來挺慘的。那時我還小，對他更多的了解來自日后。他們那一輩知識分子從中國近代大危機的谷底走出來，對國家和民族有著堅定的承擔。我讀他的日記，發現他無論是俯首南窗還是行走大漠，心里都飽含著一種志氣，那就是振興中國的現代學術，迎頭趕上西方列強。像這樣位卑未敢忘國優、以天下為己任，其實是中國讀書人悠久的傳統。我父親唯一一次給我“說文”是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講的就是興亡治亂的教訓。我十幾歲就開始聽父親聊國事天下事，大了點一塊聊，聊了幾十年。如今他不在了，沒人聊了。

    中國青年報：你們祖孫三代又恰逢不同的時代：你祖父的學術黃金期應該是在解放前，父親的學術黃金期是在建國后文革前，而你的學術黃金期是在改革開放后了。你怎么看待這三代知識分子在不同時代際遇下的性格與命運？

    黃紀蘇：說到知識分子命運，真是一言難盡。他們悲欣交集的經歷體現了中國走向富強目標的艱難曲折。今天讀到高建國先生的文章《大愛貫魂，百歲求真》，講老一輩革命家、經濟學家駱耕漠——兼及孫冶方、顧準、高景平等——的追求和遭際，令人感喟不已。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共和國是有深刻教訓需要記取的。我經常想起鄰居沈伯伯，中國氫彈爆炸時，他深更半夜領著同事鑼鼓喧天到我們院，我現在就好像躺在當年的床上，聽著窗外院子當中他伴著熱烈的呼吸宣讀號外。沈伯伯后來被無端扣上美國特務的帽子，整得一天到晚縮在爐邊的凳子上一言不發。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普遍的失望乃至幻滅，是需要向這場革命本身找主要原因的。我不滿意極左的一方不簽單總賴賬的態度——那不是有志氣的表現，但同時我也不能認同彌漫于中老年知識分子中對于中國革命徹底否定的情緒，好像只要國民黨西安事變后別含糊，抓緊把共產黨收拾了，今天中國就成今天臺灣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事實：把中國從晚清以來絕境中帶出來的，主要是中國革命，而不是別的什么力量。

    中國青年報：如果說精英讓你失望，中國的希望到底在哪？中國崛起的力量來自哪里？

    黃紀蘇：中國老百姓大部分不錯，有股奮發向上的精神。不像精英那樣腐朽，一天到晚除了黃湯就是黃段子。但前面說了，畢竟精英是社會的主導，我們還是希望通過釀成風氣、造成文化而對這一代精英有所影響，特別是對下一代精英有所塑造。理論上，我這些年一直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實踐上，公民社會——互聯網是中國當今最大的公民社會——這些年呈快速生長的態勢。公民社會正在影響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輔之以向上向善的文化，它將給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和重要的機會。

    中國青年報：你在書中說，“時候到了，會有人出來勇挑重擔，大步向前的。”能出來勇挑重擔的是些什么人？我們還要等多久？這些勇挑重擔的人是否包括知識分子，又是什么樣的知識分子？

    黃紀蘇：新一代人吧，尤其是從公民社會里成長起來的、既吸取過去教訓又走出過去陰影、既能捍衛個體權利又不忘對集體家國責任的成熟公民。

    中國青年報：你怎么看中國80后和90后這一代青年，你對他們有什么期待？作為他們的父輩，你最希望把什么交給他們？

    黃紀蘇：多活幾十年的長處，就是經歷了滄桑巨變，不會把眼下的格局當作定局。世界歷史正在進入新的未定之天。未來是福是禍，根本上取決與我們的意志和努力。人的本質是創造。所以年輕人要有大志，別光做“規律”“法則”既成事實的小跑腿兒，更要做歷史的主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擔一個“人”“該”擔的，做一個“人”“該”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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