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老及五種人

黃紀蘇

李輝一石激起千層浪，他后來表示了一種擔憂，怕自己一番良苦用心僅僅觸發了一場媒體的狂歡，情緒的煙花把天空渲染得驚紅駭綠，轉眼化作一地紙屑塵埃，清潔車過后，世界依然故我。這其實是過慮，民眾的情緒是一種原始而實在的社會動力，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前提。這次網絡上無數不假辭色的片言只語所匯聚成的民意，對日益腐惡的士林風氣表達了憤懣，對越發沒樣的文化精英提出了警告，意義不可謂小。而且，它再一次見證了中國民眾這些年通過網絡這個新天地表達自我、參與社會、改造中國的洪波巨瀾。當然，李輝希望公眾的關注不局限于具體的人、事而應升格為對現實和歷史的深入思考，這我非常贊同。

我想做的，是嘗試著剖析一下文懷沙先生其“人”的幾種社會身份和文化人格，從中窺見世道人心的演變之跡。筆者同文老不曾有過任何個人的接觸，所依據的無非是有關的文獻資料及我本人的閱世經驗。對于直接接觸，我歷來看重，以為那是求真者的福分。不過勾肩搭背搭出的狼狽關系、攻守同盟，對求真反而更不利。

仁人

仁人是傳統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常備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當然是指滿分的情況，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頭大約在儒、墨、俠之間，但這個我一點也不懂，得專家說了算。就仁人的發生學而言，一個社會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為社會危機嚴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額外的犧牲。中國歷史上月白風清的時候雖然很多，但月黑風高的時候也不少。當月黑風高人擠船漏、也就是說馬上就要沉了的時候，《正氣歌》中的人物便紛紛投水以換取大家的繼續漂流。文懷老出生在“憂患頻連”的近代大危機中，社會對仁人有著巨大的需求，在那樣一個唱英雄、出英雄的時代，除非世代無賴之家，仁人的種子應該說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著發芽。據說，[1]文革期間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鋒七絕凜然謝絕：

沙翁敬謝李龜年

無尾乞搖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隨雞犬上青天

此詩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隨便哪一年寫的，而且確實交給了江青派來的說客，那么都確有資格入選《現代烈士詩抄》的附錄部分。但即便當時不但“藏鋒”而且還藏肚，為日后補寫追認，那依然改變不了“仁人”的種子已在他心里生根發芽的事實，否則何必要拔苗助長呢？文老畢竟出身于一個需要仁人的時代，畢竟混跡于一個以仁人自視的群體。仁人時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黃昏，但畢竟夕陽無限好，仁人的形象被傷痕文學織入金紅的晚霞。文老就是在那霞光中結交了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從維熙，[2]并向他講解了墻上的那首藏鋒詩。

文老雖有做賢人君子的濃厚興趣，但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條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認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質來支撐——忘了什么人說過，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種樸拙剛正的狷介氣質。[3]“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必將愁苦而終窮”的屈原，與哪兒紅他在哪兒、哪兒紫他奔哪兒的文老，中間隔了千山萬水。 [4]文老實屬熱鬧場中的趣人，這類人的生活圍繞各種雅集派對香噴噴地展開，他們跟男賓稱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讀書不可謂不多，但都讀成珠光唇膏了。再說文老的道德修煉，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對公眾時那種富貴自炫、[5]風流自是——告訴女記者要漂亮才肯接見、稱小他半世紀的美女為“干媽”——輕輕薄恢詭則有，不忍人之心則無。這方面他甚至還不如另一位當紅明星即不識多少字的“小沈陽”。我看小沈陽接受采訪時說：你有吃有喝別人沒有，你能勻人家一口最好，不能勻也別老吧唧嘴。文老則是走哪兒吧唧到哪兒，吧唧得特別清脆。

不宜做仁人卻硬要做仁人，那就只好按三鹿奶粉的配方做了。關于文老當年入獄的原因，看了李輝與文氏師徒的幾輪交手，相信絕大多數人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毛時代對個人自由特別是兩性關系壓抑過度，這是個事實，對文先生的處理或有失當之處。面對李輝的質詢，諳熟水墨虛實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說得煙云滿紙：“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也算“筆不到意到”了。本來世人念其老邁、憐其狼狽，于一笑一嘆間放他過去，才是標準的中國恕道。怎奈這些年烏煙瘴氣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騙，把中國折騰得跟白溝似的，大家怨久恨深，借機宣泄一下也屬正常。其實，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來一直謹守“混亂年代”的中性口徑，又何至于有今天呢？可文老沒有，他不滿足于零，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變廢為寶，把負數變成正數，而且是好幾位的正數。在后毛時代，坐共產黨牢的經歷實在太有意思了，[6]是“廢”是“寶”，全在一句話。這個道理牢里出來的普通“佛爺”（盜竊犯）和“桿兒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沒處用。但對于經歷了茶淀、天壇河[7]的才子詞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如今生活在所謂的“注意力經濟”中，“注意力經濟”的主體是媒體，“媒體”用阿寶、帕瓦羅蒂的嗓門加工人物、包裝是非，有著驚人的杠桿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對這樣神奇的鐵杠桿，“仁人”含量低的不是膝關節一松就是眼前一亮，趕緊把入獄的原因從偷東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權爭自由。我不敢說文老一定是這么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這么回事也不足為奇。這其中有性情的弱點，更有時代的特點。社會劇變如改朝換代，總為改頭換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從前搶的東西不用還了，從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文革之后，“被文革耽誤了”一度成為流行語。真實情況雖然大體如此，但也的確不盡如此。有個朋友在人前總控訴文革耽誤了他上大學，但在人后他也覺得像這樣欺負文革有點過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學時數學就已跟不上，勉強上了初中，幸虧爆發了文革，否則根本畢不了業。我住的院子為科學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文革中有戶人家除了“革烈”，幾乎把“紅五類”（還有“革干”、“革軍”、“工人”、“貧農”）都當遍了。文革之后的某一天，我聽那家阿姨涼衣服時又在浩嘆：唉，誰讓咱們是臭老九呢！當年的“傷痕文學”既為文學，想必是“高”于生活的。后來的“傷痕口述史學”，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輝聊的往事，誰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錢鐘書先生當日譏諷的“創造性回憶”，應不是泛泛而論。

對個人經歷搞點美容，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氣壯山河、就仿佛奧運金腿凱旋歸來的今天，其正面意義也許還要大于負面意義呢。我一直認為，從畜到人、從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進化史，其實就是“偽”君子逐漸從人為走向自然、從虛假走向真實的漫長過渡。能一蹴而就成為英雄的畢竟是少數，通過裝英雄而學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這條大道上，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不足為奇。[8]但話說回來，偽君子雖然高于真小人，但畢竟矮于真君子，一個健康社會的獎懲機制不應對姚明和踩高蹺的一視同仁。因此而搞些突擊抽查也很必要，否則太讓顧準、張志新這些真英雄吃虧了。說到這里應該說說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國初與毛交惡、尤其是當面頂撞毛的“英雄事跡”曾在1980后期廣為傳頌，文化界新聞界一時將他愛不釋手。卻不料老先生臨了淡淡地來了句“當時我哪兒敢？”我一直在想，他當時說這話究竟是說給誰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還是從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樣的先賢呢？后來我還注意到，梁先生說自己古文不行，有時斷不了句。這樣坦蕩誠篤的君子胸懷，足以成為我輩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燈一盞了。[9]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話，無非“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吧。他大概看不慣歷來的文人心眼活、筆頭靈、說漂亮話太容易了。此事想必與家風有關——基因也說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憂憤國事，于1918年自沉于積水潭，遺書中有“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據說巨川先生平日好讀兵書與賢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見不多，印象是滿目風骨，質勝于文。父子二人看來都屬于較純粹的仁人。不過像這種單一的人格構成并不普遍，傳統讀書人多為仁人與文人兩套甚至多套人格及價值的組合。至于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時地因人事而異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過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說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顯然有過一段滿載風光風月的生命。但當風云變色、大廈將傾之際，他亦能慷慨許國，從容就義，“文質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氣歌》中那支高貴的行列。

至于“仁人”與“文人”在文老那兒的配比，我看三七開只多不少。無論從天性、稟賦、修養哪方面說，他都更適合做個“錦繡才子”。 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賀壽長詩中贊他“雄奇”、“百煉靈均骨”，著實可笑——也許擺弄舊體詩還沒純熟到不被舊詩俗套擺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幾句說得應該八九不離十：

自小渾無賴，邇來尤不羈。

登堂聲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顧，休言儒者儀。

往來如酒醉，談笑忘身疲。[10]

前面說過文老是熱鬧場中人，此處略加補充：這類人一般打小就沒正型，能跳窗戶就不走門；跳窗戶時間長了，就會跳出“非阡非陌”的別才；這別才遇上筆墨，便生出才子；才子趕上口齒伶俐卻又心性亢躁，就會去精英俱樂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寵物。“妙人”最善于在語言文字后面玩“躲貓貓”，玩得比真貓咪都可愛，別說“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漢子們爭官爭煩了，搶錢搶累了，也會湊過來開心。文老這類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為時代摩崖造像的斧鑿，而是浮世的綢緞上忙進忙出的繡花針——以為自己在針砭時弊也說不定呢。

傳統文人必修的詩詞書畫，文老樣樣拿得起來——他那輩文人拿不起來的還真不多。面對寫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新一代文藝領導人，他不是“大師”又是什么？不過作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譯，他在文藝上就再沒做過多少實實在在有份量的工作了。這樣說，他的門生也許會引禪宗的什么語錄指我不“通脫”，因為辯證地看，空就是色，無也是有，沒做跟做了是沒區別的。平心說，以文老的稟賦做個文人綽綽有余；他的文史素養與曲折經歷所合成出的見識，也的確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實現一個優秀文人的人生，但問題是他沒實現。文老大概東游西混慣了，走著到時候比坐著的時候多，聊著的時候比寫著的時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紅塵：既然人生如寄，轉眼皆空，何不秉燭夜游，向花紅柳綠去及時行樂，還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這些年我們看到的是題詞、揭幕、演講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開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擁美女、迎頭閃光燈、頂頭聚光燈的文老。在這個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論者所說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對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把握，但他的確不曾留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作品。人生的麻將桌上，誰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揮霍了現在，透支了未來，我打賭他已經見過自己的最后一場焰火。當然了，他還有機會到其他什么文人筆下的傳奇故事中延年益壽：在世紀之交的滾滾紅塵中，飄過一支杖、兩片嘴、幾縷悠長的白須——故事可以這么開篇，也不妨這么收尾。

文老和女人的關系值得說說。對于文人來說，女色雖不算必修課，但騷人墨客踴躍選修，堅持自修，盛況反倒超過了懸腕、潑墨、爬格子之類。這其中確有社會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長期戰斗和工作的人類情感領域，正是理性化或社會化程度不高[11]的女性早出晚歸的生活世界。他們之間因此而發展出親密的“軍民魚水”關系，就再正常也不過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據說傳唱一時，近年演講時還用它論證過“愛就是奉獻”：

窗外海連天，窗內春如海，

人兒帶醉態，你醉了嗎？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風采。

深情比酒甜，你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濃，你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愛你！隨便你愛與不愛。

以談情說愛為吃飯的工具，這和讓酒鬼當品酒師一樣，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這工作干久了，就會形成他們的風流人格以及社會對文人的浪漫定義[12]——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個“情人”的影子。中國的大眾對文人的風流浪漫一向容忍——或許就希望他們那樣也說不定，否則正史中本來規規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戲曲舞臺、入了通俗小說一個個都緋聞不斷呢？上世紀的前二十年里，我們今天教科書中那些顯赫的名字如梁啟超、楊度、陳獨秀、胡適等等，都還在花街柳巷演繹古老的名士風流。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傳統“士林”迅速分化并轉型為現代知識或文化部門的五行八作，舊的“士人”也脫了馬褂換上西裝、中山裝，成為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到40年代，就不大聽說誰還在青樓吟詩作賦了。風流韻事依然如火如荼，但已換了男女平等的舞臺和自由戀愛的天幕，昔日士大夫對倡優的狎玩態度[13]淡出了現代讀書人的標準像。而這狎玩態度，似乎在文老的眼角眉梢有較多殘留，例如他創的什么“西（施）學”、認的什么“干媽”，揭幕的什么“歷代名媛館”，都特別像百年前花界與士林聯歡會上的節目。而戲劇女演員出國演出送他雙旅游紀念品的襪子，被他揮舞著考問同事“知道什么意思嗎？請——踐——踏——我！”則連薛蟠薛大爺都不如了。文老所出身的舊時代、所浸淫的舊文學，為他的這種行為傾向提供了部分說明。毛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禁欲時代，不幸讓文懷老撞上了，本該“春色如海”的壯年時光結果都蹉跎在了牢里。好在文老身份中的江湖成分[14]保他渡盡劫波，在古稀之年迎來中國性關系的姹紫嫣紅好年代。

風月場上，文老要天賦有天賦，要功夫有功夫，橫刀立馬跟老將黃忠似的，晚輩后生看了固然紅眼，但也很開眼，網上鄢子和文章只看到了一面：

文場中人，大多是壓抑悶騷的殘疾人，文老有資本的張揚灑脫，是很招惹人的。特別是文老氣質、才情、風度、口才還很容易讓女性動心，這是要讓氣質造型有殘疾的悶騷文人燃燒幾千噸妒火的。[15]

認真地說，文老的甜蜜事業，除了文人間的爭風吃醋——比誰最先鉆進旗袍超短裙——并非沒有別的積極意義。它的確弘揚了財富、權力、地位之外的另類人生意義即男女情愛。[16]中國古代描寫闊小姐愛上窮書生的文藝作品，不少也弘揚了這層意義；其中要數關漢卿《南呂·一枝花》表達得最為肆意，“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向煙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產黨宣言》或《08憲章》了。不愿從女兒隊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經濟仕途的寶玉，則演繹了這種另類價值被主流價值摧毀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創的還是拿來的對聯“一生唯有兩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畫像，刨去“蒼生”那部分，應當說相當傳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黨的一輩子，還真是把裙子當教堂了。當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險些成為情愛烈士，具體情由雖不清楚，但想必西門慶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鄧貴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圍的人士或機構實在要開發他打造他，則“活寶玉”要比“活屈原”靠譜，因為他身上的怡紅公子成分與三閭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數量多而且品質好。

從關漢卿到賈寶玉到文懷沙，無數風流才子宣示并踐行的怡紅快綠精神，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自有其正當的位置。承平時期的價值體系應盡可能多元才是。[17]如果滿世界除了賈政就是賈雨村，[18]如果一個人起床就是博弈做夢還是搏擊，如果活這輩子就為爭第一、養下一代只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兩可。況且賽場上幾家歡樂幾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練不成紅煞掌，掃蕩腿就更不行了，結果永遠是被動挨打的角色。這樣的角色能不溜出比武場，投紅軍一樣地投奔藝術、山水、男歡女愛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世人都會感謝詩人，感謝他們對窮鄉僻壤的美學開發，讓野渡、秋潭、雞聲、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總統套房分庭抗禮的地步。世人也會感謝音樂家奇妙的歌聲，本來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聲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還令人羨慕。世人還會感謝情愛小說家乃至賣黃碟的，讓他們在別人的繾眷中沉醉，渾然忘卻單位書記及其狗腿子長什么樣。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謝文老，可能是因為老人家懶于著述，沒幫大家開心，光顧自己開心了吧。

寶玉的幻滅在于他認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頭來卻發現除了“從不說混帳話”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觀園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話下了。空林子詩中提到的那伙顧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說半個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沒有，但估計不少都屬花蚊子。[19]花蚊子吻的是“一張頑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種社會資源。在這樣一個物欲橫流時代里，在這樣一個喪心病狂的文藝市場中，[20]在這樣一個危若累卵的年齡段上，做一個情種根本就是一個無聊的笑話。文老行走江湖，閱盡人世，對這點心里哪能沒數？所以他才會逢場作戲，胡勒什么“西學”；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講什么“女人可以略輸文采，但不能稍遜風騷”。嬉皮笑臉的背后，可以窺見到炎涼的世態、沒多少情趣的交易。

學人

作為學人，文老沒有留下多少記錄。他亦文亦學的屈騷今譯屬于正派的勞動，值得尊重。舒蕪先生前一向回憶文章[21]中對文譯表現出的不屑，似乎未脫文人相輕的習氣。而所述當日臧克家一則惡評即讓文老下崗待業，如所言不虛，則正說明當年讀書人生存的艱難，視作歷史教訓可矣。[22]文老最早的學術工作，當屬抗戰之后出版的《魯迅舊詩新詮》。我未能找到此書，現代文學史家袁良駿先生1986年出版的《魯迅研究史》專辟一節[23]做了評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慶文廣書店印行了一本名為《魯迅舊詩新詮》的書，“新詮”了由《自題小像》到《亥年殘秋偶做》的四十一首舊詩。如果作者學風端正，治學態度嚴謹，這本書是可以成為魯迅詩歌研究的第一本專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買空賣空”，無意苦心鉆研，致使這本所謂“新詮”，純屬“舊套”，只不過是舊詩話中一些陳詞濫調的任意搬弄。

我沒讀過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斷為判斷。通過概念、分析、歸納一套達到對事物準確而深入的理解，是現代學術的基本法門。袁先生應屬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學者，舊詩話的“羚羊掛角”“烘云托月”之類，應不是他所能滿意的。我想袁文批評文作了無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種現代美學對于舊式品鑒在思辨上的優越感。的確，用一副畫面來說明一種詩境，這就像用“紅”來解釋“赤”，在認識上近乎原地踏步。不過傳統詩話好像本來也沒把“格物致知”當份內的工作，它更是廣義“詩教”的附屬部分。更何況，在“妙處難與君說”的詩歌領域，掰開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雖然應該，但未必易行——用鐵線描摹氤氳水氣，也會反失其真。而舊詩話的作者訴諸直覺，通過比興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傳染給讀者，或不失為一種沒辦法的辦法。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確多了學術思辨的氣質，但探討“境界”也還是離不開“昨夜西風”“驀然回首”那些傳統手段。就筆者有限的閱讀而言，錢鐘書、繆鉞、葉嘉瑩諸先生論詩已頗具社科眼光同時又不乏傳統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對魯迅舊詩的詮釋，大概應屬于舊式賞鑒吧——也就是賈寶玉題詠大觀園時賈政手下智囊團的熱議。除了這些，文老好像就再沒做過別的學術了。不是說文老沒有做學者的潛能，但是他沒認真開發。那種潛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開發，跟在戈壁灘上鉆石油差不多，不是誰都愿意去的。花飛燕舞的文藝對“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確是更稱心更順手的選擇，當然也還不是十全十美的選擇，例如他就遺憾不能直接“得親”古代名媛的“芳澤”[24]——通常文人能“間接”親近昭君、海倫就都很滿足了。

文老弟子李之柔為他開列的學術成就，不少屬于五個星的“開山”級別——什么“西子學”開山、“寶雞學”開山、“東方美聲學”發軔。“開山”的事就不去說它了，要說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攤開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憑著文史素養好加上腦瓜子活嘴皮子靈，一路歡聲笑語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長的郭沫若、聞一多、沈從文，與他同時的錢鐘書、陳夢家、鐘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學人，卻能帶著文人的敏銳、細膩和想象力進入邏輯、因果、類比、假設、推導的學術世界，出來時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樣的腳印。與他們相比，文老飄飄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聯合國代表報告的文氏學術成就，[25]除了“西子學”“寶雞學”這類尚無學人的學界之外，還有“哲學”一項，內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這樣的哲學事業，連“山寨哲學”都未必愿意跟它稱兄道弟，更別說一二三級學科的廣大哲學工作者了。本來，因體制化、官僚化而日趨僵化的正統學術被來自民間的業余學術頂撞頂撞，從此視野寬些、暮氣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變成了壞事，也就無怪乎錢理群、葛劍雄等學界名流出來澄清門戶，說這位文先生我們從來不認識了。不但學界不歡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舊相識也看不慣他出境：本來這位跟咱幾個坐著一邊高，站著一邊齊，甚至還略矮點兒，怎么東混西混，混得連文壇都擱不下他了呢？這樣的話估計李輝從“文化老人”們那里聽到不少吧。

盤點文老的“學人”身份，還需要說一說“國學”。據說文老反對“國學”的說法，足見他的見識的確高于不少人。中國混得好的時候從來都是用夏變夷、天下主義，只有混得國將不國時才會縮“國”里偷安。“國劇”“國術”“國學”就屬于這樣的抗震棚或難民營。那些奄奄待斃的地方戲，也都按著這個思路投靠“非物質文化遺產”基金會，到國粹的標本盒里爭一席之地。如今中國國勢一路走高，孔子學院都在進軍世界，下一步就該文老這樣的大師到五洲四海廣收男女弟子，桃紅李白，鶯啼燕囀，讓地球沿著“正清和”的“東方大道”自轉完了公轉。而區區“國學”，就像我們單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國醫院”，哪兒有這樣的宏圖或愿景呢？

不過換個角度看，“國學”這幾年在國內的確又形勢大好。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大眾對傳統文化開始另眼相看。而且這次沒等外國觀眾帶頭鼓掌，自己就沖上去又摟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對子，唱起昆曲。兩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邊的廣場上見一圈人長衫廣袖，還以為拍古裝電視劇呢，過去一問原來是當地的“漢服運動”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動人多了。再一打聽他們的運動員來自各行各業，以中青年白領為主，其中還有個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雨后春筍似的的高樓大廈，也為“國學”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多少白墻需要行草章草來裝點，多少書架需要今典舊典去充實啊。[26]有個初中畢業后就再沒跟書打過交道的熟人搬進豪宅，環顧左右覺得少點什么，于是指著一面墻：“這兒，全他媽碼書——就照著毛兒席當年的書房碼，碼丫線裝的！”他們當然不可能去中華書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劃的《四部文明》這樣交一次錢就能管半面墻的各類文史套書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會流動以及資金流動的不少關卡，也可以見到“國學”奮勇“攻關”的身影：許多官員已由收受錢財改為收藏書畫了，這不但讓書家畫家受益匪淺，而且連帶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國學“的好光景當然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時代結束以來，中國官方就再沒有過貨真價實的官方意識形態，碩果僅存的實用主義根本經不住西方“普世價值”的窮追猛打。民間積極投標的“主義”倒是有不少，從自由主義到民族主義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來扒拉去，就屬“國學”、“新儒家”看著賢惠，雖然不一定能幫多大忙，起碼不會添多大亂。于是誦詩、讀經、祭孔子、祭黃帝的活動在各級政府的贊許和贊助下紅紅火火地展開。小沈陽給趙本山磕頭這種早該絕跡的舉措，官方電視臺也當傳統美德播放。再有，伴隨經濟飛速發展的社會劇變，讓無數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滾過山車，無論上去的還是下來的，感覺都像做夢一般、假的一樣。無數流浪貓似的心靈需要到《論語》《老子》《心經》的樹蔭下歇歇腳，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還說不準的，就更需要了解陰陽術數、《周易》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處黎家寨子里被個道士模樣的川人纏住看手相，他說我有財氣卻不很愛錢，有官運卻清高的狠，艷福不錯要多加小心——總之都是些模棱兩可的“反正”話。我付款時問他這些算是哪路學問，他愣了一下，然后豪邁地說：“國——學！”

今天的“國學”在社會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時代的“絕學”了，它以亂哄哄的內容為這個亂嘈嘈的時代下載了人生觀和處世哲學的各種“補丁”。非要拿“青燈黃卷”“故紙堆”來想象人家，非要用“陳寅恪”“饒宗頤”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無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國學”差不多就是茶葉店弘揚的“茶文化”，紅燈區組織的“性學研修”，把這樣的東西放象牙塔里，與其說是高抬了它，還不如說是低估了它。強大的社會需求已經造就了一個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資能力及利益回報的“國學產業”。據《長江商報》消息，武漢大學的“乾元國學班”開班，由特聘教授講演“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一年的課程只有24天,收費28000元，學員大部分來自企業高層管理。[27]“百家大講壇”的易中天、于丹等“國學明星”也眼看著就要被人民幣深埋了——相形之下，給民主基金會打工的同胞，他們掙到的美元就很可憐了，即便按前幾年的匯率換成本幣，估計也埋不過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釋永信，他的神情氣度，“大亨”、“大鱷”、CEO、CFO這些詞單獨哪一個都描繪不出，得一擁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觀光，發現各個辦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計算器在跟客戶洽談業務，頭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聲巨響，南方某省佛協負責人被這個職位的競爭者炸死在豪華轎車里，給“人間佛法”大壯聲威。我認識的某君近幾年跟了“國學大師”寫字作畫之乎者也，闊得也讓人不敢相認。有朋友見他在豪華派對上時而袈裟時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屬哪個教——反正都是“國學”的人。從這樣一缸“國學”里升起文老這樣一位“大師”，論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輝文章出來不久，文老即對鳳凰臺記者宣讀了自己的聲明，聲明劈頭便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此時的他，終于想起來自己已是位風燭殘年、來日無多的老人了。此時的他，一個箭步從妖精似的“49公歲”回歸了傳統的老年價值和老年規范。文老的擁躉們，也都突然記起“中華民族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

傳統社會在幾千年中沿著二十四節氣按部就班，周而復始，其間春時秋序、花開花謝，老的該說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裝了一個程序。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訂增損、與時俱進。例如舊時代有“父母在，不遠游”一說，而20世紀初葉豈止熱血青年要遠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腳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吳稚暉洋插隊時也是偌大一把年紀。還有斷指血書的徐特立，記得多年前讀斯諾《西行漫記》，其中提到老先生見革命洪流滾滾，心中悶悶不樂：沒人拉他去沖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來大革命退潮，共產黨邀他入伙，“老匪大樂”（我記得斯諾就是這么寫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東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個民族在長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會打破成格、開放角色，進行死地求生的全民總動員。放牛娃王二小為其年齡所不須為，趙一曼、成本華做其性別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軀當角鐵、工字鋼用了。[28]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曬太陽看版畫、卻跟著青年人攻營劫寨時，顯然是忽略了這個時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機的總形勢下，身份/角色的變更自然要助于化解危機的社會動員。傳統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則還是地主娶小那一套就不足以凝聚人心，號召民眾。關于文老年齡中那下落不明的十歲，也許能從這個角度得到解釋呢。據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說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離上海前往解放區，“投入革命懷抱”后須以夫妻名義登記注冊，“為了和家母在年紀上更為般配一些，想都沒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為1920年”。[29]其實不改兩人也只差十歲，比起前些時楊、翁的“時差”根本不算個數。但當時解放區想必是新社會新風尚，[30]兩口子差個十歲雖不至讓人疑心那是黃世仁在拐騙喜兒，但如果一歲不差，豈不就更像同班同學，一同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這當然純屬猜測——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誰敢打包票呢？

新中國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走出監獄大門，第一腳踏進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腳就是改革開放的十里春風了。在這醉人的春風中，老翁老嫗們曬太陽的曬太陽，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誼舞的跳交誼舞，上老年大學的上老年大學，應該說，他們屬于近代以來最幸福的一代老人。[31]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沒有戰亂動亂；經濟快速增長，就業形式大好；當年播種了多子（女），如今收獲多福；計劃體制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傳統的家庭支持體系為老年生活提供了雙保險；中青年雖然別的都不尊，但都還尊自己父母；房地產業尚未大發展，“常回家看看”還不成問題，幾代人想不歡聚一堂都辦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說他比養鷯哥、扭秧歌的大爺大媽更快樂，但相對于他所屬的那個老年知識分子群體，他肯定是最快樂的了。

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當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氣，但接下來也遇到一些不怎么開心的事情，頭一樁不舒心就是學術等級體制的卷土重來。整個社會等級體制當然還是開心的，由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政策和風氣，知識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會的頂層，比傳統的“士農工商”序列還略高些。[32]但在知識分子內部重劃階級，搞教授、副教授、碩導博導那些勞什子，和剛剛取締的“階級斗爭”差不太多。這回的“階級斗爭”雖然沒有伴隨著武斗抄家大字報，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樓的、抑郁的、瞪著眼睛睡覺的。讀書人本來把面子當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臉跟職稱評委死磨硬泡，到學報編輯部伸頭探腦，形象還不如范進高大呢。就這樣跑瘋了不算工傷、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會讓讀書人打內心深處不再高瞧自己。為近代大危機所一再宣傳表彰的那位“仁人”，從此漸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身份及價值認同。前來接班的是“犬儒”，“犬儒”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識分子的再洗腦沒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樁不舒心是離退休。離退休意味著離開單位，單位那時對“單位人”意味著幾乎全部公共生活，離開單位就等于告別公共生活。一個人在五六十歲做這樣的訣別，后果會十分嚴重。女性知識分子問題要小很多，因為根據傳統的性別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們本來就不是挑大梁的，沒了單位生活她們還有家庭生活，指揮鍋碗瓢盆，協調油鹽醬醋，為女兒海選佳婿，為裝修籌集資金，工作量比國家總理小不了多少。菠菜從四毛三漲到五毛四，豬肉從三塊二降到兩塊八，都足以牽動她們的喜怒哀樂，維持她們的人生意義。相比之下，男性知識分子離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沒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別人插不上手；到馬路邊的棋盤上跟退休工人互動吧，又與自己身份不符；至于養魚養花攝影書法，平時沒養成那閑情逸致，臨陣磨搶的效果不會太好。總之，許多男性知識分子通過退休從“外”到“內”，經歷了從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場社會以及公民社會倒是為老年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發揮余熱提供了一些適合他們的渠道和空間，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歸社會，估計最多也就是到原單位人事處辦個離退休手續，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單位人離開單位時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屬于文老，因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市場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變城堡為森林，讓家貓當野貓。而文老的經歷，無論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還是解放后的勞改農場，都相當于社會的房檐地洞，本來就是野貓出沒的地方。文老坐牢時都能背個藥箱“上竄下跳”，置身“社會主義商品社會”，那就更所謂“海為龍世界，云是鶴家鄉”了。前引從維熙文章記初識文老，緣于后者托人帶話給他，說自己有一批日本的優質紙張，愿意奉送給他這樣的好漢拿去印書。這里面所透露出的非文非學氣息，在改革初期的書呆子那里是絕對聞不到的——今天不稀奇了，黨校教授兼做什么生意的都有。體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兒，而文老的身板兒在同齡人中豈止萬里挑一！另外像文老這種總愛出格跑調的文人氣質，我不知道國家單位是否比勞改農場稍寬容些，但肯定遠不如市場社會寬容。文老那些會惹得單位班子緊急碰頭的奇談怪論，書報市場的娛記們聽了只會喜出望外，連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國大危機導致傳統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開放和變易。改革開放同樣以社會結構的翻天覆地改變著社會的老年觀。公平地說，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文老的“為老不尊”并非毫無正面價值。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理應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而隨著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許多六七十歲的初期老年人，特別腦力勞動者，有些油箱都還滿滿的，刀法劍道也剛入佳境，這時不分青紅皂白讓他門都去含飴弄孫或閉目養神，這無疑對社會是損失，對個人是損害。其中的痛苦在整個社會的苦難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數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靜靜帶走了。我注意到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間討論會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風雨無阻，而且發言屬他們調門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當然是拳拳憂國之心，但通過舞刀弄劍參與社會、表現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戀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對過時的老年規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無論是眾里的“赫赫”，還是花間的“嘻嘻”，都不無矯枉過正的功用。

在這個被孫立平先生命名為“社會斷裂”的劇變時期，社會的老年觀跟青年觀、婦女觀、男人觀一樣，處在一種紛然錯雜的城鄉結合部狀態，老人該什么樣，不該什么樣，實在是形形色色，沒什么統一的尺度。大約十年前讀報，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沒多深，一百多人岸邊圍觀，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開外的老漢下水撈人——此事我曾寫入戲劇《切·格瓦拉》。還有回讀報，某醫院病房住著位八十多歲老頭，跟鄰床的家屬吵架，從枕頭下摸出水果刀，一舉把人家結果了，送隔壁搶救都來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著過馬路，見一騎車老漢為了趕綠燈，叫著“X你媽X你媽X你媽”，像警車一樣呼嘯而過。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則消息：有位99歲的文老同齡人參與集團詐騙，被公安局一網打盡；因為歲數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從家里接來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幾經調整，調到與法官僅一兩米之隔；電視上見老人家一副骨架貼層皮，距八寶山連半米都不到，還口口聲聲說自己就是云南軍區政委呢。轉型時期整個社會價值體系都在拆遷周轉之中，構成當代老年觀的種種社會、經濟、文化變量正擠在候車室里等著各奔東西。恐怕還要過相當的時候才會塵埃落定——當然落定后也會是一種相對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權利與義務常常處在“一頭沉”的失衡狀態，至于沉哪頭則因人因地而異。[33]同樣是不合傳統[34]老年規范，青壯年不下河他下河，兒女掙錢比他多他反倒貼錢給兒女，這是義務一頭沉。而像文老的驚人之語、雷人之狀，顯然是沉在了權利那頭。人都有長輩，人也多會老去，社會大眾對老年群體伸張權利多會樂觀其成，就算有些過分，也多能睜只眼閉只眼。中國的敬老傳統再加上這些年社會生活的多樣化，使得城市地區的老年權利在總體上處于擴張的態勢——社會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爺爺奶奶的夕陽紅。就說性權利吧，有位七十多歲老太太與小她四十歲的男青年結成恩愛夫妻；為了筆補造化、奪回青春，老人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做了整容手術，然后雙雙到電視上熱擁激吻，載歌載舞，惹得銀屏內外一片掌聲笑語。“人家自己樂意，又沒礙著別人”已越來越成為公眾進行道德評價的基本尺度。楊、翁的老少配由于年齡上的天塹合并了社會經濟上的鴻溝，本來極具性資源分配不均的象征意義，對討不上老婆的底層年輕光棍無疑是個不小的刺激，但網上也只是議論一番，而且其中祝福楊老的言論也為數不少。文老留給公眾的壞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來自他的“老”不正經，這誰也無法說精確，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雖然他“美女”“名媛”“十八歲姑娘”不絕于口，可畢竟一百歲了，也只是說說而已，動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會是一百個放心——她們摟個百歲老頭跟抱個一歲baby或抱只名貴小公貓其實是差不多的。不妨設想一下，某家老爺子癱在床上多年，忽然一日紅光滿面，笑吟吟要找位小姐聊聊，全家人能不又驚又喜，然后被老太太催著攆著四出尋覓么？[35]

神人

文老的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匯總他的各種身份，也最富于這個時代的精神。變世從來就是神人的高產田，更何況是要變成一個市場社會呢。中國舊時代每到易代之際，各種怪力亂神連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紛紛登場，顯示出民間社會巨大的“山寨”潛能。近代亦一亂世，各種款式和版型的神頭鬼臉真是琳瑯滿目。新中國由亂而治，嚴厲的社會控制之下，神人幾無立錐之地，不多的一點殘余和苗頭都被那塊“壞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鎮住。記得1960年代我們胡同里一個老太太，聽說從前就有過“仙姑”的經歷，她將偷偷縫制好的龍袍穿在里面，買張票混進故宮，趁人不備脫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簾聽政，結局就不用說了。不過神人屬野草飛蟲，生命力旺盛，一場雨過后便會不擇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損的文革后期，就經常能聽到或見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無奇不有，腳下路子四通八達，從軍區司令的千金到電影院看門的，他好像都能調動，儼然一方的及時雨宋公明。他們大多還做著買賣，當時叫“投機倒把”，合作方應該是一大二公邊緣處的社辦企業。到了改革開放，社會由緊收而怒放，那場面讓人想起《水滸》開篇的近尾處：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里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沖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應時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燈法師。法師雖然根性上未必適合佛門，[36]但畢竟是削了發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凈過——我是指內心。他的《少林云水詩集》有些篇什記其毛時代行腳四方的經歷，其中一首原文不記得了，大意是挑著擔子走到峨眉半山腰處，歇口氣轉過身，發現明月滿懷，思與境諧，表里澄澈。怎奈后來一變天，商業文化的兩位力士電視銀屏和晚報副刊只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裝成了紅塵里的積極分子，[37]可憐修行了多半輩子，末了竟干起弄虛作假的勾當，[38]足見心由境造，還是唯物主義厲害。接下來就是“氣功大師”的出山了。這些“大師”或“宗師”起初大多來自“天下不亂蜀先亂”的四川以及過去難民流人前往的“關東”。1984、85年氣功由養生健體向“特異功能”急轉直下，與中國改革大潮從農村包圍城市幾乎同步。記得1983年我練習馬禮堂先生的六字訣，一日在中山公園西側聽他跟粉絲們講：“最近都在說‘發外氣’，哪兒有什么‘外氣’？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師，問她‘你有外氣么’？她說‘我沒有你有么？’我們都沒有外氣！”時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請馬老來演講氣功，他的說法就變了：“海軍有個副司令讓我給他發外氣，我說這點小事還用得著我么，派我小徒弟兒過去給他發發就行了！”[39]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場社會天風浩蕩，吹得億萬張欲望小紅帆飄飄欲仙，躍躍欲試——誰也不想當扁舟了，快艇也沒多大意思，都想改當風箏扶搖直上。一時間，巫婆神漢風靡大江南北，誰不想練得絕技到人民銀行、中國銀行附近去“意念搬運”、“隔墻取物”呢？中國社會一時間成了各色神跡、各種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廟會。那些年氣功惹出的案子本來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隨著“自發功”東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40]再后來，到了1990年代中期，氣功已不滿足于舉辦廟會而是要充當廟堂了。在黨票徹底淪落為只能買進不能賣出的特種股票的情況況下，在宗教管理局治下的耶、釋、道諸教明明一頭撞盛世懷里卻沒認出盛世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也只好把“以德治國”的信仰改建工程暫時承包給張宏寶、李洪志那些無照攤販了。張、李等人，三分靠自己膽大敢開方、七分靠人民病急亂投醫，純粹是被時代的攪屎棍攪成誰也沒料到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如何能領導從氣功到宗教的歷史躍進呢？果然他們還沒跳到白蓮教的高度就犯了事。事到臨頭，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壇。跑得快的，跑到美國接著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沒聽說他們有誰用意念把自己“搬運”到大墻外頭的，無論是穿墻還是翻墻。市場經濟白溝階段上這撥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這樣淡出了中國社會大舞臺。他們的社會基礎也一哄而散，各奔東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寶殿或天主堂；想發財的去了證券交易所；要健體而沒錢的去了街心花園溜早，有錢的則去了健身俱樂部做舍賓、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張宏堡、李洪志他們“神”；他沒有活了九百歲的師傅，也沒有讓羅鍋當場筆挺的法力。文老沒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學養、才藝和地位，也犯不著走那步險棋——因為他是歷過險的。他加入的是市場社會的先遣隊而不是敢死隊。文老這位“神乎人”其實不過市場社會流行文化眾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場社會尤其是它的打砸搶階段，產品的成敗在于能否成為品牌，品牌的訣竅在于無所不用其極。從芙蓉姐姐到糞便藝術，從各種張狂之行到種種奇怪之論，市場社會的大小紅人們像狗一樣圍著他們的上帝或顧客——其實也包括他們自己——上竄下跳。在那又豈止“跳墻”的跳躍中，市場體制及文化的活力與邪惡都被發揮到極致。“極致”當然不是誰想達到就都能達到的，在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條件確實出眾。別的不說，只他那一百歲的年齡與十七歲的花心一組合，就快能申報“非遺”和吉尼斯紀錄了——我甚至懷疑同仁堂有沒有想過買斷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藥酒。其實，年高而猶“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個，[41]但只有文老廣而告之。這樣的廣告誰見了都會一楞，然后駐足圍觀。要知道，在這個注意力經濟時代，圍觀就是商機。

我嘗想，以文老漫長的人生、曲折的經歷、加上滿腹的詩詞歌賦，他本不該躋身秋夜街燈下蚊子蛾子的飛行集會——半明半暗處才應是他安頓心靈的地方。但事實是，他真就成了以閃光燈、聚光燈為生的喜光動物。其中的個人原因主要當在他復雜而混沌的意義世界深處，不是筆者站在遠處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這么一主兒，愛出風頭”一句話所能道盡的。文老不完全是他個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時代風氣的產物，打造并兜售他這快名牌，發行或購買他這支股票的，還有一個利益共同體。藏了他墨寶、受了他夸贊、得了他題簽、寫了他傳記、發了他專訪、做了他節目的，哪個不希望他牛氣沖天，直沖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關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業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過鯉魚背，背上“大師”、“國寶”“活屈原”的華山最高峰。這回風乍起，文老從文化股市的高點一路狂瀉，救市救得最不遺余力也最不講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譽為“五百年來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42]這些人就好像是比著賽著放對方的衛星，前引空林子謳歌恩師，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則夸稱贊這位“干媽”的詩超過了詩圣杜甫。像這樣尊老愛幼的跨代互助組、合作社，不盛產“神人”盛產什么？不過話說回來，獅子大開口本是市場社會的標準口型，莎翁師徒也沒有超標到哪兒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錢沒有都敢大包大攬，何況他們幾位確有實力，或則聰穎過人，或則才情可觀呢？這些神人或候補神人都不愧是讀書人，眼里進、嘴里出的凈是道家佛門的好詞佳句，要是能截留幾句給自己化貪祛妄，別老舉著與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滿世界展覽，[43]把自己弄得跟火車站附近介紹旅館的那些嘴臉一模一樣，他們又何嘗不是時代長卷中可愛而有趣的點景人物呢？

站在中國社會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類仙姑神漢，也會讓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對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國是一個比較強調機會平等、鼓勵社會流動的國度。從底層向上層、從邊緣向中心，“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成為無數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馬扎，艱難打拼，百折不回，終于讓自己或自己孩子坐進了太師椅，讓“大家閨秀”、真假貴族站到了一邊。“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貧與富、窮與達的頻繁對調，看著固然鬧心，但畢竟流水不腐，法輪常轉，使社會充滿了必要的緊張和進取精神。進取的路線圖各式各樣：有從鋼琴班到書法班到英語班到奧數班到高考強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著蛇皮袋在馬路邊被工商稅務追得塵土飛揚的；有搭便車——移民移入了錢柜、嫁人嫁給了元寶的；有破窗而入、翻墻而過，高風險高回報的；有憑著假證件居然蒙混過關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以社會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萬人出人頭地與不甘人后的強大沖動，這兩種沖動合并成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運動。旁門左道、篝火狐鳴之輩，他們的跑姿跑相或許比范跑跑還不如，但他們的原始沖動卻無可厚非——想翻身還有錯么？有些人，自己剛汗流浹背擠進門里，便轉身堵門口檢查儀容儀表，盤問出身門第，就真地沒什么意思了。

更何況轉型時期社會失范，近代大危機以來的價值理性一片狼藉，等著市場社會的工具理性前來接管。筆者曾在戲劇《我們走在大陸上》中對新舊價值觀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過勾畫：

管它正義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紅砂掌黑砂掌――只練那致命的

管它奶媽奶粉――只喝那營養價值高的

管它名醫名妓――只當那紅得不得了的

在市場社會里，“邪”幾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創新”的一半。社會競爭場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說在二十年前還是自選動作，現如今已成規定動作了。[44]在這種大形勢下，來自資源極度貧乏的社會下層人士，他們的個人成功史要沒點邪的歪的幾乎不成信史。筆者這些年與“北漂一族”[45]有過不少接觸。這些“社會—文化游民”為出人頭地的沖動所煎熬，因一夜躥紅的先例而興奮，被不得其路的現狀逼成熱鍋上螞蟻，他們大概是中國社會中最富生氣同時也最多戾氣的群體。相對于他們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謀發展時表現出的不擇手段、靈活機動，計劃體制內養尊處優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顯呆滯了。好的社會管理要能揚長避短，不因過廢用，能將功補過。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傳說牢里關著的詐騙犯盜竊犯經過選拔，特別優秀的都已被情報部門派到國外建功立業，這雖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種對智慧的期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