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文學與我們的時代

□劉繼明
【左岸特稿】

　　此文為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參加的“作家、批評家與學者：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文學”的會議的發言。主辦單位是海外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協會（簡稱ACCL)。與會的中國作家有曹征路、陳應松、王祥夫、胡學文和我，批評家有李陀、蔡翔、曠新年、李云雷、張寧等。

　　“底層文學”出現以來，無論是發表作品的數量還是作者規模，都超過了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任何一場文學思潮。當然，與正面性評價相比，她遭受的否定性評價也蔚為壯觀，并且從未停止過，這種毀譽參半的現象，幾乎是以往文學運動中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底層文學創作內部存在的問題，也與我們時代的復雜語境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底層文學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來自文學內部和現實中國的雙重詰問——在這樣一種夾縫中生長起來的底層文學，注定了她在藝術姿態和思想立場上的曖昧不明和首尾不能相顧，而這正是底層文學越來越陷入某種習焉不察的困境，無法尋求突破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有不少學者討論過底層文學的思想資源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底層文學與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以及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文學的關系。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即便底層文學真的可以從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那兒找到某種血緣上的證據，也很難在現行文學體制下為自己爭取到合法的生存權。因為多年來對文學史的不斷改寫和重述，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早已不再是值得尊重的文學傳統，在新時期文藝現代化坦途上變成了一種被貶斥和拋棄的 “負資產”，也就是說，指出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作為底層文學的“精神父親”這一事實，不僅不能為其“加分”，反而為那些對底層文學不屑一顧和橫加指責的批評家提供了“出身不好”的證據。這顯然使底層文學的一些作家陷入了頗為尷尬的境地。對于我們時代的許多作家來說，承認自己與蔣光赤、柔石、葉紫和趙樹理、柳青、浩然或者高爾基、斯坦貝克的文學血緣聯系，遠遠不如同張愛玲、沈從文和卡夫卡、福克納、博爾赫斯以及川端康成的師承關系具有藝術上的正當性和增值效應。因為在新時期以來的純文學進程當中，后者已經被視為文學本質化的標本和尺度，前者正是在一過程中被剔除到純文學之外的。
　　經過近三十年的演變，這種被稱為“純文學“的觀念已經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并且充分體制化了。這種文學體制用一把精心打造的尺子衡量什么是文學，什么是“非文學”，什么是高等的文學，什么是劣等的文學，什么是文學應該關注的，什么是文學不應該關注的。其口味如此精致、挑剔，并且毫不掩飾自己的偏食，比如他們容忍甚至欣賞“撒嬌文學”和無病呻吟的文學，卻唯獨不能容忍所謂“訴苦的文學”，就像某些高尚社區的業主們對周邊貧民住宅充滿鄙夷，呼吁城市規劃部門將其拆遷到遠郊，以便為他們打造一個白璧無瑕的“新新中國”和美麗新世界那樣。這與其說是一種審美潔癖，還不如說是一種話語霸權。依附于這種霸權之下的精英文學集團，自覺地擔任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守護者，他們睜大警惕的眼睛，將任何具有批判傾向的寫作視為異己。他們規劃出的文學版圖如此純凈和狹小，以至讓人們懷疑從詩經到杜甫、白居易和《水滸傳》等開創和發揚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是否還有承繼的價值，更不用說魯迅、茅盾等代表的那個現代文學傳統了。
　　對于主流文學體制的捍衛者來說，作家早已不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不再是左拉、托爾斯泰和魯迅的精神傳承者，而是變成了一種靠寫作謀取名利的職業。他們推崇和欣賞的是那種凌空蹈虛、精致優雅和八面玲瓏的寫作，任何試圖對現實的不合理性提出質疑和批判的寫作都會把當作僭越純文學規范的“非分之念”，他們對異端和另類的理解也僅限于“知識”或形式的范疇，而不包括思想。于是，沒有思想的文學在技術和娛樂的名利場上嬉戲追逐、流連忘返，便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一種文學奇觀。
　　在這樣一種情境下，妥協和退讓便不得不成為了底層文學（包括所謂“打工文學”）爭取主流文壇認可和褒揚的主要寫作策略。應當承認，這種妥協和退讓對部分底層文學作家來說是成功的，因為這至少讓他們在位居正統的純文學體系之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接納，但其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即當底層文學在美學趣味上越來越符合純文學口味的同時，其價值立場上的異質性和批判力量被大幅度地削弱，除少數作家的創作外，從整體上變成了一種消弭意識形態裂縫，由抗爭走向和解，由批判走向迎合的“亞純文學”樣本，從而與底層文學的“精神父親”越來越沒有什么瓜葛了。
　　對于底層文學和主流文壇，這的確是一種相得益彰的軟著陸。但對于業已體制化的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卻意味著某種新的可能性被扼制住了。在一個權力和政治被消費化的時代，這未嘗不是一種皆大歡喜的雙贏局面。對此，人們如果簡單地指責作家也許是不公平的。因為說到底，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靠吃“純文學”的奶長大的，原本就缺乏擔當主流文學叛逆者的沖動，而世界范圍內的單極化意識形態和歷史終結論，更是讓很多人喪失了必要的歷史感以及懷疑的勇氣和能力。幾年前，我在《我們怎樣敘述底層》一文里說過：“底層文學的真正價值，正在于它試圖召喚和激活一種被宣布已經失效的現實主義和左翼美學傳統，在于它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消費主義格格不入的異質性和批判性；而一旦這種異質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編，它的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現在，我的這種憂慮不是減輕，而是更加強烈了。
　　這不單是底層文學面臨的困境，而且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事實上，不僅僅是文學，包括所有的藝術創作和思想表達，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正是基于這種看法，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對時代境況以及歷史的清醒認知，從某種意義說甚至比藝術上的抱負更加重要。因為，這不僅決定著一個作家的立場，還決定著我們對時代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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