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該文是曠新年老師為烏有之鄉電影公社“格瓦拉主題電影放映”特別撰寫的文章。

格瓦拉：一個純粹的人

曠新年

1960年代是一個革命政治風起云涌的時代，是革命的高潮，也是革命即使死去的時刻。革命的黃昏即將降臨。1962年，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中說：“十九世紀的意識形態，諸如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盡管仍然被許多人拿來為自己正名，卻與當前世界的重大現實喪失了聯系。與之截然不同的是，戰爭與革命依然是當前世界兩個核心的政治問題。它們比自己的一切意識形態辯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導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繼，‘在強國林立的地球上，承擔自然法和自然神賦予他們的獨立而平等的地位’。革命只剩下一個最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1]中國“趕英超美”的“大躍進”以失敗告終，貌似勢不兩立的蘇聯和美國代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開展“廚房辯論”和“和平競賽”。丹尼爾·貝爾宣告“意識形態的終結”。舊世界和舊體制顯示了它們的堅固強大。革命已經褪下了它神秘迷人的光環。革命政治的想象力早已經駛回到舊的軌道上。人們普遍已經看到了革命的盡頭。窒息的感覺，絕望的氣息。這個時代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來的激情，某種定義下的革命已經走上了它最后的征途。1966年，當格瓦拉踏上最后的革命旅途的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蘇分裂和論戰早已發生，20世紀最后的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格瓦拉對革命的命運和結局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

革命不是敵人被攻陷了，而是窒息和腐化了。他必須繼續革命，重上征途。格瓦拉在給父親的告別信中寫道：“我的腳再一次挨到了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格瓦拉把自己比作世界文學史上那位著名的騎士堂吉訶德。堂吉訶德被張承志稱作是“我的浪漫榜上的第一人”。“這是一種弱者和敗者的、無力民眾的、被侮辱和被壓迫者的騎士。”“這是一個不謀勝利、奔向失敗的騎士，一個與盎格魯·撒克遜的‘紳士－騎士道’完全相悖的騎士。”“面對一切強權和不義，唯有他給予人們和弱者以一種純粹象征的援助，和一種溫暖的阿Q式的心理安慰。”[2]堂吉訶德作為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形象進入文學史的殿堂，不是以征服，不是以他的力量和勝利，而是以他廣大的同情心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他代表的不是清教資本主義精神，不是現代的理性計算，而是古典的浪漫情懷，是對純粹理想和正義的永恒追求。屠格涅夫在他著名的演講《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中指出：“堂吉訶德表現了信仰，對某種永恒的不可動搖的事物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堂吉訶德全身心浸透著對理想的忠誠，為了理想他準備承受種種艱難困苦，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之所以珍視自己的生命，就是因為生命能作為他在世界上實現理想、確立真理與正義的手段。”“在他身上沒有自私自利的痕跡，他不關心自己，他整個兒都充滿了自我犧牲精神。”[3]格瓦拉在給他的孩子們的告別信中說：“你們應當永遠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品質。”[4]一個革命者必須永遠保持一種情懷。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但最后所有的革命都腐化了。格瓦拉以毫不妥協的精神拒絕腐化。

與馬克思的預想相反，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相反，所有的革命都是發生在落后的國家。因此，革命陷入了一種未曾想象的困境。更由于先進的歐洲沒有爆發普遍的革命，沒有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環境的支援，蘇聯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由于社會主義孤立和局限于一國之內，革命喪失了它必要的視野和胸懷。在與舊世界的不斷妥協中體制化，革命變成了執政。1960年代，革命與現實日益脫節，革命成為了一幅巨大的諷刺畫。革命最終不是革新而是鞏固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毛澤東和格瓦拉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的窮途末路上向宿命提出頑強的抗爭。他們對自己的事業都有一種強烈的失敗的預感。他們悲壯而絕望的抗爭如此地孤獨難解，又如此令人著迷。他們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繼續革命——游擊戰爭和文化革命。格瓦拉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被薩特稱為“最完美的人”。毫不妥協的精神激發他出走，理想精神帶著他不斷重新出發。革命腐化了，格瓦拉卻以一種不屈的革命的姿態倒下，他以青春的形象死在革命的路上，他以死亡拯救了革命的理想。他成為了20世紀革命最純粹不朽的遺產。

俄羅斯格瓦拉的傳記作者尤里·加夫里科夫把蘇聯領導人比作汪達爾人。這是社會主義的巨大悲劇，也是對社會主義的莫大諷刺，無疑也是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社會主義應該發揮社會的力量去發展每一個人的個性，充分釋放每一個人的創造力量，而不是壓抑和摧殘人的創造精神。格瓦拉認為，革命不是粗暴地奪取政權，它是一場真正的、大公無私的革命，它的使命不僅是要改變生活條件，而且要改變人本身。毛澤東和格瓦拉都意識到創造“新人”、創造新的人性對于革命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今天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環境里，我們往往只能以我們自己愚蠢的方式、下流的邏輯、狹窄的眼光去度量一個人。我們無法理解高尚的人、無私的人、清潔的人、純粹的人。如果說從人類兩只腳的行走到汽車輪子的運動再到飛機的飛行之間沒有辦法類比的話，那么，資本主義的經濟人、理性人也沒法和格瓦拉這種徹底的無私類比。如果說酒是糧食的精華，那么，格瓦拉就是人類的精華。

對于許多中國文人來說，拉丁美洲大陸，這塊神奇、富饒而又充滿了貧窮和苦難的土地，除了出產咖啡、可可、香蕉之外，還生產魔幻現實主義。可是，我們的文人們僅僅接受了魔幻，奉還了現實主義。拉丁美洲的作家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正如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宗教不可思議地變成了“解放神學”一樣。我們中國的文人們只有理解了“解放神學”的拉丁美洲，才能理解百年孤獨的拉丁美洲，然后才能真正理解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香蕉王國代表了最典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經濟。拉丁美洲被稱為美國的后院，美利堅合眾國有多美麗，美利堅合眾國的后院就有多骯臟和丑惡。這是一塊被暗殺、政變、流亡、貧窮和苦難糾纏著的大陸。軍閥統治和軍事政變成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奇觀。人們把軍事獨裁者叫做“大猩猩”，這塊大陸到處都是大猩猩留下的傷痕。美國喂養的大猩猩的血腥暴行和美國導演的“骯臟戰爭”寫滿了拉丁美洲的每一頁歷史。格瓦拉多次旅行穿越拉丁美洲大陸，使他這個中產階級子弟深入美洲腹地，深入礦工、病人和印第安人中間，使他對拉丁美洲的苦難有了豐富的感性認識，使他萌發了同情，使他獲得了政治意識。誰和土地越近，誰就和人性越近。一個人越是接近土地，他就越富有同情心。魯迅棄醫從文，格瓦拉則棄醫從戎。他是一個革命醫生。他是一個醫生，更是一個革命者。他不僅醫治疾病，而且要醫治社會。他要創造新的社會、新的人和新的人性。

拉丁美洲特殊的文化養育了格瓦拉。養育格瓦拉的不僅有西班牙文化中的浪漫精神，還有拉丁美洲那種普遍的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當20世紀社會主義受到民族主義的局限而退化的時候，拉丁美洲特殊的政治文化賦予格瓦拉博大的國際主義情懷。拉丁美洲具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在拉丁美洲獨立解放斗爭中形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傳統：拉丁美洲人民互相支援。拉丁美洲偉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曾經希望拉丁美洲在獨立的過程中聯合建立一個統一的美洲共和國。格瓦拉說：“我認為自己的祖國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個美洲。在這方面我們有一個先驅，就是馬蒂。我正是在他的祖國遵循他的準則行事。”[5] “我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拉丁美洲愛國者。無論在任何時候，只要需要，我準備為解放任何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而獻身。我對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一無所求，也不需要有任何回報……”[6]格瓦拉體現了拉丁美洲偉大的解放傳統。一個真正的、徹底的革命者不僅必須超越個人的利益，而且必須超越民族的界限。

2009-5-20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