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讀《在酒樓上》、《孤獨者》和《傷逝》

　　１９５６年，時在香港辦報的曹聚仁到北京訪問周作人，一見面就談起魯迅的小說。曹聚仁告訴周作人，他最喜歡《在酒樓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說，我也認為《在酒樓上》寫得最好，這是一篇“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
　　
　　周作人的評價，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魯迅小說的很好的視角。所謂“氣氛”，周作人還有一種說法，叫作“氣味”；在《〈雜拌兒之二〉序》里，他這樣寫道，寫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謂言與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詞與思想罷了，此外似乎還該添上一種氣味。氣味這個字仿佛有點曖昧而且神秘，其實不然。氣味是很實在的東西，譬如一個人身上有羊膻氣，大蒜氣，或者說是有點油滑氣，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別出來的”。 因此，我理解所謂“魯迅氣氛”，主要是指魯迅的精神氣質在小說里的投射。而談到魯迅的精神氣質就不能不注意到魯迅和他的故鄉浙東文化與中國歷史上的魏晉風骨、魏晉風度的精神聯系。這就提示我們：要從魯迅小說與魏晉文人、魏晉文學與玄學的關系的角度來討論“魯迅氣氛”的問題。在這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討的，是王瑤先生在２０ 世紀５０年代寫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他發現了《在酒樓上》、《孤獨者》和魏晉風度、魏晉風骨的內在聯系。王瑤先生說，《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和《孤獨者》的魏連殳的塑造，跟魯迅對魏晉時代的某些人物的看法有類似之處。他強調呂緯甫性格中的那種頹唐、消沉，他的嗜酒和隨遇而安，都類似于劉伶；而魏連殳則具有一種稽康、阮籍似的孤憤的情感。——現在，我們就沿著王瑤先生開拓的思路，作更具體深入的賞析。
　　
　　（一）
　　
　　我們先來讀《在酒樓上》。
　　
　　這是小說的開頭——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深冬雪后，風景凄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Ｓ城的洛思旅館里了；……窗外只有嘖痕斑駁的墻壁，帖著枯死的莓臺；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我于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并不專為買醉。……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
　　
　　‘客人，酒。……’
　　
　　堂倌懶懶的說著，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
　　
　　從這一段文字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微雪，廢園，酒和文人，于是依稀回到那個魏晉時代；你還感受到一種懶散、凄清的氣氛，以及隨之蔓延而來的驅不去的飄泊感，這恐怕也正是魏晉時代的氣氛，卻也是現實魯迅所感到的。《在酒樓上》所要傳達的，就是這樣的刻骨銘心的飄泊感。
　　
　　就在這個背景下，在微雪、廢園和酒當中，我們的主人公出現了。我們開始只聽到聲音：“那腳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緩緩地、沉沉地走過來——
　　
　　“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抬起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這里的沉靜、頹唐，忽而顯出的射人的光，都有一種魏晉風度，讓我們想起當年的劉伶。同時我們也可以感到魯迅自己的一種精神的投影。我們回過頭來看周圍的景色，剛才有一段有意沒有念，就是當“我”去看廢園的時候，突然覺得很“驚異”——
　　
　　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旁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里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游人的甘心于遠行。
　　
　　這廢園里的“赫赫之火”，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剛才呂緯甫眼里射出來的光芒，而這“傲慢”、這“憤怒”、這“蔑視”更使我們想起嵇康、阮籍。劉伶原是和嵇康、阮籍相通的；呂緯甫也并不完全是懶散、平庸，還有光彩的一面。——就如同在廢園里還有株斗雪的老梅。
　　
　　于是就有了“我”和小說主人公呂緯甫之間的對話。研究《在酒樓上》這篇小說的許多學者，都是把小說中的“我”看作魯迅，小說主人公呂緯甫則被視為一個被批判、被否定的對象：當年他是一個反抗者，現在他轉了一圈回來了，背離了原來的理想，即表現了知識分子的軟弱性與不徹底性，等等。我在過去的有關著作中大概也是這么看的。但是在１９ 97、１９98年吧，我和一批研究生一起重新讀《在酒樓上》，當時我們定了一條原則，就是讀的時候把原來的各種見解都拋開，用我們的藝術直覺去感受、領悟，結果就發現自己閱讀的真實感受和前面那些已成為思維定勢的分析之間出現了差距。今天也想用這個方法，大家一起先來“感受”小說。
　　
　　呂緯甫主要是跟“我”講了兩個故事，我們先看第一個故事。小說中的“我”問他這次到故鄉來干什么？他說，其實是為一件“無聊”的事：曾經有一個小兄弟，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今年春天，一個堂兄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到河里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聽這個很著急，幾乎幾夜睡不著。趁了年假的閑空，我才回到南方來給他遷葬。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呂緯甫對“遷葬”這件事的敘述——
　　
　　“……我當時忽而很高興，愿意掘一回墳，愿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平生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士，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地指著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卻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著壙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著，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髂，什么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發，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細細地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其實，這墳本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賣棺材的時候，雖然有離奇，……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里，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監工，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
　　
　　我想我們憑直覺去讀這故事，首先會覺得很感人：無論對死去的小兄弟，還是對母親，都有一種濃濃的親情。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為這樣一些描寫感到詫異：比如，為什么說“掘開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命令”呢？掘開之后，一再強調“什么也沒有”、“消盡”、“沒有”、“蹤影全無”，這又是為什么呢？這就使我們感覺到在這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背后，似乎還隱藏著什么。這個小兄弟的“墳”是有所隱喻的，對于呂緯甫，他的這次掘墳的行動，是對已經逝去的生命的一個追蹤，所以在他的感覺中這是“一生中最偉大的命令”；而最后開掘的結果，卻是“無”：這正是魯迅的命題，盡管明知“蹤影全無”，他仍然要去開掘；明知是“騙”，也要埋葬。我想可能感動我們的東西，就是這樣的對已經逝去的生命的追蹤與眷念。魯迅在他的雜文里，對這個命題，也有過類似的表述，在《寫在<墳>的后面》，就有這樣一段話——
　　
　　“這不過是我的生命中的一點陳跡。……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念，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最后，魯迅又“拉來”當年陸機悼曹操文來為自己這篇文章“作結”——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結合《寫在<墳>后面》，再來讀《在酒樓上》，我們會再一次體會到魯迅和魏晉文人的相通，表面的放達，掩飾不住對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戀。于是，我們也終于明白，呂緯甫其實是魯迅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說，正是在呂緯甫身上，隱藏了魯迅身上某些我們不大注意的方面，甚至是魯迅的自我敘述中也常常有意無意遮蔽的方面，這就是他那種濃濃的人情味，他對生命的眷戀之情。這正是我們在魯迅大部分著作中不大看得到的，呂緯甫這個形象，就具有了某種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但我們還要注意，呂緯甫的自我陳述是在同“我”的對話中進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個魯迅自我。這就是說，看起來是呂緯甫一個人在講故事，其實他的敘述，有一個“我”在場，時時刻刻有“我”在看著他，所以在“我”的審視的眼光的壓迫下，呂緯甫是用一種有罪心理來講這個故事的。因此，在他講完了給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后，接著又說了這樣一番話——
　　
　　“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情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于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朋友。……”
　　
　　讀到這里，我突然想起了魯迅在《〈窮人〉小引》里說的一段話——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葬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這場對話中，“我”扮演的正是“偉大的審問者”的角色，呂緯甫作為一個“偉大的犯人”，一面在“我”的審視下譴責、揭發自己，一面卻又有意無意地陳述“自己的善”，“闡明那埋葬的光耀”。而這“偉大的審問者”與“偉大的犯人”都同屬于魯迅：這是他的靈魂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正是在這兩種聲音的相互撞擊、糾纏之中，顯示出了魯迅自己的，以及和他同類的知識分子“靈魂的深”。
　　
　　我們還可以把討論再深入一步：這樣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顯示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什么樣的內在矛盾呢？這就需要對“我”與呂緯甫這兩個人物作進一步的分析。前面我們已經講到，“我”是一個“漂泊者”，他仍然懷著年青時的夢想，還在追尋，因此依然四處奔波，但他卻苦于找不到精神的歸宿：“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呂緯甫卻有了另一番命運：在現實生活的逼壓下，他已不再做夢，回到了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大地的“堅守者”，他關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鄰里生活中瑣細的，卻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給小弟弟遷葬、為鄰居的女兒送去剪絨花之類，——順便說一句，呂緯甫關于遷葬的敘述，我已作了詳盡的分析，他關于送剪絨花的敘述，也有很多可咀嚼的東西，同學們可以自去分析——，而且不可避免的，還要作出許多妥協，例如仍教“子曰詩云”之類。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他回到日常生活中來，獲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濃濃的人情味，但卻仍然不能擺脫“舊日的夢”的蠱惑，為自己“繞了一點小圈子”又“飛回來了”而感到內疚。這是一個雙向的困惑產生的雙向審視：對于無所歸宿的“漂泊者”的“我”，呂緯甫敘述中表露出來的對于生命的眷戀之情，不能不使他為之動心動容；而面對還在做夢的“我”，“堅守者”呂緯甫卻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與“無聊”的這一面，而自慚形穢。這在或一程度上，是表達了魯迅（及同類知識分子）的內在矛盾的：作為現實的選擇與存在，魯迅無疑是一個“飄泊者”，他也為自己的無所歸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靈的深處是懷有對大地的“堅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著這樣的“堅守”可能產生的新的精神危機：這又是一個魯迅式的往返質疑，因此，小說中的“我”與“呂緯甫”確實都有魯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與“呂緯甫”之外的。而讀者讀這篇作品，卻會因自己處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響：如果你現在是一個“堅守者”，你可能會為呂緯甫的自我譴責感到震撼；如果你是個“漂泊者”，小說中“我”的“客子”感就會引起你的共鳴，你也可能對呂緯甫陳述中掩飾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頓生某種羨慕之情。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的體驗來感受這篇小說，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樣，讀者也就參與到小說的二重聲音的駁難之中。魯迅將一個大的想象空間、言說空間留給了讀者，這是一個開放的文本：這也是魯迅小說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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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據胡風回憶，魯迅當年在談到《孤獨者》這篇小說時，曾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那是寫我自己的”。 對別的作品魯迅似乎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看小說中主人公的這幅肖像：“他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松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里發光”，對照許廣平筆下的魯迅給學生的第一印象：“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里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發，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著，真當得‘怒發沖冠’的一個‘沖’字”， 是不難看出兩者的相似的——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神似。
　　
　　現在，我們就來讀這篇《孤獨者》。
　　
　　小說開頭第一句就很特別——
　　
　　“我和魏連殳相識一場，回想起來倒也別致，竟是以送殮始，以送殮終”。
　　
　　這是一個暗示：“死亡的輪回”的沉重陰影將籠罩小說人物的命運，以及整篇小說。
　　
　　小說的敘述也從“送殮”始：魏連殳一直跟他的祖母生活在一起，這個祖母其實不是他親祖母，是他的父親的繼母。后來祖母死了，他從城里趕來奔喪。他是有名的洋學堂里出來的異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緊張：他來了，能否按照我們的傳統規矩辦事呢？于是提出三個條件：必須穿孝服，必須跪拜，必須請和尚道士。魏連殳來了，大家沒想到，他毫不猶豫地很爽氣地答應了，而且他裝殮祖母的時候，非常地耐心，這些都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當一切都正常進行，許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為孝子卻一聲沒響，大家都在哭，他不哭，這就引起了“驚異和不滿”，等到大家哭完了，要走散了——
　　
　　“連殳卻還坐在草薦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根據王瑤先生的提示，很自然地使我們想起了當年的阮籍。據《晉書》記載，阮籍的母親死的時候，阮籍正在和別人下圍棋，他的對手說，你的母親死了，別下了，趕緊去奔喪吧。但是阮籍說，不行，我們飲酒。既而飲酒二斗，飲完酒后，舉聲一號，大哭一聲，吐血數升，然后說，那些人都是禮俗之士，我要施之以白眼。這個細節跟小說里的魏連殳的表現非常接近，而且更主要的是，魯迅曾經說過，嵇康、阮籍表面看上去是反禮教的，其實他們是最守禮的。同樣的在魏連殳那里，他為什么那么耐心地為祖母去裝殮呢？他那樣放聲一哭，說明魏連殳是真正講禮教的，是孝子，他是真孝，他反對的是禮俗。從這里可以看出，魏連殳和阮籍不僅在行為方式上很接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接近。進一步我們在魏連殳身上看到的，正是魯迅本人和魏晉文人的相通。魏連殳這個人既體現魏晉文人的精神，同時也體現了魯迅本人的一些精神本質的東西。這里正好找到了一個契合點。
　　
　　于是，我們發現，魯迅在《孤獨者》這篇小說里，始終突出的是兩個感受，而且都是趨于極端的，一個是極端的異類感，一個是極端的絕望感。可以說，魯迅是把歷史上的魏晉時代的文人和現實生活中他自己的異類感和絕望感在《孤獨者》這里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殳正是一個異類。小說一開始就說他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常常喜歡管別人的閑事，所以大家把他像外國人一樣看待。而最讓人感到異樣的是他喜歡發表議論，非常多，而且往往頗奇警。這是典型的魏晉風度，也是典型的魯迅風度。這樣一個異類，與整個的社會是絕對地不相容，開始有種種流言蜚語，結果校長把他解聘，沒有飯吃了。于是有一天，“我”在馬路邊的書攤上發現一本魏連殳的書，魏連殳嗜書如命，把書拿來賣，就說明他生活陷于絕境了。于是魏連殳有一天來到了“我”家里，吞吞吐吐，有話又不說，最后臨走的時候，說，你能不能給我找個工作，因為我還要活下去。魏連殳是何等驕傲的一個人，他最后這樣乞討工作，是真被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了。所以小說情節的發展帶有很大的殘酷性，寫整個社會怎樣對待一個異端，怎樣一步一步地剝奪他的一切，到最后，他生存的可能性都失去了。這是社會、多數對一個異端者的驅逐，一種非常殘酷的驅逐。
　　
　　這種驅逐顯然既有魏晉時代的感受，也有魯迅自己的感受。小說中出現了“我”這個人物，他有個名字叫申飛，這正是魯迅曾經用過的筆名。我們明顯感覺到“我”對魏連殳是非常同情的，非常理解他，然后發現“我”的命運逐漸跟魏連殳的命運差不多了。“我”同情魏連殳，和他來往，為他的工作奔走，這都成了“我”的罪狀。于是報紙上開始有文章攻擊“我”了，自然是不指名的，措辭很巧妙，一看就是“我”在挑剔學潮，于是“我”只好一動不動，除了上課之外，關起門來，躲著，有時連煙卷的煙鉆出窗隙去，“我”也怕犯了“挑剔學潮”的嫌疑。這個描寫顯然帶有象征性，概括了很多人的境遇。我們也不難從中聽到魯迅的聲音，“挑剔學潮”，“躲起來”，這都是魯迅的境遇。于是我們發現，原來敘事者“我”也是指向魯迅自己，或者說他也是魯迅的一部分。當然敘事者“我”和魏連殳不完全一樣，他更沉穩，善于用自嘲的方式來化解對外部世界的痛苦感受，他也善于掩飾自己的情緒。所以他在講述魏連殳的故事的時候，有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他把對魏連殳的同情收斂在自己感情的最深處、最隱蔽處，偶然閃現一點，更多的是用一種客觀的打量、一種平靜的講述來講。但是這一切，這樣一種自嘲的方式，這樣一種控制自己的情感、掩飾自己的寫作，正是魯迅的另一面，也是魯迅的敘事策略。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里，小說中的“我”和魏連殳，即小說敘述者和主人公，他們都是“我”的不同側面，或者說是“我”內心的兩個不同聲音。
　　
　　于是小說展開了魏連殳和“我”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其實是魯迅內心深處的兩個“我”的對話。小說的特別之處就在于敘述的故事中，插入了“我”和魏連殳的三次對話，三次辯論。每一次討論，都有一個主題；這種圍繞一個主題來互相辯駁的方式，正是魏晉“清談”的特點，小說寫的就是“我”和魏連殳兩個人在自己房間里清談，這是其它小說看不到的。而三次清談都不是一般的發牢騷，而是把他們現實的痛苦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層面，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三次玄學討論：這應該是特別有意思的。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討論了什么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孩子說起的。魏連殳非常 喜歡孩子，小說寫了大良、小良和他們的祖母，這是極其調皮、極其討厭的兩個小孩，而且祖母也是個極其討厭的小市民，但是魏連殳非常喜歡這兩個小孩，這當然有他的悲劇在里面。有一次，從怎么看待小孩引發了一場爭論——
　　
　　（魏連殳）：“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
　　
　　（“我”）：“那也不盡然”。
　　
　　“不。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后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并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
　　
　　“不。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才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何嘗是無端……。”
　　
　　從表面看起來是討論孩子問題，其實爭論的是，“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魏連殳認為有希望，希望在孩子，在人的本性是好的，只是后天的環境造成了人的壞，既然是環境造成的，就有改造的可能性。“我”認為不是環境造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根苗”就是壞的，無法改造，也就沒有希望。這里實際上是從人的本性這個根底上來辯論人的生存有無希望的。兩種觀點相互質疑和顛覆，大家注意，這個討論是沒有結論的，所反映的正是魯迅自己內心的矛盾。
　　
　　第二次討論是圍繞“孤獨”問題展開的。有一天，“我”看見魏連殳的樣子，覺得很悲涼，卻裝著微笑說：“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這就是說，境由心造，這種孤獨處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用自我調整的方式改變。魏連殳卻說起了祖母：她是我父親的繼母，我跟她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因此雖然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我是不理解她的，我和祖母之間是不通的，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祖母的孤獨感時，“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卻也許會繼承她的運命”。小說結尾，“我”來看魏連殳，又感到“我”跟魏連殳有某種關系。所以在《孤獨者》里，從祖母到魏連殳，再到“我”，有一個“孤獨者譜系”，這里沒有血緣關系，卻傳承下來了。所以“孤獨”不是境由心造，而是本體性的，是命運造成，注定如此的，而且會代代傳下去。這是一種對“人的生存狀態”的追問——魯迅總是通過一種現象進行本體的追問，剛才追問生存希望，這里又追問生存狀態：這種孤獨的生存狀態是可以改變的，還是無可改變的宿命，魯迅自己是矛盾的。
　　
　　第三個問題，就更加深刻。我們剛才說過，到最后魏連殳來求“我”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我還得活幾天！”說完就走了，“我”沒有來得及和他進行對話，但正是這一句話像火一樣烙在“我”的心上。于是就有這樣一個晚上，“下了一天雪，到夜還沒有止，屋外一切靜極，靜到要聽出靜的聲音來。我在小小的燈火光中.閉目枯坐，如見雪花片片飄墜，來增補這一望無際的雪堆”，就想起了小時候跟小朋友一起塑雪羅漢，仿佛看見“雪羅漢的眼睛是用兩塊小炭嵌出來的，顏色很黑，這一閃動，便變了連殳的眼睛”。“我還得活幾天”，仍是這樣的聲音；“為什么呢？”這是“我”發自內心的追問，向千里之外的魏連殳的追問。正在這個時候，咚咚敲門，一個人進來，拿了一封信給“我”，打開信，是魏連殳來的。這里有一種心靈感應，“我”想著他，他的信來了，而且第一句話就說：“先前，還有人愿意我活幾天，我自己也還想活幾天的時候，活不下去；現在，大可以無須了，然而要活下去……。”就是回答那個問題：你為什么活？這里又提出了“人的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從魏連殳的回答，結合他的經歷大概有幾層意思。第一個層次，是為自己活，為自己某種追求、理想、信仰而活著，魏連殳是曾經這樣活著過的，人們為什么覺得他是個異端呢？就是因為他是有信仰、有自己的追求的人。但現在他說他活著是因為有人愿意我多活幾天。這就是說，他不可能為理想、追求而活著，因為理想完全破滅了；還要活下去的動力，就來自是有人——例如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希望我活著。這個時候，我活著的全部意義就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愛我者。這是一種力量，而且是很大的力量，魏連殳說，“我愿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因為我畢竟活得有意義：為愛我者活著。但是，現在愛我者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人們也不愛我，不再對我寄予任何希望了。到了連愛我者都不希望我活的時候，人的生存價值已經推到了零度，幾乎沒有價值了，已經到了底線了，但是我還要反抗，我要反抗這個不可抵抗的命運，我還要活著。這個時候，我為什么活著呢？我只能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著：你們不是不愿意我活著嗎，那我就偏要活著，我就是要讓你們因為我的存在而覺得不舒服。這是“為敵人”而活著，這真是太可怕了，這是一個殘酷的選擇。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送殮”。——魏連殳找到了杜師長，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這樣他就有權有勢了，然后他以以毒攻毒的方式來報仇：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給壓迫者以壓迫，給侮辱者以侮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于是昔日的敵人紛紛向自己磕頭打拱，于是面臨著“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我一個復仇之神踐踏著所有的敵人，我勝利了，但是我已經真的失敗了。因為“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是以背叛我自己和愛我者為代價來取得對敵人的勝利。也就是說，他的復仇就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毀滅作為代價，并且最后必然導致生命的死亡。最后“我”趕去看魏連殳，只能面對他的尸體——
　　
　　“連殳很不妥帖地躺著，腳邊放一雙黃皮鞋，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
　　
　　而且有了最后的印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著眼，閉了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
　　
　　這是死者的自我嘲笑，又何嘗不是魯迅的自我警戒。我們在講課一開始就談到了他的愛的哲學與恨的哲學，這是構成了魯迅生命本體的一個內在矛盾的。魯迅顯然主張復仇，但他并不回避復仇的嚴重后果。他看到了為真恨而活著的復仇者，是怎樣在殺傷對手的同時，又殺傷了自己：這是一把雙刃劍。其實魏連殳最后的選擇，也是魯迅自己可能設想過的選擇。魯迅在《兩地書》里跟許廣平這樣說過，“為了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么事都敢做”， 按我的理解其中就可能包括魏連殳這種復仇方式。
　　
　　在《孤獨者》里，魯迅就是通過兩種聲音，敘事者“我”的聲音和主人公魏連殳的聲音互相對峙、互相辯駁，寫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困惑。所以小說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孤獨者命運的考察，但在更深層面上展開的是關于人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存希望，以及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思考與駁難，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討論是極其徹底的，因為本來為愛我者活著已經是生存意義的底線了，還要追問在底線之后還有沒有可能性，就出現了為敵人而活著這樣的殘酷選擇。“活還是不活”，這是哈姆雷特的命題，其實正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命題，在魯迅這里是用中國的方式來思考與回答的：他看得很深很遠，從歷史看到現實，從魏晉時代文人看到他自己的同輩人，這樣一種關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追問，充滿了魯迅式的緊張，灌注著魯迅式的冷氣。
　　
　　到小說的結尾，人的靈魂的拷打到這個地方已經無法忍受了，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于是——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這只受傷的狼，在小說中再次出現，卻把那籠罩全篇的面對“死亡的輪回”的絕望掙扎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頂點。這深夜在曠野里發出的長嗥，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的長嗥，無疑是魏連殳的心聲，“我”的心聲，也是魯迅自己的心聲，可以說是千古文人共同命運的一個象征、一個隱喻。
　　
　　但“我”還想從這里“掙扎”出來：這正是魯迅之為魯迅，他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當絕望與痛苦達到頂端的時候，他又對絕望與痛苦提出了質疑，開始了擺脫絕望與痛苦的新的掙扎——
　　
　　“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地路上走，月光底下。”
　　
　　最后他由極度的痛苦恢復到平靜，更準確地說，是把這種痛苦真正內化，隱藏在心靈的最深處，開始新的掙扎，新的努力，永遠不停留的“走”：正是這“輕松”與“坦然”，把前面所有的驚心動魄的追問，全化作了長久的回味與更深遠的思索。這樣的結尾，也是魯迅式的：它最終完成了《孤獨者》這篇小說。
 

（三）
　　
　　讀完這兩篇“具有魯迅氣氛”的小說，你對魯迅的精神氣質，以及魯迅的小說藝術，有什么新的感受與體認？
　　
　　最容易注意到的自然是魯迅小說的“自我辯駁”的性質，這是反映了魯迅“多疑”思維的特點的。他的“多疑”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如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先生所言，魯迅有一種“內攻性沖動”，對自己擁有的全部觀念、情感、選擇，都要加以“多疑”的審視。如我們在這兩篇小說中所看到的他對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與選擇，以及他的“復仇”理念，都有一種堅守中的質疑。但他也絕不因為這種質疑而趨向另一極端的絕對肯定，他總是同時觀照、構想兩個（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觀念，命題或形象，不斷進行質疑、詰難，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往復，在旋進中將思考引向深入與復雜化。前文所分析的《在酒樓上》里“漂泊者”（“我”）與“堅守者”（“呂緯甫”）在相互審視中的復雜情感與言說，《孤獨者》里“我”與“魏連殳”之間的論辯，都具有這樣的性質。魯迅并不尋求一個絕對、凝定的答案，這正是顯示了他的“永遠的探索者”的精神氣質：魯迅自然會有自己的選擇，但他絕不把這樣的選擇賴以存在的思想支點絕對化、凝固化，而同時投以懷疑的眼光，同時又不將這種懷疑本身凝固化，這樣，他就把自己置于既在具體時空下有所堅守，又不受具體時空限制，進行無休止的質疑也即無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就像以后我們將要講到的那曠野里的“過客”，為“永遠探索”的聲音所召喚，永遠在“走”著一樣。
　　
　　我們還同時發現了魯迅情感與精神氣質的復雜與多層次性。如前文所分析，即以他與魏晉風度與魏晉風骨的精神聯系而言，他是同時兼具稽、阮的憤激、冷峻與劉伶式的頹唐、放達的，兩者在他身上既互補又相通。作為歷史上的“異端”傳統的繼承人，正像魯迅對他的先輩的分析那樣，他自己以及他筆下的魏連殳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是一面激烈地反叛舊禮教，一面又是“守禮”即堅守基本的人倫，如對父母的孝，子女的愛的。作為永遠的探索者，魯迅身上當然有著鮮明的“生活在遠方”的“漂泊”情懷，但正像《在酒樓上》所描寫的那樣，他依然無法擺脫“思鄉的蠱惑”，并“時時反顧”。
　　
　　正是我們這里所討論的魯迅所特有的“多疑”思維所形成的言說的復雜性、辯駁性，以及精神氣質的多層次性，形成了魯迅小說的“復調性”。他的作品總是同時有多種聲音，在那里互相爭吵著，互相消解、顛覆著，互相補充著；總是有多種情感在相互糾纏，激蕩。在魯迅的小說里，找不到許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諧，而是充滿各種對立因素的纏繞，扭結，并且呈現出一種撕裂的關系。這樣的撕裂的文本是有一種內在的緊張的。但魯迅的《在酒樓上》的敘述卻這樣的從容（有研究者認為《在酒樓上》與《孔乙己》是魯迅寫得最“從容不迫”的兩篇作品），把緊張包容在舒緩的節奏中；即使是《孤獨者》這樣具有極大的情感沖擊力的作品，最后也內斂為一種具有深刻內涵的平靜。——我想，正是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從中感悟到魯迅小說藝術的魅力。
　　
　　從《在酒樓上》與《孤獨者》的閱讀中，我們還發現魯迅小說的多重底蘊：他不僅關注人的歷史與現實的命運，更進行人的存在本身的追問。《在酒樓上》對“漂泊者”與“固守者”兩種生命形態的審視，《孤獨者》關于“人的生存希望，生存狀態和生存意義”的辯駁，都具有生命哲學的意味，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魯迅與魏晉玄學的深刻聯系（也包括“清談”的方式）。——這也是所謂“魯迅氣氛”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是屬于更深層次的。
　　
　　這里，我們還想和大家一起來讀讀《傷逝》——雖然它是小說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記”，
　　
　　并無自我辯駁的特點，但仍有強烈的知識分子的自懺自省性，而且也充滿了對人的生存困境的追問。
　　
　　人們通常用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來闡釋《傷逝》，這也不無道理，可以作為一種解讀方式。但在我看來，《傷逝》也存在著多層底蘊，如果只注重愛情故事本文及其意義這一層面，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許我們還應該作更深層次的開掘。
　　
　　小說一開始，就先聲奪人地為全篇定下了一個“懺悔，自省”的調子——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這就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涓生所“悔恨和悲哀”的是什么？——這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
　　
　　由此展開的是涓生對他與子君之間的關系的追憶。如果仔細閱讀文本，就不難發現，追憶是由兩個階段組成的，并相應發生了“中心詞”的轉移。
　　
　　大體說來，從熱戀時充滿愛的等待，到結合時愛的勇敢宣言，到初婚時愛的寧靜與幸福，到日常家庭生活中愛的凝定，到遭到生活的打擊后愛的無力，直到躲在冰冷的圖書館設計未來時愛人的缺席，中心詞始終是“愛”，但卻描寫了一個從“愛”到“無愛”的過程，到涓生感到“子君，——不在近旁”時，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已經結束了。
　　
　　但這一“結束”，在男、女主人公的心理上卻出現了不同的反應：涓生完全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愛子君，這是一個應該結束的愛情與婚姻；但子君卻渾然不知，她仍沉浸在對涓生的愛的依戀中。小說的重心于此發生了悄悄的轉移：由“愛”的回憶轉向涓生的兩難選擇：“說”出自己的無愛，還是“不說”？于是，出現了新的中心詞：“真實”、“說謊（虛偽）”與“虛空（空虛）”。作者的探索也由現實的愛情層面轉向人的言說及其背后的生存困境的追問。
　　
　　“我要明告她，但是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笑容。……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的耳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作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艱于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茍安于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辟新的生路的人。……”
　　
　　說謊，就是“茍安于虛偽”，這是違反自己信念的，不僅會形成巨大的道德壓力以至于“艱于呼吸”，而且會陷入自我“冷嘲”而無力、也不配“開辟新的生路”，最終導致生命的“空虛”。
　　
　　那么，以最大的勇氣，說出“真實”，就會擺脫空虛嗎？
　　
　　涓生懷著結束一切，開始“新的路的開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的希望與決心，向子君坦言——
　　
　　“……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于你倒好得多，因為你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出乎涓生意料之外，完全無力承受失去愛情的重擔的子君立刻陷入“恐怖”，在離開了涓生之后，“她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并終于“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里”。
　　
　　涓生立刻受到良心的自責，陷入痛苦的懺悔之中——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
　　
　　“……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于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
　　
　　“……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一切），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這里所必須面對的自我審判是雙重的：說出真話，使自己獲得了真實，卻將“真實的
　　
　　重擔”卸給了曾經給予自己以巨大的愛的“她”，讓她獨自承擔面對真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自然應該受到道德、良心的譴責；而同時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負著虛偽的重擔”也即獨自承擔“虛偽（說謊）”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的“勇氣”？而現在必須面對的事實，卻是自己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須承受懲罰：為擺脫虛空選擇了真實，卻換來了更大的虛空。
　　
　　這就是說，無論“說”與“不說”，選擇“真實”還是“說謊”，同樣逃避不了“虛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子君的命運是悲劇性的，而涓生的處境卻具有荒誕的意味。虛空或絕望不僅是一種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選擇因而都是‘虛空’與‘絕望’的。這種‘虛空’與‘絕望’是內在于人的無可逃脫的道德責任或犯罪感”， 也就是說，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小說的結尾，是真正“魯迅式”的——
　　
　　“我愿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么，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他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他寬容，或者使他快意……。”
　　
　　這里的“鬼魂”、“地獄”的恐怖，“孽風怒吼”、“毒焰燒盡”的酷烈，都屬于魯迅。魯迅正是要將他的人物（或許還有他自己）置于這樣的絕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懺悔，并以此作為“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的“第一步”。然后——
　　
　　“我要將真實深深地埋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即使明知無論選擇“真實”還是“遺忘和說謊”，都不能擺脫虛空與絕望，但仍然要將這兩者都承擔起來——這也正是魯迅的“反抗絕望”的哲學。
　　
　　而且這樣的選擇的困惑，是終生纏繞魯迅的。人們熟讀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卻很少注意到貫穿全篇的“說（寫，記得）”還是“不說（沉默，遺忘）”的困惑：“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沒有？”——“沒有”——“先生還是寫一點罷”——“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還能有什么言語？”——“（我一定要將這一切）顯示于非人間”，“我正有一點寫東西的必要了”——“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嗚呼，我說不出話”。不說，沉默，就意味著對黑暗現實的回避，意味著對壓迫與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著生命的虛空與精神的死亡；說，又如何呢？面對“非人間”的血的屠戮，說（寫）有什么用？不過是顯示自己的軟弱，徒然“使他們快意于我的痛苦”。而且說話（著文）能夠溝通相互隔絕的心靈么？“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后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這是一個“沉默”導致虛空與死亡，“開口”又空虛、無用的兩難選擇。這一困惑對于以寫作為生命實現方式的魯迅來說，是帶有根本性的。因此，直到逝世之前的１９３６年２ 月，魯迅還寫下了《我要騙人》這四個觸目驚心的大字，
　　
　　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實的心”，卻不得不“騙人”的矛盾，困惑與相伴隨的精神痛苦。
　　
　　于是，我們終于明白，我們所看到的魯迅的文字，包括本講所著重討論的“最具魯迅氣氛”的小說，都是魯迅在“真實”與“說謊”之間苦苦掙扎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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