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強:反思抗戰 反思中國——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觀后感(之一)
由于《激情燃燒的歲月》和《士兵突擊》的成功,康洪雷同志終于熬上了電視劇一線導演的行列,因此《我的團長我的團》(下稱《團長》)一劇未演先紅及首播告捷也就不足為奇。但《團長》的劇情和演員的表演卻引起了巨大爭議,有關的網絡評論出現“兩極分化”并吵成一片,“直到如今也沒有人能清晰地表達出,這部劇情節是怎么進展的,人物性格是如何塑造和變化的”(見 3月14日 《京華時報》“編劇解讀人物塑造 《團長》中所有人都是小丑”一文)。
在筆者看來,《團長》一劇不大像是晦澀難懂的“意識流”,反而覺得十分的通俗易懂,全劇通篇就寫了兩個字:反思。反思抗戰、反思中國,通過人性及文化這兩方面對抗日戰爭進行全新的“反思”,通過抗日戰爭這一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進行深切的“思考”。《團長》一劇并非單純為了表現滇緬抗戰那一段有待正視及褒揚的史實,而是要借此進一步反思和剖析中國在抗戰中屢戰屢敗的深層原因,亦即隱藏在軍隊和裝備背后的歷史、文化、政治及社會因素。許多觀眾和論者反映《團長》過于雜亂、拖沓,過于夸張、做作,讓人難以投入劇情。筆者嘗試在此提供一把解讀《團長》劇情的“鑰匙”:將“禪達”看成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事實上“禪達”這個地名干脆就是“China”的一個轉音),將虞嘯卿、唐基一干人視為主流階層(劇中稱為‘精銳’)的代表,將龍文章、孟煩了一干人視為非主流或民間階層(劇中稱為‘炮灰’)的代表;這兩路人馬圍繞著如何抗戰而展開的對立與合作就是本劇的主線,而炮灰團兄弟之間、還有禪達城里老百姓與軍人之間所展開的各種互動就是本劇的副線。
當觀眾們掌握了這一把“鑰匙”再來欣賞《團長》一劇,整個劇情的演進就會變得明晰,眾多人物的言行就會變得可信,而那些困惑、質疑及爭議也就不難解決了。其一,《團長》之名何解?作為一部大陸影視作品里極為罕見的反映滇緬抗戰的電視劇,本來大可以起一個“氣壯山河”、“浴血沙場”等諸如此類的好名字,而如今搞出了這個既平淡又繞口、乃至讓人莫名其妙的怪名字,原來說的是龍文章這樣一個“團長”帶著那樣一群毫無組織、缺乏訓練的“炮灰團”,卻歷經艱難險阻與九死一生,終于“干成了一件實事”——打敗侵略者。如此看來,這個“怪名字”也就“名正言順”了。
其二,《團長》是否不尊重歷史?北京電影學院的 周傳基 老師當年曾在中國遠征軍新編第一軍服役,日前撰文直斥《團長》是“爛片”,劇中許多人物和情景與史實嚴重不符。作為一名遠征軍老戰士,周老的指正應該是可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筆者以上分析所指出的,因為《團長》一劇的主創者其實并非意圖采用傳統模式來描寫一段滇緬抗戰史實,更不是旨在拍攝一部精彩刺激的戰爭片,這樣一部大而化之的“文化戲”自然與有關史實存在一定的距離,似乎不必過于苛責。但《團長》在史實細節方面確實出現了一個不該發生的錯誤:在第一集的片頭,赫然打出“1941年秋 滇西某小鎮”的字樣,這自然是交代本劇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而接著就是一群潰兵在討論將要編入遠征軍的場景。據《遠征印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一書之“遠征印緬抗戰大事記”所載:由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發,英美兩國于9日相繼對日宣戰(蔣介石政府直至此時才跟隨人后正式對日宣戰);同月23日,成立中英軍事同盟并籌建中國遠征軍準備赴緬作戰;1942年2月25日,中國遠征軍部隊首度開進緬甸同古地區;同年5月31日,遠征軍分為東、西兩路軍分別撤往印度及國內,遠征軍首次赴緬作戰以慘敗告終。可見,在“1941年的秋天”(哪怕這個‘秋天’一直延伸至12月31日),中國軍隊里任何一個基層官兵均不可能知道“遠征軍”這個名字,更不可能討論遠征軍的失敗。在此,筆者希望康導今后能有機會改正這個明顯的史實錯誤。
其三,《團長》為何如此雜亂、拖沓?因為《團長》一劇的編導和監制等主創者其實是借用戰爭片這個藝術形式,反映的卻是特定歷史背景之下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眾所周知,在古往今來日益專制及官僚化的中國社會里,要辦成一件有利于國家和民眾的“實事”,其過程是多么的艱難和漫長,期間由于各種人為的或無謂的阻礙及壓力足以將任何正常人折磨得發瘋或屈死;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歷史與文化自身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制度不力、組織散漫、效率低下等各種弊端。那一群南腔北調、東倒西歪的散兵游勇,你能要求他們跟《士兵突擊》里的鋼七連或老A一樣威武雄壯、精準利落嗎?這一群滿身毛病卻又樸實可愛的“潰兵”、“人渣”實際上就是中國民間社會的一個縮影——正如片末孟煩了的旁白:“這故事當中,有你、有我、還有他”。故此,《團長》一劇只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或現實狀況而已。劇中有龍文章向孟煩了父親借閱《金瓶梅》一段戲,顯見編導刻意藉此提醒觀眾不要追求偶像劇的熱鬧或沉迷戰爭片的刺激,而應該注重這部“文化戲”嚴肅的、深刻的思想內涵。
其四,演員的表演是否夸張、做作?關于《團長》一劇的演員表演“過火”的指責,大多落在男一號段奕宏的身上,許多觀眾表示看不慣其大為夸張的、近乎神經質的表演方式。如上所述,龍文章這個角色其實就是一個來自于民間社會的草根領袖,他渴望運用自己的才智能夠為國家和民眾干一點實事,但在抗戰的實際環境中他既缺乏應有的軍備物資,甚至隨時可能失去主流階層的認同和支持。要在這種幾乎不可能的條件下戰勝強敵,其中之悲涼和殘酷、期間之難度與壓力,足以使得任何人的言行舉止產生“變形”乃至“變態”。在面對虞嘯卿時,他的軟弱謙卑既是為了保住有為之身,又是為了換取認同支持;在面對炮灰團時,他的嬉皮笑臉有時是為了維系軍心,有時是為了鼓舞斗志。當然,龍文章之所以能夠成為“團長”,最根本的還是因其出眾的軍事天才和高昂的戰斗意志,亦在于他時刻不忘為炮灰團灌注精神及鞏固脊梁,時刻不忘為禪達城敲響警鐘及枕戈待敵(誰讓他家里干的就是“招魂”的活啊)。段奕宏說他“投入了所有力氣去演這個角色,五年內無法超越”。老段真夠有“自知之明”的,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到位的評價。“龍文章”究竟是“袁朗”的升級版還是終極版,讓我們鼓掌喝彩之后拭目以待。
最后,《團長》的對白是否啰嗦、冗長?在今天,蘭小龍的編劇功力已經毋庸置疑,已經有人將他稱為“鬼才”,但“鬼才”一名實在無法涵括蘭小龍劇作的藝術魅力和思想高度。通過《士兵》與《團長》兩劇,顯示蘭小龍是大陸影視圈里既清醒又深刻的思想者,這一點在當今浮躁喧囂的文藝圈里尤為難能可貴。與《士兵》里廣為傳誦的“不拋棄不放棄”相比,《團長》一劇里確實沒有類似的“經典金句”,但其臺詞的思想性卻高出了幾個臺階,其對白的沖擊力卻增大了幾倍力度。例如“孟煩了:我們想勝利!明知道死我們還在想勝利,明知道輸我們還在想勝利!”(第九集);“虞嘯卿:可是現在上峰無戰意,我只好把自己挺得像桿旗,好保持你們的斗志”(第十四集);“龍文章: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愛安逸”,“東岸有了日本人,禪達不敢再睡著,我們不敢再睡著”,“我在找我們丟掉的魂,找不回來,我們這一輩子都不得安寧”(第十八集),“孟煩了:別捧美國人的臭腳,捧也沒用”(第二十七集),“龍文章:他(虞嘯卿)理不直氣不壯,明知故錯,就怕旁邊有個明白的人看著”(第三十集)。在《團長》一劇里確實有許多大段的對白,但“反思抗戰、反思中國”的主題思想就隱藏在這些對白里面,這些“反思”不僅涉及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還觸及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即劇中炮灰團跟英軍和美軍接觸的多場戲)。如果你能夠用心去玩味和體會,自然不難品出個中三昧。而正是這些精警而又深刻的臺詞和對白,才使得《團長》一劇成為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作品。
如果說《士兵》是一支催人奮發上進的軍號,那么《團長》就是一劑令人難以下咽的苦藥。然而,苦口才是良藥。《團長》一劇雖然不是國內第一部描寫滇緬抗戰的電視劇(1996年民革云南省委即已牽頭拍攝過一部十集電視劇《中國遠征軍》,可惜影響有限),但卻是第一部能夠引起全國關注并造成廣泛影響的滇緬抗戰電視劇,同時更進一步成為第一部從人性視角和文化層面提出明確的“反思抗戰、反思中國”主題思想的電視劇。因此,康導和蘭編的《團長》可謂“一舉”奪得兩個“第一”,即使付出了不必要的代價(其實這恰正反映出在中國‘干實事’、‘做好事’的難度之大),仍然值得高度評價。在大陸影視界,以往的抗戰作品都是沿用正宗的傳統模式,區別僅在于是否“好看”;即使在學術界,關于抗日戰爭的研究和探討,除了教科書外,大多流于史實的堆砌,最多作一些史料的考據及修正,能夠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全景式論述及多視角反思的學術著作可謂鳳毛麟角。正因如此,《團長》肯定可以成為一部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經典電視劇。筆者在此謹向康導蘭編以及《團長》全體演藝工作人員致以同志的敬禮!
09、03、22、
又及:筆者早有撰述《抗日戰爭之正視與反思》一書的構想,因此《團長》一劇于我而言實在是一大驚喜,稍后筆者將會繼續寫出《團長》的系列觀后感,敬請關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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