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打工妹 
［ 作者：胡傳永    轉貼自：本站原創 ］
那天我和莽漢一道去青島，早上起遲了，趕到合肥火車站時，上午9點的快列已經開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車了。將近10個小時空當，我們百無聊賴地在候車室和廣場上兩頭徘徊。傍晚時分，廣場上的人多了起來，我找了塊干凈的水泥凳坐下，打量著盤桓在周圍的男男女女，看他們的言談舉止衣著打扮，猜他們的身份身世何去何從。突然，一雙手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雙手先是輕輕地搭在一個坐離我不遠的中年男人的肩上。這個男人看上去像是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他看見這雙手落下時，見慣不驚地抬頭笑笑，然后便若無其事地抽起煙來。這雙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彎里，頓了頓，就無所顧忌地順著男人肋下摸捏。這時男人開始和她討價還價。然后這雙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領著男人走開了。
　　是的，這是一雙賣淫女的手。一會兒，又有一雙農家女的手在廣場的另一角出現在我的視線中。

　　兩個學生模樣的男青年拖著兩架行李向我坐著的水泥凳走過來，她趕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問：要不要去那邊歇會兒?

　　答：不要。

　　問：二位去哪兒?

　　答：去哪兒關你甚事!

　　勸：很便宜的，床鋪也干凈……服務包你滿意……

　　答：滾!

　　僵持了一會兒，這雙手又如那雙手一樣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這里還沒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來，揚手打了她一個耳光，然后拉著他的伙伴拖著行李一起走開了。她抬起臉向四周瞟了瞟，我沒來得及調過頭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沖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媽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轉過身去，順手在自己臉上擦了一把，隨后又裝成系鞋帶的樣子，蹲下來，將本來系得好好的鞋帶松開了又系上，松開了又系上……系鞋帶的手一直在顫抖著。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兩行淚珠個搭個地滴在這雙顫抖不已的手上。

　　廣場上的這兩個鄉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里鄉下父母?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了籬笆的農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的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帶著這些困惑，我從青島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誰知牽了藤子扯出瓜，走訪的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一座座看似美麗的村莊已變得人煙稀少，許多農田遭到了荒蕪，由于貧窮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們不得不背鄉離井成群結隊地涌進城市打工以尋求一條新的生路。城市向農民敞開的并不是兩扇公正的大門，而是一口須彎了腰碰破頭才能擠進去小洞。在此過程中，農民們被打碎的不僅僅是千百年來大家一直固守著的觀念和習慣，同時還有他們最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犧牲最大、付出最多、受傷最深的依舊是一直不得不作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會里的鄉下女人。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原諒我用了這個不恰當的詞)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沖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她們在歷盡艱險后又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或自殺或他殺或失蹤或傷殘或墮落……

　　在一年多的采訪調查中，我接觸了無數雙浸透了太陽和泥土顏色的手，并通過這雙手，聽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有關鄉下打工妹的故事……

　　鄉土的訴說

　　這是一段來自官方的報道：我市農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個年頭。據此次調查統計，今年我市農民外出打工總人數達102萬人(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筆者)。全市188個鄉鎮和1個辦事處3342個行政村幾乎都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有的村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外出，有的舉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拋荒面積已達267萬畝(何止!———筆者)，占耕地總量的4%。我們在此次調查中發現，實際土地拋荒面積比調查統計的情況還要嚴重，如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37個農戶，男女勞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組僅有的107畝耕地全部拋荒……”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報》頭版二條登載的一篇題為《對我市農民就業問題的調查與思考》的調查報告，作者為六安市市委副書記。這篇調查報告運用了許多由統計部門提供的有關數據和通過官方渠道調查得來的一些事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全市農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況，這是我在報紙上所能讀到的能用數據和事例說話的少數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對于農民們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關現狀和許多問題，沒能作到更深層次的調查和思考。他認為農民們之所以要離開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農村勞動力過剩。他在這篇文章里寫道：“打工成了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并強調：“要繼續組織勞務輸出，進一步開辟區域外就業天地。”讀到這篇文章之前，圍繞農民打工特別是外出打工妹的有關問題，我已在鄉下跑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遺憾的是，我所耳聞目睹親身感受來的情況卻并非如此簡單。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這篇文章一月后，我帶著既是勞動力過剩為何土地又全部拋荒的疑問和準備重新認識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那天，天下著小雨。下了車，我打著傘沿著新淠河的堤壩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說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應有蔥黃綠的意味了。然而，堤壩下的田地里不是長滿了荒草就是裸露著光脊的泥土，眼前的莊稼地一片蕭條景象。三五一群的農民，背背馱馱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丟下了家中的兒女，丟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丟下了地里的莊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攜了三百多個日日夜夜所掙來的血汗錢血淚錢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有的雖然回來了，靈魂和肉體卻留下了難以治愈的傷殘。

　　壩下出現了一溜農家，有新砌的小樓，也有破舊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養有雞鴨屋后辟有菜園的三間平房走了進去。“家里有人嗎?”“有哇———您來了!請坐。”一位年輕漂亮的農家女，一手抱著個吃奶的孩子，一手端過板凳，用圍裙在板凳上撣了撣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給您泡茶去。”“你該問問我是誰，來這里干什么。”“您是誰呢?城里人唄!大正月的，上門的都是客，孬問就見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帶著個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聲，是那種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頭不吱聲了。過一會兒她抬起頭來，我看到她的眼圈兒紅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說：“她(指懷中的孩子)得丟在家里……才七個多月……可沒辦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錢上半年得還清……”

　　一杯茶沒喝完，女人也沒走開，我的身后突然圍上了好幾十個人。他們一陣嘀咕之后，一個年輕的男人站過來問我：“請問您是不是市里派來了解情況的?是官還是記者?”

　　我趕忙否認他們的猜測，然而，我越是否認他們卻越堅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來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著雨，人生路不熟的您來我們鄉下做甚?”說著，他們又相互商議起來：“……對了，這叫暗訪，電視上放過的，搞暗訪的記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們的事跟她講講，快講講，不講就沒機會了……”

　　我在替自己極力辯解的同時，也為這些善良無助的鄉親們感到難過。據他們反映，他們村民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鎮政府瞞天過海賣給了城南中學，他們失卻了部分土地，而攤在他們頭上的各種費用卻有增無減。他們從去年春上就開始**，反映他們耕地被**負擔過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復都是讓他們等候處理。年前，他們又群體出動去了區政府，信訪辦的人答應：等過了年派人去調查了解后再說。不曾想我這個不速之客讓翹首盼望處理結果的農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我就是區政府派來“再說”的關鍵性人物。一雙雙焦灼的眼睛看著我，他們的手上還拿了一個個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們的“賬”。

　　“這是收……看看，我都記上了，稻麥棉豆……雞生蛋我也記上了，賣了幾把香椿頭我也記上了……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項!我們也挨搞昏頭了，哪些是該繳的，哪些是不該繳的……小計、合計在這吶，看到了吧，倒掛!包不住呀……”倒掛就是支大于收。問到他們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讓土地全部拋荒時，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還用問嗎?這地還有甚種頭?”

　　就在我快要結束采訪時，一位大嫂突然擠過來一把拉住了我：“您給講講，我家菜花還能回來嗎?還能回來嗎?她甚時能回來呀!”說完坐地大哭，拉著我的手仍然沒松。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虧那位漂亮的農家女過來解了我的圍，她勸開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訴我：她的女兒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開頭幾個月直朝家里寫信還寄過錢，后來就沒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兒想的，變得瘋魔了，見到陌生人就亂打聽。

　　從新橋回來，我又去了孫崗鎮上郢村。這也是一個男女勞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拋荒的村莊。村支部書記韋立仁一見面就向我講了這樣一個笑話：李長發的老祖母死了，按當地風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個人才行，而這8個人又必須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上哪兒去找這8個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湊齊5個老弱病殘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個只好讓年齡在10歲多一點的小男孩頂了。如果說新橋由于耕地被賣確實存有勞動力過剩現象，農民們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么上郢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組191人，人均16畝耕地，這么多的田畝，就目前農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來說，勞動力不可能過剩。讓田地全部拋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韋書記向我派了這么一筆細賬：100斤稻子45元，畝產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時每天按8元錢算賬，就得去掉160元，還有化肥種子等加一塊又得去掉幾十元，上郢地處江淮分水嶺，易旱，打水錢又得去掉幾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還有上繳怎么辦?

　　在我采訪快要結束時，他還講了這樣一段令人痛心的話：“我馬上也準備戇了(戇為六安土話，走的意思)，這個書記我也當夠了……我成天面對的都是和我貼著筋骨連著肉的左鄰右舍們，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奪啊……有的村為了催上繳，還成立了突擊隊、攻堅組。這些人一進村，就有人喊，土匪又來了!小孩子們喚來狗咬……如今的農村干群關系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敵對關系了……老百姓都比較通情達理，刁民極少數。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給。有一天，我和村委會干部們一道去二房郢孫蘭華家要上繳，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兩個孩子還小，看著她家只有空蕩蕩的四個大墻拐子(指家徒四壁)我連抽了三支煙也講不出要講的話……我是書記，不帶頭發言又不行，只好對孫蘭華說，請你支持我們的工作吧。孫蘭華先是坐在下沿一聲不吭，聽了我的話，一轉身去了里屋，將幾張疊得齊齊整整的錢拿出來朝我面前一擱，就跑到里屋放聲大哭了起來。她生病的丈夫告訴我們，這幾十元錢是她昨天才去鎮醫院賣血得來的，她幾年沒回娘家了，她原想用這錢來打車票的……(韋立仁講到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漢子頓時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壯年全走了，俗話說：金家銀家，抵不上自個窮家；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帶工傷回的，致殘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殘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賠償。……可不走又哪來的錢交上繳?不走又怎么能養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憐的是那些姑娘媳婦們，出門在外容易嗎?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會風氣越來越壞，計劃生育也越來越難搞了……如今的打工跟過去的幫工又有什么區別?我這個書記是越當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間小道上，見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幾小塊種了油菜的菜園里也都長滿了雜草。我又從我原來走訪過的村莊里挑出了椿樹鎮的龍穴村，西古潭鄉的陳大郢村，馬頭鎮的感應寺村，施橋鎮的大沙塘村等10個村落，將它們的有關情況與新橋上郢比照了一下，從中可以看出它們的情況基本相似，農民們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拋荒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們的負擔過重，因為貧窮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統計，據抽樣調查得來的結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種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這是否就說明農民出去打工劃算了呢?未必。在鄉下，我不僅看到了村莊和田地的荒蕪，同時還看到了另一種荒蕪。青壯年們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為行動不便的老人和年幼無知的孩子，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便成了關鍵問題。

　　那天，正在鄉下采訪，我聽說油坊村請了戲班子唱戲，我也攆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剛剛坐下，就過來了一位老太太，抱著，拉著，領了三個孩子。孩子都在四五歲左右。她問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讓我擠擠坐?”我說當然可以，并馬上給她騰出了地點。等她坐下了，我們交談起來：“老奶奶多大年紀了?”“六十三了。”“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孫子，外孫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鴰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張嘴要吃，我得給他們燒；晚上睡到床上，14條腿蹬被子，我得給他們蓋；打起架來，惹起禍來，我得當他們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讓你帶，他們的爸爸媽媽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咱全家打遍全國!(笑)”“還有四個孩子哩?”“都上學去了。”“成績怎樣?”“甚啦?”(老奶奶裝成沒聽清的樣子，我想她可能是聽不懂“成績”二字，只好換用方言問)“他們都念進書嗎?”“哪個曉得!我又不識字，念成甚樣是甚樣，靠天收唄。”“沒人輔導?”“甚啦?”(她又聽不懂了，我趕忙換口)“考試的分數你曉得不?都有多少?他們散學回來做不做作業———就是寫不寫字?”“不寫，從來不寫，沒見他們寫過，盡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懶問，他們自個吵架，說什么鵝蛋啦，什么不結殼(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條命，哪煩得了這神!結殼了也好，不結殼了也好，我煩不了……”

　　“您是領得太多了。”“沒辦法，如今鄉下都這樣，中間的走了，丟下兩頭。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個人帶了10個孩子，除了她自個的孫子外孫，還加上鄰居家的兩個。我跟她見面時還編了順口溜哩———吃起飯來一桌小嘴，睡起覺來一床小腿，闖起禍來一臉眼水，念起書了一×胡扯……”說到這里，老奶奶捂著自個豁了門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卻沒能笑將出來。

　　趁戲還未開場，我又趕緊打聽了另幾個帶孩子來看戲的老人，他們的情況大同小異。有位老人甚至還說：“念那×簧子書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學，遲早還不是跟他們爸媽一樣出去打工!趁眼下還小，匪讓他匪去，瘋讓他們瘋去，好歹落個小時自在，大了再苦我們也管不到了。”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隱性問題。正如我的詩人朋友雪女在一篇報告文學里寫的那樣：“土地的荒蕪是現實的荒蕪，而孩子的荒蕪是未來的荒蕪。在金傳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帶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敗，也許這就是整個農村的弊端和失敗。不識字漸失活力的老人，識字不多年幼無知的孩子，是人生的兩頭，都是需要別人來關心和照顧的，而農村的現實卻強行把這兩種弱勢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結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傳明，即是我鄉下啞巴三姐的兒子。他們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帶孩子，又要興園種莊稼忙家務……她是一個不會說話的殘疾人啊!

　　寫到這里，我的心又開始隱隱作疼，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為全部拋荒的故鄉、故土、故人們，為他們的當下傷心，更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采訪中，我始終特別關注我們的女性打工者。她們可是弱勢中的弱勢!情況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總人數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為貧窮，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貧窮之外，還有因為包辦婚姻，重男輕女等等。市勞動局一位負責勞務輸出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訴了我一件真實事情：1986年，一位要人派人從B城下來通過他們從某老區縣招收了20多個年齡在18歲左右的漂亮女孩，說是去當高級賓館的服務員，但誰人心里不清楚，要她們去干的都是些什么樣的活!縣里還像模像樣地組織了歡送儀式。豪華氣派的專車接走了她們……一走就是十幾年，沒見一個人回來過，也沒聽說一個人成過家，有了孩子……盡管當時由官方出面，將這次輸出說得天花亂墜，但做父母的在女兒踏上車門的一剎那，幾乎都流了淚，有的還放聲大哭，明明知道女兒是羊入虎口，卻又不得不讓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兒家們，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國又何止這二十幾人!

　　我的一位采訪對象這樣對我說：“什么搞活經濟？還不是拿我們窮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淚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墊他們的基礎!”

　　如果說這位打工妹的話有點偏激不足以表明什么的話，那么下面一位五年來一直和我保持著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觀而又冷靜的言辭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了。她在來信中說：“談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話要說。不打工的人是無法理解(她們的苦衷)的。打工妹們并非像報上說的那么‘自豪’，哪個農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的!家里太窮了!……有的人不理解我們，問為何不上中專大學?這太簡單了，國家把學費抬得那么高，有多少農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難題是性騷擾。這種事很普遍。有的當地男人見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這讓人想到咱們國家太不公平，農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比別人矮了半截———農村戶口呀!如今雖然花錢能買到(城市)戶口，可沒有錢，我們又能買到什么?胡老師，這幾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會陰暗面，體制上的不公，為什么國家不改改?的確，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時墮落了，可又有誰能理解她們的內心?我每次從電視上見到掃黃就反感。國家應該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權有錢的男人，而三陪女并非像報上說的都那么壞，她們實在是無出路。比如我現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還要交什么暫住費等等，能剩幾個錢?這些都好不合理……”寫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鄉下女孩。我們一直未見過面，認識她是因為她向我負責編輯的《映山紅》雜志投稿，投的都是詩稿。盡管我們雜志能刊發的詩總是有限，但她的來稿一般都能被選用，因為她的詩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讓人感動。如她在《永遠的故鄉》里寫道：

　　鄉情———沖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徹骨的心醉

　　鄉音———用先祖的血脈／在心底釀造的一壇老酒／無論勾兌進多少歲月／開口，就是一片故鄉的韻味

　　鄉愁———睡覺在夢里／吃飯在碗里／雨天，和進屋檐滴下的水聲里／晴天，癡入夕陽西下的余輝里……

　　鄉路———一根彎彎曲曲，無遠不至的馬鞭／時時催我，躍馬回家的路程……

　　一個多么優秀的鄉下女孩，卻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掙扎。她還向我講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鄉下打工妹們故事，年輕的王芳芳，在向我傾訴她們的苦衷她們的困惑她們的無奈時，語氣是那樣的沉重和滄桑。

　　畸婚

　　下面是兩個鄉下打工妹的生平簡歷。

　　韓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歲去廣東某市打工，20歲成為“二奶”，21歲生子，22歲在廣東遭到謀殺。

　　袁芹：六安市碼頭鎮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歲去河北某市打工，21歲成為“二奶”，22歲生一女兒，現失蹤。

　　我不知道將她們倆放到一篇文章里去寫是否合適，她們的家庭住址一個在六安東鄉一個在六安西部，她們打工的地點也不在一塊，一個在中國的南方一個在中國的北方。我之所以將她們二人放到一起去寫，主要還是因為她們“二奶”的命運和不幸遭遇幾乎相似。我在寫韓桑的時候想著袁芹，在寫袁芹的同時也忘不了韓桑。有時我把二人當成了一人，有時又把她們當成了一個群體。

　　先說韓桑吧。她是我著手調查農村打工妹的第一個采訪對象。那時候我對自己的這個系列采訪還存有不少顧慮，想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平庸之人，斗膽將筆觸伸進這片浸透了鄉下女孩子辛酸血淚的特殊領域是否有點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煩?盡管憑著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義我對自己的所見所聞無法保持住永遠冷靜和麻木，但我在聽到韓桑的有關傳聞時也還是長嘆一聲算了。

　　韓桑是我的故鄉人。故鄉來人說起了韓桑。回故鄉時順道看了韓桑的父母及韓桑的弟弟。那時韓桑還沒有死，但家里已為她背上了“丟臉”的黑鍋。因為在外打工的韓桑沒有結婚卻生下了一個小男孩。韓氏夫婦雖沒把我當作外人，卻也不愿向我透露半點他們的女兒在外的有關情況和任何細節。正當我準備放棄這宗調查時，鄉司法所小宋突然打來電話，說韓桑死了，就種種跡象分析，系被謀殺，要我趕緊回去一趟。當時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著要見一個名叫青葦的采訪對象，但由于韓桑的這頭事急，我只好放下電話搭車走了。誰知這一走，就永遠地錯過了我和青葦再見面的機會。幾天后回來，青葦已自殺身亡。

　　青葦原也是個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時上當受騙染上了毒癮，當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來由于對人生的徹底絕望，服毒自殺了。與此同時，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難的消息傳來。正是因了這些個鄉下女孩子的死，我才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決心要將這次調查采訪進行下去。我和韓桑相見在一片松崗上。那天，給我帶路的鄉下同學領我走過幾條田埂，爬過一道坎壩之后，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說：“就在那兒了，你自個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黃昏了，有點迷信的同學害怕撞上了陰氣，沒心沒肺地忘了我也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但與她不同的是，我的心頭上壓有一份沉重，我是專為采訪韓桑而來的，我要盡可能地走近韓桑，和韓桑對話。

　　我硬著頭皮從路邊的林子里折了根桃枝，據說桃枝是可以驅邪的。“千家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鄉下三姐家見到過的小韓桑，那時她才12歲，和三姐的小女兒是同學。因為長得特別好看而又穿得特別破舊，所以小韓桑留給我的印象就特別深。她的小褂兒上密密麻麻補滿了補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來是什么樣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雖是個啞巴，但她知道韓桑家窮，韓桑是個可憐的孩子。韓桑臨走時，三姐在她的書包里塞進了幾枚熟雞蛋。韓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樹下，回過頭來，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從此，小韓桑伴著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記憶里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過去了，此時此刻，我面對著的卻是這樣一座新墳和新墳后邊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韓桑，迎著你父母為你豎的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歸來了沒有?千里迢迢，車來車往，你找得到回鄉的路嗎?我知道，你今年才22歲，虛齡，和我的孩子是同齡人。我的孩子，此時正坐在大學明亮的教室里讀書畫畫，而你卻撇下了父母，當然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長眠在這片荒涼的松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說的話不能再說?壓了多少想申的冤無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機，想給這里拍張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從未出過任何故障的相機，那天的快門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為是電池用完了，趕忙換了兩節新的裝進去。換上新電池后的相機，快門仍然按不下去，無論我如何擺弄都無濟于事。

　　這時太陽快要落山了，西邊天騰出一片粉白色的霧氣，我將取景框對準霧氣后面的夕陽，那是一幅絕妙的水彩畫。誰知，咔嚓一響，相機的快門自動落下。當我再將鏡頭收回到韓桑的新墳時，偏偏膠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韓桑不愿讓我拍照。有人喊著我的名字走了過來，近了，見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還有韓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鄉政府的招待所里，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們走后，我怎么也睡不著，想著韓桑的死。22歲，人生才剛剛開頭!謀殺，這是多么殘忍的剝奪!她若不是因為貧窮，她若沒有出去打工，她若……還假設什么?她已經死了……

　　我干脆從床上爬起來，披上衣服，擰亮了電燈，將韓桑的有關記錄整理如下：

　　18歲讀高一，成績不是很好。因為家里逢上大忙季節，總要她請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來就患有嚴重貧血的母親突然流血不止，送到醫院搶救，醫生要求立即為病人輸血，沒有錢買血，韓桑和弟弟韓松都要為母親獻血，可韓桑的血型和母親不合，結果15歲的弟弟在抽血時，一下子暈了過去。韓桑連夜跑遍了所有的親戚家，用下跪磕頭的辦法求借了幾百元錢，她將這筆錢交給了父親，便隨市里組織的一批勞務輸出隊南下打工去了。

　　落腳的是一家罐頭廠。韓桑干的是手工剝橘子，這種活雖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氣，但非常困頓人。一天十幾個小時做下來，人就累成了面條，渾身軟綿綿的。

　　有一天，韓桑累得頭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沒人注意時，吃了只橘瓣兒。誰知躲在暗處的監工跑來了，一只手緊緊地鉗住韓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韓桑嘴上使勁地抽。韓桑頓時被打得流了鼻血。這還不算，月底發工資時，竟要扣掉她20元錢。韓桑就問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錢嗎?”領班的便要韓桑立即卷鋪蓋滾回老家去。韓桑哭了，求他不要攆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資，因為她家里生病的母親等她掙錢去還債……然而，毫無人情味的領班硬是將韓桑的鋪蓋衣物從女宿舍的樓窗里扔了下來。韓桑恨不能隨著自己的衣物也從樓上跳下來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親，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東西一步一聲哭地向工廠的大門口走去。正巧廠長李某從大門外進來，一抬頭看見哭著的韓桑，就隨便問了一句：“怎么回事?”韓桑見是廠長，撲咚一聲就跪下了，求廠長網開一面，不要把她朝絕路上攆。李某用手托起韓桑的下巴，看見這個外來的打工妹長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韓桑留下，并把她從車間抽調到廠部營銷處。

　　幾個月下來，韓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動人了。后來李某外出時，還找借口帶過韓桑。他告訴她，他還是單身。沒有一點真誠，也沒有任何允諾，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一切又是那么簡單。因為她年輕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為她年幼無知，她竟給了他……他在外邊給她租了一間房子，她就這樣不明不白當起了廠長的“二奶”。19歲的鄉下姑娘以為這便是所謂的愛情所謂的婚姻了。她曾好多次提出要和李某一道去把結婚證領了，但每一次都是被他嘻嘻哈哈地拒絕了，并笑話韓桑少見多怪改不掉鄉下老土的毛病，什么年代了還在乎那些過時了的形式和程序……韓桑本來就覺得自己被廠長“愛”上是天賜的良緣和福分，他所做的一切應該都是對的，她又何必要他去做違心的事呢?

　　只是有一次，韓桑在接到家信后對他哭了，她說她的父母非常在乎結婚證的事。他便哄她：“等你生了大胖兒子，我就陪你去領結婚證了。”沒多久，韓桑懷孕了。她在心里天天禱告，求送子娘娘無論如何要保佑她生出一個胖兒子來。在她20歲的春天里，她產下了一個8斤多重的男嬰。她再次向她提出了領結婚證的要求。他先說等孩子滿了月，后又說等孩子盈了周。韓桑哪里知道，這個李某不僅是在玩弄一年鄉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為了借腹生子。他的結發妻子沒有生育能力，但又因為種種原因他不得和她離婚。在與韓桑周旋的同時以及之前，他還有其他的女人，但別人都不愿為他生下孩子，于是，他便打起了鄉下打工妹的主意，年輕貌美的韓桑就成了他的獵獲對象。

　　孩子盈周了，可以斷奶了。自孩子下地后便來得稀少，偶而來了也只抱孩子玩一會兒就走的李某這一天晚上住下了。當他和她正滾在床上的時候，門被突然打開了。是用鑰匙打開的。李某的妻子帶了幾個人一齊沖進來，將韓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頓拳打腳踢，并威嚇道：

　　“你勾引了有婦之夫，破壞別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韓桑被嚇壞了，跪到地上一個勁地求饒，說她不知道李某已經結過婚。韓桑眼睜睜地看著李某的妻子抱著她的孩子揪著李某隨眾人揚長而去。第二天，韓桑就接到了工廠的除名通知。無處訴說亦無處可去的韓桑只好搭車回來了。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家鄉人誰不知道韓桑當了廠長的外房并為他生子后又被她老婆趕回來?韓桑的父親見人抬不起頭來，惱得吃不下飯，喝不進水。有一天，他將韓桑叫到跟前，對她說：“你得回去，好歹要給你老子也是給你自個討片臉皮子回來才是!”

　　韓桑更是思子心切，于是又一次南下，誰知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了。

　　李某見韓桑又找了回來，搞不清她的究竟，就好言好語地先穩住她，為她在工廠前面的街口處租了一個門面，答應她等房子收拾好了，就把孩子抱過來……韓桑哪里曉得，李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探聽她的虛實。純真善良的她沒等李某再耍更多的花樣，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全告訴了李某。她完全忘記了父親臨行時的交待，忘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一次相信了騙子的謊言，心平氣和地張羅起店面的裝修來。

　　那天她挎了一兜東西剛轉過街口，突然一輛未掛任何牌號的大卡車從街后的巷子里向她沖了過來。她一回頭看見了，趕緊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車仍窮追不舍，她又慌忙躲到一塊路標的旁邊，結果這輛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車撞倒了路標連同韓桑一起軋了過去。韓桑慘死在離罐頭廠大門不足100米的地方。當時廠門口有兩個目擊者，他們都是外地來罐頭廠的打工仔，他們被眼前的一幕嚇呆了。當他們認出那輛卡車就是經常要他們裝貨卸貨的本廠大卡車時，就一路跑著喊著去找廠領導，說他們千真萬確看見了，是廠里的大卡車故意要軋死韓桑的。廠長李某親自接待了他們，一番談話過后，兩個人又都改了口，一個說他當時正在望呆，什么也沒看見，另一個說他看見了，像是韓桑自個要撞汽車，汽車為避人，結果將人行道上的路標也撞了……

　　韓桑死了。家里人接到的消息卻是韓桑因車禍受傷，正躺在醫院里接受治療。韓桑的父親已預感到女兒可能沒命了，瞞著妻子夜里偷跑到一個名叫沙洼的荒地里捶胸頓足，仰天長哭：“可憐的桑兒呀，老子對不起你啊!你從小到大，沒過上一天像樣的日子，如今生不見人，死不見魂……我這是哪一世作的孽?這一輩子混成這樣!讓自個的骨肉拋尸他鄉……”

　　韓桑的一個堂叔賣了家里的耕牛，去了鄉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要幫幫查清韓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韓桑的尸骨帶回來。

　　小宋后來告訴筆者：“他們(指負責調查辦理韓桑案子的當地警察和法官)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根本就不把外來打工者的死當成一回事，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極力掩蓋事實的真相，想方設法回避我們，推三阻四拖延我們以把我們打發走為最終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桑系被謀殺，她的死只是一樁普普通通的車禍而已。他們的裁決是：讓肇事車主的單位，也就是韓桑生前打工的罐頭廠賠償死者易地安葬費7000元，父母一次性贍養費1萬元。至于孩子，他們根本就不承認韓桑曾生過什么孩子。他們反問我們死者生前從未結過婚，怎么會有孩子呢?甚至要我們出示死者生前的結婚證和孩子的準生證。我們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在那里和他們慢慢磨下去，盤桓了一個星期，絞盡了腦汁磨破了嘴皮也傷透了心，結果還是不得不接受了他們的這項極不公正的裁決，抱著韓桑的骨灰盒回來了……”

　　自韓桑的堂叔走后，韓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個大壩臺上，朝著南來的小路上張望。盡管她在心底里已知道女兒肯定是兇多吉少，但她還是希望女兒能活著回來，哪怕是瘸了腳，斷了胳膊，只要女兒還有一口氣，天天能和她說說話，這對于一個母親來說也就足夠了。她將韓桑在家時睡過的小床鋪了又鋪，蚊帳上的破洞也都補好，她甚至還拿起了多年沒沾過手的繡花針，為女兒趕繡了一只花枕頭。“我的乖乖，你回來吧，這次再回來，媽哪兒也不再讓你去了，再不讓你爸罵你一聲丟人現眼了……你就陪在媽媽的身邊，帶帶孩子……媽要教會孩子唱會你小時候唱過的歌：登高山，望姥姥，姥姥想我癟癟嘴，我想姥姥手招招……

　　“你可不能撇下你媽不管了呀!”韓母站在村前的大壩上，望著南方，一天數十遍地呼喊，回到家里，跪在堂屋的供柜前，一次數百個頭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們終于走進了她的視線內。怎么去了三個人回來的仍然是三個人!韓桑呢?她不敢看但還是看見了，韓桑的堂叔的懷里抱著一只蓋了紅布的盒子!那又能是什么盒子!那盒子里裝著的是她日夜望歸的女兒的骨灰啊!

　　剎那間，天旋地轉，她的眼睛一陣發黑，咳著嗓門大喊了一聲：“我的桑兒乖乖啊……”一頭栽到了壩臺下，柔腸崩斷的母親從此失語，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大凡女人家，都有過極度傷心極度痛苦的時候，無論用什么法兒排遣或釋解，都不如向別人傾訴管用。韓母痛失了女兒，上蒼卻連她向別人傾訴的機會也給剝奪了，這是一份多么殘忍的剝奪!安葬韓桑的時候，聽說全村的人都哭了，連原先指責過她的老老少少也都替她喊冤叫屈。然而，韓桑的父母及族人，至今仍以韓桑是死于普通車禍向外人道，他們為了所謂的面子，家族的名聲，不愿承認韓桑是遭到了謀殺，當過別人的“二奶”，為李某生過什么孩子。

　　倒是至今仍在罐頭廠的打工的幾個同鄉經過一段思想斗爭后站了出來，一起跑到當地檢察院，控申廠長李某及李某的妻子蓄意殺害了韓桑，可惜這幾位同鄉沒有一個是事發時的目擊者，查無實據，又是不了了之，還被砸了飯碗。

　　我在鄉政府招待所的房間里整理完我的有關記錄，天已經亮了。我不想再麻煩小宋他們，簡單洗漱了一下，便挎上包一個人上路了，我要去看看生病失語的韓母。

　　“八月露水淹死馬”，到了落雁村，我的褲腿和鞋全濕透了。

　　韓父淚流滿面地告訴我，妻子自從壩臺下被抬來家就已經6天沒吃沒喝了，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見她，我幾乎嚇了一跳，她哪里還像個40多歲的活人!躺在黑黢黢的蚊帳內，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臉上全是皺紋，包不住牙齒的嘴唇干巴巴的，一絲兒血色也沒有了。胳膊上打著吊瓶。看見我，她從破被單抽出另一只干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手，緊緊地握著，蒼白的嘴唇顫抖不已，身子也跟著哆嗦起來……

　　我知道，她有多少傷心的話急于要表白要哭訴啊!可是，她的嗓子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來了。她用手指了指對面房子里韓桑的床。我走進韓桑的臥室，淚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干干凈凈的床單，那打了補丁的蚊帳，那繡有荷花的枕頭，那雙韓桑在家穿過的布面拖鞋，還有那張破舊的木桌上仍擺著韓桑尚未讀完的高一課本……

　　再說袁芹吧。袁芹的父親姓陳，他是從外鄉入贅到碼頭鎮花園村獨門獨戶獨生女兒袁氏家的。袁芹母親剛生下袁芹不久，男人便因病去世了，從此，母女二人相依為命。

　　袁芹只讀完高小便輟學在家和母親一道下地干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動機非常單純：掙點錢回來蓋房子。父親在世時蓋下的兩間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已不能遮風擋雨。看到別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錢翻蓋了新房，20歲的袁芹和母親商量，她也要出去打工掙點錢回來，將兩間舊屋整修或翻蓋一下。母親先不答應，后來一場暴風雨把家里的床鋪鍋灶都淋濕了，她才含著淚應允了女兒。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筑工地上干，沒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館雇用。餐館的老板鄭某40多歲，妻子在本市一家企業里擔任主管會計，女兒也18歲了。他之所以在好幾個求職的打工妹中單單挑中了袁芹，是因為通過試用鄭某看出袁芹不僅手腳勤快，而且長相出眾。鄭某發給袁芹的月工資只有100多元，但他非常善于讓客人心甘情愿甚至主動將小費遞到袁芹的手上。袁芹對客人在遞小費時摸上兩把捏上幾下的浮浪舉動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還掃過客人的耳光。鄭某為此并不怪罪袁芹，反而勸她多想想家中的母親和母親住著的破草房。他還幫著袁芹喝斥過胡亂來的客人。每當這個時候，袁芹的心就軟了，為了家中的破草房為了母親為了能多掙點錢，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鄭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護人。

　　有一天，鄭某出門去了，店里來了兩個男人，要了一大桌子的菜，兩瓶白酒，并點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會兒功夫，不勝酒力的袁芹便被他們灌得爛醉，就在包廂的沙發上，袁芹遭到了他們的奸污。酒醒后的袁芹痛不欲生。鄭某回來了，當著袁芹的面，裝成怒不可遏的樣子，摔碎了幾只盤子，打破了一扇廚窗的玻璃，還砸散了兩條凳子，將店里的伙計們挨個臭罵了一遍，然后又給了袁芹200元錢以示慰問。從未經過什么事的鄉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這一切都是出自鄭某的精心安排，鄭某早就在打這個鄉下打工妹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擔一個女孩子初夜紅的責任，才演出了這場令人切齒的丑劇。在貧窮而又愚昧的環境中長大的袁芹，把初夜紅的丟失當作了一份標志的隕落，一種支撐的坍塌，她認為，一個女兒家沒有了這點貞操，還能再守什么?這樣，當鄭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來越多的小關照小恩惠之后，袁芹便心甘情愿地成了鄭某的“情人”，甚至當鄭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時，她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沒多久，袁芹懷孕了，袁芹把自己懷孕的事當作喜訊告訴了鄭某。誰知鄭某聽說后，左哄右勸要袁芹把孩子流了。袁芹先不同意，后來架不住鄭某對于方方面面利害關系的分析，特別是當他提到她的母親時袁芹的心動了，他趁機又允她過些日子先把她母親的房子蓋了，再來要個孩子。于是袁芹順從地走進醫院做了人流手術。

　　鄭某根本就不會為袁芹母親蓋什么房子了，袁芹給予他的新鮮感已漸漸失去，有好多次他轉著彎兒，向袁芹提出了要終止他們的關系。愚拙幼稚的袁芹卻以為他在試她的忠貞，她又一次讓自己懷上了鄭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鄭某當作了丈夫當作了精神支柱。鄭某發現袁芹的肚子隆起來，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醫院做了。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應，她說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鄭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鄭某的老婆，她無論如何得為鄭某生下一個孩子。鄭某見袁芹八條牯牛拉不回的樣子，慌了，先是來軟的，后又來硬的，甚至在爭吵時還打了袁芹的耳光……袁芹雖然生氣雖然傷心，但她仍然把這些都看作是“哪有煙囪不冒煙，哪有夫妻不吵架”的正常現象。

          為了讓鄭某不再生氣，袁芹嘴里答應去做了孩子，但臨去醫院時，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個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鄭某只好將袁芹送進了婦產醫院。兩天后袁芹生下了一個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
了，可在此期間內，鄭某一直沒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畢竟只是鄭某偷偷養著的“小老婆”，鄭某不敢在公開的場合里來照顧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著牙抱著孩子辦了出院手續回到了所謂的“家”，誰知門鎖換了。抱著孩子再去餐館，餐館的門也關了，鄭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惡露還未干凈，在遠離故鄉的城市里，她舉目無親。幸好她的手頭上還有一點錢，從旅館里開個房間住了下來。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淚洗面。哄睡了孩子，滿大街小巷去找鄭某。哪里能找得到?一個操著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處去詢問一個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帶著尚未滿月的女兒回到了花園村。房子還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頂下卻又多了一個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們頓時有了談長論短指指戳戳的話把子。袁芹的母親只恨自己耳朵不聾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時候，將自己吊死在破屋頂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親死后十多天里聽到有關消息的，當袁芹的鄰居帶著一副不屑的口吻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沉浸在痛惜韓桑之死的低落情緒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當脆弱，建議我暫不要去采訪袁芹。否則，我又將要陷入一場難以自拔的悲憤之中。然而，對于這樣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來，我像是受了一種力的牽引，城市鄉村，車站碼頭，到處與人交談，聽人傾訴，陪人落淚……好長一段時間內，它構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內容。

　　袁芹對于我的造訪并不感到吃驚。她將視線從酣睡的孩子臉上抬起來，只在我的臉上輕輕一掃，便又移開去，對著空空洞洞的門外，空空洞洞地看著。

　　“我的忙誰也幫不了……你們婦聯也幫不了”，她在聽了“我是文聯某某”自我介紹后，把我當成了婦聯的人了。“我都問了，那個老畜牲(指鄭某)他這樣待我還犯不了法———如今沒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沒有天理!”

　　袁芹的聲音有點發抖，我知道她是在極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來。沒坐多久，袁芹突然問我：“阿姨這里有熟人嗎?”見我搖頭，她又說：“對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媽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區一項很古老的祭祀活動。傳說人死了，靈魂站在望鄉臺上一時不忍離去，回頭望鄉時，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處。等去陰曹地府報過到，須得再返回來將眼光討了去，順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討眼光。這里的人們是非常看重這項活動的。在討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親屬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貓不能跑，人不能睡覺也不能說話，點了油燈，靜靜地恭候著。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倆，試著對袁芹說：“阿姨想留下來陪陪你行不行?”

　　盡管袁芹說：“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馬上就有人來———沒人來我也不會害怕。”但我還是看出了，她內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來的，因為我知道，一個女孩兒家很少有不害怕單獨守回煞的。

　　吃過晚飯，袁芹將裝了7只熟雞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兒放到家門口，然后便點了香油燈，和我一起坐到了內屋。家里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我們都不能說話，這是規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燈下望著忽忽閃閃的燈苗出神。她的臉頰上已失去了一個22歲女孩兒家應有的紅暈，眼角上也過早地出現了細細的魚尾紋，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緣故，她的下眼簾竟變得松腫形成淚袋了。頭發很好，卻被剪得很短，豁豁椏椏的，像是她自個隨便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維還比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兒怎么也撐不住了，不知什么時候竟沖起盹來。快天亮的時候，一下子驚醒了。油燈仍在亮著。袁芹趴在放油燈的桌子上壓低著聲音在哭，瘦削的雙肩不停地抽動著……可憐的孩子，今年才22歲啊!我伸出手為她理了理散亂的頭發。她仰起臉來，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撲倒在我的腳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辦?我可怎么辦……”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還勸她不如算了。近從一個《打工》雜志上看到了這樣一篇報道，題為：“法官的憤怒：我替打工的侄兒討不回公道!”文章里寫道：“一個年僅23歲的打工仔，因工傷而終身陽萎了，然而，廠方卻不肯賠償一分錢。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鄉當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決心為致殘的外甥討回公道。然而，在為期近一個月的索賠過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樣受到種種的刁難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淚妥協而告終……”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討得回自己的公道?韓桑不是把命給搭上了也沒討回任啥嗎?我勸袁芹算了，我是設身處地替袁芹著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難的一次告別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說再見了。盡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認識，盡管袁芹也知道我這個“婦女主任”不能為她解決任何問題，但那天送我出門時，她一手抱著孩子，一手緊緊地挽住我的胳膊，幾乎要靠著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顫抖著———她的內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鄰居告訴我，袁芹走了，抱著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兒她誰也沒告訴，村里沒有她的親人。鄰居們看見她臨走時去了她娘的墳上，化了錢紙，好像沒哭。破草房的門沒有上鎖———她是肯定不會再回來了……

　　失落

　　什么“虎毒不食子”，什么“可憐天下父母心”，什么“只有不孝的兒女，沒有不慈的父母”等等等等，這些所謂的老古話在柏家蕓的面前，顯然都成了一堆謊言。

　　今年32歲的柏家蕓，漂在上海已15年了，掙來的錢一部分要寄給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給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卻連一個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沒有。沒有家的感覺對于一般人來說，那是很難受的，但對于柏家蕓來說，似乎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再也找不回15年前失落在村邊山芋地里的那份淳樸的鄉情及一個農家女孩兒的青春和單純了。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按說在這樣的家庭里，即使她不會受到特殊的嬌慣，最起碼也能和哥哥弟弟一樣得到父母的平等對待。然而，在重男輕女惡習相當嚴重的鄉下，柏家蕓竟被自己的父母當作了貧窮的祭品。15年前她虛歲17。由于天生營養不良，柏家蕓17歲了尚未發育成熟，1.4米的個子，焦黃的頭發，體型看上去怎么也還像是個沒長大的小女孩。然而，就在這一年的春季，父母在她本人一點也不知道的情況下，將她許給了鄰村一個比她大上8歲的得有腦炎后遺癥的楊姓男人。

　　柏家蕓的父母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錢。他們的大兒子也就是柏家蕓哥哥秋季里要結婚，未過門的嫂子并未向他們家索要什么彩禮，而是柏家太窮了，窮得連一天三頓飯也吃不周全。為了在新媳婦過門時能辦出幾桌像樣的酒席來，他們就在自己唯一的女兒身上打起了算盤，遠近聞名的富戶楊家有個獨生子由于癡呆一直沒找到對象，于是，柏家蕓就成了父母拿來兌換幾桌酒席的物品。她是被她的哥哥背到了半路后又被兩個女人推著搡著有時甚至還要拖著拽著才送到男家的。一路上她大聲地哭喊著，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過頭來一聲又一聲地叫爹叫娘，求他們不要把女兒朝火坑里送……柏家蕓的鄰居在接受采訪時告訴筆者：“哎喲，那喊聲!慘哪……就像奶羊挨拉了去宰一樣，好多天，耳朵邊還響著‘媽呀媽呀’的叫……“新婚之夜，她用鄉下女人納鞋底用的細麻線將自己的褲腰帶一道又一道地勒得鐵緊并都結成了死扣。人高馬大的癡呆男人在雄性本能的沖動下撕了柏家蕓的褲子并將她打得死去活來。

　　第二天一早，呆男人把夜里的情況告給了自己的母親。柏家蕓起床時，婆婆便開始大罵，罵她的父母不是個東西，要了她楊家那么多的禮銀，嫁過來的女兒卻不盡一個女人的本分。三天回門時，柏家蕓哭倒在爺爺的膝下。一家老小，只有年邁的爺爺給過她一些疼熱。但爺爺已經雙目失明，靠吃一口閑飯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來幫助或解救可憐的孫女兒呢?爺爺只好拿一些寬心的話來安慰她。所謂的寬心話無非也還是那些“嫁出去的丫頭潑出去的水”“丫頭都是菜籽命”“嫁狗隨狗，嫁雞隨雞”的陳詞戒條。

　　柏家蕓只得又回到楊家，一夜夜遭受著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時候，偷偷跑回了娘家。父母卻不愿為半夜叫門的女兒開門，是雙目失明的爺爺摸著黑走過院子打開院門，將孫女兒放了進來。柏家蕓跪在爺爺的面前，求爺爺無論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條了。爺爺摸摸索索地從一個墻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開了小木匣的鎖，里邊裝的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和一沓毛票。數數加加，一共是78元錢。爺爺告訴柏家蕓，這是他近幾年偷偷攢下的，也是他這一輩子的所有積蓄了。爺爺抖抖索索地將這78元錢裝進他的煙荷包里，慢慢地用紗繩捆了，然后一句話沒說，遞給了孫女兒。柏家蕓當時并未收下爺爺的錢，她想等天亮了見見父母再說。父母見到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女兒，像是什么也沒看見一樣，他們顧自吃完早飯，拿了鋸鐮就要下田割稻。柏家蕓也找了把鋸鐮，跟在母親的后邊走出了院門。誰知父親一回頭看見了，大聲地喝道：“滾回去!人家看見，像甚樣子?丟人現眼!”柏家蕓的心涼了，呆呆地站在院門口看著父母漸漸遠去，然后一轉身跑回家，悄悄地拿上爺爺放在床頭柜上的錢，又輕手輕腳地趴到地上，向爺爺磕了仨頭。盡管是輕輕的，但爺爺還是聽到了，他喊住了正要出門的孫女兒：“蕓子，你這一走，我們就再也見不上了……那點錢夠你出遠門的盤纏了嗎?蕓子，世道險惡……你是個女孩兒家呀!你讓爺爺死不閉眼啊……”后來柏家蕓告訴筆者：“爺爺的話把我的心給撕碎了……可我又感到奇怪，雙目失明的他又怎么曉得我有了要離家遠走的念頭呢?”

　　柏家蕓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出了家門，她的燒一直未退，走到村邊自家紅芋地的時候，頭突然一陣發暈，腿一軟，癱坐了下來。這些滿地扯藤的紅芋，是她和母親一節一節栽插上去的，就在那天插芋節的時候，母親告訴她，她得出嫁了。但母親沒有對她說，她要嫁的人是誰。柏家蕓是個孝順的女兒，她根本就沒有想到，父母會把自己嫁給一個整天淌著口水連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來的呆子。當11歲的小弟跳著單腳唱“呆子呆，豬囊膪，下雨往家拽，吃飯啃鍋蓋”的時候，柏家蕓才從小弟的嘴里打聽出了自個要嫁的人家。但這時的柏家蕓再也無法推掉父母替她安排的這樁婚事了，她已穿上了新嫁娘的衣裳。當初柏家蕓在栽插芋節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吃不上這茬山芋。她在芋垅邊蹲下，撥開芋藤，用手使勁地扒著板結的泥土。指甲裂開了，指頭開始流血……她忘了肉體上的疼痛，她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鮮血染紅了芋藤下的泥土，她仍然用發燙但已變得麻木的雙手一個勁地扒著、扒著……終于，她扒出了一只尚未長成山芋的芋耗子，指頭兒粗細，紅紅的，竟也有了山芋的顏色。柏家蕓和著泥土就著眼淚當然還摻有她的鮮血吞吃了這節芋耗子……她用她自己的方式來和這塊她從未離開過的故土告別。吃過了芋耗子，她昏昏沉沉地在山芋地里睡了一覺。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好些了，爬起來，腳步打著飄飄去了公路，在從壽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攔了一輛拖拉機，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車站。又花了5元錢買了一張短程車票，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車。路上，個頭矮小的她鉆在別人的座位下邊，躲過了乘警的檢查。

　　上海車站到了，下了車，她跟在一位賣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檢票口。她被眼前的高樓大廈驚呆了，她簡直不敢仰頭，一仰頭，頭就暈，平地里怎么能豎起這么高的房子!后來柏家蕓在向筆者敘述她剛一看見大上海大樓房的那份驚奇時，竟格格格地笑了。她的口袋只剩下27元錢了，舍不得花，只好餓著肚子在街上轉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車站，在靠背椅上窩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來到了大街上，酒店、飯館、小賣部等挨個問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當作了小偷就是當成了叫花子，見她朝門口一站，就趕忙揮手：“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轉悠了三天，后來一家安徽快餐店答應收她，要她負責店里所有的衛生工作，月薪80塊。她感激不盡地留了下來。這家快餐店的老板原以為她只是一個長相老氣的小孩子，后來見她非常能干，正準備要加她薪的時候，她卻闖了個自以為不得了的禍。她抱了一大摞盤子去洗，在過道里踩上了顧客隨手丟下的一塊果皮，滑了一跤，失手將十幾個盤子摔得稀碎，她嚇壞了，從地上爬起來，一聲沒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連換洗衣裳以及一直沒舍得花的27元錢也丟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車站。身無分文的柏家蕓蹲在火車站的一個角落里，絕望地哭了。兩名中年婦女向她走來。一聽口音，竟是同鄉，柏家蕓像是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向她們敘說了自己的不幸。兩人裝作很同情的樣子聽完柏家蕓的訴說，表示一定要幫助柏家蕓。一個女人當即從口袋掏出從上海去武漢的火車票，要她去某號窗口以若干價錢賣給在那里排隊買車票的人，賣掉了，她馬上就可以得到10塊錢。柏家蕓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爺爺累了一輩子，到老來也才積攢78元錢，此時她什么力氣也不要出，就憑一兩句話，立馬就能得到10塊錢，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正身處絕境中的柏家蕓卻也顧不上打聽好歹究竟了，拿起車票就走了過去，一時購不上車票的人見她是個樸樸實實的鄉下小姑娘，什么也沒追問，就都爭著拿錢買她手上的票，她竟然還多得了4塊錢。就這樣，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賣火車票的票販子。老票販子們利用她的年幼和無知，從她的身上進行二次榨取，并讓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那天，幾個票販子正在瓜分剛設法淘來的火車票，兩名便衣向他們走來。老票販子一眼就能認出他們是警察，便讓蒙在鼓里的柏家蕓去向他們賣票，他們好乘機趕快溜走。柏家蕓真的迎了過去，剛一開口，就讓警察抓個正著。盡管柏家蕓將自己所知道的都說了出來，但他們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知道這一點點。她被關進了一個號子里。巧在這一天，柏家蕓有生以來第一次來了月經。她感到很緊張，還沒來得及收拾自己呢，老號子們上來發難了，這里捏捏，那里掐掐。柏家蕓嚇得直往旮旯里躲，一直躲到了便桶旁邊，她們還在逼她。她哭了，一個老號子便抬起一只腳，將她踢倒在便桶上。便桶打翻了，她身上被糊滿了糞便。柏家蕓再也無法忍受，爬起來，撲到那個用腳踢她的老號子身上，一口咬住她的胳膊，死也不松。那老號子疼得拳打腳踢，喊爹叫娘，可柏家蕓就是不松口。召來了看守人員，看守人員將柏家蕓拖出了號子，罰跪到院子里，用冰涼的水一桶一桶朝她身上潑，說是要沖去她身上的臭氣。這時的柏家蕓正來著月經，有生以來第一次來月經。這時的季節正值深秋，在老家，村頭的山芋地里肯定都下了枯霜。

 
      就在柏家蕓被警察抓進號子的第二天，她的爺爺咽氣了。咽氣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睜開了，直直的看著站在他旁邊的大孫子也就是柏家蕓的哥哥說：“去找找你妹妹吧，她在外頭受罪呀……”

　　柏家蕓從家里失蹤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婆家幾次打上門來要人要錢。她的父母深感女兒給他們丟盡了臉面，看見鄰居連頭也不敢抬一下，也從未想過該去什么地方找找女兒，他們恨不能活埋了她。倒是她的哥哥在聽了爺爺的臨終囑咐后，想到妹妹在家時的許多好處，托了在外打工的鄰居，要他們在外地走動時替他留點意。

　　柏家蕓從拘留所里出來，再不敢去火車站了。利用買盒飯的機會和一個聽口音像是安徽的打工妹搭上了話，一問，果然是。她向這位打工妹訴說了自己的身世，并求她幫幫忙。誰知這位打工妹也是因為逃婚從宿縣來到大上海的，她非常同情眼前這位老鄉，便把柏家蕓薦給自己的老板。老板見柏家蕓三證(即身份證、勞務證、暫住證)全無，高低不愿收留她，任那位好心的打工妹說好說歹，老板就是不答應。柏家蕓在熱鬧而又冰冷的大街上走著，夜深了，她實在無處可去，竟又回到了拘留所，央求警察再把她關進號子里。值班的警察一陣好笑，把她當作精神病人攆了出來。在這期間，柏家蕓有好多次想到要回家，可每當這一念頭產生時，她的眼前總又浮現出娘家父母憤怒的面孔和婆家癡呆男人流著口水的嘴臉。

　　那天，她在一條里弄里漫無目標地走著，突然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一看，竟是幾個老家人。他們也是來上海一建筑工地上做苦力的打工者，柏家蕓的哥哥曾托過他們，若見到了妹妹讓他們勸她回來。老鄉們都知道柏家蕓的遭遇，沒怎么勸她就讓她跟他們一道去了工地。柏家蕓后來告訴筆者，有不少來自鄉下的打工妹，一時生活沒有著落，就去建筑工地上賣淫，一夜要接受好幾個甚至是十幾個男人的粗暴蹂躪，一個男人最多也只給個3塊兩塊的。她曾親眼看見幾個男人為先上后上鬧翻了臉，竟將一個不知籍貫不知姓名的賣淫女活活砍死。

　　柏家蕓在建筑工地上沒干多久便離開了，又去了火車站，重操舊業。如果說柏家蕓第一次犯罪是出于無知出于受騙，那么這次她是有意識地將錯就錯了。盡管她說這是為了生存。她結識了一個名叫唐運柱的現役軍人。唐運柱利用自己現役軍人的便利條件，大量地購買平價火車票，然后交給柏家蕓，由她轉手倒賣，他從中拿提成。不出一個月，柏家蕓的腰包里就裝進了幾百張的百元大鈔。唐運柱因為屢犯紀律被部隊除了名，他干脆和柏家蕓以夫妻名義租了房子住到了一起，沒過多久，柏家蕓懷孕了。柏家蕓的哥哥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于是找到了上海，他在新客站看見了妹妹，開始差一點沒認出來，小黃毛丫頭長高了，好看了，洋氣了。柏家蕓以為哥哥是來找她回家的，可哥哥告訴她，現在她還不能回去，她的婆家一直沒放過他們，三天兩頭打上門來要人要錢，父母也沒原諒她。當哥哥聽說妹妹又跟人同居并懷孩子時，他生氣了，將妹妹臭罵了一頓。柏家蕓等哥哥罵夠了，從口袋里掏出一沓錢交給他哥哥，要哥哥回去打點打點。哥哥的心軟了，告訴柏家蕓說爺爺去世了，臨終前直喊她的名字。柏家蕓不顧哥哥的勸阻，硬是跟她一道回來了。

　　下了車，她直接去了爺爺的墳前，將78張10元鈔票排開來圍到爺爺的墳頭上，推開哥哥攔擋，點火燒著了……她跪在爺爺的墳前喊道：“爺爺———您用一生的積蓄78元錢救了我……可也是害了我呀……”爺爺的話似乎又在耳畔響了起來：

　　“蕓兒，世道險惡……你是個女孩兒家呀!你讓爺爺死不閉眼啊……”柏家蕓哭昏在爺爺墳堆前。醒來時，哥哥走了。哥哥的意思非常清楚，他不敢將妹妹一起帶回家去。

　　天已經黑了。柏家蕓長一聲短一聲地哭喊著爺爺，恨不能和爺爺一起躺到墳堆里。這時她的嫂子打著手電筒找來了。心地善良的嫂子非常同情小姑子的遭遇，她要接她一道回家。回到家里，父親掄了扁擔就要砸斷女兒的腿，母親一蹦三尺高地罵，要不是嫂子抱著個剛滿月的孩子拼命地護著，柏家蕓很有可能就躲不掉那一關。嫂子讓她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沒亮，哥哥不得不將妹妹又送到了汽車站。

　　柏家蕓又回到了上海的住處。打開抽屜一看，見自己的首飾和現金全沒了，唐運柱也不見了，等了好幾天也見不到他的影子。原先她也知道唐運柱不是一個本分人，但沒想到他會壞到這種地步，于是去了醫院，她要將肚子里的孽種流了。誰知一進婦產科的候診室，竟發現唐運柱正攙著一個女孩子從手術室里出來。柏家蕓一下子就撲了上去，在兩人都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么事的時候，柏家蕓已將那個女孩子的鼻子打出了血。柏家蕓打完了架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回來，她決心要將孩子生下來。沒過多久，柏家蕓做夢也沒想到，她的母親和弟弟竟一道來上海看她。柏家蕓留他們住了幾天，陪他們游浦東，上電視塔，逛南京路……臨走時，她把自己所能拿出的錢全部交給了母親。母親接了錢后卻冷著臉告訴女兒，她不能回家。

　　盡管母親和弟弟主要是沖著錢來上海的，但對于柏家蕓來說，這已經夠她高興的了，她要弟弟回去好好念書，往后她會經常朝家里寄錢的。孩子生下來了，是個男孩。唐運柱在江蘇鄉下的母親竟然跑到上海來認下了這個孫子。孩子還沒過百天，便將他帶走了，當然也帶走了柏家蕓的所有存款和將來每年一萬元直到孩子18歲為止的允諾。唐運柱大概是沒錢花了，厚著臉皮又跑了回來。這時的柏家蕓對自己對他人以及對一切已變得毫不在乎甚至是麻木不仁了，她熱衷于拼命掙錢。掙錢，成了她的唯一的嗜好。除了掙錢，她再沒別的追求，生活中也再沒有其他的內容。在她看來，鄉下窮極的父母愿意花她掙來的錢，這是對她的一種肯定，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滿足。為了錢，她不擇手段，不怕犯法，也不顧后果，她的心態完全被扭曲了。

　　事隔不久，父母一起來到了上海。父親能親自到上海看她，別提她有多高興了，沒要父母發話，她便給了父母一萬元。誰知母親竟獅子大張嘴，說一萬元不夠，他們要給兩個兒子各蓋間新房，得要2萬元。柏家蕓只好將存給孩子的錢也拿給了他們。回去后，哥哥知道了這件事，當即和父母吵了一架，硬從父母的手里要來了他名義上的一萬元，要嫂子事后還給妹妹。唐運柱越來越不像話，成天在外吃喝嫖賭。無論柏家蕓將錢藏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有辦法找到它。找去了，不花光了不回來。有一次，柏家蕓給孩子買了幾件衣服，并把一萬元的存卡交給他讓他帶回江蘇去。他走了一個多月沒回，他的母親卻帶著孩子來了，她說她根本就沒見到兒子的影子。巧在這時他回來了，母子撞上，他便謊稱自己是在火車上失了竊。母親知道兒子自小就不成器，這一次她沒有原諒他，撲上去就和兒子拼命，母子廝打起來，倒是柏家蕓勸開了他們。嫂子來了上海，她將一萬元錢還給小姑子后，住了下來，她以一個女人對女人的同情之心，想親眼看看小姑子的大把鈔票是怎么掙來的。

　　當她看到小姑子干的竟是這種連賊也不如的行當，她的身上甚至還留有才被警察拷打的傷痕時，嫂子傷心地哭了。她求柏家蕓無論如何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她要帶她一起回家，回家后好好找個婆家，本本分分地種地做人……柏家蕓雖然理解嫂子的好意，但在聽了嫂子的話后，她還是搖了搖頭，說遲了，這幾年下來，她不再是過去的她了……她害怕鄉下的貧窮，不想再去做那種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活，不愿再當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婦了……她已學會了如何掙錢，也養成了大把花錢的習慣……她不想再回去了。柏家蕓雖然不愿和嫂子一道回來，卻聽從了嫂子的“唐運柱明顯不是個好人，跟這樣的人攪在一塊遲早是個禍”的忠告，她向唐運柱宣布了“從此一刀兩斷”的決定。

　　唐運柱又豈肯輕易放了這個既能給他錢花又能供他泄欲的女人；盡管柏家蕓已嚴肅地向他宣布了“決定”，但他仍然對她糾纏不休，甚至還向柏家蕓動起了拳頭。

　　柏家蕓實在忍無可忍，便找了幾個小阿飛，將唐運柱攔在房子里結結實實捶了一頓。唐運柱帶著青傷去派出所報了案，并將柏家蕓在火車站當票販子的事以及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躲過治理整頓的老底揭鍋兒端了出去。于是柏家蕓又一次遭到了拘留，并受到了最為嚴厲的審訊和拷問。最后，她不得不交出了所有的錢財，還被銬上了手銬遣送回了老家。父母見女兒赤伶伶地被遣送回來，覺得自己的臉皮又被剝了一層，父親不但不讓柏家蕓進家門，還惡狠狠地鼓勵她去自殺。

　　嫂子有點發急了，就私下里和婆婆商量，要給柏家蕓找個婆家。然而，本本分分的莊戶人家，誰個愿娶這樣的媳婦過門?那些實在找不到女人的窮光棍，柏家蕓又高低不答應：“這樣的貨色也配娶我，除非大上海的男人都死盡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個的影子!”嫂子還注意到，柏家蕓的表現越來越反常了，一個人在的時候，老是自個跟自個講話，有時還講得哈哈大笑，有時又講得痛哭流涕……

　　嫂子求丈夫賣了家中尚未出廄的豬，用這錢去了趟江蘇。她要把柏家蕓的孩子接到柏家蕓的身邊，想讓孩子來喚醒柏家蕓沉睡在心靈深處的母愛和良知，恢復一個女人的正常情感。誰知唐運柱的家人根本就不讓她接走柏家蕓的孩子，孩子也認生得很，舅媽還沒伸手抱他，他便嚇得哇哇大哭。嫂子一路嘆息一路傷心地回來了。到家一看，柏家蕓不見了。丈夫告訴她，自她走后，柏家蕓一直在抱怨，說嫂子真是多事，抱個累贅回來干什么?誰抱回來誰養他，她是高低不要他的……母親聽了，罵她連畜牲也不如，她就和母親對罵起來，說這一切都是跟父母學的，上不疼，下不孝，屬于遺傳……顛三倒四哭罵了一通后，人就不見了。小弟要去找她，父母沒讓，說走了是好事，省得在鄉里鄉鄰面前丟人現眼，死了也不可惜。

　　誰知過了兩個月，家里卻收到了一筆匯款，是柏家蕓從上海寄來的。就是說，柏家蕓又回到了上海，干起了她的老本行。筆者是在走親戚時聽到有關柏家蕓的故事的。然后又順藤摸瓜找到了柏家蕓的嫂子。在她嫂子的幫助下，最近我終于見到了柏家蕓本人，可惜我們是相見在本市的一家神經病院里。柏家蕓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病，她的記憶非常清晰，言談舉止也基本上正常。醫生卻說，柏家蕓確實是病了，這種病開始時表面癥狀不太明顯，但越到后來就越嚴重，漸進為完全瘋狂或徹底癡呆。柏家蕓接受采訪時，虛齡32歲。

　　回頭不見來時路

　　翻過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墳場。墳場邊有一個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約三十八九歲的樣子，正在挖一種叫做薺頭蒿的野菜。鄉下人有個三月三吃薺頭蒿粑粑的習俗，說三月三是五閻王收鬼的日子，這一天陽間的人要是不吃薺頭蒿粑粑把魂巴住，貪多不嫌少的五閻王就有可能連帶著收些生人下去壯他的地府。我想這種習俗之所以沿襲了下來，一是因為鄉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為這種蒿子粑粑在這個季節里實在是好吃。那種帶著野味的清香誰吃了都不會忘。只是這種粑粑做起來比較費事，又要燙蒿，又要蒸面，還要加放許多佐料。燒起來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現在繁忙的鄉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這種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這女人打招呼：“還沒到三月三哩，怎么就開始采蒿了?”女人抬起頭笑著答應：“今年雨水多，節氣早，趁這兩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問她這里是不是辛郢村。她說是，答過了又問，“你來辛郢找誰?”我看了看她的雙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機征求她的意見。“我能不能給你照張相?”對方趕緊擺手說：“不照不照，我沒錢。”她把我當成照相的了。于是告訴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紹我的身份以及解釋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這么問她：“請問你念過書嗎?”她點了點頭，說念過，三年級沒念完歇掉的。她說的三年級一定是小學三年級。我知道我該如何和她交談了。我說我原先也是個鄉下人，后來念了書，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對鄉下的事還是很在意，特別是對鄉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來辛郢就是想聽聽鄉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傷致殘的鄉下女人，眼下是怎么過日子的。

　　我打心眼里可憐這些鄉下姐妹，沒有別的，只是想跟她們說說話。女人很認真地聽著。看得出來，她聽明白了。聽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嘆了聲氣說：“噢———是這樣。像這樣這的事我能跟你講三天，倒三籮，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隨著她的手指被眼前的這片墳場吸引了過去。十多座墳塋，幾乎都是新墳，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訴我，她叫佟華，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還告訴我，眼前的這片墳塋，人們管它叫“打工墳”，地下埋著的十有八九都是因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時得的血病，回家來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曉得，是挨膠氣沖的……“還有這邊，一溜條5個是吧，兩對夫婦加上一個開車司機，去南方找他們的一個妹子，這個妹子在打工時不見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尸。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再望望前頭的兩個，一個是兒子，一個是老娘，兒子在打工時讓鋼絲絞斷了腰，瞎眼老娘聽到了噩訊，上吊死了……”佟華不緊不慢地敘述著，像在講一個遙遠的傳說。我在她那不緊不慢的語氣里，看到了莊稼人因無助而無奈而麻木的心態。佟華還說，他們這里確實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時斷了腿，缺了指，成了殘廢。但這些人不愿別人提及他們的受傷致殘的事，他們認為這是丑事，是因為自己笨手笨腳才招惹了禍端。他們的老板在逼他們辭工時就是這么說他們的：“別人怎么都好好的，單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頭豬!”說到這里，佟華又關照我：“你想見見這些人可以，可千萬別問他們受傷的事，更不要說給他們照相了，那樣他們會翻臉，連我都要罵的。”

　　“受傷的人都得到賠償了嗎?”我問。“得到了，”佟華想也沒想就答了上來，“工廠老板先帶你上醫院治，治好了一個人1000塊讓你回家。”“就1000塊?”“就1000塊。在醫院里治病的錢也都是工廠老板的。”“那腿斷了可是重傷殘啊!”“腿斷了給5000塊。”“你們不覺得這賠得太少了嗎?”“怎么講呢……工廠老板也不想傷人，傷了一個人至少也得花上萬兒八千的……”聽到這里，我的心不禁一陣顫栗，多么善良然而又是多么愚昧的莊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樣的活，這么容易傷人?”“打膠。”“打什么膠?干什么用的?”“說是橡膠，做皮鞋用的。”“怎么個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爛爛的塑料膠皮什么的，放到一塊熬。再把那熬好的膠皮剪成一條條的，裝進一個模子里，模子下邊是煤球爐，等模子上的膠烤黏和了，上面有個機器錘往下一軋……”“這么原始———我是說他們怎么用這么笨的辦法生產產品———都是些什么樣廠?”“都是私人開的小廠，一家家的，黃巖那地方像這樣的工廠多著哩。”我想佟華說的工廠不過是一個個小作坊罷了。由此我想到了街頭巷尾以及商店里擺賣的哪些廉價皮鞋，樣子看上去不錯，拿到手一聞，氣味沖人，穿到腳上，最多只管三天。原來這種鞋就是這么生產出來的。“剛才聽你說，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這個活嗎?”“是的。”“跟我講講你自個的事。”“外頭的錢不好掙，留在家里又沒錢掙。受苦呀遭罪呀，還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薩保佑不傷了不死了，掙一個是一個，總比在家干炕著強。一開頭我在一家餐館里干，講好了一個月300塊，管吃管喝。這不錯哇，在家里哪能找到這好事!可他們要我殺生。殺雞殺鴨我都不怕，還讓我天天殺那蛇呀，蛤蟆呀，還有狗。每一次動刀子，我的手就發抖，心也跟著抖。干了一個月，我嚇病了，只好辭了這份差事，臨走時一分錢也沒拿到，他們說我違背了合約……什么狗屁合約?我又認不得幾個字，讓我寫名字時，我一聽一個月300塊，想也沒想看也沒看就把名字寫上了。后來我后悔啊!不是后悔沒拿到錢，是后悔我白白地殺了那些生，作孽呀!

 
    “后來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勞力一樣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這身子骨!實在撐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廠。我怎么一直轉來轉去不想去鞋廠干呢?因為我的鼻子不煞聞(土話，敏感的意思)，一聞那生膠味就頭疼，就吐。我剛指給你看的那個得血病死的墳，她是在鞋廠干得最長的人。醫生說是什么……再生……什么血的病(我插問是不是再生障礙性貧血，她連連點頭說對對對就是這么個病)。我約莫這病肯定是那膠味沖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兒干長了，月經都不正常了。你不曉得那味有多么難聞!鉆腦子鉆心。”

　　我問：“廠里什么保護措施也沒有嗎?比如說讓你們戴口罩什么的?”

　　“沒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錢……”“一天要干幾個小時?”“幾個小時!想得倒美，最少得12個小時。兩班倒。不干完12個小時，沒有人接你的茬兒。剛我給你指的那娘兒倆的墳，兒子名叫張根，是個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見一個跟他住在一塊的人病了，自個下了班又去帶人家的班。24個小時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難聞，鐵打的人也撐不下來!也只剩下最后一個多小時了，張根實在是瞌睡淹心，站著站著就睡著了。身子往機器上一靠，完了!當時他的腰上系了個皮圍裙，皮圍裙的帶子是用鋼絲做的。皮圍裙一下子就纏到了機器上，機器還在轟轟地轉，那鋼絲眨眼之間就將他的身子勒成了兩段……慘啊!齊刷刷的兩段，骨頭和肉全部都斷了……

　　“身子和腿離開時，他還喊了一聲：‘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個人，怎死得那么慘!”佟華說到這里停下了，低了頭將手里的小鏟子使勁地往土里戳。我被這個慘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過神來，“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響雷般在我耳邊縈繞不散。要不是親耳聽了佟華的講述，親眼見了張根的新墳，我怎么也不會相信，在鄉下，我們的這些衣食父母們竟在經歷著這么讓人不堪面對的悲慘故事。想那繁華都市里一擲千金的腐敗分子們，那些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閑老闊少們，“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還不足以讓你驚魂使你省悟嗎?

　　眼見一天又快要過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華：“天快晚了，這附近恐怕也沒有能讓我住上一宿的旅館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話，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鄉下床鋪臟，住幾晚都成。”佟華笑著說，“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趕上了。”“晚飯后你能不能帶我去見幾個因打工致殘的鄰居?”“好，我帶你去見他們就是了，喊他們來我家也行———只是千萬千萬……”我接了過來：“別問他們受傷致殘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華都笑了，攆三趕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華的家是三間磚瓦結構的房子，這在鄉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問佟華：“這都是你打工掙來的?”佟華答道：“不打工哪能蓋得起房子!光種地只能糊住一家幾口人的嘴，像上繳啦，孩子上學啦，人情往復啦，買種子化肥啦……這些開銷就沒出處了，要是遇上個天災人禍———打嘴打嘴，唉，鄉下人最怕的就是這個……”

　　佟華把我介紹給她的丈夫。看得出來，她的丈夫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華沒說，我也沒好問。佟華忙著洗蒿燙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邊幫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個人轉到正房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農家住房布局，中間堂屋，兩頭兩間臥室。東頭的臥室里放著一張老式的架子床，看樣子是佟華夫婦睡的。西頭的一間里緊挨著放了兩張床，一張大，一張小，床單和被子都打了補丁，但洗疊得非常整潔。小床的上方掛了一只鼓鼓囊囊的舊書包。書包的旁邊全是港臺影星們的畫片，畫片的旁邊一溜條貼了六張獎狀，四張寫的是袁玲玲的名字，兩張寫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佟華孩子的情況，看了獎狀，我想她有兩個孩子無疑。這時，孩子們放學了，先來家是一個長相一般但樣子挺可愛的小女孩，兩只羊角辮上扎了兩對傻乎乎的蝴蝶結。一會兒，另一個孩子也回來了，這可是一個長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見了我，靦腆一笑，兩只酒窩兒淺淺一閃便進屋去了。先來家的小女孩還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著我。我笑著對她說：“想知道我是誰嗎?那么先讓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說：“錯了，剛進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兒。”“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還沒放學?”“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掛在墻上的舊書包，心里好一陣發酸。問三兒：“那是玲玲的書包嗎?”“是的。”“怎么還掛在這兒?”“大姐臨走時交代的，不要我們動她的書包……大姐的寒假作業還沒做完吶，就讓爸媽叫出去打工了。”我讓袁二方和佟三兒站到玲玲的書包下，給她們合了個影。又跑到廚房里向佟華夫婦尋問袁玲玲打工的事。先問玲玲多大了，他們說虛歲16。我又問玲玲什么時候走的，他們說是正月初五。我說我在孩子們的臥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獎狀，說明她是個很用功而且成績很好的孩子。他們說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師們經常表揚她，聽說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過節的，一天家訪了兩趟，想讓玲玲回到學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嗎———我是說書不念了去打工?”夫婦倆都重重地嘆了聲氣，好半天沒搭話。“你們是不是認為女孩子遲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書沒有用?”

　　佟華將臉扭到了一邊。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說：“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家窮……你幫我的家算算賬，5口人的上繳，5口人的吃喝開銷，三個孩子的上學花費……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華讓農活拖住腿出不了門。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華轉過臉來，一臉的眼水，說：“玲玲聽她爸跟她說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馬上就哭了，哭著求我……哭了一天沒吃沒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業來做，做著、哭著，做了一半，想想收起來了，把自個念的書都裝進了書包里，整整好，掛到墻上，又對兩個妹妹講了一陣子話，跟我們招呼也沒打就出門去了……生我們的氣呀!”佟華哽咽著，“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沒來家。過后捎過一次信來，說她就在六安麻紡廠里干活，讓我們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掙的錢夠不夠兩個妹妹讀書用的了?”我問。“哪夠?”佟華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說：“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總得買點藥治，一個月都得好幾十塊。他是家里的頂梁柱，倒不得……眼看著，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實在沒辦法。我們做父母的無能，對不起孩子們……”

　　佟華說到這，一直往粑粑鍋里灑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時三刻，溢著清香的薺頭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華趕忙車了半碗水朝大鍋的周圍一澆，剌啦一聲，一股含著煳味挾著蒿香的霧氣騰鍋而起，將整個廚房以及佟華夫婦都罩在了濃濃的霧氣之中。佟華說：“粑粑煳了。”袁厚地說：“煳了脆些。”我說：“脆的才好吃。”

　　吃過晚飯，不知是因為粑粑煳了的緣故，還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緣故，或者是干脆給忙忘了的緣故，佟華早早地給我打了洗臉水，硬把我勸上了床，提也不提讓我再見見其他的打工人的事。畢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隨主便，上床坐著聽她嘮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輕女，她自個因沒為袁家生出個兒子而如何心屈理虧的枝枝葉葉。后來又說到了孩子們。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淚。臨睡時我答應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紡廠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來，天陰得很重，想我幾天來聽到的看到的已經夠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華聽了卻當門攔住說：“你看你看，這雨滴拎著頭哩(多生動的語言)，說要下就要下了，現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過來勸阻。我告訴他們：“出來時跟家人只說當晚就回去，沒想到走岔了路，耽誤了兩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幾天來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斷我的話問：“你是說……你還得去辛郢?”我讓他的話問怔了：“辛郢我不是來過了嗎?這，不是辛郢?”“這是袁圩村民組，屬辛郢村委會———去辛郢還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聽哈哈大笑，費了老鼻子勁，竟然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這也是天意。這一路驚心動魄地走來，走錯了還是走對了?如何界分這錯與對?它的結果已經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過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這我笑著對佟華夫婦說：“我不去辛郢了，馬上回家，你們也別留我了。我丈夫這時辰說不定已在電視臺里打尋人啟事了。”

　　佟華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門時，她遞上了兩包東西。一包是兩邊炕得焦黃的薺頭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崗鎮時在街頭買的預備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給了佟華的一斤蛋糕。

　　佟華見我用嗔怪的眼神看著她，趕忙解釋：“噢———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這次沒煳了，帶回去給家人嘗個味兒。這雞蛋糕不是給你的———你不是講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嗎?她可是從小到大根本就沒吃過這樣的好蛋糕……”佟華說著說著眼睛濕了。

　　我趕緊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對她說：“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讓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代失語者語

　　總感到有一份帶淚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執地牽引著我。我該為眾多命運悲慘的打工妹做點什么?為此我該如何去做?捫心自問，沒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鄉來人，說到了一個女孩子的死。這個女孩子18歲去南方打工，22歲在外遭到了謀殺。當我聽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壩上朝南來的路上望，見到她叔懷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頭栽到了壩下，扶起來再也不能說話成啞巴了”的時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擊，一下子明白過來，自己該要做些什么了。我雖然離開農村來城里工作已有些年頭，但我與故鄉人的聯系一直未斷，他們的喜怒哀樂、興衰榮辱可以決定我思維的走向與心情的好壞。如此密切的相關相與，不僅僅是因為鄉下還有我的一個同胞三姐及其他許多親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營養的根始終深扎在鄉下。鄉下，那片貧瘠而又厚重美麗的土地上，長眠著我錐心思念的母親，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著我永遠也唱不完的童謠和淡不去的記憶。

　　記得那年我剛上小學。過中秋時，四個姐姐都回來了，加上妹妹和我，母親的六個孩子都到齊了。盡管在鄰里的眼里這并不值得高興，因為我們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們仍然覺得這是一次很難得也極令人開心的歡聚。大姐、三姐已經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結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離家30里地的中學里讀書，她們不約而同的歸來，使得母親親手壘就的三間草屋和種滿了各種花樹的院子頓時熱鬧起來。大姐和二姐之間有著怎么也說不完的悄悄話；我和四姐的脾氣最合，你問我答也是話語不斷；小妹還小，趁亂早跑到外邊玩打陣去了。單單落下了三姐，因為她是個啞巴。母親說，三姐是在四歲多時突然的一場高燒奪去了說話能力，促狹的上蒼竟讓不能再說話的三組變得無比的聰慧和靈巧，無論是描花繡朵，還是烹飪稼穡，她都做得遠比別人好，正因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遠在別人之上。如果她是一個天生的啞巴，如果她是一個心智一般的啞巴，那樣她會活得稍微輕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個天生的啞巴，她不是一個心智一般的啞巴，她渴望說話遠比渴望活著更甚，她曾為自己與別人之間難以解釋的誤會和無法向別人申訴的委屈尋死不成而撞墻大哭。在我的記憶里，年輕時的三姐始終都留著長發。她用手語告訴我，總有一天，她會像一個正常人一樣開口說話的，四歲前能唱會跳的她總在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這一天到來了，她就去當一個長發飄飄口齒伶俐的演員……

　　當三姐知道自己的夢想不可能再實現了的時候，便聽從母親的安排，嫁給了一個懂她手語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們圍著母親坐在種滿了各種花樹的院子里賞月，不知是誰說了一句笑話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著肚子扭腰曲背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三姐慢慢地轉過頭去，將頦兒仰向月亮，我知道，她這是在將盈眶的淚水往心里倒瀝。母親走過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親也笑了，但迎著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見，母親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滿了淚花……童年的開懷戛然而止———那一輪浸透了失語之痛的月亮，從此便如鉛砣般墜在了我的心上，每當我抬頭望天時，每當我開心說話時。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鄉看望三姐時，順道去看望了那個在外遭到謀殺的打工妹的母親。去時，這位柔腸寸斷的母親，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著吊瓶，看見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緊緊地抓著，煞白的雙唇翕張顫抖著，嗓子里卻發不出一絲兒聲音來。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訴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別人哭訴一場或向蒼天大喊幾聲，可醫生說，她已不可能再說話了。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如我三姐一樣的啞巴!

　　那次我在故鄉多盤桓了幾日，歸來時，又帶回了另外幾個隨勞務輸出的打工妹在遠離家鄉的地方也身遭橫禍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剛認識不久的青葦的葬禮。青葦是一個自小生長在鄉下后隨父母進城因為父母離異無家可歸、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騙而吸毒而賣淫而自殺的年輕女孩。死去的永遠沉默了，活著的可不能完全失語!于是我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從地垅田埂到車站碼頭，從鬧市大街到農家小院，從頭年的秋季開始到次年的冬季還未結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訪問了。和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交流，傾聽和記錄你只能用自己的心。當他們把你當作親人當作知己的時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們的知己成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駕馭，你從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傷痛，比一直沉浸在傷痛中業已變得麻木業已完全失語的他們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內心世界無數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撻和責任的撞擊。這么多的鄉下姐妹這么多年來仍在這么惡劣的生存空間里如此艱難而又無助地掙扎著，又有誰去真正地關心過她們，體恤過她們，設身處地地想過她們?她們自生自滅也便罷了，我們卻是一次又一次地盡可能地利用她們的貧窮，利用她們的善良，利用她們的勤勞去榨取她們的生命或犧牲她們的青春以維系一種不合理的存在，我們還有什么值得自以為是的東西!還有什么資格去奢談婦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記得2001年夏季，我一個人喬裝后悄悄地溜進本市一家大型企業一個全由鄉下打工妹們操作的對外全封閉式的車間。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負荷超強度地工作。她們的雙手不停地———不，應該說是飛快地將十只裝滿了啤酒的瓶子朝懷里一攬，用繩子一扎，提起來，碼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個過程只用了三秒多鐘。傳送帶上的酒瓶源源不斷地運過來，她們的全身心也就得飛快而又緊張地勞作著。一天要干上14至15個小時的活，月工資只有300元左右。這種散裝普啤是極易爆炸的，現場中我就看到了好幾個女孩的臉上和頸部都有傷疤，聽說她們的胸部也有被炸傷的，還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斷了……凡是致殘的女孩子都已被廠家辭退而未獲得分文的賠償，因為她們不懂得如何索賠，更不知道何為訴訟。即便如此，她們仍然義無反顧地從鄉下不斷地涌進城里。可想而知，她們身后的那份貧窮和眼前的這份無奈是何等的不堪了。這些可憐的女孩子，最大的28歲，最小的只有14虛歲。我情不自禁地從手提袋里摸出相機對準這群女孩按下了快門。車間的四周站了四個監工，這四人全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他們都是廠里的正式職工，月工資都在1300元左右。看見我拍照，立馬圍了過來，先問我是干什么的，見我一時語塞，便伸手來搶我的相機，我將相機緊緊地護在懷里。他們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還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腳。我知道這些打手般的監工是打人打順手了，替那些女孩子們受一次過，我認了。然而有一件事當時讓我感到震驚和絕望，至今仍令我難以平靜，那就是幾個男人吵吵鬧鬧在圍攻我的時候，機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樁在原地動也沒動一下，沒見有人回一回頭看看熱鬧，更不要說有人走過來勸一勸架了。后來我在她們的寢室里又見了她們，她們對我仍然保持沉默。據說，如果誰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實況，誰就有被辭退的危險。辭退意味著一份生活來源的終結。為了這份生活來源，一個個女孩子家———一個個年紀輕輕的人放棄了自己應該擁有的多少權利和生活情趣，變得如此麻木!不讓說話，不敢說話，不能說話，還有不想說話，這都是無聲世界的一種通病。難道真是無語可說？在這個無聲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層的女性總是承擔得最多，而承擔最多往往就要受傷最深，這些一無所有的女性除了讓自己如祭品般地被傷害，她們還能做些什么?

　　母親的眼睛一直在這個無聲的世界里注視著我。母親嫁給父親時才16歲，頭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來母親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啞巴三姐，按算啞巴三姐當稱為四姐才對)一下地，奶奶就將她扔進了村后的水溝里。母親剛剛滿月，父親便以兩塊大洋的身價將她賣給了鄰村的一個豬屠戶。后來母親替父親在我們面前開脫說，父親之所以要賣掉她是因為父親當年得了一場怪病急等現錢治病。可姐妹們都知道，母親是怕傷了女兒們的心而瞞下事實真相的，因為舅媽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父親要賣掉母親完全是因為母親接二連三生女孩的緣故。被**的當天，母親連夜出逃了，用一雙曾被裹殘了的半大小腳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離家200多里路的正陽關，被一家郭姓診所雇用，年工錢為兩塊大洋。母親預支了這兩塊大洋，托人捎給了父親。她用差不多是自賣自身的辦法保全了自己無愛的婚姻，算是贖回了一個女兒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親19歲。我的血管里流淌著鄉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執地牽引著我的帶淚的托付，緣起這里。

　　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條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著的女孩子卻不知為什么是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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