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蒂洛·迪芬巴赫十二問 | ||
| 【編者按】蒂洛.迪芬巴赫（Thilo Diefenbach，中文名江燦），德國科隆大學漢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和當代文學研究，出版過《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暴力傾向》等著作和論文。曾于2004年夏天專程到武漢訪問過劉繼明，并將其《海底村莊》、《明天大雪》、《知識分子與后知識分子》、《論金錢》等小說和隨筆翻譯成德文。 1，文化大革命時您在哪個地方、做什么？“文革”對您有什么影響嗎？ 答： 文化大革命談不上對我有什么影響。因為文革爆發(fā)時我還不到3歲。我出生于湖北省石首縣（今石首市）一個長江邊上的小村子，那里位于湖北省與湖南省交界，是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結合地帶。在我印象中，那場波及全國乃至影響全世界的運動似乎并沒有像后來許多控訴文革的小說描寫的那樣恐怖和悲慘，人們的日常生活跟以前也沒有什么不同，照樣忙于春種秋收和各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過著一種忙碌而又平靜的田園生活。當然，大人們參加各種政治學習的機會比過去多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候的游行活動比較頻繁，許多農民（那時稱“社員”）和中小學生排成長蛇般的隊伍，沿著鄉(xiāng)村小路邐迤而行，一邊高呼口號，臉上掛著興奮和激動的表情。我們這些小孩子站在路邊，像看戲一樣，也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喜悅，覺得比過年還要熱鬧。這種心情大概跟你們西方小孩子過狂歡節(jié)時差不多吧！ 當然，這只是一個鄉(xiāng)村孩子的模糊印象，不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總體描述，更不是評價。 2，您在哪里上的中學呢，中學時代對您后來的經歷有什么影響？ 答：說到這個可有些復雜了。我的少年時代差不多貫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按照中國現在流行的認識，1966年到1976年都屬于文革時期，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1966年到1969年），那時中國的城市和都農村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大學也是這樣），凡是適齡學童都能夠有機會接受中小學教育，為了普及教育，不僅縣、公社一級設有中學，連一些鄉(xiāng)村（當時叫“生產大隊”）也辦有中學。 在那個時代，中國按照毛澤東關于“教育要改革，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思想，實行“開門辦學”，以培養(yǎng)“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接班人”。學生除了在課堂上課，經常到農村、工廠，參加社會勞動，也沒有什么升學壓力，可以從小學直接升初中，高中則需要考試，當然錄取標準很寬松，一般來說只要愿意讀書，就可以念高中。 在我記憶當中，那是一段美好快樂的時光，雖然物質匱乏，但那時候的孩子似乎比現在的孩子們要快樂一些，因為我們不僅學習課本上的知識，還經常到田間地頭和工廠去參加勞動、接觸大自然，這使我們很小就培養(yǎng)起一種對土地和自然的親密感情。中國導演姜文曾經有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想電影里表現的情緒是我們這一代人心里都能感受到的。 我讀高中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了，隨著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少村級中學紛紛合并，所以我也只好從一個中學被轉到另一所中學，轉了兩三所中學，才讀完整個課程，拿到一張高中畢業(yè)證書。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幸運，因為如果是現在，由于越來越昂貴的學費，以我的家境，恐怕是很難有機會讀完高中的，更不用說上大學了。 3，在您提供的小傳里，您說您務過幾年農。在哪里務農？是自愿的嗎？ 答：我中學時語文成績優(yōu)異，曾經在全縣舉辦的語文考試競賽中得了第三名，但我的數學成績一塌糊涂，經常不及格，甚至還得過零分。那時我就開始狂熱地喜歡上了文學，立志當一個像高爾基或杰克.倫敦那樣”自學成才”的作家，對考大學并無興趣，所以，高中畢業(yè)后，我沒有直接考入大學。在當時還處于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社會環(huán)境下，作為一個農村孩子，除了回家務農，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既是自愿的，也是被迫的吧！ 4，但實際上您沒干過幾天農活，就到新廠鎮(zhèn)文化館工作了，對嗎？您認為您后來成為一名作家是一種必然嗎？“文化館”是一種什么機構？“新廠鎮(zhèn)”在哪里？ 答：新廠鎮(zhèn)緊挨長江北岸，是石首縣的一座老鎮(zhèn)，距我出生和長大的那個叫茅林口的村莊大約七八華里。我回鄉(xiāng)剛當了不到一年的“社員”，中國農村就開始實行“包產到戶”，推行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全面解體了。我也許骨子里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農民，從小喜歡幻想，性格內向敏感，不大合群，與周圍的小伙伴也玩不到一起，經常莫名其妙地被孤立起來（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對務農毫無興趣，除了近乎貪婪地閱讀，并開始學習寫作。這樣，到1983年我發(fā)表了第一篇作品，是一首詩歌。由于這種成績，再加上一個在縣文化館工作的親戚的推薦，不久我就到新廠鎮(zhèn)文化館（當時叫文化站）做了一名臨時工。在那兒當過書店營業(yè)員、錄像放映員，也從事過民間文化整理等工作。 文化館大概是中國從前蘇聯引進的一種機構，負責組織群眾文化活動和培養(yǎng)各種文藝人才，包括音樂、舞蹈和文學，還從事民間文化的收集整理。那的確是一個有利于文藝人才成長的地方。據我所知，中國不少當代作家如韓少功、余華和陳應松等人也有過在文化館或文化站工作的經歷。 5，請您具體告訴我一下您到新疆旅游的背景和過程，好嗎？ 答：確切地說，我到新疆不是去旅游，而是一種流浪。我在鎮(zhèn)文化館干了一年多，就被縣文化館作為人才招聘，做了一份內部文藝刊物的編輯。但由于臨時工的身份，始終低人一等，我覺得很受壓抑，后來因為得罪了一位頂頭上司，領導讓我去某個剛成立的小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名義叫調動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貶斥和放逐，我不甘于這種任人宰割的命運，一氣之下決定遠走新疆。 那時新疆在中國內地人心目中，是個遙遠陌生而又極端貧困和荒涼的地方，就像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那樣，一般是處于生存絕境的人迫于無奈才去的。我記得啟程之前，家人和不少朋友都來送我，我的母親當時已經60多歲，在縣城幫親戚照看孩子，她一直把我送到江邊，不住地落淚，仿佛我從此一去不復返了似的。實際上，我也的確是打算去新疆扎根謀生的。此前我曾經與新疆吐魯番（就是那個著名的葡萄之鄉(xiāng)）一家文學雜志的主編聯系過，那位主編還給我回了一封信，表示歡迎我去，要我等待確切的消息。但我等不及就踏上了這趟前程未卜的旅程。 后來的情況是，當我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車終于到達吐魯番之后，那家刊物卻被整頓停刊了。沒辦法，我只好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逗留幾天后，開始了繞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浪跡新疆南部的孤獨行旅。途經庫爾勒、阿克蘇、喀什、和田等地，差點兒碰上一場突發(fā)的霍亂。這段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像一部美國的西部牛仔片，后來被我寫進了一些詩歌和小說里。我本來是期望尋找機會在新疆呆下去的，但后來我又改變主意，決定報考武漢大學的插班生。幾個月后，我便返回了湖北武漢。 那一年，我才二十歲出頭。 6， 1992 年到1994年，您曾經參與創(chuàng)辦過海南省的兩本法律雜志。這一點很有意思，因為法律顯然跟您的專業(yè)和興趣沒有多少關系。我想知道，您為什么決定了做這樣的工作？ 答：我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分配到湖北省歌劇團時， 1989年的那場大規(guī)模學潮（在中國稱之為“政治風波”）剛剛結束，作為這個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事件的目擊者或參與者，我的心情可想而知。隨后不久，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志，中國開始全面啟動市場經濟改革。第一次從廣播上聽到鄧南巡的新聞時，我正在鄂西北某個偏遠的山區(qū)農村參加社教工作隊，我發(fā)表在《收獲》和《上海文學》雜志上的《渾然不覺》和《前往黃村》就是在那兒寫成的。我模模糊糊意識到，在困頓和迷惘中徘徊了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將出現某種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后來影響和改變了大多數中國人生活的市場化和商業(yè)化浪潮。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南方最早的兩個經濟特區(qū)深圳和海南成為了最受注目的地方，許多文化人和大學畢業(yè)生將那兒當作了他們實現個人價值和淘金的最佳場所。正處于彷徨中的我也不例外。但我之所以去海南，并不是像大多數人那樣懷著發(fā)財的夢想，而是無法忍受劇團那種一團死水般的沉悶。這一點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我為什么參與創(chuàng)辦那兩份法制類雜志，那也僅僅是我找到的一份職業(yè)，跟我的專業(yè)興趣無關。況且，當時那家雜志的總編輯和谷先生是一位來自陜西省的散文作家，他對我的賞識也是我加入到這一行列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我原來所在的劇團領導勒令我回去（我沒有辦理辭職或調動手續(xù)），我很可能就長期留在海南了。 《海底村莊》、《明天大雪》等小說就是來源于在海南的感受。我喜歡那個陽光燦爛、空氣透明干凈、到處都是椰林的美麗海島，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懷念我在海南度過的那兩年時光。 7，您在《知識分子與后知識分子》一文中說:“在當前的文化界，這類人被命名為‘后知識分子’”。請您說明是誰第一次使用”后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您第一次看到這個詞是在哪一本雜志里？ 答：我已經記不清最早是在哪本雜志上看到“后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了。《知識分子與后知識分子》大約寫于1995年，那正是中國的市場經濟發(fā)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份。在經過了幾年近乎失語的困頓期的中國文學和知識界開始蘇醒，試圖重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當時由《讀書》和《上海文學》雜志組織的“人文精神”討論，可以看做這一征候的顯著標志。這股思潮的主要特征是一批人文學者和作家以批判的姿態(tài)，對市場化和私欲泛濫給中國社會和人的道德狀況嚴重下滑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存在的精神缺陷等負面影響提出質疑和批評，呼吁重建人文精神。 但這一思潮很快遭到了同樣來自知識界內部的反駁，這就是一批運用后現代主義理論詮釋市場化進程的更為年輕的學者，由于他們熱衷于解構傳統(tǒng)，不加分析地肯定市場化或全球化進程，喜歡用“后”命名當時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的形態(tài)，所以文化界稱之為“后學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陳曉明和張頤武，這二位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評論家。我記得，“后知識分子”最早好像就是張頤武提出來的。 所謂“后知識分子”，是相對于西方傳統(tǒng)意義上的啟蒙知識分子而言，即拋卻知識分子的精英身份，參與到以“日常化”、“平面化”和“話語狂歡”等為表征的市民社會與流行文化的建構，類似于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 8，《明天大雪》中提到一個叫“江姐”的人 （小說集《我愛麥娘》，第141頁）。她是誰？ 答：江姐是中國195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名長篇小說《紅巖》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名女共產黨員，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夕，被國民黨特務抓進監(jiān)獄，受盡各種酷刑，仍然堅持自己的信仰，最后從容就義了。這個根據真實人物創(chuàng)作的文學典型曾經影響了中國的幾代年輕人。 9，《明天大雪》還提到一部叫《滾滾紅塵》的電影。請您告訴我這部電影是什么時候出版的，大概是什么內容？ 答：這是已故的臺灣女作家三毛編劇的一部電影，描寫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女主人公同他當了漢奸的男友之間悲歡離合的苦戀故事，有點兒像《亂世佳人》，據說，故事取材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張愛玲和他的丈夫胡蘭成（也是一位作家，后來投靠日本人，當了漢奸）的經歷。這部電影于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公映后，引起極大反響。 10，您的隨筆《論金錢》里提到《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住別墅的女人》。請您說明一下。 答：1990年代上半葉，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不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生活，而且這一時期的文化也出現了與之相適應的變化，一大批表現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和中產階級生活理想的文藝作品也相繼涌現，《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和《住別墅的女人》就是其中兩部有代表性的電視連續(xù)劇。 11，我發(fā)現您曾經寫過一本偵探小說，我有點兒驚訝。偵探小說能不能包括在“文化關懷”的范圍里面？看了您所有作品的題材，偵探故事是個例外，那您寫這類小說的動機是什么？ 答：謝謝你閱讀得這么仔細。《柯克或我經歷的九樁案件》當時是作為長篇小說出版的，出版這本書的是一家以出版“公安題材”為主的出版社，大概出于吸引讀者的考慮，他們將這部書包裝成了“偵探小說”，但結果還是只發(fā)行了5000來冊。我的書發(fā)行量很少超過一萬冊的。 其實，這本書是由我的一系列獨立的中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的，除了一個名叫柯克的偵探貫穿始終，各篇之間并無任何情節(jié)上的聯系，也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偵探小說。我不過是借助偵探小說這種形式，來表達我在其他小說中也關注過的主題或事物罷了，就像羅伯.格里耶的《橡皮》和愛倫.坡的那些短篇小說一樣。順便說一句，我曾經非常喜歡坡的作品。 12，我讀完了您的長篇小說《一諾千金》，覺得它與眾不同。我最感興趣的是“佴城“這個地方。我已經發(fā)現了四部提到“佴城“的小說：《海底村莊》（1994年）、《失眠贊美詩》（1994年）、《投案者》（1995年）、《一諾千金》（2003年）。所以，我想問您一下：第一，迄今已經有人寫過一個關于“佴城”的論文嗎？不然的話，我很想做這個，讓這樣的文章當作我的研究的第一個成果；第二，在您的作品中，還有別的提到“佴城“的小說嗎？ 答：據我所知,盡管有些評論家也注意到了"佴城"在我小說中的隱喻意義,但專門作為一個對象進行研究似乎還沒有。我在2000年以前的大部分作品差不多都是以“佴城”作為敘事背景的,主要收入在小說集《我愛麥娘》、《中國迷宮》和《尷尬之年》里，尚未收入集子的還有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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