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正毅 曠新年

1990年代，“腐敗是次優選擇”、“減員增效”、“吐痰”、“白送”被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白蟻一樣的“改革家”成了呼風喚雨、橫行一世的當代英雄。郎咸平因為作為經濟學家揭露丁國有資產流失和化公為私的驚天黑幕，成為2004年中國最著名的人物。這已經漸漸成為了一種共識：“郎咸平風波”將會像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一樣載人中國當代史冊。同時，反過來也有人恨之入骨，有人說：“他這樣搞，真的可以讓一個人上天堂，也可以讓一個人下地獄”。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乾坤顛倒：該下地獄的上了天堂，該上天堂的卻下了地獄。

    在中國，匪夷所思的經濟學大大透支了文學的想象力。如果僅僅就想象力而言，當今中國那些紅得發紫的經濟學家，他們是諾貝爾文學獎最合適的候選人。相比之下，文學卻除了表演脫衣舞，除了所謂的“下半身寫作”，已經毫無作為。文學的想象力較之令人目瞪口呆的生活，真是相形見絀、黔驢技窮。

    人們都在反思所謂“純文學”。我們不必葉公好龍，“純文學”并不構成一個真正的問題，更構不成一種罪過。真正的問題不是文學之純，而是文學涂脂抹粉，成了“霓虹燈下的哨兵”。                    

近來，《那兒》不脛而走，許多人都在關心和討論這個作品，盡管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那兒》都不是一篇高水準的作品。然而，這樣一篇并非出色的作品卻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關注，這更是一個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人們為什么關心它、談論它?同時，它也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文學到底是什么?

    1990年代最觸目驚心的變化之一是工人階級——不，是工人身份和地位的變化。工人曾經被欽定為“領導階級”，被賦予一種特殊的地位。曾幾何時，工人階級成了一個像恐龍一樣的概念。他們已經從歷史舞臺的中心消失，作為“下崗工人”或者最廉價的“人力資源”播散到城市的邊緣。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說：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階級共同的被剝削的命運促使他們產生另一種意識，也就是英特那雄耐爾。民族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階級意識則是無產階級的鮮明特點。列寧在《歐仁•鮑狄埃》中說：“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然而，列寧所締造的蘇聯的崩潰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使《國際歌》悲壯雄偉的聲音從地球上悄然消逝了。我們通常說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但是，實際上，工人階級常常處于被奴役、被宰割和不覺悟的可悲狀態，他們缺乏長遠的目光，看不清自己真正的利益，正如《那兒》里的主人公“小舅”所感嘆的：“他想不通，工人階級怎么能這么冷漠?這么自私?”實際上，這并不矛盾。正如列寧所說的，工人階級并不是自發地具有階級的意識，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是依靠先無形的長城徹底隔離了，知識分子的墮落和工人階級的淪落成為了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工人階級失去了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失去了工人階級，都是一種不幸。

    《那兒》把工人描寫得那么消極無為、逆來順受，這是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特殊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由于工人階級被賦予一種特殊的地位，他們就像動物園里的麇鹿，肥胖的身體，遲鈍的感覺，忘記了危險和奔跑。在中國當代史上，他們不僅不是一種最先進的階級，而且相反，工人階級往往是保守的、被動的，沒有任何變革的熱情和對歷史的自覺意識。當有一天歷史拋開他們而掉頭前進的時候，他們就處于一種渙散的狀態，產生了一種無奈的沒落意識。作為一個巨大的弱勢群體，他們無所作為。他們自己本身已經被新自由主義話語徹底“說服”了，承認自己是“弱者”。而沒有意識到，他們作為“弱者”并不是他們個人缺少智慧和力量，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知識”，因為他們受到權力和資本雙重的欺壓和掠奪。他們的貧窮，是出于另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需要，是“吐痰”和“白送”的結果。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支配的世界上，工人階級的任何反抗和抗議都顯得理屈詞窮。也因此，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里，無產階級如何重新組織起自己的話語，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因為私有化意識形態的支配，如何搞垮國有企業成為了主流經濟學思考的一個根本問題。“靚女先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冰棍”說也因此流行。“吐痰”論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說法：國有企業就像一個飯碗，誰想搶到這個飯碗，就往里面吐痰。他們設計和推行寡頭私有化的政策，千方百計使國有資產大蒸發。北京大學有一位經濟學家匪夷所思地把貪污腐敗和掠奪國有資產說成是“物歸原主”。在流氓無產階級一夜之間轉變成流氓資產階級的過程中，作為這種社會改造和歷史轉變的杠桿和動力的經濟學，堂而皇之地宣言：“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因此，我們應該借孫行者的金箍棒，掃清妖氛，必須把“不講道德的經濟”打回政治經濟學的原形，必須揭露權錢交易、權力和資本交歡的罪惡真相。

    《那兒》描寫了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宰下工人階級的悲劇命運。工會主席“小舅”的抗爭及其失敗構成了小說主要的內容。然而，“小舅”的反抗來自于一種純樸的良知和道德力量。小說從“小舅”丟狗寫起，這構成了后面的抗爭的起點。這種抗爭的動力自然直接來自于杜月梅的悲劇遭遇。杜月梅的身上曾寄托了“小舅”美好的初戀感情。但是，生活毫不猶豫地毀滅了杜月梅。在生活的壓迫下，她淪為私娼，喪失了尊嚴。她的身體被貶低成為物品，被貶低成為廉價的商品，她被迫喪失了人性。正是由于美好的事物遭到無情的毀滅，才激發了“小舅”內心深處的同情和道德的義憤，激發了“小舅”的抗爭力量。

    類似《那兒》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屢見不鮮，比如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和《薄奠》。《那兒》的故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革命文藝的經典作品《白毛女》。《白毛女》描寫地主黃世仁傷天害理，在大年夜搶奪民女，逼死人命。實際上，革命文藝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借助了中國傳統強大的道德資源。剝削階級喪盡天良的行為使他們徹底喪失了道德的合理性，最終也將使他們徹底喪失掉歷史的合理性。同樣，在《那兒》中，工人階級被出賣、被剝奪，最后被迫從事為道德所不容的出賣肉體的“勞動”。杜月梅被迫出賣自己的身體，在這一刻，她已經轉敗為勝。在現實中，她是弱者。但是，在道德和歷史的審判面前，她不再是弱者，不再受到譴責，而是相反，她的血淚喚醒了巨大的同情力量，同時，逼良為娟的歷史自然激起人們的義憤和思考：我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有人說，生活本身比《那兒》更令人震驚。確實，比起生活來，文學顯得多么的蒼白、貧乏和無力。“日常生活”成了文學的棧道，文學成為了玻璃瓶中的舞蹈。文學遠離生活，人們也遠離文學。向生活學習吧，從遼闊無邊的生活那里汲取力量和想象力吧。但是，另一方面，我倒認為，《那兒》還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作品，而它之所以不是那么有力，是因為批判和抗議還沒有真正找到一種“文學”的表達方式。

    有人把《那兒》視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人們一再談論“新時期文學”終結的話題。隨著另一種不同于“新時期”的“傷痕文學”的出現，“新時期”破綻累累，再也無法修復和延續，已經確定無疑地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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