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和事佬
武遙知道，楊玲在學校里也許會面臨一些小麻煩，他對妻子沒有用這些事情來促使他那煩擾的大腦進一步腫脹，心中由衷地感激。自從一腳踏入蘇南工學院的大門，他就好像陷入了一團亂麻堆里。武遙在思想政治戰線上能征善戰，一向以具有快刀斬亂麻的本事著稱于世，這次卻覺得有些頭大頭脹。那些亂麻好像不再采取被動的態度，消極地等候他的斬割，而是先發制人，采取一種主動進攻的戰略，一窩蜂地擠進他的腦袋中，使他頗感吃緊。作為分管運動的市文革辦公室主任，他根本就抽不出那份時間和精力，來親自關心各個中學文革工作組的情況。他不得不把這方面的事情，交給兼任文革辦公室副主任的恭鵬志代勞。對妻子學校里的情況，他也詢問楊玲過幾次。但那不過是一種象征性的做法，是對妻子表示關懷的一種必要形式；明白人稍一嗅鼻子，就能聞到“走過場”的氣味。當然，他自己必定不會認可這種曲解性的嗅覺。因為從這些談話中，他畢竟能順手牽羊地了解到中學里的不少運動情況，使自己在聽取恭鵬志工作匯報時，不會顯得一無所知。如果要發號施令，也不至于如瞎子聾子一般，閉目塞聽。
在嶄新的革命形勢下，如果以為武遙同志一下失去了快刀斬亂麻的能耐，就未免太簡單化了。他所遇上的復雜情況，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工學院一開初就出現的兩派觀點尖銳對立的文革形勢，其間再摻雜上一個王小燕，使他陷入了一種左右為難的困境。而矛盾的焦點，根據王小燕到他家作客時所反映的情形，集中在對待工學院兩年前舉辦的“半工半讀”試驗班上。
1960年，武漢大學創辦起了“半工半讀”試驗班。這一嘗試，起源于毛主席1958年9月12日去武大視察時，對學生要求實行“半工半讀”提議的支持和鼓勵。在一次全國性的高校教改經驗交流會議上，武漢大學對外介紹了舉辦這一試驗班的六大優點。[1]
蘇南工學院的前任黨委領導見賢思齊，積極果敢地引進了這一新生事物，在機械系也創辦了一個類似性質的試驗班。但是人們對新生事物的態度，并不按天下母親對待親生嬰兒那樣，一概抱有偉大的母愛精神。1965年新調來的校黨委書記華得鈞，按照王小燕的說法，或許是帶著一種最要不得的“后媽情結”，一開始就對試驗班抱敵視態度，千方百計要把它扼殺在搖籃里。
華得鈞采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借“試驗班學生能不能學到東西，學校不放心”為名，要試驗班學生和在校同年級學生會考“復變函數論”。試驗班師生一是反對，因為試驗班不主張、不繼承那套資產階級的考試方法。二是不怕，自認為學用結合，學得深，學得活，能夠在考試中取勝。校方裝出“公正”的樣子，事先“約法三章”：一，請第三者(既不是試驗班教師又不是非試驗班教師)出考題和監考。二，密封考卷。三，考題內容照顧到雙方。但是在校方審題時，卻偷偷去掉了三題應用性強的考題，換上了理論性強、認為對普通班學生有利的考題?？荚嚱Y果，試驗班的成績大大優于普通班。
第二次又會考“數學物理方程”，校方背信棄義地完全按照同年級普通班的講課內容出題，結果試驗班又優勝于普通班。院領導慌了手腳，欲以偷改考生試卷分數的卑鄙手段，來達到扼殺試驗班的目的，但是被試驗班教師所發現而未能得逞。
第三次進行理論物理考試，試驗班大多數學生成績優良，無一不及格。
這三次考試，考出了試驗班的影響，考出了試驗班的威風，考出了試驗班的優越性。主考老師的評價是：
①學生雖然以自學為主，但是概念清楚，思路明晰；
②一般的基本內容都掌握了；
③學生們能用自己的語言，把理論和應用結合起來表述。學得不錯，學懂學通了。
許多過去不明真相的師生，發現試驗班辦得比某些人的評價好得多，一些原來在普通班只搞單純課堂學習的學生，也紛紛要求參加試驗班。在一封封申請書被扣壓的情況下，有人就管自直接去試驗班報名。把持學院教學大權的某些所謂“學術權威”們，對此十分害怕。他們采取封鎖、阻撓、顛倒黑白、篡改事實等卑劣手法，極力詆毀、抹殺和消除試驗班的影響。當同校學生們紛紛要求介紹試驗班的情況時，以華得鈞為首的院當局卻橫加阻撓，蠻橫宣布：“不準談試驗班，否則就是違背組織原則?！蓖庑５娜藛T前來取經時，他們回說：“試驗班就是‘四不’，即不講課，不答疑，不改練習，不考試?！贝笏镣崆囼灠嗟膶嶋H情況。他們還對堅持試驗班教學的教師和系干部，扣上不聽黨委的話、試圖擺脫學校黨領導和鼓勵學生走資產階級個人奮斗道路的大帽子。十分支持試驗班創舉的馬列教研室講師馬進，借去南京出席一次哲學理論討論會之機，向到會的省委領導告了狀，才使院黨委被迫取消批判斗爭試驗班發起組織者的安排打算。
1966年春節后，院領導一反過去老指責試驗班學生“不務正業”的常態，把這個班的師生，統統趕到鄉下搞社教運動，迫使試驗班的教學活動中途停頓了下來。而深入工廠農村實際，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試驗班一貫主張的口號，對于院黨委所作的這種安排，自然沒有理由加以抗拒。
五月初，試驗班師生接到上級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根據對全國文革形勢和走向的判斷，就以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為名，把院黨委敵視反對試驗班的所言所行，搬上了大字報。這種公然“在泰山頭上動土”的出格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院黨委有組織有步驟的系統性壓制和反擊。而武遙在六月初所看到的那份危言聳聽的“辟謠”，就是在這一特定背景下所出現的產物。武遙本來還以為，這一“辟謠”純粹出于年輕人的想像和捕風捉影。但是進了工學院校園，他才知道：王小燕在他家里所作的上述反映，并非全是無根無據的一面之辭；在校黨委保衛處的保險柜里，確確實實地躺著一份絕密文件，文件的名稱叫：“蘇南工學院反黨小集團情況分析”。
按這個文件的說法，從五月初以來，校園內如火如荼的大字報批判熱潮中，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一些應該使一切具有革命警惕性的人們應該加以注意的雜音。有那么一些大字報，每在大批了一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之后，總要居心叵測提出諸如此類的疑問：“為何半工半讀試驗班受壓制，而封、資、修的東西卻能在蘇南工學院大行其道？”“是誰在縱容、支持和包庇資產階級黑幫分子在工學院為所欲為？”“為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在工學院受到抵制？為何工農子弟在學院中不成比例并受到歧視？”“革命的根本問題是領導權問題，蘇南工學院的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里？……”
據統計，這類含沙射影把矛頭指向院黨委的大字報，為數極少，卻具有很大影響力。每當這類大字報一出現在學院大禮堂的墻壁上，立刻能夠喧賓奪主，把許多大字報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們的跟前。文件斷言：這個小集團的核心分子，就是那幾個熱衷于搞所謂“試驗班”的骨干人員和幕后支持者。因此，文件中又把它稱之為“試驗班反黨小集團”。
一段時期來，只要在學院內大字報區看到水泄不通地擠著一堆人，無需擠入人群查證，必定是這類極具蠱惑力和能煽動起人們強烈好奇性的大字報，在興妖作怪。高等學府里年輕的或年老的知識分子，并不能夠超凡脫塵，擺脫陳舊的思想窠臼。他們和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成員一樣，堅定不移地相信：一級黨委的領導，就是代表了黨的領導。建國以來各種各樣的運動，形形色色，使人目不暇接，可曾見過有哪一個人，在哪一場運動中，公然和黨委領導作對之后，能夠安然無恙逍遙法外地逃脫黨的嚴厲懲罰？而這些大字報的作者卻如此膽大妄為，幾乎把向院黨委挑戰，作為其洋洋大作一個須臾不離的主題，這種向社會公義和民族常識公然挑戰所包含的引人入勝之處，就好像使人讀了驚險偵探小說的起頭之后，眾讀者們難免心癢難熬，急于了解情節的發展，急想知道下回分解。而好多黨性和革命性不是十分堅強的讀者，在這種閱讀過程中，其思想與情緒也不知不覺受到感染，竟然忘乎所以地希翼：小說中弱小而又狂妄地向黨挑戰的主人公，可以僥幸取勝。人們往往無視公理和自身利益所在，盲目愚蠢地傾向偏袒弱小者，這本來就是人類的一種普遍弱點。這種使人扼腕嘆息的人類通病，不僅很容易使讀者們在耳渲目染中，陷入偏激思想情緒，而且身受毒害而渾然不知。這絕非危言聳聽，把懷疑的、挑剔的、心存敵意和不知好歹的眼光指向院黨委的大字報，正在穩步增長，聲勢日見其浩大。
而按照文件作者的觀察分析，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北大那篇“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后，這個反黨俱樂部所吹奏的調子，已經喪心病狂地把工學院黨委書記華得鈞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或明或暗地相提并論。而工學院的部份師生，既然對此將信將疑，姑息縱容，認識不到這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遭受到1957年的沉重打擊之后，向黨發動的猖狂反撲。在九年之前，階級敵人是以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為名；而這一次，則是以響應毛主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戰斗號召為名，再次向黨發動進攻。然而這類進攻，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抓住我們工作中的某些錯誤缺點和毛病，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興風作浪，無限夸大。蘇南工學院廣大革命師生的無產階級立場堅定性，面臨嚴峻考驗。蘇南工學院黨委的英明正確領導，正遭受史無前例的挑戰！
而根據保衛處同志的嚴密觀察和周詳調查，那些把矛頭指向院黨委的大字報，大部份均出于這一反黨小集團的成員之手。這個反黨小集團或暗中呼風喚雨、串聯策劃于密室，或推波助瀾，煽風點火于基層。他們行蹤詭秘，經常不在學校卻在馬進家中進行秘密聚會，背著學院領導四下出動，大搞“非組織性”的活動。這些人數量雖少，能量極大。而作為試驗班發起者之一的王小燕，是這一集團核心中的頭面人物。王小燕依仗其優越的出身條件和喜歡出頭露面的虛榮心，處處沖在頭里，公開站在大字報前從事鼓動宣傳，與明辨是非的大字報讀者辨論爭吵，強詞奪理。另一位試驗班成員、機械系的調干生曲湘川，和作為試驗班熱心鼓吹支持者之一的馬列教研組講師馬進，則躲在幕后出謀劃策，不僅泡制混淆視聽的反動文章，而且窺測方向形勢，制定跟院黨委領導作對的策略和拉攏師生的手段。他們無視組織領導的耐性勸導和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地在學院黨團組織系統之外，從事“非組織活動”，并且欲蓋彌彰地在市區貼出好多作賊心虛、“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辟謠”通告；甚至不惜采用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地方黨委施加壓力影響。充任這個反黨小集團軍師的馬進，其反黨行為一直可以追朔到在六十年代早期。他經常以教育講臺為陣地，超越教育大綱范圍，對黨的一些方針政策和社會上的某些現象妄加評論，肆意歪曲攻擊。而抱有政治野心的曲湘川，入學以來對現機械系領導一直心存不滿，并利用其中共黨員和團支部書記的身分，拉幫結派，與組織分庭抗禮。王小燕則一貫“唯我獨革”，對專業學習不感興趣，在政治上卻好出風頭，經常借班級民主討論會、團生活和學生會活動等場合，對老師、同學甚至學院領導的政治和生活表現，評頭論足，以“左”的姿態和過激言論嘩眾取寵。這個集團的正式形成于1966年初下鄉參加社教運動時期。對這伙人在社教運動中和地富反壞右分子伉靡一氣向黨進攻的陰謀活動，以及馬進1957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念書時期的表現，正在進一步調查核實之中。
讀了上述機密材料，聽取了有關方面的情況匯報，武遙頗為吃驚，兩條濃黑的臥蠶眉頭，緊緊地擰成了一個結。他沒有想到：連他親自經歷的情況，竟然也成了檔案材料之一部份。他把那份“辟謠”帶進市委大院，本意是為消弭化解矛盾，七傳八轉，卻好像事與愿違，反而起了加劇矛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先入為主從王小燕那里建立起來的初步印象，同站在王小燕對立面的領導者的看法，差距是如此之大，幾乎是水火不相容！他應該立足于彌合這一虛假的敵我差距呢，還是把它看作是階級斗爭活生生的反映，從而在兩種對立觀點中選擇其一，作為自己的立場？這是他首先需要確立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他懂得這一選擇的重要性，因為這不僅有關蘇南工學院文革運動的發展方向，也有關自己能否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站穩腳跟，作出建樹，從而最終能夠令人信服地完成省委領導所期待的順利交接班。然而他并沒有意識到，他的這種最初選擇，后來會導致他走向一條始所未料的道路。在一場他自以為理解而其實并不確切理解的政治大風暴中，這條道路后來竟然使他在錫城市變成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一個使數十萬人十分崇敬而另外數十萬人極其憎恨的人物。
作為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武遙從來就不相信命運。于是命運就決計給他上課，手段之慘烈殘忍，超出他所能作出的最壞打算。當然這些都是后事，武遙并不能作未卜先知的神機妙算。他所能做的，首先是在校園里四出溜韃，視察那些反對院黨委和支持院黨委的各種大字報；同時還采取“溫故知新”的方法，閱讀了院黨委辦公室在前一時期秘密摘錄的大字報抄件。得到的感覺，好像是雙方的觀點立場都有偏頗之處。一部份師生把院黨委教育路線上的一些偏向，說成是蓄意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這顯然是夸大其詞。而反對這類偏激觀點的大字報作者，卻又采取了另一種夸大其詞的偏激立場──把前一類偏激觀點持有者，乾脆斷定是反革命集團，反黨反社會主義“小爬蟲”，資產階級新右派。武遙對于這類占多數的過激反應，并不感到陌生；然而以文革開展以來的黨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論精神來衡量，這類反應似乎并不受到鼓勵和支持。最高層試圖輸送的信息，與大多數人所作的接收與反應，兩者間明顯存在著巨大差異。而作為體現代表黨中央領導的大多數基層黨委，毫不令人驚奇地同大多數人站在一起。或者勿寧說，他們帶領廣大基層骨干群眾和依靠對象，毫不猶豫地采取一如既往的傳統立場，從而使黨的最高層與基層之間，出現了并非人人都意識到的脫節現象。這種脫節現象，跟這些領導者與部份被領導者之間的對立情況，相互糾結在一起，形成一堆亂麻。而這堆亂麻所涉及的范圍，就不僅是蘇工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到更為深廣的社會政治背景。這對一個局部乃至整個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將意味著什么？武遙僅僅隱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以他所具備的思想水平和客觀認識條件，卻不可能對此作出深思熟慮的回答。甚至，他都沒有能夠對它加以足夠的重視，把找出正確解答，作為指導他下一步自覺行動的基本前提。
武遙對馬進，毫無直感印象，與那位頭扁耳方的曲湘川，卻是有過一面之交。那天他走下車，看到由“辟謠”通告所組成的那個人群聚集圈之外，停著一輛載有漿糊桶、紙張等的三輪腳踏板車。車子旁，另外聚集著一個規模較小的人圈。圈子的中心，便是這位貌不起人、后腦勺特扁平、眼珠卻十分黑亮的曲湘川。只見他在人群中侃侃而談，所談問題的范圍，卻并不完全圍繞那份“辟謠”內容的本身，卻更注重于解釋“辟謠”文章所揭示的社會含義。他顯然不僅是個能干的講演者，而且是個耐性的傾聽者。武遙在他所熟悉的宣傳行業中，上下周圍，各色各樣的天才演說家碰得很多，卻很少看到有哪位演說家，為了傾聽對方的意見，那么愿意隨時準備打斷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話頭。武遙不能記憶曲湘川那天講述的所有話題，然而有一段話卻至今還留在他的腦子里，他甚至還能記得曲湘川講那段話時一本正經的表情。那段話的大意是說：在我們好多單位里，單位領導總希望把他們看作黨的化身。只要哪個群眾或下級不合他們的意見想法，就“啪嗒”給你一頂反黨帽子；這是不對頭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每個人對事物的認識，都可能發生偏差，都會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就如站在這里看那張“辟謠”，因為遠了一點，加上太陽反光，我們看到的象是一張白紙；此時此刻，站在這個位置和角度上看過去的人，得到的一定都會是白紙的結論。這是因為我們受時間、地點和條件的限制，但如果走到近處或不反光的角度去看，大家才會發覺：自己原先親眼看到的，并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張黃紙。他還舉了不少類似的例子，言簡意駭，緊扣一個主題：就是不要把各個單位的領導，看做黨的化身。而應該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對任何事情都要問個為什么，絕對不能盲從，絕對不能提倡奴隸主義。
武遙記得，當時那群聽眾聽了曲湘川這番話，眼睛里都流出欽佩之意。顯然，這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并懂得講究策略的人。他并不加入同伴跟交通警察的爭論，而是另外開辟一個戰場，在外圍做群眾工作，爭取輿論同情。而且他不就事論事，而是用深入淺出的方法高談闊論，運用常識加上可以使老百姓覺得言談不凡的哲學理論，爭取聽眾的同情支持。如果那邊與警察鬧僵了，他就可能把身邊聽眾對他的欽佩轉化成一種群眾聲援和輿論壓力。實際上，武遙已經聽到群眾中有支持學生貼大字報的喊叫，這喊叫者也許就是前一刻剛剛從這個小圈子轉入那個大圈子的聽眾。另一個留下來的記憶，就是在武遙加入交談并自我介紹了身分之后，他馬上就開列出了交換條件：可以揭下墻上的那張大字報，但必須勞駕武遙帶一份進入市委大院。非常地精明！竟好像是在同他討價還價地做交易。這，就是這位“反黨集團”頭目在武遙記憶中留下的基本印象。坦率地說，武遙對他甚至比對王小燕還要好感，覺得他政治上更成熟，更有哲學分析頭腦，更會做群眾工作，也更善于妥協。從跟小燕子交談的情況看，她對這位比她年長四五歲的“調干生”，顯然也很欽佩。武遙知道，要能夠贏得王小燕的欽佩，并不是容易之事?；叵胱约寒斈暝诮洗髮W從事學運的時候，論年齡相仿，論水平還達不到曲湘川這種程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第一印象是真實的、可靠的，能夠反映一個人的本質，而不是象材料所揭示的那樣，這種印象是虛假的，欺騙性的，在政治上具有極大的危險性！
武遙的第二步，是遵循共產黨的老傳統，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根據“兼聽則明”的原則，他以所謂“反黨集團”的幾名骨干分子，作為了解重點，對有關成員進行大量訪談。
武遙先找了機械系具有很高學術名望的老教授孫趨，被視為“又紅又?！睒I務尖子的中青年講師劉海南，以及院學生會主席邵敏。這三個人不僅在年齡上分別代表了“老、中、青”三個不同層次，在政治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孫趨是解放初期受共產黨感召從海外欣然歸國服務的專家學者，按黨的內部方針，屬于利用改造對象，然而歷任院領導對他卻十分器重，委以種種名譽性的頭銜和實質性的教學科研大權。劉海南代表了黨在建國以后所培養起來的第一代自己的知識分子，一身兼有業務皎皎者和時代幸運兒的雙重特徵。邵敏則代表了黨按照長遠的設想，正在精心加以培養的第二代紅專結合的革命接班人。這三個人又同時代表了那個“反黨小集團”的對立面。孫趨是這伙人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主攻對象，劉海南是他們的“副攻對象”，邵敏則是站在他們對立面的強烈批評者。
孫趨滿頭銀絲，雖然眉目被皺紋所包圍，那細密而白皙的紋路，卻明顯是一派智慧的象征，與衰老無關。孫教授對曲湘川的評價，是既有贊揚又有惋惜，總的感覺是有關部門把這個“調干生”送錯了門。如果把他送進以應用、維修和保養技術為主的什么?？茖W校深造幾年，以他的基礎水平和實踐經驗，很可能成為一個技術革新能手之類的有用之才。可是來這所注重基礎研究和技術設備開發的部屬重點大學，他雖然在應用科目方面成績不錯，人也既聰明又肯刻苦用功，基礎知識和理論方面的薄弱，卻拖了他的后腿。借用一句英文中的俚語作形容，叫作“圓身子的鴨子被塞進了正方形的孔洞里”。對環境無法適應，就導致了對環境的抵觸情緒，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白硬襯領下套著銀灰色西裝背心的老教授，在悲天憫人的搖頭嘆息中，明確表示：他不同意把這位工人大學生，當作“反黨分子”來看待。但是他認為，高等學府就是培養國家高等工程科技人材的搖籃，而不是培養工人技術員的地方。培養一百個“半吊子”，頂不上一個完整的“滿吊子”。現代生產力的提高，光憑大批輸送技術員和“半吊子”工程師，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主要靠科學技術上的根本性突破，靠國家全力以赴地培養出大批具有這種突破能力的專家學者?，F在雖然批判白專道路，批判“讀書第一”，但是他還要講：為了中國的繁榮和富強，就要強調發奮讀書；是學生，一萬年也要發奮讀書！
對馬進，孫趨表示自己教材料力學，對方卻教哲學，隔行如隔山，業務上沒有關系，個人之間缺少交往，因此就無可置評。提到王小燕，他說他所得到的最深印象，是從校園里的高音廣播喇叭里來的。從那總是氣勢澎湃、充滿激情的播音聲調中，他就知道這個女孩子，存有過多的旺盛精力，需要尋求出口發泄?！啊啻悍磁哑?，青春反叛期嘛！”孫趨最后用復述性的排比句式，結束了他對自己“淺識陋見”的表達。
劉海南兼任機械系黨總支委員之職。一頭濃密油亮的烏發，波浪形地起伏著，優美地覆蓋在白皙的額頭上。那種白皙，與他昔日精心培養過他的導師孫教授相比，因為充滿著朝氣蓬勃的光澤，就儼然顯現出一派“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氣概。當然這絕不是他的主觀愿望；膚色使然，如果因此而帶給別人一種錯覺，他也無可奈何。其實他對自己的學術引路人，一向十分謙卑恭敬。師道尊嚴，乃是他靈魂核心中的核心。他對曲湘川的看法，可沒有他所敬重的師長那么寬容：“純粹就是變態心理！”劉講師以后起俊彥所特有的銳氣和直率，一開口就先定性質，然后闡發：“你想吧，他在工廠時，又是黨員，又是工段長，又是先進生產者，又是一群文盲半文盲中的最高知識分子。到了工學院，除了黨員，以及領導考慮他的組織能力，讓他當個團支書之外，他什么都輪不上！在這里要看成績，看分數，這是硬標準。其它都是次要的，只能象征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對他是有害的，因為它使他感到心理失衡，使他背上包袱，使他覺得老受歧視和虧待?？傊?，使他從思想上到心理上，都出現巨大的落差。于是，他就需要尋找機會加以彌補，彌補方式就是對學院正常的教學秩序和方針，橫加挑剔評論；利用前院黨委領導趕時髦的心理，頭腦發熱地加入什么‘試驗班’的鬧劇。人家武漢大學帶頭創辦的‘試驗班’，就因為出現了不少問題而不得不加以重新審視評價，他卻利用他的黨員身分，不斷向組織施加壓力，硬要重復人家已經走過的彎路。試驗班幾次考試成績還過得去，不是得益于那種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辦學形式，而是當初開班時，除了少量裝點門面的調干生，就精選了一批學習底子很扎硬的學生。這些學生如果按照正規的教學方法在課堂上接受嚴格訓練，能夠掌握到的知識水平，不知要比成年累月泡在廠里高出多少倍。而為了照顧工農調干生所搞的這種試驗班，客觀上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實際上對國家是一大損失。”
對于院馬列教研室的馬進，因為不在同一個系工作，劉海南表示對其人其事不是很了解。只是耳聞他講課能力很強，能夠談笑風生地把馬列主義理論，闡發得聲東擊西，津津有味，使本院最容易使學生打盹和逃課的課堂里，坐無虛席，個個精神抖擻；不能不使人佩服。但是為了充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趕超國際科技先進水平，學院領導和師生必然更重視專業學科。哲學雖然也是一門專業，卻是“軟專業”，萬金油，不管哪個專業的新生，第一學年都要學上幾十個課時，當然就不可能象理工科專業那么吃香。但是他不甘心，借口要突出政治，讓學生多接觸實際，到社會大課堂中去學習馬列哲學理論等等之類，老是去院黨委提要求，出建議，成為試驗班的主要鼓吹支持者之一。你只要想一想，一名馬列教研室的哲學講師，卻熱心萬分地卷入與其本行完全無關的機械系專業試驗班中去，未免太離譜了吧！然而，劉海南對跟自己屬于同一代人的馬進所抱的心態和動機，表示理解：“要是我處在他的位置上，說不定也會這樣做。這不是要反黨，而是要向黨顯示他的存在價值！”對馬進的評論，劉海南采取了這種闡述在前、結論在后的表達方法。
“至于王小燕嘛，烈士子女，根正苗紅。特別優越的政治條件，變成了拖累她的包袱，導致了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致命弱點！希望工作組能夠盡力加以幫助挽救，不要使她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眲⒑Ｄ袭斎徊恢牢溥b和王小燕之間所存在的特殊關系，因此就帶有信口開河的成份；而信口開河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一種最恰到好處的表達程式。
學生會主席邵敏也是一個女孩，但是與王小燕相對照，就好比一個是文靜溫柔的月亮，一個是火辣辣的太陽。她長得細眉玉眼，穩重端莊，只有那兩瓣薄薄的嘴唇，才會在經驗豐富的觀相者眼里，暴露出她文靜儀表遮掩之下的能說會道。“我對馬老師的認識有待深化，反正一年級上他所教的哲學課時，我是很受他的吸引迷惑的。從現象到本質，總存在著一定距離。但是至少有一點，我一開始就抱有疑惑態度。一個人的馬列主義水平再高，首先必須向黨靠攏。按照列寧的觀點，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必須依靠堅強的、具有嚴密組織紀律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形式，才能成功。這條基本道理，我在上中學時就懂得，因此從那時起就積極向黨靠攏。”
說到這里，邵敏頓了一下，似乎在猶豫，是否有必要向武組長匯報，她曾經是一名當時極為罕見的中學生黨員。然后覺得這是畫蛇添足，就跳躍過已經涌上舌尖的話語，急速地轉向下一句疑問：“但是為何馬老師至今仍然不是一個黨員呢？如果他真正地信奉馬列主義，難道會允許自己象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分子那樣，一面游離于共產黨的大門之外，一面夸夸其談地大談馬列主義嗎？……”
當話題轉向曲湘川的時候，邵敏對這位曾經當過她學生會競選對手的大年歲同學，抱有更為嚴重的關注和憂慮：“我倒不覺得他有什么變態心理。他考慮問題的層次范圍，他的目光視野，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和出發點，都好像同他的身分不相稱。我一直就奇怪，無論他過去作為一個工廠里的工段長，還是現在作為一個班級的團支書，怎么會對那些有關全局性的大事、那些應該由黨中央毛主席考慮并決策的問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比如他對院黨委重視教育質量和專業水平的做法，以及對試驗班所引起的批評意見，動不動就提高到整個中國向什么方向發展的高度來上綱。他還認為，為了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對全國的教育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些重大問題，是對全局情況缺乏確切了解的一個基層黨員所應考慮的嗎？如果每個中共黨員都像他那樣，都自搞發明創造，都自以為可以對國家大政方針說三道四，我們還要不要黨的集中統一指揮和領導？我們是做黨的馴服工具、做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還是人人都來爭當發動機？我覺得：他的關鍵問題，是有個人野心。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見、設想、考慮、建議方案，我總覺得不屬于我們這些學生干部的職責范圍，不是黨所安排他要發揮的作用。除非他是專作空想，否則他就必須掌握相應的權力，比如說，至少是我們院黨委的權力，他才有可能在我們學院范圍推行他那套東西?！?
對身為學生會宣傳委員的王小燕，因為是她的直屬部下，邵敏充份顯露出了與她外表相一致的溫情：“她是受了蒙蔽，被人當槍使而已?！?
武遙覺得他跟上述三位人士的談話，大有收獲。從談話中，他不僅對“反黨小集團”的“三駕馬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對談話對象，也取得了第一手的印象和感覺。而這是他請手下人代勞、然后聽匯報所無法達到的效果。隨后武遙又訪談了其他一些調查研究對象，發覺與上述三位人士的觀點相左，在蘇南工學院也存在著相當數量的人，同情和支持內定的“反黨集團”，而對孫趨、劉海南和邵敏等抱有很深的成見。
一位出身農村、穿一件藍格子土布襯衣、性于名根寶的學生認為，孫趨對穿著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工農子弟的學生，心底里是蔑視的。對于他們在課堂上的提問，總是抱著愛理不理的態度。在課余時間，更不用說了，他根本就不搭理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紤]到喝過洋墨水的舊知識分子的通病及其回國服務的愛國心，如果對孫趨的趾高氣揚尚能諒解的話，可氣的是，劉海南作為勞動人民培養出來的第一代業務尖子，對待勞動人民子女的惡劣態度，比起他的前輩來，卻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說吧，當工農子弟學生在課堂上向孫趨提問時，孫趨習慣的應對方法，就是優雅地豎起食指說：“等一等，我講完這個問題再回答你”。而結果呢，也許他的記性不好，也許他根本就沒有把你的提問放在心上，等他把問題講完，你從來就別指望他會記起你所提過的問題，和他不久前所作的承諾。而對那些衣著入時、善于社交的上流家庭出身學生的提問，他經常會贊許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提得好！”或“問得有意思”。然而毫不耽擱地立即給予循循善誘的解釋和講解。
如果工農子女提問的對象是劉海南呢，他會老實不客氣地對你說：“對不起，先生。這里不是工農速成補習班！”或者反問說：“你提得問題，跟我此刻所講的課題有關嗎？”于是課堂里就會響起一陣哄堂大笑，可是他卻獨自板著臉，似乎對講課被這種不應該有的哄笑所打斷，非常地不滿意。
而作為學生會主席的邵敏，照理應該不論出身高低貧富，代表所有學生的聲音和興趣愛好，為所有同學的利益講話和提供服務?？墒遣?，學生會對組織工農子弟參加不起的旅游、交誼會之類，特別起勁，而對窮學生對食堂伙食價高物次的抱怨，從來就置之不理。如果召開座談會，選派同學參加中日青年友好聯歡活動等，工農子女也絕少輪得上份。在蘇南工學院，出身工農家庭的學生雖然只占較小的比例，約30%不到，武遙從這些少數派學生交談中所得到的意見反映，卻基本一致。而個別政治上特別激進、理想主義色彩特重的革命后代，以王小燕為特出代表，加上部份出身城市中下層、家境與工農子女所去不遠的的學生，以及少數受到孫趨、劉海南等壓制排斥的青年教師，對上述意見反映，也抱有程度不等的同感和支持；對上述三位處于優勢地位的典型人物，存在著普遍的反感或不滿。
有位名叫刑冠智的青年教師忿忿地說，別看孫趨外表溫文爾雅，待人彬彬有禮，骨子里卻不啻是一名蠻橫的學閥。在他手里安排的教學科研題目和經費，一概被他的得意門生(例如劉海南就是其中一位)所霸占。只要是他手下親信申請的項目，哪怕毫無實際價值，總是能夠得到他的支持和扶助；如果出了成果，他就能以祖師爺的身分，自然而然地分享一份榮譽。甚至在雙方達成默契性的幕后交易條件下，堂而皇之地在科研成果和學術論文上，附簽他的名字。而對那些不屬于自己“近親繁殖”系統出身的學院同仁，在申請科研項目和經費上，則加以百般刁難阻撓，甚至依仗系領導院領導的支持，不惜動用行政手段加以壓制排斥。刑冠智認為他自己就是一個犧牲品。他和劉海南同是搞材料力學的。但是因為他是從外校調入工學院的，而劉海南是孫趨一手培帶出來的留校生，就因為兩人學術觀點不合，并且在業務上形成互相競爭的勢態，結果他就被迫改行轉教理論力學，系黨總支書記為此還搬用了一大套“革命螺絲釘”的理論。而孫趨既然還到他的面前，對他的被迫改行表示假惺惺的同情和惋惜。他慣會殺人不見血，而不像他的弟子那樣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盡管，刑冠智不否認孫趨放棄國外優越生活條件報效祖國的愛國熱忱，他對曲湘川王小燕等對孫趨所作的批判，卻拍手叫好，因為“孫趨是按照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世界觀，來實行他的‘愛國’理念的。如果社會主義的大學聽任他那一套泛濫成災，就跟解放前的大學，不會有什么大區別。而這些年來，孫趨成了院黨委眼里的大紅人，看不慣他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和排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工學院被資產階級專了政的觀點”。
聽了刑冠智對孫趨的這些評論，特別是“殺人不見血”的說法，武遙不由回想起孫趨對曲湘川所作的評價。初聽上去，他既不象劉海南那樣毫不客氣地把曲湘川斥之為“心理變態”，也不同意邵敏那樣把曲湘川說成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危險分子，而是為他惋惜，慷慨地給予某些贊揚甚至辨護。然而就那么輕輕的一句話：“有關部門把這個調干生送錯了門，”就對曲湘川的大學生資格，從根本上判處了難以駁回的死刑。而正因為這種判處，間雜有種種稱贊和同情惋惜，就比那種難免給人以夸張色彩和情緒傾向的“心理變態”、“有野心”之類，顯得客觀、中肯和公允，因而更有感染力和說服力。這是否就是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的雙重特性：愛國，卻不愛那些在他們眼里低賤一等的人？如果確實如此，對于由此所引起的仇視心理和報復行動，他們是否應該表現得毫無思想準備和滿腹委屈呢？從另一方面看，在批判“讀書第一”已成當前主調的情況下，孫趨那種仍然堅持和表達自己觀點的直率大膽，卻又使武遙看到了舊知識分子圓滑一面之外，所具有的耿直和固執。武遙同時也清楚，孫趨所代表的這種觀點，在黨內中高級干部中，特別是在那些具有較為廣闊視野的知識型中高層領導中，有著廣泛的市場。從中央，到省委，到院黨委主要領導華得鈞，他們在這方面的觀點，除了說法和用詞不同外，主旨幾乎一模一樣。也許，孫趨看到他武遙也具有學者型的外表，就把他也歸入了同一類干部的陣營，因此在一對一的交談時，仍然大放厥詞，似乎是要借機發泄他近來所受批判指責的牢騷怨氣。武遙不難理解這類立場想法的合理內核，覺得孫趨所作的主觀歸類，并不錯到哪里去。但是，武遙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并不僅僅局限于這一層含意。
武遙與黨內另一類主抓基層實際工作、知識層次不怎么高、思想視野不怎么寬、更關注短期實效的中低層干部，同樣頗多接觸和了解。對如今分配到基層工礦企業去的大學畢業生，從這一類干部口中聽到最多的抱怨是：不實用，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差，而且還常常自以為書讀得多而瞧不起基層的群眾和領導?！澳銜x得再多，在實際生產中派不上用場，又有什么用？”這是武遙在一家大廠作蹲點調查時，廠長對面對老出故障的東歐進口機床一籌莫展的大學畢業生，所作的典型抱怨。他知道，這種抱怨對于那個大學生來說，也許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在大學里所學習的東西，是按培養具有尖端科技突破能力人才的要求所設置的，怎么可以期待他能手到病除地解決那類在大部份情況下，主要靠經驗積累才能解決的實際技術難題呢？也許正因為這類抱怨多了，并且層層上達，必然會影響到黨內另一部份高層領導的思路看法，例如那位支持試驗班的原院黨委書記等……；最終歸結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他就有了一系列批評現存教育制度的講話。他老人家所支持的武漢大學的那個“半工半讀試驗班”，也就應運而生了。從這種班里出來的學生，在解決實際生產難題和動手能力方面，以及在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方面，對解除上述那類基層企業領導的不滿，無疑會極具功效。如果我國的整個高教系統都以此為指針，全面轉向，基層的生產效率肯定可以得到促進和提高。
問題是，誰來搞尖端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突破？中國已經在這方面遠遠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修正主義國家，如果為了照顧基層的普遍需要而放棄提高方面的全力投入，后者所造成的損失，與彌補前者所得到的收益相比，不知要大過多少倍！而培養科技尖子，是必需通過一定量的教育培養面來加以保證的，沒有大批的“矮子”作選擇面，上哪里百里挑一地“拔長子”呢？問題的困難之處在于：能夠從全面扎實基礎理論訓練過程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畢竟是少數。而絕大多數進不了科學院設計院而必須進基層企業的大學畢業生，因為當初培養重點和指導思想上與基層生產需要相脫節，就往往會受到學難致用的責難和抱怨。這樣一種兩難選擇的局面，這樣一種由于黨內工作分工和知識涵養差別所造成的不同側重點，竟然會變成文革中劃分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評判標準，并且在蘇工文革運動中，成為一個使人倍感困擾的矛盾焦點，卻大大出乎武遙意料之外。搬用革命方式來解決這一分歧和矛盾，是否就是一個明智的解決方法呢？這是武遙內心向誰也不敢透露的疑問。他想：如果能以某種形式，使那些有可能成為尖子的佼佼者，在不影響其專業深造的前提下，適當增加其接觸了解社會基層生活和實際需要，避免走與蘇聯完全類同的成名成家路線；如果那些主張“專家治廠”、“專家治國”路線的領導同志，對擔心可能產生新精神貴族的另一部份黨內意見比較重視；而這一部份黨內意見的持有者，也能夠明了培養科技尖子的緊迫意義和必須要付的代價，是否可以在兩條教育路線的尖銳分歧方面，取得某種兼顧雙方觀點的中間立場呢？
從武遙這種深藏在心頭的想法里，人們其實可以看到：他在黨內兩派意見分歧中，并不簡單地歸屬于哪一派。也許，騎墻派、折衷派這類的帽子，或者用錫城市老百姓的習慣說法，將其稱作“和事佬”，會更適合于他。當然，他是斷然不會同意接受這類帽子和稱呼的。作為主抓一個市文化大革命領導工作的市委付書記，他會毫不猶豫地宣稱，他從來就毫不動搖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在很多情況下，至少在他的主觀愿望上，他也許可以當之無愧地這樣說。僅僅在教育路線這一問題上，似乎是一個小小的例外。誰叫他既是一個知識型的干部，又是一個與非知識型干部有著廣泛接觸聯系的領導呢？這對他來說，也許是一種苦惱，又是一種驕傲。就類似一只蝙蝠，有時為自己既不屬于老鼠又不屬于麻雀所懊喪；有時，也許為自己能得天獨厚地同時體驗到老鼠和麻雀的感受，而沾沾自喜。除了在教育路線問題之外，他是否從來就毫不動搖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其實也大可存疑。對于這一點，人們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不斷發展，才能給他下定論。
從總體上說，一段時間來在蘇南工學院所作的調查研究，使武遙不僅感受到了教育路線方面的爭論，而且清晰地感受到比表面教育路線之爭更隱蔽、比預想更深刻的社會鴻溝。這使他胸口有些沉重。好像把腦袋里的亂麻一梳理，尚未完全理出頭緒來，倒反而增添了份量，一個勁兒地往下墜，起到了壓迫心臟部位末梢神經和微細血管的壞作用。但是，也不要把形勢和他的心境，完全看得一團漆黑；武遙也發現了令人寬慰的地方。因為這一切，都并沒有能夠改變他先前從聽王小燕情況反映中和從讀大字報所得來的基本印象。那個“反黨集團”的確鑿性和客觀可靠性，顯然難以成立，更經不起推敲。做科技研究的人沒有找到新發現，會感到掃興?？墒菍Υ藭r此刻的武遙來講，沒有新發現，卻使他松了一口氣。在這一點上，這位年齡不大的老布爾什維克，顯然也受了中國傳統人情世故的影響?？吹阶约阂压世蠎鹩训暮蟠皇窍萑胍粋€虛有其名的“反黨小集團”，心里就感到寬舒，而沒有想到這等于是損失了一大戰果，喪失了教育人民活生生階級斗爭的最佳事例，浪費了動員革命群眾布下天羅地網的時間、精力和心血，破壞了“引蛇出洞”的精巧構思。更重要的是，兵臨城下，千鈞一發之際，突然說這是竹牛木馬，是一個早就使人聽得耳朵生繭長膜的“狼來了”的故事，從而導致磨掌擦拳的革命斗士們頹然喪志，懊惱之間產生一種被愚弄和嬉玩的情緒；如此以往，兵無斗志，日后真有豺狼成群，攻城略池，就會左沖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后果不堪設想！而最關鍵之處，那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行徑，那些把矛頭直指院黨委的聲聲叫囂，與豺狼虎豹之聲，在本質上分明沒有區別。如果肯定這是“虛有其名”的反黨活動，那就等于是鼓勵大家都來向黨進攻，中國共產黨蘇南工學院委員會在錫城市文革辦公室武主任所率工作組的英明領導下，就只能采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紳士態度。照此辦理，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歷史使命，尚未全面展開，就已匆匆結束；革命半途而廢，同志們無須努力。所有這一切含義和后果，姓武名遙的新任市委副書記，竟然熟視無睹，置若罔聞，異想天開地要在勢不兩立的東風西風中間，搞修正主義嫌疑很重的折衷調和。他似乎對發現在共產黨所領導下的大學里存在一條社會鴻溝，比發現蘇南工學院存在一個反黨小集團的可能，更為驚恐。毛主席講“愚公移山”，他卻好像要搞“武遙填溝”，同曲湘川相似，也熱衷于搞個人的發明創造。
武遙首先把調和點，放在向黨猖狂進攻的王小燕一方，三番五次找王小燕，要他們把大字報中充份暴露其與黨為敵的火藥味去掉，把“嚯嚯”磨刀的聲音放低一點，然后倒過來動員說服革命的同志：這些年輕的反黨分子，不過是在發揚無產階級革命熱情的時候，對黨使用了不恰當的語言，熱誠可嘉，其革命積極性應該充份加以保護。對于他們的政治幼稚和錯誤，人們應該網開一面，高抬貴手云云。你說，那些同樣具有長期革命經歷、并具備同等革命資格和級別的革命領導，會按著他所撥動的如意算盤轉嗎？
這，就是對武遙目前處境的確切描繪和真實寫照。桀傲不馴的王小燕固然使他頭痛，來自強大革命陣營一方的抵制反對，更使武遙感到束手無策。他手下工作組的副組長任旭東，是解放軍某部的一名師政委。論級別與他同級，論關系，任旭東跟市委書記陸波更相熟，同他以前卻素無交往。因此武遙發覺在好多問題上，任旭東并不聽從他的意見和領導，相反卻跟院黨委書記華得鈞站在一起，對他形成夾攻之勢。對華得鈞，他也不能怎么樣。因為對方跟他也是平級，組織人事上又隸屬于輕工業部管。況且，華得鈞和任旭東畢竟都是正職，而他在市委卻暫時還屈居為一名副書記。所有這些，都使他覺得工作開展得十分吃力。任旭東和華得鈞不止一次在內部交換意見時，婉轉地向他暗示，要注意防止“右”的傾向。同時，他發覺在這段時期中，院黨委和任旭東等跟邵敏劉海南為首的一批師生，接觸十分頻繁。蘇南工學院的上空，霧積云堆，似乎正在醞釀著一場風暴。
這幾天，武遙回市委開常委會。會議上，陸書記在談到對文革的領導問題時，也不指名地提到了領導思想“右傾”的危險。散會后，臉盤精瘦身子也同樣精瘦的俞市長，與他留給人們干練敏捷的一貫形像相違背，磨磨蹭蹭的，仿佛有意在遲延他的動作。雖然已近盛夏季節，他卻仍套著一身細藍布的工作服；是防曬防寒，還是為體現勞動本色，使人莫測高深。老俞一向珍貴時間，這一刻卻令人費解地刻意加以浪費。原來，他是為與最后離開市委小會議廳的武遙，求得一個搭口同行的機會?！袄衔洌瑏礤a城后還沒有機會相聚過。怎么樣？一起上我家干上兩杯，飯后咱倆可以好好聊一聊。”
武遙略一猶豫，覺得應允又不好，不應允也不好。革命同志之間，串串門，聚聚會，本來是很正常的，更何況是市常委“一個班”里同班戰友呢？可是，他顧忌到俞市長與陸波之間的矛盾。而這兩位第一第二把手按照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又正好門對門地相鄰獨占隔壁的那個院子，而他則和三個常委同住另一個院子，其余那些常委則合住另外兩個院子。武遙搬進東巷后的第一個原則，就是盡量不串門。既然聽說市常委里有矛盾，最明智的態度，是不要攪和進去。而與其他常委一串門，就說不清，不沾邊也會被看成是沾邊的。即使采取“等距離外交”政策，去每個常委家都串一下門，精確計算和控制好在每家停留的時間和對每一位同班戰友的拜訪頻率，一碗水端平，也仍然惹嫌疑：這么熱衷于串門訪友，聯絡感情，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接班上馬？因此，不要說去隔壁那家雙人院，就是在自己所住的四人院里，他也是絕對地做到足不涉他人戶，相互碰見了，寧可學那些在出門時不期相遇的市井百姓一樣，彼此面對面地站定，各自背靠自己家的門板，然后就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上幾句，以示相互認識并遵守待人的規范禮貌，如此而已。更不要說紅杏出墻，跨越院門的限制，躥到俞市長府上作國事訪問。由于俞市長和陸書記是一衣帶“樹”、唇齒相依的緊密鄰邦，這種訪問被陸書記或陸書記家屬察覺的機率，可以用天文數字作估算。由此所造成的動機和效果，不用別人來懷疑，武遙自己都會首先產生疑問。據武遙自己近期的革命知識和經歷，這種現象也并非是錫城市東巷所獨有。在別地方好多類似性質和級別的院子里，也都呈現出這樣一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風光。在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中，在十七年以前還是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的同志關系，為何一下子會變成目前這樣的格局呢？武遙有時覺得這種現象很正常，有時又會覺得很反常，于是就在腦子里，向自己提出這種帶有神經質味道的疑問來。而今天，俞市長似乎也突然覺得這種風氣不對頭，勇敢無畏地向他發邀請，很有一點要與這種不正之風斗一斗的架勢。武遙思想開始動搖了：是有點不正常。本來不在一起工作時，還經常聚會交談，如今做了同事，反而避之尤恐不及，把同志與病毒和瘟神之類相等同，今后無論在什么場合下，再彼此相稱同志，不感到臉紅心跳，心理怎么能夠平衡？
俞市長雖然不是政工干部，是抓經濟建設的，其政治敏感程度，卻一點不比在政工系統工作多年的武遙同志差。對于武遙同志在一瞬間猶豫中所經歷的長距離思想搏斗，洞若觀火。于是就用暗示來表白，他并不想當反潮流的英雄：“陸書記今天一家都走親訪友去了。早晨出門前，我還聽到他老伴在門口喊，下班后要去參加一個什么生日宴席。客人都要等齊了才開宴?！?
武遙被俞市長不露聲色地點破心機，心中難免感到幾分慚愧。但是為這類慚愧，是不需要把臉紅起來的，臉紅也沒有用，愉快地接受風險率一下從天文數字幾乎降低到零的邀請，是戰勝慚愧的最佳武器。
進了那個雞犬之聲相聞的雙人院，果然發現對門的一幢別墅樓里，黑洞洞的，顯出一副杳無人跡的空曠和寂靜。進了俞市長那個燈火通明的家，才發覺這幢外表和其它兩個院的小樓相似的居所，原來存在著內在質量上的差別。首先，底層地面不再是光滑的磨礬石上加地毯，而是很精致的柚木拼縫地板。然后是皮膚感覺上的差異，空調裝置所放出的絲絲清涼氣，使武遙從濕熱的夏天，一下重新回到了舒適的春天。由于這人工制造的春天，這客廳柚木地板上覆蓋的厚重地毯，就不需要象自己家上上下下居所的地毯，按喜歡有涼快感覺的楊玲的動議，在一個星期天，用汗流浹背的代價把它們卷起來，統統塞入地下室。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裝飾、擺設、格調，都和其它常委樓的規格模式大同小異。可見與“一班人”成員的居住條件相比較，班長副班長所搞得特殊化，不，應該說，有關部門強加給他們的特殊化，極其有限。尤其是考慮到年齡和體質上的因素，誰叫他倆是“一班人”中年齡最大的長輩呢？特別是老陸，他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癥，一身豪氣，持續不斷地被疾病所磨損消耗。他抱著“小車不倒只管推”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帶病堅持工作。在上級領導關心他身體情況而派出武遙作為革命后來人之后，他與疾病作斗爭的意志更加堅強，干勁沖天上云宵。
人人都說江南好春光，可惜江南的春光好而不長，一年四季中，盛夏寒冬幾乎要占據了360多天中的大一半，年老體弱的人，就常常經受嚴寒酷暑的折磨和嚴峻考驗。當然也有陸波這樣的人，可以采取“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機動靈活戰術，來對付大自然的作難挑釁。按這兩年形成的習慣，也就是自1964年初始，省委在他與俞市長的意見分歧方面，老對他老陸波作更多批評，使他心情受挫，對惡劣氣候條件的抗衡能力，也相形見絀。因此每當梅雨季節降臨時，心臟部位對陰雨連綿造成的低氣壓特別不適應的陸書記，就不得不逃往不受梅雨天氣影響的地方去躲避。緊接著追蹤而來的是盛夏，老陸更不能用已經老弱病殘的革命本錢，跟酷暑炎熱硬打硬拼，秦皇島、大連港等處，就成為他與天奮斗的臨時革命根據地。從十二月份到春節前，陸波同志就呆在溫暖如春的昆明或廣州，一邊遙控指揮錫城市的革命生產，一邊輕蔑地嘲笑老天用陰冷濕冬對付錫城市父老鄉親的手段，對他卻不管用。然而，遙控指揮總是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雙人院別墅樓中裝置空調的起因，可能就是想改變老陸在同老天打仗中，老是東躲西藏的被動局面?？墒强茖W技術發展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可以輕快地隨身攜帶隨時調節周邊氣溫的空調設備，還沒有問世，陸波同志作為市委書記的活動半徑，又是如此之大，一年中躲躲藏藏的局面，就未能根本改觀。
這一年夏天，也許被文化大革命的熱潮所鼓動和感染，也許要為省委派下來的接班人樹立光輝榜樣，陸書記決心與老天爺真刀實槍地打一場陣地戰。他不再去秦皇島，也不再去大連港，總之，不再打著“敵進我退”的旗號，實行流寇主義路線。他從省委書記派遣武遙同志來錫城市協助他工作的談話中，明確了自己應該采取的積極態度。他一方面對新來的武遙同志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擔心他缺乏地方工作經驗，不了解情況，所以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應該從事的頭等大事文化大革命，一邊為武遙選派最強最可信賴的恭鵬志作其助手，一邊不斷地在幕后聽取匯報和進行指點。下次再見吧，秦皇島。下次一定來看你，大連港。錫城市的工作脫不開身，錫城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離不開老陸波。他留得及時，留得正確，因為他已經發現：武遙同志在指揮錫城文革運動中，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偏差和問題。在這一天的常委會上，他用很有分寸的語言，向武遙同志提出了警告。然后他信守向自己老婆子作出的承諾，去妻舅家參加生日晚宴。
俞市長雖然跟陸書記在工作配合上有矛盾，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他還是愿意盡其所能，作好這種配合工作。今晚就是一個明證。他擔心武遙對陸書記的警告沒有領會，或者掉以輕心，就既不等待第一把手的明確吩咐，更不作宣揚聲張，就趁陸書記不在同一個院子里的當口，主動積極地把武遙同志請到家里，幫助他提高思想認識。
作為開場白，老俞先談一些又算是題內、又算是題外的話。因為這跟當前文革有關，但是又跟陸書記在常委會的發言無關。他勸武遙作為市文革辦公室的正主任，要關注全市的運動情況，特別是對惠湖中學的情況，更應該多加關心。把事情都交給文革辦副主任恭鵬志辦，是沒有盡到領導責任的表現。因為其兒子俞彥也在那所中學讀書，俞市長對該校情況，就相當了解，也比較關注。聽說有人把學校的教育成果都否定了，還要揪“四家店”的黑后臺，俞市長對此感到由衷不安，不得不向武遙請教，問他知道不知道這“四家店”的含義和來歷。武遙疑疑惑惑地回答說，好像聽楊玲講起過。俞市長聞言點點頭，不提“堅決揪出‘四家店’的黑后臺”的大幅標語，正好蓋在刻有他親筆題詞“百尺竿頭、更上一丈”石碑上的細節，卻發人深省地提問道：“這把火到底要燒到什么地方去？”
老俞還提醒武遙，據他所知，他夫人眼下在學校里的處境有些不妙，勸武遙既要管大學里的和遠處的事情，也要管中學里的和身邊的事情。對惠湖中學的董校長，他是了解的。這么富有革命責任性的同志也要作文革對象，恐怕今后就找不到一個合格的校長了！見武遙雖然不吭聲，但是皺著眉頭顯然在認真思索他的忠告，他就并不打破砂鍋，而是點到為止，話題一轉，回到今天常委會所涉及的正題上。他提醒武遙在蘇南工學院，要認清自己所處的復雜形勢和環境，審時度勢，穩扎穩打。還告訴他，幸好有陸書記在背后把關掌舵，工學院黨委和工作組也經常有人主動向老陸作匯報反映，相信出不了大的岔子；但是要注意協調，防止牙齒和舌頭打架。然后，他詢問武遙目前對那所大學里的運動情況是怎么估價的。作為市委主抓工業生產的領導，他特別不希望看到，因為穩不住全市這所唯一高等學府的幾千名大學生，而連鎖性地沖擊工廠企業。因為他聽說，在外地，已經有大學生去工廠煽風點火“搞串聯”。
武遙對工學院的情況，心里正憋著一大堆話。但是要不是俞市長此刻的提醒，他壓根就不知道陸書記也在插手那里的事務。早知如此，他就應該跟陸書記好好通一下氣，以免真的使牙齒同舌頭打起架來。這段時間來，他看到校園里兩股對立的力量，都一個勁兒地朝著激烈對抗的方向運動，雙方都以為自己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都采用同樣單一武斷的肯定否定態度，對待自身和對方。眼看著那條被文革轟轟烈烈的表面現象所遮掩的社會鴻溝，在人為因素下進一步加深擴大，武遙深以為憂。
如果上升到理論來認識，這種鴻溝也許是集中體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之間的矛盾。消除這些矛盾，無疑必須假以時日。但是，以什么方式加以消除？是以暫時擴大矛盾的做法來最終消除這一矛盾，還是從現在就做起，想方設法縮小有關差別、盡力緩解這些矛盾？武遙知道對這兩種立場，黨內是有明顯不同觀點的。面對世界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形勢，東歐國家的領導集團和某些中國領導人，竭力主張“專家治國”、“專家治廠”和“專家治校”的路線，而毛主席則顯然對體現群眾路線的《鞍鋼憲法》、干部及學校師生定期參加勞動和旨在縮小“三大差別”的人民公社化等，表現出了非凡的熱情和執著。武遙過去總以為，這不過是中央高層領導在看法和做法上的一般性分歧，因此并不認為這種分歧有什么重大的社會后果和政治含義。但是自從毛主席在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問題，然后是搞城鄉“四清”社教運動，緊接著是當前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遙對基層情況了解得越多，觀察思考問題越深入，就越是覺得事情并不像他以前所想像的那么簡單。特別是在這段時期中通過，和工學院師生的廣泛接觸交談，他忽然發現，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即使排除掉那些驚心動魄的政治概念的摻雜，去掉由這種分歧所產生的作用影響力，社會不同階層中的不滿、抱怨、緊張、相互反感和對立敵視程度，似乎比他所預想的要嚴重得多。
從文革以來的報刊文章看，強調縮小“三大差別”的政治主張，顯然成了宣傳的主題，武遙記得在六月一日《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中，專門提到：“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最徹底的革命，這就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的最頑強的反抗。”顯然，目前的黨中央領導，已經把是否積極縮小和限制“三大差別”，上升到了政治斗爭的高度來對待，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覺。
除了對中央精神方向性的總體把握，武遙心里當然還有自己的看法：曲湘川和劉海南雖然都是中共黨員，但是他們之間的相互敵視對立，在某種意義上講，難道不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某種社會緊張的狀況嗎？正是基于這種不甚清晰的朦朧把握，武遙覺得對工學院兩派對立師生采取調和立場是正確的。他不認為他們之間任何一方，代表了一股與革命相對抗的反動勢力，而不過是社會主義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一種內部磨擦和沖突，就像他在1957年處理那個罷工事件一樣，應該十分謹慎、冷靜，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方針，加以處理。當然在眼下斗爭氣氛越煽越熱、革命高調越唱越高的情況下，他不能把自己內心的這些想法，原封不動地吐露出來。即使對俞市長，他也只能按照流行的大道理，原則性地把工學院的情況和他的看法擺了一下。
武遙對文革局勢雖然并沒有說深說透，也不可能說深說透，俞市長卻好像對他的想法心領神會，擺出一副很了解很贊同的樣子，連連點頭：“對，穩住大局，穩住大局就是一切?！比欢?，提要求總是容易的，越是簡單明了就越不會有爭議。要實現要求，卻是困難重重；尤其在方法和途徑上，更有說不盡的復雜性和爭議性。就拿“穩住大局”這四個字來說吧，說來容易做時難。折衷調和固然是武遙和俞市長一致傾向的對策，用院黨委和任旭東所偏好的狠抓階級斗爭的方法，未償就不能起到穩定大局的效果。而且如果在他們的背后還站著陸書記的話，武遙面臨的形勢和處境，就確實會象俞市長暗示的那樣，將變得十分地復雜和困難。武遙和俞市長告別時，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覺得這個聚談有啟發，有成果，心里頗感謝，嘴上卻不多說，只是雙方情思交融地握緊雙手，用力搖了兩下，剛說完“晚安”兩字，院門口的胡同，就突然變得一片雪亮。院門開啟處，是滿載陸書記全家人的小車，帶著耀眼的光柱，緩緩趟入。開車的司機是許洪元，他聽見陸書記的老伴疑惑地問陸書記：“跟俞老頭握手的是什么人？”
“新來的接班人。”陸書記淡淡地回答說。
[1] 這六大優點是：
①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實踐論》《矛盾論》等，培養了學生的哲學頭腦。
②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生下廠勞動與工人打成一片，熱愛工人熱愛勞動；達到了一級到二級技工操作水平。
③理論聯系實際，增學理論物理，電工學，無線電學等。
④活學活用，反對死讀書，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能力。
⑤教師與學生搞“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建立了新型革命師生關系。
⑥政治方向明確，組織形式短小精悍，教學方法機動靈活，有強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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