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鴻溝
世上大多數女人的情緒感受神經和這種感受的積累庫存，也許比男人要發達和豐富得多。然而她們的情緒感受方式和內容，卻會因為經歷和處境的不同，有天差地別的區分。比如，當凌漪千恩萬謝地退出前夏局長寓所的時候，心中是一派憂心忡忡，而作為市委新任副書記夫人的楊玲，近來卻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楊玲照理應該感到很滿足 。近九年的夫妻兩地分居終于宣告結束，無疑應該額手稱幸。雖然她和老武之間不是隔著一條浩翰如海的天河，也無須象好多靠探親假才能相聚的兩地分居者那樣，等待每年一度的鵲橋相會時機，但是經常在滬寧線上來來回回地奔波，擠車趕時的感受，并不很美妙。有時遇上丈夫恰好外出開會或下基層檢查工作，如果來不及預先通告，妻子還會白跑一趟。使楊玲每次去南京都要帶上幾盒的錫城土產“三鳳橋醬排骨”，因無人及時享用，發生貨物積壓的煩難，產生可能發出酸臭氣味的危機。
老武對“三鳳橋醬排骨”的偏愛，據說是從他首次上楊玲家作客起，拉開的序幕。而在此之前，雖然他聲明也曾慕名作過多次品嘗，卻沒有哪一次，可以同那次進餐時所領略到的滋味相媲美。面對那酥香、溜滑、甜潤的肉質，紅里透紫的誘人外表，正當他大夸主婦的烹調手藝時，楊玲卻不無遺憾地截斷他的話頭，告知這惹得他贊不絕口的桌上美肴，乃是從三鳳橋“老三珍醬排骨”店買來的現成貨，她不過是放在鍋里蒸了一下，承蒙大加夸獎，實在當之有愧。“哦，三鳳橋，三鳳橋，看來這三鳳橋的醬排骨，才有這真滋實味！”武遙恍然大悟地表示，他以前所品嘗過的，雖然也一概號稱錫城醬排骨，今日方知什么叫真宗！
此刻楊玲的父親，已有幾杯熱酒入肚，酒精隨血液奔涌，談興盛起。面對著昔日的學生和視作掌上明珠的愛女，滿臉紅光地問道：“你們可知道這三鳳橋醬排骨的來歷嗎？”看到兩位後輩面面相覷，皆搖首自慚孤陋寡聞，就得意地“呵呵”一笑，娓娓道出一段故事來：
據說是在明清以前，錫城內有座大石橋，橋墩下河灘上，很多年以前就有一只破石臼擱在那里。年長日久，破石臼一邊接受風吹雨打，一邊納污藏垢，積滿了垃圾，長滿了青苔。有一天，有個江西人搖船到江南來尋寶。小船一靠近那放著石臼的橋側岸邊，他就不禁失聲驚呼起來：“有緣千里來相會，寶貝滾到眼前來。”說罷連忙靠船上岸。
橋邊有個豆腐店，老夫妻兩個靠此小生意勉強度日。那個江西老表尋上門來，一腳尚未完全踏進店堂，就開口問男店主：“老伯，橋墩下那只石臼是啥人家的？”店主見問的是那個破爛貨，感到奇怪，不以為然地回道：“這還是我老太公那一輩丟在那里的呢。”江西人二話沒說，忙拿出兩塊銀子朝桌子上一放，朝老漢連連點頭：“好好好，我出五百兩紋銀買你家那個石臼，今天這十兩作定金，十天后我帶足銀子來取貨。”店主嚇了一跳，一個沒人要的破石臼，竟然值這么多錢，真是天上落下來的財餉！便一口答應。看著江西人也是一副歡天喜地的樣子，樂滋滋地走開，心里也不無幾分納悶。
納悶歸納悶，老夫妻倆心里還是有說不出的高興，想想人家出這么多的銀子，也該把破石臼收拾一番才對得起人家。就下到河灘，把石臼里的垃圾盡數扔進河里，用竹洗帚把那破石臼，里里外外刷了個干干凈凈，然后請了幾個后生家，哼哼哈哈地叫著，七手八腳地把石臼抬回了家。
過了十來天，江西人匆匆來到豆腐店，老夫妻倆笑瞇瞇地把他迎進店里。江西人著急地問：“石臼呢？”店主說：“客官別急，石臼在房里，我已經把它洗干凈了。江西人一聽，心里暗暗叫苦，進房中一看，連連嘆息，說道：“你們……嘿！罷，罷，這破石臼我不買了，那十兩定銀也還給我吧。”老夫妻倆莫名其妙，忙問其中緣故。
原來這破石臼并不是什么寶，真正的寶貝，卻是石臼里的那堆垃圾。俗話說：“千年難逢天開眼”。有一回，老天真的開了眼。那日天光閃閃，彩云飄飄，三只仙鳳下到凡世間，飛到江南變成三只小鳥，竟在破石臼里宿過一夜，并在里面掉落下了一些羽毛屑。要知道，這仙鳳的羽毛屑是無價之寶，放到水里，水清如碧；放到菜里，鮮美無比。如今，破石臼里的垃圾都被扔掉了，夾雜在里面的寶貝也被扔得一干二凈，剩下那只光打光的破爛貨，便一文不值。
老夫妻倆聽完來龍去脈，后悔莫及，只好把定銀奉還。還好老頭比較想得開，回頭對老太說：“算了吧，悔也無用！你去買兩斤肉骨頭來燒燒，讓我喝兩盅酒解煩。”
老太買回肉骨頭，見鐵鍋有些生銹，就拿洗帚刷了一遍，隨后就燒火煮起肉骨頭來。只一炷香功夫，滿屋里便飄起一陣肉香，香得特別，香得出奇！店門口過路人的鼻子被吸引住了，都忍禁不住探頭探腦地朝屋里張望。隔一會，肉骨頭盛進藍花瓷碗里，老頭夾起一塊，嘴巴一沾，嘖嘖，活了大半輩子，從沒吃過味道這么鮮美的肉骨頭哩！忙問老伴：“老太婆，你用啥佐料燒的呀？”老太也奇怪，嘗了一口，果然味道奇美；細細一想，心里恍然大悟：剛才煮肉前，是用那把刷過破石臼的竹洗帚刷過鍋子的呀！“
老太和老頭一合計，忙把鍋里剩下的肉骨頭湯汁留著，下次煮肉時添在湯里。以后每回煮，每回留，每回煮出的肉骨頭都味香出奇，鮮美無比。后來，夫妻倆干脆關了豆腐店，開起了醬排骨肉店來了。這個店，據說就是在清朝時就以“三鳳橋肉骨頭”出名的莫家飯店的前身。至于那座大石橋，也從此出名為三鳳橋。人們只要一提到三鳳橋，就會想起吃肉骨頭。而那石臼里的垃圾連同仙鳳羽毛屑被扔在河里，流出西水關，流入了太湖；無怪乎太湖水年年月月，總是分外清澈明凈。
楊玲聽完這段傳說故事，在老父親面前由著性子，立即駁斥古人編故事水平的低劣，思維不合邏輯。江西人真要是識貨看中了破石臼里混在垃圾中的仙鳳羽屑，當場把垃圾捧走便成了。何必又化定銀又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武遙卻一言不發，沉吟半晌，不無感慨地嘆道：“這聽上去荒唐不誕的民間傳說中，卻很有幾份哲理在內。人們可總是容易忽視看輕那些其貌不揚、甚至外表丑陋的東西！”
從那以後，不知是因為那跟垃圾和仙鳳羽屑有關的哲理思考在冥冥中起了作用？是三鳳橋醬排骨具有類似香煙尼古丁那樣的強大誘惑力和征服力？還是因為這醬排骨同他的美好姻緣和記憶緊密相聯的緣故？老武的嘴巴，對錫城這一馳名于世的土特產，還真得產生出了特殊的嗜好。不僅憑著妻子每周或數周一次的“特快專遞”，他能三天兩頭地享受到那把“竹洗帚”上殘剩的仙鳳羽屑的鮮美滋味，還東一盒、西一盒地，分送給身邊的小車司機和機關工作人員分享。
楊玲對這種采購和傳遞差使，卻是又樂意又不樂意。樂意之處呢，如上所述，這醬排骨不僅同他倆那段美好的生活記憶，結有不解之緣，而且富有營養；凡是有利于促進丈夫身體健康的舉措，她都起勁。不樂意之處呢，也很明顯：楊翼已經七歲，雖然跟三鳳橋的醬排骨相比，老武對女兒的興趣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卻不能仿照捎帶醬排骨的辦法，每次赴寧探親時，一同捎帶在身邊。而象新栽秧苗般日增月長的楊翼，卻顯然很需要作父親的，經常出現在她的身邊。否則，她會把爸爸永遠當作自己生活中的匆匆過客。如果夫妻能結束這種兩地分居的局面，楊玲寧可不再承辦這傳遞運送錫城土特產的差使。
對于女兒的姓名，早在楊翼還埋伏在媽媽肚子里蠢蠢欲動的時期，他夫妻倆就已經訂好了協議，名“翼”是雷打不動的，因為這是外公的創作成果，意喻翱翔萬里，應該予以尊重；姓是隨機應變的，如果與父親同性就姓武，如果與母親同性就姓楊。結果是母親得勝利，父親好歡欣。因為按老武的原始動議，無論男女，都跟母姓，以滿足外公含而不露要使楊氏家族存亡繼絕的心愿。楊玲不同意，認為這樣做一是不公平，二是照顧遷就了封建落后意識。而這種意識，無論從一個黨的干部應該堅持的革命原則來講，還是按一個身為市政協委員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思想覺悟境界去要求衡量，都要不得，對它的討好迎合，是和時代發展方向背道而馳，而難獲一個現代妻子和母親的欣賞感激。最后還是上帝作了安排，派定楊玲生女孩；上帝是男性，因此就不無偏袒地站到了兩位男子的一邊，從而免了好多口舌，使兩個大男子欲讓武家后代姓楊的意愿得到滿足。而眼下使楊玲許多同事朋友羨慕不止的，是她離開了一房一廳的單套，搬進了著名的東巷。
東巷是市委主要領導的聚居地，在頂端呈波形起伏、砌有精致鏤空的青灰色高墻后，那些掩映在綠樹青藤中的花園式烏頂小洋樓，又稱“常委樓”，非要達到市委常委一級才有居住資格。因為小洋樓中擁有太多的空房間，連剛從幼兒園畢業的小楊翼，都有自己單獨的臥室；當然，待她稍大后，只要有她的心愿和需要，她也可擁有她自己單獨的書房，單獨的會客廳等。而楊玲的父親，還是堅持他的清高作派，當年不去石頭城，今日當然也不肯屈就“常委樓”，使他在至朋親友中克勤克儉樹立起來的名節氣概，須臾毀于一旦。楊玲理解父親的高風亮節，任勞任怨地接受在東巷和父親居所之間徒勞往返的不便和麻煩。然而真正使楊玲感到寬慰高興的，倒并不完全是那現代化的居住條件，那全套的地毯，綠紗窗，噴淋浴池，抽水馬桶，鋼窗結構的客廳、書房、臥室，等等之類。最最使她感到慶幸的、可以使她仰頭朝天長吁一口氣的，是她在奔向或離開惠湖中學圓拱形校門的路途中，不必再穿過那條使她感到不勝難堪的“草鞋浜”。
草鞋浜可以算是一個路名，但是這個路名并不代表通常意義上的一條街，一條胡同，一條小巷，而是一大片“滾地龍”。所謂的“滾地龍”，就是成片低矮棚戶房屋聚集在一起的居住區，性質上有些類似西方窮人集居的貧民窟。這些棚戶的屋頂由茅草組成，墻壁由蘆葦席糊上泥漿石灰充任。楊玲騎車經過這一地段時，一探手，似乎就能摸到緊挨兩個肩頭的茅草屋檐。茅草頂下和蘆葦墻里的主人，主要是那些從蘇北安徽等地在家鄉受災或不受災時，慕名來到這號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富庶之地尋找生路的逃荒者。他們中，有的在這塊污穢骯臟的地盤上已經居住了一二十年的，有的則是新來乍到者。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共產黨的統轄下，這塊居于城鄉交界處的特殊地段，似乎總是被人忽視或遺忘。沒有電燈照明，沒有下水陰溝，沒有自來水設施。人們通常都在離“滾地龍”不遠處的一條小河浜里淘米洗菜，取水做飯。如果要刻意講究衛生，就要走三四百公尺路，穿越那條作為市、郊分界線的野馬路，上那自來水集體供水站肩挑手拎，摜出一個分頭換一提桶清水，或肩挑或手提，負重而歸。附近地段上唯一的一家公共廁所，也在屬于市區的馬路對面，使得一部分草鞋浜的居民誤以為：這一設施似乎是專供分界線之內的市區居民使用的，分界線之外的也去借用，就有沾光揩油的意味在里面，以長江以北人士之性硬志倔，就有刻意發揮自強精神、堅決不占便宜者，不管白天黑夜，人來人往，對著馬路這邊草鞋浜的墻根，撂起手來就是一泡尿，而且往往褲腰帶尚未束好就已轉身。其間當然也有并無自強不息動機而純粹為省時躲懶者。這種場面被市政協委員的后裔所屢遇屢見，就難免覺得分外地尷尬。在夏天時，酷暑炎熱使空氣變得敏感，草鞋浜的屋前巷尾，總是散發著一陣陣腥臊的尿臭。寒冬季節，這腥臊的尿臭雖然被凝固住了，那臟兮兮的破布爛絮，被西北風卷著，在棚戶區的弄堂里滴溜溜地打轉，似乎無處可去，就很不知趣地追逐著行人的腳板歡奔。在雨雪天氣，草鞋浜更是變得泥濘不堪，使人會聯想起昔日紅軍過雪山草地時的艱難。草鞋浜的居民為應付困境，不知從什么地方撿來許多磚頭石塊，一塊隔一塊地，在泥漿中鋪設起一條條虛線似的“人行道”，予人方便，予己方便。然而，這一切還不是使楊玲感到最為難堪的尷尬部分。她在這條草鞋浜里，經常會遇到一些不欲相見的熟人，防不勝防。例如那位山東大漢金阿二，幾乎可以算是多年的交往，1957年她在報社群工組謀職之時，就跟他相識相熟。其尊容大照，甚至上過《錫城日報》的版面。這些熟臉熟面孔，一無例外，都是原運輸聯社的工人，舊社會時在碼頭貨場上“苦力的干活”，現在則是市運輸公司所屬一、二、三場的職工。這三個場由運輸聯社轉換脫胎而出，仍然保持集體所有制性質，仍然以膠輪大板車和鋼絲輪小板車為主，間雜以一部分用二十匹馬力柴油機改裝的三輪運貨車。由于這種柴油機的消聲裝置在設計上，讓位于提高功率的考慮，消音效果幾乎是零。因此車輪所至，黑煙突突，“砰砰砰”的轟鳴，聲震云天，因此被人譽為“砰砰”車。與這三個運輸場的雜牌軍特色相對照，公司屬于國營企業性質的運輸四場、五場和六場，則是完全的機械化部隊。其中四場和六場是王牌中的雜牌，儈集從美國道奇、蘇聯吉爾、羅馬尼亞的布雪奇等各類雜牌車型，而五場則是青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車。楊玲的學生中，因路途遙遠，極少五場職工的子女；而不乏前三個場職工的子女，興許是因為草鞋浜與惠湖中學相去不遠，就近入學的原則起了作用。而其中有幾位學生的家長，就是當初罷工鬧事的參與者，金阿二則是帶頭人。鬧事的結果，是交通局的部分機關干部，退出了所占用的運聯社職工的新公房。九年以后，見到當年有些鬧事者的居住條件依然如故，回想起當初她陪著老武到他們中間去所作的種種勸導許諾，她難免兩腮羞赧，愧對熟人。
以上情況，便是使楊玲感到難堪的核心部分。難堪的邊緣部分，本來是好事，是草窩里也出金鳳凰。但好事有時也會帶出使人難堪的結果來。在楊玲親自督帶的班級里，那位成績最好、靦腆得象女孩子的袁世清，卻令人不可思議般地，來自這塊使人覺得仿佛專門藏污納垢、象征愚昧落后與貧窮簡陋的地盤。1965年9月，在袁世清從高二升高三的一段開學日子里，楊玲在課堂里，卻突然看不到了這位可以稱得上品學兼優的學生。她就問他的同學。坐在他隔壁課桌上的黃軍，擠眉弄眼地說：“因為我們買不到棒冰吃。”楊玲不解其意，覺得這個答非所問的黃軍，應該懂得師道尊嚴，而不應該對老師的發問故弄玄虛賣關子。而且他那張冬瓜形的臉容，在某些女同學的眼里，本是雄赳赳的；把頗有氣概的濃眉大眼那么一擠弄，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幾分英雄本色，顯出一副粗俗相。幸虧有與袁世清同桌的張本度作解釋，楊玲才弄清原委，知道袁世清的父親臥病在床，家持無以為繼，袁世清跟著他的鄰居，投筆從“工”，上鐵路貨場當臨時搬運工，賣力氣掙錢去了。
在草鞋浜聯接野馬路的十字路口旁邊，有一小塊空地，一個腰彎背駝的瘦老頭，常把這塊空地，作為他的經營據點，夏天放個木箱賣棒冰，冬天豎個鐵桶形的爐子賣烘山芋，有時也煎籮卜絲油餅賣；偶爾也能看到他進一步降低級別，拿著鋼絲夾鉤撿破爛。而這位在她途經草鞋浜時經常碰見的“多面手”，想不到原來竟就是袁世清的父親。了解到這些底細后，楊玲便借出校回家之機，順道家訪。得知袁世清家父身無大恙，就是一個炎夏酷暑的辛勞熬過來，支撐不住躺倒了。她就抓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解決落實學雜費豁免；兩個基本點，就是一頭攻董校長，另一頭以學校名義與居委會聯系，要求幫助解決生活補助費。其間頗費周折和礙難，終于把袁世清從市貨運公司臨時搬運工人的階級隊伍中，重新拉回到社會主義大學生的候選行列中。然而麻煩開始了，從那時起，那個賣棒冰和烘山芋的老頭每次看到她時，都會表示出一種強烈的攀談欲望和感激心。有時還硬要往她手上塞個烘山芋什么的。這就把楊玲逼入非常困窘的處境中。她不得不找老頭的兒子談話，然而卻碰見了意料不到的場面：但見那袁世清，滿臉通紅飛騰而起的火燒云，在一聲不響中，竟然一路往下燒到頸脖子上，由此顯示的困窘，分明比她還要超出一百倍。而不要過多久，那老頭的自作多情，又會老病復發，不識好歹地亂搞張冠李戴，把共產黨所賜給的大恩大德，當作是她楊玲個人的施舍和恩典。楊玲由此覺得很冤枉，雖然每逢這種場合，因為周圍并無鏡子作端視對照，卻總覺得受之有愧，心想自己的臉色，一定也是紅彤彤的。于是，使得她又不得不去羞紅老頭那寶貝兒子的臉孔和脖頸，指責他那糊涂老子舉止行為和心理狀態的不得體和不正常。
從那次在課堂里詢問袁世清缺課原因起，楊玲對那個身高馬大的黃軍，心中就起了反感。她覺得他那種不三不四的回答方式，反映了一種不正常不健康的情緒。到了袁世清正式返校上課的那一天，她對這個軍隊干部子女就不僅是反感，而且有些憎厭了。記得那是早自修的時間，袁世清背著一只打有補釘的大書包走進課堂時，突然教室后排響起了一聲喊：“阿要買陰涼棒冰羅！”那假冒模仿的錫城人當地口音，那有意憋緊嗓門而發出的嘶啞聲調，顯然都是在模仿那個可憐的老頭兒，而真正羞辱的對象，則是那可憐老頭的可憐兒子。課堂里轟然響起了一片笑。笑聲中，那位擔當演員角色的黃軍，點頭擺腦，頗為能夠別出心裁地嘲弄別人而使自己顯得不同凡響，覺得自豪，微鼓的雙眼，在一副大臉盤上閃閃發著光采，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態。袁世清生得很清秀的小臉盤，頓時漲得通紅。如果他是一個女孩，也許會扭頭轉身，發狂地奔出教室，以躲避這種恥笑和羞辱。但是盡管他的長相，他的性格，與通常意義上的女孩，有不少類似之處，他畢竟不是女孩，所以就沒有退卻。他那彎彎長眉下的秀氣雙眼，直視著黃軍自鳴得意的臉神，帶著哀怨，帶著迷瞢，似乎在責問他的隔桌同學，為何要這樣殘酷地嘲弄他？而且使用了這樣一種殘酷的方式？
袁世清的父親，是他的恥辱，他的傷疤。但是這種恥辱和傷疤，卻并不與父親的叫賣棒冰相聯系，草鞋浜有好幾個迫于生機而不得不叫賣棒冰的人。甚至在前年暑假期間，他自己也參加過這一行列。當然不是在城的這一頭，而是橫穿整個城市，遠遠躲到極難碰見熟人的城南地區。難道賣棒冰，是應該被人鄙視嘲笑的嗎？這與他迄今為止所接受的一切教育，格格不入。
最使袁世清心中隱隱不安的是，在落實學雜費豁免和生活補助的過程中，楊老師又嚴肅又神秘地詢問起他父親的歷史情況來。這使袁世清覺得很驚訝，很兀然，因為他以前從不知道父親有什么令人羞愧的歷史污點。而楊老師并非無的放矢地瞎猜問，而是有根有據的。根據從居民委員會那里了解到的內部情況，他父親臨解放前，參加過一個什么“青年服務隊”之類的三青團外圍組織，還積極發展了十幾個人一起加入，并自任小組長。由于這個原因，草鞋浜居委會雖然知道他家道艱難，算得上這一地段的一個特困戶，考慮研究經濟補助名單時，卻不得不把其排斥在外。袁世清驀然發現自己父親，原來竟有一段與人民為敵的歷史，回家忿忿地向父親作責問。父親顯出一臉又后悔、又委屈、又歉疚的神情，聲音壓抑地回答說：“當時發展我的人說，入了它可以避免抓壯丁。有這么現成有用的護身符，凡是怕當兵的男人，沒有一個不動心的。我發展生怕抓壯丁的熟人朋友一起參加這個組織，滿心好意做好事，誰想到幾年以後就變成害人的事。唉！真想不到……。”父親嘆口氣，隨后講出來的情況，更使人覺得曲折離奇，好象是在聽《天方夜壇》。
那是在袁世清父親被戴上管制分子帽子的第二年，他上街時在一幢政府辦公樓前，碰上了那個以前竭力慫恿和發展他參加反動黨團組織的“首惡分子”，而且居然象模象樣地穿著一身藍色列寧裝。這個剛剛喪妻又被鎮反運動搞得暈頭轉向的鏍寡男人，并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捉拿敵特將功贖罪的天賜良機，應該不動聲色地暗中跟蹤，摸清他的動向后，向人民政府作告發。正相反，他卻傻頭傻腦地迎上去，自我介紹性地與之訕訕作交談；竟然不擔心他這樣做，可以被認作是想跟國民黨反動派重新接頭聯系的犯罪行為。可那個姓夏名思云的“拖人下水、陷人不義”者，竟然笑嘻嘻地告訴袁世清的父親，他是共產黨；以前躲在地下搞活動，以發展反動組織作掩護，如今鉆出地面正大光明地鬧革命了。然后和顏悅色地詢問袁世清父親的近況，然后皺眉頭，似乎對完全可以預想得到的結果始所未料似的；然后是鼓勵他老老實實接受人民的監督改造，爭取盡快重新做人。袁世清父親心中愀愀的，怨艾之心是難免的，但是對面前這位剛剛認清其廬山真面目的共產黨干部，又不敢口出抱怨，發泄不滿。所幸周末向有關監管人員作行蹤和思想匯報時，有了可以使人括目相視的新話題。可是，監管人員對他的匯報并不特別感興趣，無動于衷地在筆記本上記了幾排字；到底記了一些什么，他也沒有權利查閱。直到半年之后，有關方面突然宣布，鑒于他表現優秀，給他提前摘帽時，才知道那次的巧遇，對他并非一點沒有幫助。他以為從此可以象個無事人一樣了，但是不然，街道干部們雖然不再把他當敵人看，一般群眾對他總是另眼相待的。由居委會介紹安排的就業機會，也總是輪不上他。發狠把原先靠城中心的房子連一些家當一起賣了，還了治老婆肺癆欠下的一屁股債，逃難似地帶著兒子，搬遷到以前熟人絕少可能涉足的草鞋浜，依樣畫葫蘆地按著蘇北安徽新移民的方式，搭了一個茅草屋，以為從此可以忘掉或抹殺以前的那段歷史，神不知鬼不覺地生活下來。殊不知，新地方雖然起初沒有居委會之類的組織，卻很快就在大躍進年代成立健全了起來。而新的居委會，對他的失業問題，似乎并不放在心上。然后他就走上了與老婆相似的道路，得了慢性潰瘍，雖然沒有解放初期得肺癆那樣致命，原有的經濟困難就更為加劇。富有革命同情心和友愛心的居委會干部，對此應該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卻視而不見，始終不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有了兒子的責問，才如夢初醒，認識到“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共產黨的天下，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組織得細致嚴密，滴水不漏，并不為他提供瞞天過海的現實條件。他那不光彩的歷史，就象他身后的影子，猶如跑街狗屁股上的尾巴，隨便他轉移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也是甩不掉的！
但不管怎么說，在學校的聯系幫助下，袁世清家總算第一次拿到了地區上發的經濟補助。袁世清本能地感覺到，楊老師不僅態度對他仍然很友好，很賞識，而且會對他父親那段不光彩的歷史，亦為他守口如瓶地保守機密。真是又遺憾又可恨，那位地下黨人士不發展父親參加地下黨，而是甜言蜜語地把他拉入了大勢已去的反動錯誤陣營。由此造成的歷史后遺癥，連無辜的后代也跟著受牽累。盡管他因成績優異，循規蹈矩，經常受課堂表揚和期終獎勵，處處能得到老師的青徠偏愛，也受到好多同學的敬佩，每當這位黃軍同學惡作劇地把他父子倆不懷好意扯在一起，就使他感到有些心驚肉跳。雖然這種惡意的牽扯，暫時還沒有帶上政治色彩，但是近兩年來，學校中講出身講成分的政治空氣，已經越來越濃，使他經常產生一種提心吊膽的恐懼感。黃軍是那么熱衷于拿他父親賣棒冰、撿垃圾之類的情況，作為取笑打擊他的資料，如果有朝一日被他得知父親的歷史問題，袁世清簡直不敢想像，會有何種更加使他臉面掃地的場面，會被這位以侮辱作踐他人為樂的專家，精心設計創造出來，粉墨登場。面對目前這類形式的惡作劇，他覺得還是小難堪，但愿能夠在這類小難堪的伴隨下，他能平平安安地度過自己的中學生時代，然后可以和他的隔桌鄰居揮揮手，友好地道一聲“再見”，從此永遠不再相見。
袁世清的同桌好友張本度，此刻卻并不能夠理解他的這種心思。張本度雖然長得沒有黃軍那么高大，卻矮矮墩墩，結實得象個鐵秤鉈。他從初中一年級起，就拜師傅，練武術，又是打砂袋，又是練什么形意拳。那雙手握拳時，兩個拳面一嶄平，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長期擊打砂袋的痕跡。他有個當“社會青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校畢業后在家待業青年的統稱）的姐姐，也賣棒冰，因此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譏笑賣棒冰，刺傷的就不僅是袁世清，也刺傷了他，和跟他屬于同類階層的所有人。他臉色一沉，氣勢洶洶地朝黃軍走過去。全班同學早就知道他倆之間缺乏友好感情，都緊張起來。獨有楊玲站在講臺角度所看到的，是張本度不可能顯示表情的后背脊，因此并沒有預感到有什么嚴重之事，將要發生。張本度卻不管老師和同學們的心里怎么想，管自一直走到黃軍身跟前，湊近他的上身，猛然揚起右拳，毫不客氣地朝前揮擊。黃軍急忙后仰躲閃，左臂本能地擋到額頭前，由于躲閃得太急太猛，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所處的最后一排課椅和墻壁間偏又空了兩尺多距離，因此背后沒有依靠，急忙靠著左手去撐住地面，方才使失去平衡的身體沒有完全翻倒在地上。而那張本度來勢洶洶的拳頭，卻只是在空中劃了一個弧形，然后返回持拳者自己的頭頂上，裝模作樣地搔了搔癢。旁觀者恍然大悟，看到黃軍那副驚慌失措的狼狽相，哄堂大笑。那笑聲，很揚眉吐氣，分明比黃軍剛才所制造的那陣哄笑聲，更為響亮和暢快。而剛才跟著哄笑的那部分同學，此刻也照笑不誤，使黃軍心里覺得很惱怒。如果不是因為班主任老師在場，他可能忍不住跟張本度干一架，畢竟，他還從未跟這位只聞其名未見其實的形意拳手正式較量過。他認為，學拳術的人，大都是花拳繡腿那一套。真家實伙干起來，不一定抵得過他跟爸爸警衛員學的那套擒拿手和“搏克興”(西洋拳擊的諧名)。可是張本度的手并沒有碰觸到他，眾目暌暌之下，先動手的總是缺理。因此，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只好把張本度這一次可惡的挑釁，恨恨地記在心上。
楊玲看到當時那情景，似乎是受了班上學生笑聲的感染，嘴角邊也浮起了一絲笑意。這絲笑意，分明讓黃軍瞧見了，由此就對這位班主任老師，產生出一種好長時期都無法消除掉的敵視心理。或許，楊老師是存心這樣做的，以借這種特殊方式，表達對黃軍做法的反感與批評。惡意嘲弄人，自恃出身高貴，就看不起家境差的同學，這是身為革命軍人后代的黃軍，應該抱的態度嗎？她反感。她知道黃軍代表了學校里的一批人，他們均來自駐軍某部的家屬大院里。但是她想不通，按推測：這類同學的家長在參加革命前，大都家庭處境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為何剛剛換了一代人，神氣姿態，就跟那些凌辱他們父輩的地主老財一個樣呢？
以上這些回想，大都跟草鞋浜有聯系。楊玲對在歷史上、工作上、以及因上下班而避不開的交通問題上，跟草鞋浜發生的種種聯系，心情是復雜的。但是，肯定不是一種使人留戀和陶醉的感覺。現在好，下班時推著自行車款款出校門，不再需要朝西行，而是面朝東方徑直騎奔；如果天氣晴朗，不下雨，也不下雪，她欣欣然地腳踩“鳳凰牌”自行車的踏腳，雖然因走向相反而不能面對燦爛東升的旭日，卻能背襯一片絢麗的晚霞，而把種種愧疚、尷尬和令人掃興的場面，遠遠地拋在自己的身后。
從事業上的成就看，楊玲也沒有理由不滿足。1958年走進惠湖中學的校門時，她不過是一名普通的低年級教師，惠湖中學在全市中學中，原來教育質量名列最末幾位。而如今，她是教導處高中教研組的組長，惠湖中學的大學入學率，一躍進入全市前三名，成為新排上號的重點中學。楊玲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并沒有專門搞約會，卻老是碰上知遇，見到好人，改行前是老武，改行后是董校長。董校長也是從朝鮮戰場上下來的，一只空空洞洞的袖管老是晃蕩著，常使人覺得他的身體重心有些失衡偏移。“沒有知識的軍隊愚蠢啊，”他對新進的教師，經常用僅剩的右手指著那只空袖管，進行語重心長的現身說法。他的左手臂是給炮彈炸掉的。而那炮彈，卻并非來自美帝國主義的轟炸，卻來自自己人的炮口。那一天的戰況分外激烈，原來高射炮營的營長和教導員一死一傷，臨時接任的一位連長一看陣地上的炮彈已近打光，就下令把一批原先封存在坑道里的炮彈搬出來派急用，“通通通”地朝天空中猖獗俯沖掃射的敵機轟上去，擊中了就是一道火光一團濃煙，擊不中的，火光和濃煙卻回到了自己部隊和兄弟部隊的陣地上。原來，高射炮里轟出去的，竟是一批不碰不炸的穿甲彈。后勤部發錯了貨，連長犧牲前一刻沒有來得及留遺囑，指導員抬下陣地時，可能知道彈箱上有文字說明，卻估計不到后來挺身而出的接替者，恰好會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而在戰斗激烈的當口，除了指揮員，裝彈的炮手即使認得字，也不會忽發奇想地來檢視一下彈箱上的文字說明。有這樣一位因為血的教訓而對文化知識特別看重的“丘八”當校長，楊玲要想施展一番的抱負，就具備了得天獨厚的成功條件。
楊玲先做了兩年初中年級的班主任老師，因為表現突出，第三年就開始擔任高中班的班主任。她向董校長提要求，希望能把一個班從高一到高三連續帶三年，以利于系統性地總結教育經驗。董校長對她的建議深為贊賞，不僅答應她的請求，而且同時把她負責的那個班，明確列為教育改革試點班。也許從檔案材料中，董校長知道這位報社“轉業干部”來歷不凡；盡管楊玲每逢填表時，從來就只在“丈夫”一欄中，填寫“省委宣傳部干部”一行字。或許是她離開報社前不同凡響的表現，已經在那些黑字白紙間留下了鮮明的印記。而校領導對這“省委宣傳部干部”七個字的含義，恐怕也是心領神會；因此個人檔案中的有關印記，即令達不到閃閃發光的程度，也必然是正面的，給人留下可以信托可以重用的印象。
楊玲果然不負重望，她連任三年班主任的教改試點班，在高考中取得70%的錄取率，不僅在校園內一鳴驚人，而且由于一下使惠湖中學的高考入學率進入先鋒行列，楊玲的名字在市中教系統，也變得小有名氣了。她成了市勞動模范，和市“人大”代表，靠得是硬當當的考生分數，而不是那位遙在金陵城內的武部長。她不僅為學校增光，也為部長臉上鍍金。要問楊玲成功的奧秘是什么，她笑而不語。因為這是不可公開的秘密，公開需要有膽略，實行更加需要非凡的勇氣。而這種膽略和勇氣，也許并不和她的政治命運有很大干系，而直接與董校長相關，全靠他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為。而楊玲充其量，不過是當了一個軍師參謀，或者在某些場合下，竟可以說是擔當了一種并不十分光彩的訛詐要挾角色。這在惠湖中學，是個不便公開的秘密。該校著名的“四大才子”，統統是她在擔任那個高中試點班班主任時，不知從哪些七彎八繞的社會角落里搜羅出來，向董校長作的推薦保舉。其中那位學富五車的數學老師傅青，是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的高材生，本來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在郊區一個民辦小學當民辦教師。而可以把枯燥單調的化學反應程式變成栩栩如生形象思維的鐘博文，是位好高鶩遠、屢考屢敗的鄰市待業青年；他的名落孫山并不是因為其得分不高，他連考兩屆，總分都在全市前茅，化學更是名列前三名。就因為他一心要進清華、哈軍工這類并不向資本家子女開放的名牌重點，欠缺一個好出身，就只好在家望洋興嘆。她所引薦的物理教師蘇頓，能把物理原理講解得使學生如癡如迷，可是卻缺乏潔身自好的做人品德，在鄰近一所中學和一名高年級女學生搞得沸沸揚揚，觸怒了學生家長，幾乎到了革職回家的嚴重地步，楊玲借董校長的獨臂之力，授以援救之手。蘇頓心中自然感恩戴德，幾乎是以校為家，日日夜夜為臨考的應屆畢業生加班加點，鞏固印象，加強記憶，使全市物理高考第一名的狀元，石破天驚地誕生在惠湖中學。銀發飄逸的陳馳華，屬“四大才子”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執教英語之鞭，早年乃留學美國史丹佛大學，據說抗戰后期曾充任過駐華美軍的翻譯。以上四位老兄高超的才智、扎實的治學功底和忘我的工作干勁，自然是有目共睹。他們為使惠湖中學揚眉吐氣而立下的豐功偉績，亦使同事們心悅誠服。然而他們的來歷背景，除了那位仿效牛頓之名的物理教育天才已有風流名聲在外，屬于僅有楊玲、董校長和個別人事干部之間嚴守的一級機密。而楊玲所教的語文一課，如果行功論賞，應該是“五分天下而有其一”。可恨有雄厚歷史基礎的大男子主義，即使在素有開明之稱的教育界，也仍然有稱王稱霸的幽靈在游蕩，因此言只提“才子”，而不及“才女”。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種忿忿不平的指控，就強烈地帶有污陷不實之味道。由于性別上被分水嶺所阻隔，如把楊玲歸入同一輝煌群體，無論以“五大才子”之名，或是以“五大才女”名號統一以冠之，都有名不副實的難處。如果尊重事實，改稱“四大才子一大才女”，或“一才女四俊才”，均顯拗口；可見非之不欲，實為不能。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看，即使不論舉薦之功，楊玲也在“四大才子”之上。因為高中畢業班共有四個班，其余三個班同樣有“四大才子“執教，高考錄取率雖然明顯上升，卻遠遠不及楊玲當班主任的那個班。可見她是發揮了類似恒星的作用，而”四大才子“則更象圍繞其旋轉的四大行星。因此就在初戰告捷之年，楊玲就被提升為教導處高中教研組組長，并仍然兼任一個高中班的班主任。
楊玲對自己所得到的聲譽既有得意之處，也有愧疚之意。她覺得自己是享盡了勝利換來的花團錦簇，而董校長卻一開始，就為此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而只要“四大才子”還在惠湖中學存在一天，他就要繼續為此承擔一天風險。對于這一點，她開始時知之甚少，體會膚淺；盡管老武在和她交換單位里的工作情況時，用隱隱約約的語言提醒過她。但是語言的力量總是蒼白的，她更相信事實。事實是令人鼓舞的，與老武的智者之慮存在著很大差距。比如，俞市長曾親自來校參加過高三年級的畢業慶典，為學校作過“百尺竿頭、更進一丈”的題詞。為了使思想保守、膽小怕事的原校黨支部書記心血管負擔不要過于沉重，上級領導就把他調離原崗位，在風景秀麗的太湖職工療養院擔任院長，以使他早期的心臟病癥得到及時休養生息；而董校長則成為全市教育系統唯一存在的校長兼校黨支部書記。但是如果帶著黑暗的有色眼鏡看問題，這樣的職務安排，卻更象是一種“一人做事一人當”、“到時候不要主次不分全報銷”的消極防御戰略。
古人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老武官拜十三級，楊玲屈居行政二十三級。如果一級算一層樓，不用毛估，而采取先減后乘的精確計算，老武的眼光可以比夫人遠出一萬里。這一距離，相當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五分之二，地球自轉行程的八分之一。它所包含的政治含義，是直到老武來錫城市市委走馬上任之后，武夫人才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一切煩惱、不滿、困惑、忿懣，也都由此而來。
老武向夫人透露過，省委書記找他談話時曾暗示過：調他去錫城市，省委有讓他接班的考慮和意圖，要他熟悉情況，搞好團結。先帶個市委副書記的帽子頭去，具體分工接受市委常委討論決定，待條件成熟時正式宣布接班。武遙興沖沖地參加第一個常委會時，因為都是熟人，一點沒有拘束的感覺。陸書記在1957年一起處理罷工事件時就是市委書記，俞市長那時是市委常委兼工交辦主任。尤其是跟俞市長，當時雖然意見分歧得利害，不打不相識，后來卻幾乎成了莫逆之交。南京與錫城市之間，你來我往，只要客觀條件允許，他倆總是要相聚一下的。當會議轉入討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時，武遙亮出了那份不倫不類的大字報，其他的市委常委不約而同地起立，圍成一圈，或掃視，或誦讀，大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陣勢。然后是從北戴河療養院匆匆趕回主持“一班人”會議的陸書記，參照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結合錫城市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情況和特點，一是建議不失時機地向本市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組，早派早主動；二是成立一個專門協調指揮各工作組工作的文革領導辦公室，就由武遙同志總負責。所有工作組中，去蘇南工學院的最關緊要，按各地的情況看，大學的文革是龍頭。必須緊緊抓住這個龍頭，使之走向正確軌道，發揮其對全局示范指導性作用。雖然蘇工是國家輕工業部部屬單位，和本市是平級，但是中央有指示，各地高等院校的文革歸地方領導。所以工作組要有武遙同志親自帶隊，把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盡快處理好。然后是作表決。
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毛主席強調書記在黨委“一班人”中的“班長”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沒有大的原則出入與分歧，班內的“戰士”是不會和“班長”在會上公然唱反調的。即使有不滿，關系融洽的，會后交換意見。不怎么融洽的，也只會在背后嘀咕，或在行動上消極抵抗之。武遙下車伊始，和陸書記的關系融不融洽，還有待時日檢驗，因此這一條就對不上號。至于原則上有無出入分歧，就更談不上。陸書記講的話，頭頭是道，都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簡明扼要地開的金口。武遙至少暫時尚未接班的思想意圖，更不愿意讓可能會被接替的對象，感到咄咄逼人之意。因此慨然應允，心里明白攬此重任，完全是承擔新形勢、新情況之下所出現的新工作、新任務，不和在座各位的管轄范圍交叉重疊，沒有越庖代疽之嫌，對立足未穩的自己，最適合不過。而當時在座的各位，無論是動議人還是附議人，也都這麼真誠地認為。因此均無異議，但是也沒有采取鼓掌通過的形式，因為這是核心會議，光靠心領神會的眼神、微笑，或頜首點頭，便可以相互溝通確認；而不是幾百人、上千人的大呼隆會議，必須依靠響亮的掌聲，和明顯的手掌揮動幅度加以認可。
老武走馬上任，市委派惠湖中學的工作組也接鍾而至。楊玲似乎有了第二次在武首長手下“混飯吃”的感覺。工作組進校第一天，就毫不含糊地顯露出替代董校長領導職權的架勢，明確宣布：從此校內各項重要決定，均要通過工作組討論研究。然后就四下尋找學生和教職員工談話，談話內容不僅對教導處封鎖，也對董校長董支書封鎖。于是楊玲在夜晚上床睡覺前，就當真用“在他手下混飯吃”之類的話跟老武開玩笑。但這種玩笑如果被明眼的旁觀者得知，一軋苗頭，就知道有笑里藏刀的味道。當然這“刀”不是對著她丈夫，而顯然是對著市里派下來的工作組的。對孩子她爹，充其量只是表現一點牢騷，一點不滿，一點抱怨，一點缺乏深邃理解力所產生的困惑。當時她尚未意識到，十三級干部和廿三級干部在形勢判斷上，存在著一萬里的差距。對學校里新來的工作組，也就是自己丈夫的部屬，她卻是近乎本能地進行了含沙射影的攻擊。
武遙以牙還牙，也只是淡淡地回之一笑。然而，這后一種笑和前一種笑比，在本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后者的笑，不過是一種心不在焉的應付，是在對工學院錯綜復雜情況苦思冥想之際，碰到外界干擾時所作出的一種懈怠性的反應。武遙開始重蹈許多丈夫的覆轍——一經和自己妻子的距離拉近，朝夕相處，他們就以愛理不理的懈怠之心，折磨妻子敏感脆弱的感受神經。幸好楊玲不是女流中的脆弱之輩，自從老武那次請王小燕上門閑談，自從他親自帶領工作組進駐蘇南工學院，她已看出丈夫心中似乎有著更深的困惑和煩惱，她不應該再用自己無關宏旨的感受，去搔擾他的思路。她給他沏了一杯茶，退出書房時腳步輕躡，顯示出大家閨秀的氣象風范，折射出從小受母親對父親做法的耳濡目渲。父親中年喪妻，終生不再重娶，而只是在自以為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對著母親的遺像喃喃有詞。楊玲從母親的如水溫柔中，感受到了比鋼還要堅韌的力量，即使母親的靈魂和肉體都已經煙消云散，這股力量還是牢牢地捆縛著曾經被她征服過的男人。對照母親，楊玲開始對自己的某些言行感到后悔和羞慚，奇怪自己何以缺乏自制，竟然象女兒在父母面前一樣，對丈夫表現出一種與自己身分和年齡所不相稱的任性和撒嬌？她努力尋找理由，對自己所作的這種自我譴責進行反駁。但是又覺得這種反駁，強詞奪理的成分居多；硬要說服自己接受，幾乎是硬按牛頭吃草。
從那一個夜晚起始，楊玲就盡量克制自己，不用一個小小教導處高中組組長的小不滿，去沖擊干擾一個市委付書記、錫城市文化大革命總指揮的大煩惱。然而形勢急轉直下，在武遙這個總指揮所屬部下的學校工作組領導下，楊玲覺得她的神經和心態，已經逐漸瀕臨自我爆炸的邊緣。她倒真希望自己是顆穿甲彈，只有在遭受猛烈撞擊的情況下才會爆發。可是每天走進那個校門，見到那些曾經使人那么心曠神怡的花花草草，都被散發著變質墨汁惡臭的大字報，重重疊疊地象圍柵，掩蓋得嚴嚴實實，心里就氣悶發堵。那些軍隊干部的子女，除少數人之外，學習方面不怎麼樣，干起革命來，卻好象具有無師自通的天賦。學校的教室走廊之間，分布最廣的是玻璃窗，使貼大字報的可用面積相當有限。這些革命小將卻發揮出無限的革命想像力和創造力，沿著冬青樹叢在花圃上空，拉起了好多繩索，然而就象晾曬衣服一樣，把大字報上端糊貼(也許應該說是掛貼)在繩索上。那些平素在夏日陽光下顯得生氣勃勃的綠葉紅花，如今被這些圍廊式的大字報遮蓋得密不透風。而多數大字報的內容，緊扣一個主題：誰專了惠湖中學這塊教育陣地的政？校黨支部執行了一條什么樣的階級路線？開始時還是指指戳戳，躲躲閃閃。然后就是矛頭一揮，直指楊玲早已惴惴不安、呼吸日益緊迫窒悶的心口。
“分數掛帥的要害是打擊紅五類子女！”這分明是羅織罪名，向楊玲近十年來嘔心瀝血的努力進行公開的討伐。
“揭露‘四大才子‘丑惡真相！砸爛惠湖中學的‘四家店’！”所謂“四大才子”的檔案，只有工作組才能調閱。與前面的討伐遙相呼應，后面開始對具體的對象大打出手。楊玲終于清楚意識到，一個多月來氣勢洶洶、塵囂聲上的攻勢，原來有工作組躲在幕后發動，楊玲的心口不由自主地緊縮。
“揪出‘四家店’的黑后臺！”學生們借用了北京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帽子，毫不猶豫地套在“四大才子”頭上。而鋒芒所向，已經兇險地直逼大包大攬的董校長。此時此刻，楊玲才總算領悟和信服丈夫的先見之明。然而，她同時也更加信服起自己來。她一下回想起工作組剛來時，她在家里跟老武所開的那句話中有刺的玩笑，突然發現它并不是撒嬌，并不是任性，而是一種第六感官的直覺和悟性。她是在下意識中感覺到：威脅和危險正在向惠湖中學迫近，而她，她那些與之同甘共苦齊心協力的同事，她所尊敬和深深感激的董校長，即將被一股什么力量，打入暗無天日的深淵！她惶恐，困惑，同時也感到震怒，感到激忿。那一天當她走進教導處高中教研組辦公室時，她在門口停止了腳步。她看到了新貼在門框上的一幅對聯：
“廟小陰風盛，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個黑窩”。
面對這種公然的人身污辱，楊玲臉色氣得煞白。教導處高中組的辦公室特大，是有原來一個會議室改用的。這也是楊玲的發明創造，她讓以“四大才子”為首的骨干教師，加上四個畢業班的班主任老師，全部集中在一個房間里。這樣有情況就隨時能溝通，大家之間的合作、配合和工作感情，也愈加融洽。現在這副對聯，分明已經把手指點著了她的鼻子尖。她看到辦公桌位于靠門口的傅青和蘇頓兩位，雙雙正襟危坐，一聽到她的腳步聲，臉孔都已經扭向她，認真地注意觀察她的神態反應。室內另外幾位老師，或站或坐，本來似乎正在熱烈地討論著什么，這時候也都收住了口，一齊屏息斂氣地，加入了觀察者的行列。
楊玲仿佛早就預期到，終有一天會有這樣一種場合和局面；她頭頸高仰，停住的腳步朝後退回幾寸，略一思索，毅然決然地伸出手，竟然“嘩啦嘩啦”地幾下，就把那對聯撕個粉碎。
目睹楊玲這一突如其來的動作，她的同事顯得很吃驚，但是又覺得這種沖動性的行為，也符合她的個性，符合她的地位，也符合在場各位逐步變得忍無可忍的心情。但是他們仍然難免感到震驚和惶恐！就差上下巴的牙齒沒有發出顫抖嗑打的聲音來。從共產黨建國，迄今為止一切政治運動的經驗，都無法幫助他們把握局勢，明辨方向，預測未來，減輕惶惑。他們大腦半球皮質上刻下的深深溝痕，毫不含糊地提示警告他們：單位一級的領導是代表共產黨的，進駐單位的工作組，也是代表共產黨的，兩者從來就穿聯擋褲。事實上，從其它學校傳來的消息表明，這些記憶溝痕中的儲存，仍然基本適用于對當今形勢的觀察分析——許多中學的工作組，是和校黨支部協同作戰的。
但是在惠湖中學，情況卻顯然有些例外，董校長明顯已經被架空，這麼多“資產階級專了惠湖中學政”的指控，分明是把矛頭對準了他。而“四大才子”的丑惡背景終于昭示天下，也必定是工作組向學生提供的炮彈。學生們已經很明顯地把董校長放在“四家店”黑老板的交椅上。然而，光有“黑老板”而沒有總管家，這個店鋪的門面是撐不起來的。可愛的、具有高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覺悟的革命小將，是不可能會不考慮到、也不可能不明白這樣一個極淺顯的道理。那么，誰是這個總管家呢？答案就更為淺顯明直，這就是新任市委副書記、工作組總指揮武遙的夫人楊玲！
在大學和小學教師之間，中學教師的智商、識見，對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斷能力，雖然不居頂峰，但是也不在山腳根底下。與一般的工農老粗相比，他們的敏銳和才識，更是顯得洋洋可觀。因此，在這個社會上，允許有大部分公民暫時地感到迷亂或不知所以，他們卻理應和大學教師們，組成一個令人驕傲的少數派，保持“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頭腦。可是不，惠湖中學的這一群人之師表，此時此刻，卻顯得比任何人都迷亂、驚恐和無所適從。無論從政治原則還是從社會常識出發，接受上級領導的校黨支書和工作組既然可以代表黨，代表上級實施這一領導的武副書記當然更可以代表黨。而他的愛人，除非與他在思想和感情上勢不兩立、婚姻關系處于土崩瓦解之勢，按推理，當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這樣一種黨的領導。
可是，盡管楊玲與她丈夫親密無間之程度，常使許多對夫妻羨慕不已、黯自神傷；令人百思不解的是，這一切，卻并不能防止她堂而皇之地成了一個“王八窩”的黑頭頭。是誰，在背后使用一只強有力的無形之手，將她一把推上這一很難使人羨慕的寶座？
是她自己丈夫嗎？這樣揣測不僅有悖常理，而且跡近荒謬。面對楊玲這一瞬間似乎失去理智控制的沖動之舉，黑窩的成員們，茫然無措地注視著他們的“黑頭”；但見她舉著一只手，徒勞無益地朝上方空抓兩下，卻是功虧一簣，夠不上那條“一個黑窩”的橫批，就氣急敗壞地叫喊：“拿張椅子來，給我拿張椅子來！”而她的同事們聞聲拿出的，卻是一副裝聾作啞的木然神氣，好象是在迷迷茫茫地袖手旁觀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而眼神，卻又個個顯得凝重而嚴峻，絕對沒有看人好看的意思。從他們又迷茫又嚴肅的表情來分析，他們也許是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沉思估摸中：楊玲在這一瞬間采取的行動，不僅對楊玲，而且對自己，對這一整個“黑窩”乃至整個惠湖中學，是禍是福？是吉是兇？
楊玲的呼喊未能引起同事們的響應，卻招惹來了一大群圍觀的學生。他們嘁嘁喳喳，表情各異，莫衷一是。然而在他們的臉上，顯然看不到驚恐或麻木的神色，而是有同情，有激忿。同情者中，有人積極響應楊老師的號召，擠開擋在門口的其他老師，從辦公室里面拖出一張靠背椅，以彌補楊玲身不夠高、手不夠長的缺陷。于是圍觀的學生中，就有惡狠狠的眼睛，釘著這位助人為樂的同學。這位助人為樂者不是別人，就是那個一向畏縮靦腆的袁世清。他此刻挺身而出，可能是記起了楊老師對他所施舍過的恩惠和其它種種使他敬佩感激之處，因此就不管一部分同學的豎眉瞪眼，大無畏地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此刻的楊玲，并不注意是誰終于響應了她的呼吁，接過椅子就站上去，干脆利索地完成了她的未竟事業。她根本就不認為，自己在瞬間中所作出的這一舉動，純屬感情沖動。這一個多月來，她對學校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工作組架空校方領導，并且借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黑幫之名，在背后煽動學生把火燒向她的同事和董校長，早就強烈不滿。但是，盡管她是一個極具個人主見的女人，在身為共產黨大官的丈夫面前，她恪守傳統意義上的婦道，遵守她父親所灌輸的、為世上當政者的賢妻們所確立的那套規范，絕不想以個人好惡，影響左右丈夫的主觀判斷和決斷。她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個人見解，但是在丈夫面前，無論是在背后為他的部屬褒揚邀功，還是加以貶謫指責，都是令人厭惡的為婦之道。如果她跟老武在性別和夫妻名分上的關系能夠顛倒一下，但是職位仍然保持原狀，也許她就不必如此壓抑自己。直言直語，本來就是男人家應有的特征。如果一個黨委書記正好是女性，這位女性的丈夫經常在背后為她出謀劃策，所有中國史書作者如果起死回魂，恐怕決不會有哪一位會對此評頭論足，對好管閑事的丈夫橫加指謫責備。然而這種人為的顛倒是不可能的，楊玲必須尊重現實。雖然老武百忙之中多次詢問過她學校里的運動情況，她在簡短扼要的回答中，總是只擺事實，避免摻雜任何個人的情感好惡和是否判斷。而老武總是“唔唔”地點著頭，嘴上雖然不置可否，臉上卻顯示出不以為然的表情。
“把有那么多污點的人集中在一起加以重用，還冠之以‘四大才子’的帽子，看來是有一點問題。提高大學升學率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為此不擇手段，不講政治。”這其實是老武的一貫立場，前兩天夫妻在枕頭邊舉辦談心活動，再次談到惠湖中學的文革情況時，他終于作了這樣一個表態。老武的這種見解和態度，不僅隱隱顯露了他們夫妻之間在政治問題上所出現的第一個重大裂痕，而且令人驚訝地反映出不該有的一種政治遲鈍和麻木；至少，楊玲是這樣認為的。
夫妻之間有不同的政治見解是正常的，她并不因此而對老武無可置疑的思想領導地位，產生懷疑動搖。使她產生懷疑和動搖的，恰恰是后一種政治遲鈍和麻木。學校工作組的人為什么要拿“四大才子”開刀呢？學生們異乎尋常地把矛頭指向校領導，而工作組既然不聞不問，這無論與“反右”時的情況對照，還是與其它學校的情形相比，都是耐人尋味的。學生們下面抓“黑干將”，上面要揪“黑后臺”，就差沒有明確點名要整她這個承上啟下的“黑管家”了。而今天，公然把這樣一副對聯貼到了自己辦公室的門框上，沒有學校工作組的縱容支持，誰敢想像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而如果上頭沒有人支持工作組，工作組又怎么敢把由她這位市文革辦主任夫人一手創建的、曾經受到過俞市長親自嘉許表揚的先進教育集體，打成“一個黑窩”呢？楊玲覺得，太多迷蒙不清的煙霧，不僅籠罩在她的四周，而且連老武，似乎也被罩在這種迷霧的陰影中了。她意欲通過這一果敢之舉，逼迫學校工作組作出回應，以便迅速找到一種確定性，一種明確性。她不想重復九年前的途徑——那次是用調查報告的形式向老武告狀；也不想用在枕頭旁邊的嘰嘰咕咕的舌頭，動員老武對惠湖中學的運動作出干預。那樣做既不明智，也不見得會有效。作為一個處在政治權力圈子之外的妻子，要提醒象武遙這樣的丈夫，對發生在這一圈子之內的可能情況提高警戒，作出估量和預防，不僅絕對地不適宜，而且很危險。這種危險的程度，甚至可以危及他倆的婚姻關系。不管怎么說，她知道自己是和一個原則性極強、把黨和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職業革命家生活在一起。這個革命家不會容忍夫妻間的溫情，來干擾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損害他所信奉的革命原則。而猜疑黨委一班人中有人想從自己妻子的身上打破缺口，達到最終陷害他的目的，無疑是對這種神圣的革命事業和革命原則的諷刺嘲弄；如果做人妻的要作這樣的挑唆者，她就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楊玲心明如鏡，不愧為一個有主見、有膽識的女人，她就如戰國時代那位身帶浩然之氣的石擊秦王的壯士，突然躍身而起，把巨石砰然擲向對方。對方不可能不作出反應。如果這種反應是負面的，那時，最終她的丈夫也就不得不對此作出反應。如果這種反應是正面的，那就證實自己不過是捕風捉影，經歷一場虛驚。這樣她就可以象在1957年一樣有驚無險，完壁無損。而只要能夠保全自己的完壁無損，楊玲覺得她豎起的教育紅旗就不會倒落，她就仍然有機會可以幫助拯救保護她的同伴，以及她所尊敬的那位“獨臂英雄”。高中教研組在這段日子里，就象被一陣颶風卷入波峰浪谷中里嘀嘀打轉的一葉孤舟，掀天的暴風巨浪，可以使小舟隨時傾覆，舟上人的生死存亡，系于千鈞一發之機。而此時作為掌舵者的楊玲，卻毅然決然地扯起了滿蓬風帆，或者借著一陣狂飆猛然沖出漩渦，或者被颶風一舉掀入海底！這，就是她在撕對聯前一剎那所抱定的念頭。這時候，當她撕完那副可惡的對聯，她突然間注意到了那幾雙惡狠狠瞪視著袁世清的眼睛；于是，她也把自己咄咄逼人的眼光，挑戰性地射向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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