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見面禮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馬進帶著王小燕等一班加入四清運動“經風雨、見世面”的蘇南工學院學生，倉促地從農村退回錫城市校園。而此時此刻，王小燕那個烈士父親的老部下，原省委宣傳部部長武遙，也在進行一個人生道路上的戰略轉移。
列車飛奔，車輪鏗鏘作響。背靠套著猩紅絨套的軟座椅，身子隨著車身輕輕晃動，感覺很愜意。江南地區從梅雨季節剛鉆出來，就撞上第一個熱浪，氣溫驟升到35度左右。幸好夏天第一個回合的進攻，也許準備得不夠充分，氣勢洶洶囂張了幾天，就無聲無息地消退了。列車地板上的地毯，也是猩紅色的，與猩紅色的椅套相映輝，就使整個軟席車廂里，充溢著一種暖乎乎的色調氣氛。如果是在寒冬臘月，這無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如今將要進入使人汗流浹背的盛夏；前幾天，在享有“三大火爐”盛譽之一的南京，晚上已經有人在汗水中輾轉翻側，不能安睡，這種暖色調的裝飾布置，就顯得不合時宜。
武遙想：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人們所作的反應和調節，往往敏感而及時；但是對自然氣候的變換，有時候卻反應遲鈍，麻木不仁。但是他隨即又想：這樣下結斷似乎也不對，車廂里的空調不是開著嗎？絲絲的冷氣，輕輕舔著端著報紙的手臂，汗毛孔上,可以感到陣陣細微的寒流在撩撥。顯然，列車長已經充分估計到，有了這種寒意，就足以抵消紅色氛圍造成的暖意。但是武遙心里又反駁：熱浪已過，這空調照樣開著，未免有些浪費。因為據他所知，這滬寧線一帶工業地區的能源供應，并不寬松。應該厲行節約，隨時隨地精打細算才對。你上海鐵路局不歸地方管，但是節約了煤炭，可以通過鐵道部，調撥出來支援那些能源燃料緊缺的地方；關鍵是，他們對那些缺柴少火地區人民的困境，缺乏切膚之痛的體驗。武遙就不同，前兩年去蘇北農村檢查“四清”工作進展情況時，知道好多地方，連燒飯煮水的燃料都保證不了。縣里的領導借機乞求呼吁，“請上邊支援一點工業用煤吧！”武遙聞言不語，卻當場就在心里拒絕了；因為他知道：這幾無可能。他與省委工業口子的領導很熟，知道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中國面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和封鎖，為了使正在搖籃中的現代工業逐步成長發展，必須委屈一下五億農民兄弟。因此每當在農村貧困地區，看到那些幾乎慘不忍睹的情景時，他的心境基本上是平定的，咬緊牙關再熬上幾年，暫時的局部的犧牲，是必不可免的……
然而此時此刻，就因為感到汗毛孔被冷氣吹撥得有些酸涼，他心中就覺得老大不安寧。在宣傳口子干了十多年，似乎得了多愁善感的毛病。所見所聞，只要跟群眾利益群眾情緒聯在一起，他就會變得過于敏感，耿耿于懷。其實這空調的事，跟他一點都沒有關系。他今天如果不搭這班車，這空調也照樣開著，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他乘上了這班車，也輪不上他來擺布干預這件事。在軟席車廂里，比他級別還要高的首長，相信有的是，也不一定都能管得了這件事。
物理界有慣性，惰性。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著慣性惰性走。老的習慣固然不容易打破，而新習慣一旦形成，也就馬上產生跟老習慣同樣具有的頑固性。夏天來了，把紅色換成綠色，要跟慣性惰性作斗爭。熱浪退了，要把前幾天開順手了的空調重新關上，也要與慣性惰性作斗爭。武遙想：一個社會如果總是被慣性與惰性所擺布，恐怕就會產生一種危險性。中國從辛亥革命起，就一直在變。有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解放戰爭的勝利，有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當然也時有挫折和失敗，使那些不愿意看到變化的人心懷不滿，抱怨不迭。然而就總體而言，這些變化帶來了眾目共睹的歷史進步。中國在走一條前人所沒有走過的路，哪能處處一帆風順呢？武遙收攏思緒的韁繩，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手頭的報紙上。
一段時間來，中央看來發生了一系列不平常的事情。首先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人注目地把前幾年農村刮起的“單干風”和黨內出現的所謂“翻案風”，與歷史劇《海瑞罷官》聯在一起。報界耐人尋味地沉默了十幾天之后，《北京日報》、《解放軍報》、《人民日報》，以及全國各地的主要報刊，都相繼全文轉載了姚文元洋洋長達萬言的文章。矛頭所向，《海瑞罷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首當其沖。
武遙曾聽說：毛主席早就要北京市市長彭真，組織力量批判吳晗這個劇本的政治問題，可是彭真認為，把《海瑞罷官》跟“翻案風”掛在一起，純屬牽強附會，捕風捉影。有人從北京回來告訴武遙，彭真曾直言不諱地說：“《海瑞罷官》這出戲我早已看過了，毒害不是那么大。”武遙對彭真寧可冒犯毛主席而不愿觸動吳晗的做法，并不很理解。因為按彭真的說法，“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與彭德懷有什么組織關系”，似乎有些勉強；吳晗作為他手下的一個副市長，當然清楚知道那位原國防部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毛主席的犯顏直諫，以及八屆十中全會定彭德懷1962年寫的八萬字書為翻案書的情況。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大張旗鼓地宣傳海瑞剛直不阿“罵皇帝”的“硬骨頭精神”，堅持這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顯然與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精神相違背。毛主席還特地指出：“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段話，如果把小說兩字換成劇本，再結合姚文元文章的一些提法，彭真難道就一點都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武遙的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1966年4月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刊載戚本禹〖《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5月1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中，一向活躍于北京政治舞臺活動中心的彭真，沒有露面。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戚本禹又在《紅旗雜志》第七期，發表了［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時隔不久，武遙又讀到了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親自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危言聳聽地提到了“類似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邊”的問題。北京還傳來了毛主席直接批評彭真的嚴厲聲音：“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歷史的教訓并不是人人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宣告：“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在短短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斗號召下，億萬工農群眾、廣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威風掃地！”[1]
武遙把社論中有關文化大革命性質的闡述，用紅筆劃了起來。文章中所充滿了的一股前所未有的火藥味，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政治警覺。就在同一個6月1日的晚八點，武遙正在忙碌地打點行李，為第二天個人生活中的歷史性轉移作準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各地電臺聯播節目女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音，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廣播的內容之異乎尋常，如果不是親耳聆聽，幾乎使人難以相信和想象——這是一份北京大學哲學系部分師生把矛頭對準大學黨委的大字報。九年前，文教系統那些給黨委貼大字報的人所遭遇的下場，至今仍然停留在好多人的記憶中。1957年的歷史，會在1966年重演嗎？
第二天早晨，省委宣傳部派小車送他上火車時，帶給了他當天的《人民日報》。橫在報紙中間的一條頭版通欄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觸目驚心地映入眼簾。標題下，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全文。[2] 在這篇文章的上方，《人民日報》還刊載了題為《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3] 從中央傳達《五．一六通知》以來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宣傳口徑和格調氣勢看，武遙覺得與1957年相對照，這一次的矛頭顯然是指向黨內的。可是，在1957年初，整個氣勢看上去，也是針對黨內的，也是在這梅雨剛過不久的初夏季節，形勢卻一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武遙坐在這趟滬寧線的直快列車上，為了撇開頭腦中紛亂的思緒，待列車一出常州地界，就把眼神轉向列車的南側車窗，頻頻眺望顧視遠處的一堵山脈。這座山，就是聞名江南的惠泉山，通常被人稱作惠山。此山雖然不算得怎樣高聳挺拔，在平野千里的江南之地，也算得上是座巍峨大山。從車窗中朝南遙遙望去，除非近處有高大建筑物的阻隔，給乘客的感覺，好象整趟列車，就是不停地在遠遠圍著那座山脈轉悠。
這惠泉山，因為擁有九龍十三泉，又稱九龍山；其中名聲最大的，就是“天下第二泉”。武遙聽昔日江南大學的師長、今日的老丈人作介紹，二泉已有1200多年歷史。“天下第二泉”這個名號，由古代杰出品茶專家竟陵人陸羽評定。唐朝詩人李紳任尚書左仆射之前，在錫城家鄉惠山讀書之期，曾作有《別泉石》一詩。詩序云：惠山寺，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間靈液。清鑒肌骨，含漱開神慮。茶得此水，盡芳味也。詩文曰：
素沙見底空無色，青石潛流暗有聲。
微動竹風涵淅瀝，細浮松月透清明。
桂凝秋霜添靈液，茗折春芽泛玉英。
應是梵宮連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
后來，宋代皇帝宋徽宗慕二泉之名，干脆把其列入貢品，月進百壇。詩人梅堯臣、王禹、蔡襄、黃庭堅、蘇東坡、秦觀、楊萬里等，皆有佳句稱頌。尤其是蘇東坡“獨攬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的名句，對二泉贊譽備至，廣為傳誦。清朝康熙、乾隆兩帝品泉后，似乎均被二泉激活了思緒，都欣欣然地題詞作詩。近代著名民間音樂家瞎子阿炳，靠著惠泉山水所品嘗到的，卻又是另外一番窮途困頓、顛沛流離的滋味，一曲《二泉映月》，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名揚天下……
武遙點起一支中華牌香煙，兩眼從遠處不停打轉的惠泉山，緩緩拉回到車窗近處急速向后倒退的田埂、水稻、房屋和忙碌耕作的農民，隨后又收回到車窗內，又短又粗的臥蠶眉，微微皺起來。他的思緒，好似受了惠泉山的牽引，就象一節長長的列車，隆隆作響地駛入九年前發生的往事中；而他今天最終抵達的目的地，便和這些往事緊緊地連在一起。
對好多人來講，回憶品嘗1957年的往事，是壓抑甚至痛苦的。而武遙的感覺，卻回蕩著使人舒心欣慰的主旋律，雖然在這一主旋律的音調聲符轉換中，也間雜著某些無可奈何的遺憾和內疚。如果沒有那一年到《錫城日報》報社的基層蹲點，在那關鍵性的人生交叉點上，他與妻子楊玲，就既不會相遇，更不會結合。
在報社群工組首次見到楊玲時，那張皮膚細潔的小方臉，很秀氣的尖鼻粱，很秀氣的小嘴角，很秀氣的下端朝內微卷的齊耳短發，還有那一雙秀氣而透亮的眼睛，是屬於那種看一眼就使人難以忘懷的女性形象。這樣一種形象給人留下的總感覺，是嫻靜；嫻靜得就象一潭水波不起的深水。怎么也使人難想到，在這副溫柔、安定和嫻靜的外表下，卻隱藏埋伏著那么強烈的個人主見和不折不撓的執著剛強。這樣的個性，在1957年那個不平凡的春夏之交，無須作苦苦的動員鼓勵，就很容易自動自覺加入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大合唱”。而在報社蹲點的后半期，武遙的中心工作，就是按照中央精神，說服動員報社的人員，暢所欲言地幫助黨整風。
他清楚地記得：文藝副刊組那位年紀最輕、學歷最硬的瘦長個子高遠，本應該是正好處在思想最活躍、精神最不保守的黃金時代，卻在每個發言會上都箴默其口；那種與周圍氣氛格格不入的運動態度，終于迫使武遙不得不專門找他個別交談，希望能夠找到一把打開他心靈之鎖的鑰匙。然而，這位復旦大學的畢業生陳述的理由不僅很充分，而且態度很真摯：“我剛剛離開學校門，新到一個單位，情況不熟悉，又缺乏社會經驗。只覺得報社領導處理各方面問題，都很有水平。特別是對象我這樣的新手，又照顧，又放手。也許是我缺乏政治敏感，也許是我不具備老同志那樣的分析頭腦和眼光，確實找不出話來講。老是好象把自己置身于運動之外，我也不愿意，但是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武遙覺得這年輕人反映的情況也是事實，就開導他把思路放得廣一點，不要光局限在報社內部。報紙是黨的觸角，報社工作人員應該面向整個社會，敏感地發現察覺一切不利于黨和人民利益的傾向和苗頭，不知疲倦地加以揭露和斗爭。于是，這個年輕人好似突然受了啟發，說他在數周前，碰到本地一個小有名氣的劇團作家，向他陳述發泄妻子受辱卻上告無門的怒火怨氣。這名青年作家，經常接受本報文藝版的約稿。不知是因為這樣一種合作關系，還是純粹出于年青人對年青人的同情，他當時就不嫌麻煩地把這位作家，親自帶到報社群工組作伸訴，但是后來就不知下文。
武遙聞言作了詳細詢問，覺得那位青年作家碰上的問題，有一定代表性，建議他主動追蹤，把情況好好摸一下，協助群工組的同志，把這個問題妥善處理好。然而，就因為高遠很虔誠很巴結地聽取了這樣一個“建議”，就在剛剛鋪展開來的人生大道上，栽了一個“跌到了卻再也爬不起來”的大跟斗。為什么？就因為那時候的群工組，正圍著一件震動全市的工人罷工事件，忙得團團轉。
這件事，最初是由楊玲受理的，報社領導開始時，也傾向于贊同她在有關“人民來信”上簽的意見。但是報社的立場觸怒了有關企業和主管局的領導，受到了市委領導、特別是市工交辦公室主任俞遷的批評。于是報社后來又作了相反的表態。這一反復過程本身，也造成了火上加油、激化矛盾的效果。近千名盛怒之下決定罷工的市運輸聯社裝卸運輸工人，使車站和港口的運作幾乎陷入了全面癱瘓。市里有關方面對此已經定了性質，市工交辦和公安局為此成立了專案辦公室。當時形勢極度緊張，真有一觸即發之勢。而楊玲卻固執地堅持原來的意見。在報社已經傳達了市委明確的指示精神之后，仍然瞞著群工組領導下基層，洋洋數萬言，搞出了一篇與官方說法大相徑庭的調查報告，直接交給了武遙。武遙在看了報告之后，一面跟市里的領導交換看法，一面直接向省委書記緊急匯報。省委最終表態支持武遙的緊急報告，并任命他全權處理罷工事件，楊玲成了他和鬧事工人溝通談判的得力幫手。
就在武遙和楊玲全力以赴處理平息風潮的這段時期中，社會上和報社內，正好進入熱火朝天的“大鳴大放”高潮。如果按照通常標準作衡量，楊玲可以說是陷得比任何人都深，在中央對資產階級右派進攻正式發動反擊后，處境會比任何人都困難，但是卻她安然無恙。就在黨和人民發動“大反擊”的時候，武遙卻因處理罷工有方，已經提前結束蹲點，正式調任省委宣傳部長。人們困惑了好長時間，直到半年后楊玲和武遙舉行了令人驚訝的簡單婚禮，才恍然大悟地把楊玲的幸運，歸結于武遙的庇護。連那種閃電式的速度，也被視作是武遙實施這種庇護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
可是武遙卻不認帳。無論是背對人們的猜測議論，還是面對楊玲本人，都堅決地否認他在這方面施加過任何影響。他在楊玲面前私下供認：他對報社的反右結尾工作所作過的唯一干預，是請報社領導考慮讓高遠回原籍接受監督改造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許是因為那段時間，群工組的人手全被罷工事件捆綁住的緣故，高遠按武遙的指示“追蹤”了那位作家的案子后，就把整件事情粘在了自己手上。然后主次不分，立場不明，完全站在那位作家的立場上，為之到處奔走，鼓吹游說，配合那位自以為不可一世的“筆桿子”，為一己私情，喪心病狂地向黨進攻。高遠的下水，誠然如斯言：跟他缺乏經驗有關。然后，武遙在收到他請新婚夫人捎給的求助信后，難免覺得有些歉疚。如果沒有那一次談話，這位規規矩矩、前程無量的小伙子，斷然不會有這種需要，突然心血來潮地給他寫信，冒昧地請求他能否向報社領導，轉達其決心回老家徹底改造世界觀的決心。
報社一班人最后各分東西之際，楊玲得知這位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本科生，終于沒有去大西北的行列，覺得自己總算沒有愧對昔日同事，心中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其實，這件事跟她一點也沒有關系。嚴格地講，和老武也沒有關系，他只是要高遠把那件事撿起來，然后配合群工組的人作處理。如果高遠有足夠的明智，常為那位作家去群工組打聽打聽進展情況，及時作一些必要的轉達和說服安慰工作，把主要心思用在自己的工作本分上，就什么令人遺憾之事，都不會發生。當然，那也意味著，群工組的接待辦理人員，可能會經受不住考驗，代替高遠承擔歷史犧牲。特別是，如果那位接待者，正好是楊玲這一類角色，承擔這種犧牲的風險，就會相當高。但是這種風險，對專職受理人民來信來訪的群工組人員，是職業性的，并非高遠所強加。幸好彼時彼刻，楊玲正全神貫注于工潮，群工組辦公室里，很少看得到她的人影。現在看起來，倒竟好象是工人階級的鬧事，把她從知識分子的鬧事中，恰逢其時地拯救了出來。
楊玲對丈夫的否認，也將信將疑，缺乏無保留的絕對信任。但是她想：老武這樣一味否認，倒也不見得是存心欺騙她，而不過是愛的一種至誠、至善、至美的表現。什么是愛？有人說，愛意味著尊重，理解，信賴，服從，甚至犧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就一般而言，這類解釋翻譯，大方向雖然正確，但是未免失之籠統。如果更明確更具體地界定一下，什么是一個十三級高干，對一個行政廿三級的前報社人員的愛？什么是一名現中學教師，對一位省委宣傳部長的期待？那就是——平等，不僅是形式上的，不僅是經濟地位和家庭事務上的；作為一個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知識女性，她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相互平等。踞高臨下，自命不凡，以恩主和保護神自居，這一類東西，哪怕只要在老武身上有一絲一毫的流露，對她來講，都是難以忍受的。
楊玲的這種高傲，也許是從父親的血液里面承接而來的，老武充分理解，為此不惜承受兩地分居的不便和孤寂。新婚第一年，正好報社要搞政治運動后例行的大換班，武遙對妻子說：“調南京來吧。每一兩個星期見一次，對我的失眠證來說，是雪上加霜。”
楊玲兩眼閃閃發光，柔情如水，定定地注視了他好一會，卻輕輕地說道：“不行。我不能把我老爸一個人扔在錫城市不管。”
“可以讓你爹也一起搬來住么，”武遙忍禁不住地雙手摟住妻子溫熱的身體：“我也常想念他老人家，懷念剛跟你建交時，三天兩頭和他在一起高談闊論的情景。”
楊玲搖了搖頭：“不，他是不會愿意來的，除非你退回到二十年前去，重新坐在課堂里聽他講課。說實在，要是當初他知道你高談闊論背后，原來心懷鬼胎想拐人，會把你這個學生逐出家門的。”
“這麼惡意曲解誹謗自己的丈夫，今天非要你認罪求饒不可。”武遙把兩手移到妻子的腋肢窩下，義憤填膺地抓起癢來。楊玲“格格格”地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連聲告饒不停：“我投降，投降，今后堅決維護大部長的光輝形象！”
然而，真正投降的，是部長而不是部長夫人。最終向夫妻同居靠攏的，被歷史所證明：是從石頭城移向太湖之濱的丈夫，以便從此可以隨時拜倒在妻子的石榴裙下。雖然武遙比妻子大了十多歲，楊玲覺得跟他的結合是幸福的。也許從第一眼見到這個省委蹲點干部起，她就被他那種謙遜坦誠、平易近人的態度所吸引。在一次偶爾交談時，她了解到原來解放前他在江南大學讀過書；再一深入，竟是父親教過的學生，兩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就一下縮短一大截。
楊玲想，丈夫不愿承認對自己政治安全所發揮的保護作用，不過是為了維護她的自尊心。他一舉一動，一言一詞，都會無微不至地體味照顧到妻子的心理和感受，這使她感到滿足、幸福和陶醉。而這種體味照顧，并不是光為討好自己夫人而承擔的一種額外負擔。如果僅僅是為了討她的歡心，而專門做出這類姿態來的話，這固然能使她感到高興，卻并不會使她感到自豪。她對丈夫的這類素質，之所以特別滿足和自豪，就因為這幾乎是他個人品格中的一種內在特性。它具體反映在他對高遠去向問題上所抱的關懷歉疚之心，他在罷工問題上對鬧事者所表示的理解同情，他在下雨天對小車駕駛員開過低洼處不要濺著路邊行人的關照……，諸如此類。
楊玲覺得自己丈夫的所作所為，在干部中不算絕無僅有，也可算得上是鳳毛麟角。因此她在擁有許多妻子都能夠擁有的滿足之外，還擁有其他妻子無法擁有的驕傲。在她少女的心靈剛剛綻開青春蓓蕾的時候，他父親就告誡過她：你要找一個不僅是全心全意對自己好的人，而且要找一個對他人也同樣好的人。楊玲仔細咀嚼品嘗父親這句忠告，直到和武遙結合后，才完全體味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深邃哲理。
然而，盡管世界上所有的妻子，幾乎都認為自己對丈夫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妻子，能夠完全避免在這種評價中，夾雜個人的情感因素或偏見，楊玲也不例外。她丈夫雖然幫了高遠，但是在他的動員鼓勵下，報社積極投入幫黨整風的響應者中，一共有十一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這其他十名倒楣蛋，當然并沒有個個仿效高遠向他寫信求助，即使寫了，武遙恐怕也只能采取裝聾作啞、愛莫能助的態度。而在涉及維持她政治生命潔白無瑕的事務上，楊玲對丈夫的猜測，更是違反實情。為了證實他所作抵賴的真實可靠，武遙駭人聳聽地告訴她，是毛主席，而不是他這位幾乎都一度自身難保的蹲點干部，最終保護了她。
“不相信？你一定看過這篇《人民日報》社論吧——《論職工鬧事》，最近我才知道，這是毛主席親手寫的。在這篇文章發表前，省委對我寫的報告，也有激烈爭論，有人甚至質疑我的政治立場。是這篇社論幫了我，也救了你，”武遙一邊說，一邊把一張已經有些泛黃的舊報紙，遞給了楊玲。楊玲一下記起很耳熟的這個社論題目來，記得那天早晨看到這篇文章時，心情沉重的她，頓時好象被打了一劑強心針。但是她既不知道，最終是這篇文章決定了她的命運，更不知道，這篇文章原來竟出自偉大領袖之手。
毛主席在這篇1957年5月13日發表的社論中說：“在我們國家里，職工是國家的主人翁，企業的領導人員則是代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國家來管理企業的，因而領導者同職工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接著問：既然如此，在他們中間存在的種種矛盾，本來完全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去解決，卻為什么會有罷工請愿之類的事情發生呢？他的回答是：“分析這類鬧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凡是鬧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義比較嚴重的地方；職工群眾不能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被迫走鬧事這條路的。”
毛主席接著說，職工鬧事，大都是為了解決一些切身利益的問題。對這些問題，能辦的就辦，不能辦的就說清楚，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習氣，就把問題搞復雜了。合理的、辦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義，對群眾的疾苦沒有如同身受的感覺，不去辦；不合理的、辦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義，不同群眾推心置腹地說清楚，甚至對群眾打官腔，說假話；在與群眾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問題上，領導者言行不一，處理不公；所有這類情形，都會引起群眾的嚴重不滿。這樣那樣的官僚主義，都是直接同群眾的利益相沖突的。但是群眾不滿意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并不是一下子就鬧起來；通常也還是先提意見，出墻報，寫信上告，總之還是希望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法來解決的。這時候，領導者要是頭腦清醒一點，真正把群眾的意見聽進去了，對自己的工作認真檢查一番，錯了就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錯就對群眾懇切地解釋，那么問題還是可以煙消云散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義者，事情就不好辦了，就有‘一種條件反射’，總覺得提這種反對意見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從不愿意反躬自省。他們對于提意見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謝，而且采取種種方式加以打擊。這樣，就把‘團結——批評——團結’的大門堵死了，群眾就只好起來鬧事了。”
毛主席又問：群眾鬧了事，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他回答說：“很明顯，禁止的辦法是不正確的，因為禁止鬧事并不能解決所以鬧事的矛盾，反而會加劇這種矛盾。”他認為:“鬧事可以解決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義，可以教育領導者和群眾。”但是，他又明確表示應當盡量避免鬧事。避免的辦法，“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義。克服官僚主義需要擴大企業中的民主管理，加強群眾的監督。”對此，他在文章中說他打算專門另行專題討論。同時，毛主席提出以下三點意見：
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眾中去，同群眾共甘苦。
第二，要把工人群眾看作自己人。他說：“明明有困難，偏偏說一切都很好。結果事情反而搞壞了，群眾會說你騙了他們。事實上也是你騙了他們。為什么不敢把困難告訴群眾呢？……職工群眾都是自己人，你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來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來，群眾是講理的，是可以想通的。不是有許多職工申請要房子，后來聽說國家有困難，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請嗎？”
第三，要謙虛謹慎，樂于聽取反面意見。他說：“舊社會有句話，叫做‘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現在有些同志在群眾面前，似乎是‘天下無不是的領導’。但是事實是相反的：天下無不犯錯誤的任何領導者。聰明的領導者可以少犯錯誤或不犯大錯誤，這就常常需要聽取反面的意見，發現自己做出決定中的錯誤。……”
這些話語，對當時運輸聯社工人罷工鬧事的情況，頗有針對性。鬧事的起因，就是涉及了同職工利益切身相關的住房問題。聯社動用一部分集體積累資金蓋了一些房子，本來說是要解決那些居住條件特別困難的職工住房問題。可是房子造成了，有一部分卻被市交通局的某些領導干部占用了，于是工人們就鬧起來，說是當官的占據了他們的勞動果實。而按照上級領導的理解和解釋：聯社職工的勞動收入，也是同上級主管機關領導所付出的腦力勞動分不開的。而且他們恰恰是按毛主席在社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剛一聽到反對聲音的時候，就起了“一種條件反射”，覺得提反對意見的人“存心不良”，毫不猶豫地采取了種種方式加以打擊。把“團結——批評——團結”的大門死死地堵住了。
誰知那些拉板車、扛包子出身的裝卸運輸工人，性子犟得很，面對壓力不僅不買帳，反而越壓越鬧騰得兇，終于走上了罷工鬧事的路！而在象俞遷那樣的市級領導眼里，他們對開始時的起因并不很注意和在意；心中更關心的，卻是罷工鬧事的后果和影響。不管領導部門有什么錯，如果下面鬧一鬧，上面就作檢討退讓，那就不是“天下有沒有無不是的領導”的問題，而是按錫城市民“蠟燭不點不亮”的俗話，領導會不會在群眾眼里成為“蠟燭”的問題。在沒有見到《人民日報》這篇社論和省委的書面指示之前，他們很擔心，如果給老百姓嘗到了罷工鬧事的甜頭，造成“領導是蠟燭”那樣一種錯覺，今后他們就很可能動輒放火點“蠟燭”，那市委領導成天當消防隊員都來不及，還有什么心思來抓生產建設！這就是他們原想嚴厲打擊、殺一儆百的主要考慮。這場風波，最后終于由同社論精神具有不謀而合想法的武遙出面平息了。當時，他也許從未想到，十年以後他會重返錫城。這一次，又有一些什么樣的風風雨雨在等待著他呢？
驅車去火車站接客人或首長，是許洪元在市委車隊上班時的例行公務之一。然而，象今天這樣，由市委辦公室主任恭鵬志親臨押陣，卻并不是十分經常的情形。恭鵬志三十多歲，愛修飾，重儀表，戴一副瑪瑙框架眼鏡。雪白的夫綢襯衫，兩只袖管淌直，袖管頂端的紐子扣得嚴嚴正正，與貴賓候客廳里那些把袖管挽在胳膊肘的候客人士，形成鮮明對照。
在小車隊司機的眼里，恭主任是一位官架子最小、并且愿意和他們閑聊、為他們解難分憂的領導。他在手下人面前，那笑容常開的臉神，常給人以一種油然而生的親近感。在市委大院那些接近權力核心的人士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樣，把甚至不屬干部編制的小車司機，也十分自覺地當回事，也真心誠意地放在眼里。
“一介車夫而已，”許洪元常常以這種自嘲的語氣，向人作這種自我身分介紹。而那些屬于大院之外的聞言者，不管許洪元對自身職業如何自我作踐，仍然會顯示和保持肅然起敬的神態。畢竟，這些車夫是屬于最有機會接近核心權力人物的人士之類，首長的威儀，和對這種威儀無可避免的敬畏之心，有時會在不知不覺中，有失分寸地擺渡到他們的身上去。許洪元似乎頗覺得有些當之有愧，在真價實貨的當之無愧者面前，就很知趣地夾緊尾巴做人。尤其是在今天，他有一份告狀信要請恭主任笑納，就分外做出一副殷勤巴結的模樣。然而盡管如此，今天的恭主任卻變得有些難說話。許洪元苦苦等待這個機會已經好幾天，可是他把那份上告材料草草掃視一遍后，卻冷冷淡淡地塞回許洪元的手里：“我最近太忙，顧不了這類事。還是按正常渠道走，送信訪辦公室吧。”
“我在信訪辦已經留了一份，但是他們那里最近積壓得很厲害。你對奚大雄也熟悉，他希望我能把它直接交給你。”許洪元看到自己有辜負戰友之托的危險，心里不由著急起來。
恭主任瞇縫著眼睛想了一想，開口說：“這樣吧，我建議你直接交給今天所接的這位首長吧。他是省委派下來的接班人。”
常給市委幾位主要領導開車的司機，多多少少都知道，市委書記和市長之間由來以久的矛盾，近來越鬧越厲害，兩人都已年過六十歲。接班人？哪一位的接班人？許洪元知道，恭主任剛才向他透露這一點，已經對他顯示了極大的信任和友情，打破沙鍋問到底，是有違自己身分的。于是，他就只好把毫無把握的希望，寄托在這位恭候之中的“接班人”身上。
在第一遭見到武遙時，許洪元就覺得這位剛下火車的首長，被選當“接班人”可算是個恰當人選。這位首長不僅看上去精力充沛，笑聲爽朗，比起陸書記和俞市長，好象整整年輕了一個輩分，而且在同恭鵬志握手之后，竟然伸過手來，也跟他這個“一介車夫”握手寒喧了幾句；而在通常情形下，他是不屬于這種握手寒喧之對象的。他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沾了恭主任的光，還是新官上任，對方有意要表現一下其具有平等待人的態度？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許洪元知道自己的揣測，一天半日間，極難確切地坐實驗證。但不管怎么說，開場第一幕是令人鼓舞的，雖然他仍然很猶豫，心里對新首長的畏怯之心，卻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少說也有一層樓面的高度。不過，他的疑惑之意卻分文未減；不通過信訪辦公室直接收受上告信件，固然不合常規，把告狀信直接交給下車伊始、級別更高的首長，不是更加不合常規嗎？
去市委大院要穿過鬧市區，許洪元在擁擠的人群車流中尋路而走，喇叭撳得“嘣嘣”響，心里卻一直不停地在猜度想像：這封使他心理負擔沉重的告狀信，一旦呈交給新來的大首長后，對方會作出什么樣的反應呢？因為這封告狀信跟他自己也有某種牽連，交給熟人還是生人的手里，含意與后果都可能明顯不同。如果是在恭主任手里處理，倘若他發現有什么不妥之處的話，十有八九，是會給予提醒、勸導甚至提出修改建議的。而如果這位首長把信交給許洪元所不熟悉的人員去辦理的話，未知因素就會大大增加。
許洪元的思想在相互糾纏搏斗著，心中不由埋怨起奚大雄自討苦頭多攬事。如今是騎虎難下，箭在弓弦，不得不發了。不管怎么說，他對這位老戰友是抱有深厚情感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倆在朝鮮戰場上有同生死、共患難的經歷，也不僅是因為在部隊里，同鄉之間總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友誼，還因為他覺得奚大雄這個人正氣，樂施好善，敢打不平。1960年困難年的時候，當他知道奚大雄瞞著自己，給他需要動手術的母親寄了六十塊錢的時候，他暗中流了淚。他已經為妹妹上縣高中需要寄宿之費，向奚大雄借過一筆錢。他倆各方面的經濟境況都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他抽煙多，一天一包還不夠；奚大雄卻打從朝鮮回國后，就戒了煙。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為自己擁有奚大雄這樣的朋友而慶幸。現在朋友有托，他不能坐視不管。把決心拿定了，心里也就安定起來。這時候，那車子七彎八拐地過了幾個十字路口，在一條路面平滑的小街上駛了三、四分鐘之后，卻不得不因為前面的情況剎住了車輪。“早知這樣，就不抄這近路了！”許洪元心里嘀咕，用手掌恨恨地拍打了兩下方向盤。
通向市委大院大門的，是一條夏日蓋滿法國梧桐枝葉的林蔭大道。這林蔭大道郁郁蔥蔥，沿著市委大院青灰色的高圍墻，往西伸展四五十公尺的地方，是一個丁字路口，拐出一條彎彎曲曲的柏油路。路的一邊，是跟著這條叉路拐了彎的市委大院圍墻，另一邊則是食品店，百貨店，飲食店，書店等，還有一個小菜場，形成一個不大不小的鬧市區。夾在中間的這條街，確切地講，是條胡同，只是比一般的胡同略寬一點，卻一天到晚都顯得很繁忙。也許是因為在六十年代中，這座蘇南古城里的絕大部分大街小巷，還都是由疙疙頓頓的彈石路面所組成，這條難得的帶有現代色彩的柏油道，就格外受到行人車輛的青睞。自行車、小板車、三輪車自不用說，因為平滑的路面減少磨擦系數，不僅省力省時和降低輪胎橡膠面的磨損，操縱者的感覺，也跟在“得得”跳動的彈石路面上行進，有天壤之別。使人百思不解的是，許多市委小車隊的司機，也喜歡走這條路，添繁亂，湊熱鬧；表面的理由也許是可以抄近路，仿佛踩著油門的腳掌，和蹬三輪板車的雙腿，承受同等程度的負荷和體力耗費。另外的解釋還可以找兩個：一是車窗前貼著交警大隊頒發的特許通行證，在人群和非機動車輛的河流中左擺右鉆，機動靈活地作穿行，神氣活現地把小車喇叭按得嘟嘟響，大概自有一種風味和樂趣。二是讓上面的大官，經常有機會接觸一下熙熙攘攘的市井氣，在緩緩行駛的車窗口，鼻尖頂著幾乎就貼在車窗玻璃上那些汗滋滋、黑乎乎、蹬動著三輪板車的黃魚肚皮——當地人習慣把小腿部后側的肌肉，稱作“黃魚肚皮”，可以不慌不忙地就近觀察、打量和思考，蒼頭百姓的疾苦痛癢、喜怒悲樂，盡收眼底。據說，這后一條，還是市委陸書記的倡導和偏好。然而，與他意見相左、已升任市長多年的俞遷，據說在沒有急事在身時，帶著不同的著重點，也喜歡要小車司機走這一條路。有一次不巧被堵在離丁字路口不遠的小菜場門口，等了十幾分鐘，不得不棄車而行，嘴里還不斷嚅嚅地說：“體驗一下吧，體驗一下城市建設與交通的落后和不適合要求吧。再讓我干十年，一定要把這小街旁邊的那些窩窩棚棚都拆光，把它拓成一條筆直的通衡大道。”誰都知道，俞市長心中的夢想和宏愿，就是要把布滿水路河道的錫城市，建成“東方的威尼斯”！而對這條小街的改造，不過是他心中宏偉藍圖中的一小筆。然而話雖是這麼說，這后兩種解釋的傳言出處，都是無法確實查證的，也許實有其事，也許僅僅是人們憑著對這兩位市領導的一知半解，發揮了豐富的猜測和想像力。至少，今天許洪元選擇這一路線時，絕對沒有上述因素考慮。而這眼前的堵車情況，不僅帶有明顯的人為性，而且帶有重大的政治性。
許洪元安坐在駕駛位子上，肩負著保護首長和小轎車安全的重要使命，恭鵬志卻下了車，從擠成一串的板車、三輪車、自行車中穿過去，擠進阻擋首長行進路線的一大堆人群中。恭鵬志在市委大院青灰色的圍墻上面，看到了一樣不尋常的東西。豈止不尋常，竟可以說是開天辟地頭一回，使他大大地開了眼界。
恭鵬志之見多識廣，以他所處的地位和工作性質，這市委高墻內外的大多數人士，恐怕都不敢對此提出異議。如果連多見廣識之士都覺得稀奇，就難怪那些孤見寡聞的市井小民，都要人頭攢攢地往這邊擠，水泄不通地圍集在一起，以顯示和滿足他們合情合理的好奇心，而并不顧忌考慮到堵塞交通問題的嚴重性。被人群團團擠壓在墻壁跟前的，一邊是一名穿著夏天警服汗流浹背的交通警察，另一邊是兩名一男一女的青年人，胸口佩戴著“蘇南工學院”的校徽。三人兩方，明顯處在一種對峙狀態中。那民警，來自不遠處丁字路口的交通指揮崗亭里。在首長的眼皮下維持交通，當然都是經過交警大隊精選的人，因此年年得獎旗。恭鵬志還曾在夏日炎炎時，親自給他們送過冷飲水，代表市委領導和大院里的全體同志，向他們表示過親切的慰問和崇高的敬意。因此那位民警就一眼認出了他，就不甚正規地舉手行了一個禮，報告說：“首長，這兩位大學生要在這路口貼這份東西，我們覺得會引起圍觀，影響交通。”
“你有什么資格和權力，阻擋我們在這里貼大字報？”那位臉孔圓圓、同樣滿頭是汗的女大學生，氣咻咻地高聲喊，喊完，朝突然從天而降的首長瞥了一眼，卻把頭不理不睬地扭回去，仍舊正對著民警瞪眼睛。
這時的恭首長，已經把墻上所貼的文字內容，飛速掃視完畢。按標題和內容看，嚴格地講，那不能算是大字報，而更象是一份通告。那一大張黃色的紙，濕漉漉的，漿糊未干。兩個醒目的毛筆字，約占了整張紙的四分之一：“辟謠”。對眼下這近百名的圍觀者來說，大約多數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個詞，更不要說，見過用這個詞來作大字報的標題，于是就發生了極大的好奇性。
“辟謠”之下的文字內容，大致是說：一段時期來，正當蘇南工學院的廣大革命師生，響應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之時，在校園里卻刮起了一股風。這股風，不是把矛頭對準資產階級黑幫分子和十七年來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是對準敢于批判、敢于斗爭的部分革命師生。有人散布謠言，惡毒污蔑這些革命師生是組織地下反黨集團，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一小撮反黨分子。因此這是一股陰風，目的是要轉移斗爭大方向。我們一是要責問院黨委，你們在煽起這股陰風中起了什么作用？居心何在？是不是想制造口實，借此鎮壓革命群眾？二是要向全市人民緊急呼吁，識破謠言，明確方向，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代表人物作堅決的斗爭！一起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同學們，我叫恭鵬志，是市委辦公室主任。正好開車經過這里，被堵住了。可以告訴我你們的名字嗎？”恭鵬志覺得情況不僅涉及交通問題，而且有關政治，心里重視起來，就先作自我介紹，然后進行摸底。
“我叫王小燕，他叫何為民，”女孩子很爽快地回答說：“怎么樣，恭主任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嗎？”
“哦，王小燕同學，我覺得民警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把這張通告貼在這里，引起這麼多人的圍觀，已經影響了交通。你們有意見，有看法，為什么不直接找你們校黨委的領導呢？”恭鵬志既然亮了相，就必須在眾目暌暌之下，表現一個市委辦公室領導應有的負責態度和明確立場來。
那位名叫何為民的男生動了動嘴，還沒發出聲音來，王小燕就搶先開了口：“廢話！如果校黨委能幫助解決問題，我們還貼這個‘辟謠’干什么？”也許是她被恭鵬志一下子就采取的反對派立場惹火了，口氣變得相當不客氣。
周圍看熱鬧的群眾，看到這個女大學生對市委領導干部竟然怎么出口不遜，都深為吃驚，心想這個小丫頭，一定是吃了老虎膽。恭鵬志心里也有些惱，他很少碰上有人用這麼沖的語氣對他說話，而且是當著這麼多人的臉。但他是經過世面的，不會跟一個小女孩動脾氣，而是仍然用好說好話的口氣講道：“那也可以考慮貼到別的地方去呀。”
“我們剛去你們大門口，門口的警衛更不讓我們貼。”這會那位男生插上了口。
“為什么非要貼在市委附近呢？錫城市的地方大得很嘛。”恭鵬志故作一副糊涂相。
“我們是要到處都去張貼，讓錫城人民都知道真相。但是貼這里，是想要市委領導也知道這件事，關心一下我們學院的文革情況。這交通問題，不關我們的事！剛張貼時，并沒有好多人圍觀。是他硬來干涉，才引來了這麼多看熱鬧的人！”王小燕振振有詞地把破壞交通的責任，全推向了交通警。這時人群中，既然響起了一些含糊不清的附和聲。
恭鵬志正要尋找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卻聽到有人在人群中喊：“小燕，把墻上那張揭下來吧。你出來談。”王小燕圓睜著眼，看著人群外圍招呼她的一位也戴著校徽的青年人，似乎不相信那是從他嘴里說出來的話。
“你出來，出來么。”那位新冒頭的男大學生，晃著扁扁的后腦殼，一個勁兒地催促著，表示非要她走到人群外邊，才談得清突然發生的新情況……
“武叔叔！”王小燕欣喜地驚叫起來，在扁腦袋的曲湘川的身邊，她看到了父親生前的老戰友。確切地講，是父親做地下工作時的老部下。
“嗨，你這小燕子，幾年不見，一張嘴巴練得這麼厲害！又跟警察吵，又跟我們恭主任吵；我可是望而生畏呀。幸好碰上了這位同學，我們已經達成協議了，”武遙揚了揚他手里拿著的一卷紙：“怎么樣，去把墻上的那張揭下來，我把這份帶進市委大院去，同意不同意？”
“行！”王小燕高興地一揮拳頭，重新鉆過人群，手腳利落地揭下來那份漿糊未干的大字報，然后同恭鵬志何為民一起走回到武遙和曲湘川的身邊。在他們身后，好多雙眼睛，都轉向這一邊，莫名其妙地，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新情況。
“我調到錫城來工作了。這個星期天，讓楊阿姨為你做餛飩，咱們好好聊一聊。”武遙握住她的手，轉身對恭鵬志笑著說：“這位丫頭是我以前老首長的千金，狂得很。可惜他父親已經犧牲了；否則我會搞通報，讓他老子代你教訓她。”
恭鵬志沒有想到一個張弓拔弩的局面，最終會是這樣一個喜劇性的結尾，心里松了一口氣，腦子里的疑問也找到了解答。這麼張狂的一個小丫頭，正納悶是哪一家廟里出的尼姑呢！
陪在武遙身邊的許洪元，目睹事情的全過程，看到新來的市委首長收下了那一大張紙，深受激勵和鼓舞，覺得留在自己身邊的那一小疊紙，應該享受同等的權利和待遇。于是待首長同那女大學生聊完天，一坐進車里，就鼓起勇氣來，轉腰向坐在后座的武遙遞上紙：“首長，我這里有一份告狀信。”
武遙覺得有些突然，心想還未進市委的大門，倒已經有人接連給自己送起見面禮來了。伸手接過紙，搖下車窗，看到王小燕已經爬上一輛載著紙張和漿糊桶的腳踏三輪板車，就朝她揮了揮手：“別忘了給我打電話。你那個‘辟謠’，就不要再到處去張貼了，等我研究一下再計較。”
小車開動了，在經過轉彎口那個崗亭的時候，恭鵬志向剛才那位忠于職守的民警，問候性地揮了揮手。
許洪元心情頗不安。他從車內的照后鏡里，看到首長手里端著他方才遞上的信紙，兩道濃眉深深地擰了起來，。
車子沙沙沙地滑入市委大院，在圓弧形的四層辦公主樓門前停靠了下來。許洪元先下車，為首長開了門，聽見武遙正好在問恭主任：“這份材料你看了嗎？”
“我在候車室翻了一翻，要他送到信訪辦去。”這是恭主任的回話。
“你直接下去查一下，然后把情況告訴我。”武遙把材料交給了恭主任。
轉了一個圈，這告狀信，不是仍然回到了恭主任的手里嗎？他當初有沒有預料到這種結局呢？他應該是能夠預料的，許洪元想。連許洪元自己，此刻也突然意識到：這是一種必然結果。可是這位恭主任，為何要讓這材料在新來的首長那里轉一下手呢？許洪元再一次認識到，作為“一介車夫”，他對政治運作的奧妙之處，實在是外行得很。盡管他在靠近權力中心的這個圈子里，已經混了好多年。
[1] 社論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是不能和平共處的。……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里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我們推翻了他們的統治，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并不等于沒收了他們腦袋里的反動思想。剝削階級統治了勞動人民幾千年，他們壟斷了由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反過來用于欺騙、愚弄、麻痹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統治。幾千年來，他們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在社會上不能不有廣泛的影響。他們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以后，他們是不死心的，總是企圖利用他們過去這類的影響，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復辟制造輿論準備。解放十六年來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斗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
[2] 這份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一開頭就責問：“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對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斗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然后大字報羅列了上述三個人有關在北大開展文革的種種言行，諸如：“……‘現在急切需要領導，領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然后，大字報咄咄逼人地責問：“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大字報刊載版面的旁邊，還配上了《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文章好象是對某些其名不詳的黨內人物，提出了嚴厲的政治警告！
[3] 社論說：“說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這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是違反辯證法的。哪里會沒有矛盾呢？一千年，一萬年，一億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毀滅了，太陽熄滅了，宇宙還會有矛盾。任何事物都處在矛盾中間，斗爭中間，變化中間，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點是要批判，要斗爭，要革命。這樣才能不斷推動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毛主席經常運用‘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句話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資產階級天天企圖影響我們，腐蝕我們。當前這場斗爭，完全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們是準備、并進行多年了。我們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爭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滅它，它就消滅你。這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搏斗，在這樣一場搏斗中，喪失警惕是危險的。”社論最后號召人們要“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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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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