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長期以來，中東歐國家以“民粹反彈”的現象而備受關注，去年年底崛起的羅馬尼亞極右翼候選人喬治斯庫是這一趨勢的最新印證?！堆鸥髻e》網站的評論文章用“災難民族主義”的概念來解釋目前的形勢：新自由主義的“災難資本主義”引發了深刻的經濟社會危機，而極右翼“災難民族主義”試圖利用人民的“怨恨”重塑他們的政治訴求，將“反資本主義”的階級語言和民族主義情緒結合起來。本文關注到這種情動因素在選民動員中的重要作用，并稱之為“恐懼政治”，而文中提到的左右民粹主義的合流也形成了今日中東歐普遍存在的“經濟左翼＋社會右翼”的現象。

　　如果我們將歷史和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民粹主義政治加以分類和比較，就會發現它們的動員對象和訴求各異，在本國政治中的生態位也有所不同。是否應該把“民粹主義”提取為一種可以抽象討論的政治模式？或者像拉克勞和墨菲那樣，承認“政治”與“民粹主義”本身密不可分，當前各種民粹主義歧變不過是與新自由主義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失敗的產物？可以看到，當下各路右翼民粹主義無意于摧毀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下的反動。而本世紀初以來一批受挫的左翼民粹主義運動（查韋斯、莫拉萊斯、“我們能”黨等等）也說明了，左翼可以靠民粹主義在選舉政治的框架下獲得成功，但選舉后第二天的領導權愿景是什么呢？

　　文| 勒塞河的無盡區

　　按| 杰明

　　后共產主義的民粹主義濫觴

　　對于當代，尤其是后冷戰時代和新冷戰時代中歐民粹主義的考察，無法忽視的重要背景是中歐社會主義政權崩塌造成的一系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后果，德特就曾指出，蘇聯的倒塌使得長期被壓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得到了出口。實際上，蘇聯的倒塌不僅給中東歐長期被壓抑的民族主義思潮帶來了可乘之機，另外由于無法快速適應市場經濟，經濟的衰退進一步加深了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單純從信仰和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說，共產主義敘事的消解同樣意味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想象的認同機制”的改變。在冷戰時期，東歐的歷史整體上是以蘇聯為主導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為目標，無產階級革命文化作為主導的的意識形態長期替代了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認同，作為凝聚共同體的意識形態結構。

　　在冷戰結束和新冷戰即將開啟的當下，無論是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普世人權都處于退潮期，雖然無產階級革命理念和人權理念具有沖突性，但二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啟蒙以來的普世主義價值認同。而當下，此類意識形態的撤退則在政治空間上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從而為后現代式的民粹政治留下了空間。冷戰后，以普世人權思想維系的歐洲一體化認同代替了中歐的共產主義思潮，本身已經為民粹主義思潮埋下了種子。而新世紀以來的經濟衰退和地緣政治危機，促使歐洲懷疑主義思在歐洲各地區興起。因而，除民族認同外也應當考察影響該地區民粹主義崛起的其他因素，以達到對“恐懼政治”這一民粹主義政治模式的理解。簡單而言，“恐懼政治”即依賴于社會危機和恐懼政治動員下的一種民粹主義政治。本文將首先概覽中歐民粹主義的一般特征和背景，繼而從德國這一個例出發分析起左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共同點和差異，并試圖探討該地區“恐懼政治”如何成為其民粹主義的重要動力，由此證明為何可以借由這一概念對這一地區的民粹主義思潮加以本質性的界定。

　　中歐政黨政治視野下的民粹主義背景概覽

　　已經有研究者例如米萊蒂.F. P.和普洛姆指出，近年來的中歐右翼民粹主義（例如奧地利）依賴于對現代化過中的“失敗者”和“被排斥者”的動員，民粹主義很好地利用這一群體的恐懼心態。傳統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雖然也關心這一群體，但這一現象則恰恰說明了其政策的失敗，從而為民粹主義的“恐懼政治”的動員提供了可乘之機。

　　整體上看，中歐民粹主義中以右翼居多，左翼居少，但左右翼民粹主義目前正呈現出向中道民粹主義合流的趨勢。與此同時，左翼政黨的核心議題，即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移民和性別權利等不僅隨著民粹主義攻擊，他們在歐洲政治中也正在被邊緣化。民粹主義正在利用選民對建制派和歐盟官僚的不信任來破壞傳統的進步議題，同時這也反映出了一種趨勢：進步議題在被官僚不斷“問題化”的過程中吸納為一系列的制度與程序，而這些程序本身即便沒有背離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正在因為這一巨大的官僚機器的不透明性、程序的復雜性而變得“不可理解”，從而變成人民所恐懼和憎惡的對象。卡夫卡式的“甲蟲”正在成為被官僚機器統治下的人民的普遍體驗。對于技術官僚統治的恐懼也是民粹動員的重要動力，不僅斥諸全民公投和直接民主，人民還希望可以借助民粹政黨領袖介入國家機器，顯然民粹主義不僅回應了他們的“恐懼”，還為他們制造了“希望”。

　　在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危機的當下，傳統進步主義議題如性別、環保、福利和階級差異問題被右翼民粹主義指責為“不現實”、“不理性”和過于“意識形態”的。民眾不再相信官僚可以通過制造問題而解決問題，尤其是當這一制造問題的過程與民眾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行動與情感連接。然而民粹主義的宣傳策略則使群眾忽略了社會政治經濟的轉變帶來的結構性矛盾的變化，從而將選民的焦慮情緒聚焦于社會安全秩序的破壞、民族文化入侵和性別認同危機，將社會治安問題和經濟衰退推卸給傳統的建制派的同時，完成“恐懼政治”的意識形態動員。右翼民粹主義對于危機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在于在社會保障問題上開展更猛烈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解決財政危機，另一方面謹守歐盟的財政紀律。這一政策的確有可能支撐中歐經濟在短期的復蘇，但其實施的政策具有明顯的欺騙性在于，即便他們宣稱代表被排斥者的階級的利益，但其改革的實際結果則是通過減稅等政策削弱社會保障體系，并明顯地保護富裕階層的權益。這種在政策上既要又要的狀況，使得對民眾的眾多許諾可能最終淪為空頭支票。此外，民粹主義政黨的執政由于仍然依賴于選舉提供的合法性以調動國家機器，這使得其行動仍然受到層層阻礙。

　　近期的證據表明中歐民粹主義正在合流，并形成一股具有生氣并相互配合的勢力。目前在中歐國家中，右翼民粹主義執政或參與聯合執政的國家有瑞士（瑞士人民黨）、捷克（“不滿公民行動”）、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波蘭（法律與公正）、匈牙利（青民盟）；而傳統建制派執政的則只有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右翼與左翼民粹主義在反對俄烏戰爭、反移民、反精英統治、反官僚、反歐盟等議題上立場相近。例如，斯洛伐克的左翼民粹總理菲佐是匈牙利右翼民粹主義者歐爾班的支持者，而德國右翼另類選擇黨也與左翼新興勢力瓦根-克內希特黨保持曖昧。左右翼民粹主義的合流顯示了中道民粹主義正在日益成為支配今天中歐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其共同的反對對象則是傳統中道建制派。

　　然而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在實施激進民主的具體議題中依賴著不同的策略。左翼民粹主義傾向于認為進步議題的實現，根本上需要改變一般的政治程序限制，并且積極利用新的技術手段，直接組織選民參與決策，甚至進一步改變原先的憲法程序。這種方案與意大利激進左翼哲學家安東尼奧·奈格里在《野蠻的反?！分刑岢龅?ldquo;制憲權”相關，即憲法應當是屬于人的、主動的占有性的力量，因而憲法并非法律實證主義所指認的那種內在合乎理性的體系，而是一種身體性與物質性的構造過程。右翼民粹主義相對于左翼“保激進的守”，更熱衷于“激保守的進”，即希望通過激進的改革手段保衛歐洲的民主秩序，通過將民主價值觀與基督教異性戀核心家庭，以及市場經濟等等綁定，將其塑造為一種具有地緣政治特點的“歐洲民族”價值觀。這一建構全然忽視了這一建構對象的復雜性，具有鮮明的右翼政治的“文化發明”的色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中的共同體》對民族主義的評論所言：

　　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復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會變得“模式化”，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意識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

　　即便我們已經遠離了18世紀那個熱衷于“發明民族”的時代，然而“民族”問題卻從未從當代政治的視野中消失，相反“民族”仍舊是一個極其具有活力的概念，甚至在當代政治政治舞臺中的主要角色。民族主義的動員總是伴隨著民族身份的消亡以及對其的保護，“民族”問題在今天的“恐懼政治”動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當代右翼民粹主義宣稱要將“民族”從全球化的入侵中拯救出來，將絕大多數民眾在資本主義中被剝奪的恐懼轉化為對民族國家的依賴，這是當代民粹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實質。實際上，民族國家在這個進程中從來沒有扮演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角色，即便其宣傳反對全球化中的“外來者”。相反，民族國家仍然扮演著通過法律保護市場經濟，甚至通過更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的作用，從而寄希望于通過諸如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之類的方式進一步介入他國經濟，實現一種隱蔽的后殖民主義統治。右翼民粹主義將群眾對“資本主義”的恐懼轉化為一種自相矛盾的策略，即對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進一步加強，伴隨著中央銀行權力的提升和政府部門的進一步新自由主義化。然而中央銀行的決策程序始終保持為一種無法被一般民眾理解的復雜技術，因而民粹主義是否能夠兌現他們對于官僚制和精英制的反對是極其可疑的。而民粹主義領袖通過對事實情況的抽象概括和情緒鼓動，已經成為了民眾實質上的外接大腦。這本身也反應了今天的經濟系統作為一個復雜系統的困境：即便是深處其中的技術官僚也無法保障對其的理解，治理國家的復雜技術如何成為可被理解和掌握的民主程序，才是這一問題背后的實質困難，否則難免會落入羅伯特·米契爾斯所說的現代性癥候——“寡頭統治鐵律”。

　　個案分析：以德國民粹主義為例

　　德國中左翼執政聯盟“紅綠燈”(die Ampel)剛剛在12月遭到議會不信任動議下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勢頭正盛，最新的民調顯示魏德爾超越了默茨成為了德國民眾最希望選舉的總理（即便不是其所在的政黨AFD），魏德爾的政治魅力一部分的確在于她“直言不諱”地回應民眾的焦慮與恐懼情緒。近年來，德國選舉結果上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地區性，在原東德地區，如上圖顯示在2017年的聯邦二次地方選舉中，無論左翼（左圖）還是右翼（右圖）民粹主義政黨都獲得了較高的投票率，這一趨勢勢必將會在2025年的德國聯邦選舉中延續。對這一現象的“長時段”的解釋，或許在于蘇東社會主義政權的解體，從各種意義上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復興留下了空間。而在一些調查中，原東德地區居民也認為自己在聯邦德國中是“二等公民”，具體表現在經濟收入上的不足，以及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的錯位與不認同。這個過程中，通過回應原東德地區居民的心理不平衡感與危機意識，德國左右翼民粹主義都在這一地區都吸納了大量的選票。

　　以移民議題為例，民粹主義成功的利用了“恐懼政治”的動員吸引了原東德地區選民的選票，通過建立移民政策與社會動蕩之間的關系，民粹主義在本民族國家疆域內部塑造起了“他者”入侵危機的現象，并將這一現象與更廣泛的具有爭議的社會議題相互關聯，從而完成了其恐懼政治的動員。當下，德國左翼民粹主義，即“瓦根-克內希特”（BZW）黨，經過轉型已經脫離了原德國統一社會黨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策，除經濟政策上反對進一步將政府部門私有化以及支持投資基礎設施外，其在外交、戰爭和性別（反LGBTG+）議題上，與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一致。事實上，原東西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造成了兩地區之間對待移民態度的差異：原西德地區由于對勞動力的需求高，因而有能力吸納更多移民就業，也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塑造多元文化和教育、職業機構來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生活；相比之下，原東德地區則是相反的情況，因而原東德地區的居民可能本身就與移民在就業和社會福利上具有競爭關系，因而他們在面對移民時可能具有更高的危機意識和被剝奪感。另外，不可否認的是有數據表明德國移民相對于本地居民具有更高的犯罪率，民粹主義在回應群眾恐懼情緒的同時也在放大這一情緒，以為解決危機提供可執行的方案，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救世主”角色。但右翼民粹主義簡單地將驅逐移民視作解決社會治安的方案，卻忽略了這一方案可能同時制造出其他社會問題，因為移民本身就是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客觀需要。如何通過合理的社會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勵生育，以及通過轉移支付等方案彌合原東西德之間的社會經濟差別，BZW更加傾向于支持這類解決方案，而AFD則與CDU（基督教民主聯盟）一道堅持債務剎車法案以及不額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并通過回歸傳統價值觀來鼓勵生育，或許在2025年的聯邦選舉中，我們可能將見證黑-藍（CDU-AFD）聯盟的誕生。

　　AFD黨首愛麗絲·魏德爾在德國聯邦議院怒噴“紅綠燈”政府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更加“薄”的意識形態，并不支持一種固有的對待政治社會議題的解決方案，因而這一概念并不意味著一系列固定的具體解決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粹主義本身容易與各類意識形態之間建立聯系。相對于傳統政黨已經相對確定的社會經濟方案，民粹主義政黨的解決策略具有靈活的優勢。但與此同時，民粹主義也依賴著頗為極端和具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遠景作為凝聚認同的共識。即便這些意識形態遠景常常是相當具有“想象性”的，但卻不能被視作可以任意更換和替代的，由此呈現出其意識形態“厚”的或物質性的一面。因而其動員機制不能僅僅被視作策略，而應當被視作其政策的具體組成部分來看待，其常常在邊緣地帶試圖挑戰當代歐洲的傳統民主共識，從而為政黨合法性提供了一套不同于程序民主意識形態的敘事。這實質上也說明了傳統選票民主的局限，缺乏活力的意識形態話語使得民眾無法理解和感知官僚的行動與自身切身生活的關系，這當然不意味著官僚政府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但的確對于民眾來說缺乏溝通而且不可理解的。布魯塞爾和柏林的官僚或許逐漸忘記了，一般人能夠切身理解并肯定的存在，的確只能是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

　　德國右翼民粹政黨AFD關注的具體議題是關閉邊界、驅逐難民，然而其政黨在地方宣傳過程中卻經常斥諸于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來構建其執政合法性。AFD圖林根州黨首比約恩·霍克（Björn Höcke）曾在演講中引用并修改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的格言，并象征性地要求德國人重新審視納粹的歷史，他在2024年5月和7月也因將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創造性”地解讀為“Alles für Deutschland”（納粹準軍事戰斗組織SA的標語）而在法院受審。AFD形成的“中央-地方”（魏德爾-霍克）雙元首制，實際上在中央官僚和地方群眾之間形成了巧妙的平衡，在這一“恐懼政治”模式中，魏德爾負責強調“理性”與“危機”，而霍克則負責創造“記憶”與“神話”。對于前者而言，恐懼的對象是中產階層的生活危機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后者則是全球化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霸權所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這一危機顯示出民族概念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號召力，以及我們必須接受的一個事實是，歐洲人正在越來越將民主視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傳統價值觀。而與此類似，德國左翼民粹主義BZW相比之下，受制于歐洲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對共產主義的強力打壓，即便如AFD在柏林的負責人魏德爾那樣回避納粹主義，即至少在明面上將自身與東德時期的政治背景拉開，但其對原東德地區居民仍然具有越出當下民主政治框架的隱形的后現代意識形態號召力。

　　AFD最大選區圖林根州黨首比約恩·霍克的彩塑，正在行被德國憲法禁止的納粹禮

　　兩個民粹主義政黨不僅在其外交和文化政策上具有一致性，其在意識形態動員也有類同的模式。對于被自由民主話語霸權掩蓋的邊緣群體的記憶的調動，成為其與群眾之間聯絡的巨大政治能量。因而所謂“恐懼政治”在這一意義上，應該進一步被理解為自由民主意識形態霸權所導致的全球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一危機顯示出民族概念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號召力，以及我們也會看到，無論是民主還是反民主的口號所具有的民族性的一面也就此被凸顯出來。而二者票倉在地區上的重疊，使得有評論者推測二者在下一任選舉中具有聯合執政的可能性。然而，這些評論者忽略了民粹主義即便作為“薄”的意識形態，在其通過歷史記憶塑造出的認同依然具有“厚”的一面，這使得二者的聯合的可能性變得渺茫。但無論采取迎合還是回避的態度，無疑AFD和BZW都具有新的后現代政治的特征，即重新利用邊緣化意識形態的群體記憶，在合法與非法的模糊邊界中進行政治動員。

　　當代中歐民粹主義具有的后現代主義的特征，其反映了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沖擊下統治階級的階級策略，當市場中的盈利機會在危機時減少時，傳統行業的資本家利用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我們在這里仍然應當在認識其共性的時候謹慎地區分左翼與右翼地具體議題尤其是經濟議題的差異）來掌控國家。他們通過與同樣遭受利益削弱的男性工人階級結盟，為自己爭取合法性。某種程度上說，今天的民粹主義與后現代政治是由原英帝國殖民秩序主導下的替代物——美國主導的全球新自由主義面對危機后的產物。在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利用了對失落殖民帝國的懷舊情緒。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在調用民眾對社會主義的懷舊情緒的同時，如何能夠更加積極地調動利用傳統工會有效的行動策略。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中歐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政治仍然圍繞著開動各類宣傳機器而展開對國家機器的爭奪，而非將其精力投入到對工人的在地行動的支持中。最近，德國大眾裁員引起的罷工風波中，我們更多看到的仍然是傳統的行業工會和地方工會在抗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說明歐洲在長期的民主運動過程中形成的緩沖帶，仍然對工人權益的保護發揮著必要的作用。

　　展望：恐懼政治的未來

　　從具體的動員技術層面上看，民粹主義依賴于一種“恐懼政治”，所謂具體議題，如難民問題、移民問題等等原本作為社會問題的具象表現，在這種不斷的具象化中被放大為了諸如外來民族入侵、主權國家邊界消失等問題，并且成功地調動了新自由主義體系的經濟危機下社會不穩定狀況下民眾的恐懼心理。這個過程雖然為政黨行動的一系列策略提供了直接的依據，但也消泯了那些從結構上看更為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技術、教育、經濟、性別和階級在社會再生產中起到的作用。

　　對“民粹主義”這一概念的界定，不僅應將其限制在民主政治范疇自身內的局部突變，還應當將其理解為民主政治內部產生和呼吁的結果。中歐地區即便近年來經歷了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等嚴峻挑戰，仍然是全球經濟社會和民主政治高度發達的地區。在這樣的地區，看似非常激進的民粹議題，往往訴求的是對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在程序上運行良好的民主憲法秩序的保衛和回歸。因而其是一種不躍出原先民主制度框架的“激進保守主義”，它本身是資本主義民主秩序自身的產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民主秩序為了在危機中保衛自身所必然要求的。這些處于恐懼中的中歐選民需要的并不是真正的激進，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種民粹的激進背后是一種保守，而且面臨的往往是“無?？墒?rdquo;，他們需要的或許只是一種我們正在行動以便克服恐懼的狀態——即通過全民公投和克里斯瑪的魅力統治所代表的公民的直接行動，轉化為由民粹政黨控制下的國家機器對社會的直接介入。

　　但正如希特勒的納粹統治生效從來不是僅僅依賴于對被排除者和弱勢者的動員。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中產階級由于恐懼自己階層地位的滑落，也常常加入到支持民粹主義的陣營中來。民粹主義常常利用他們對既有建制的不穩定性的恐懼，而將其引入另一個深淵。然而納粹統治的有效性就在于統合各階級的利益以提供一個整全的解決方案，這意味著所有階層的危機在“恐懼”情緒中的差異被抹平了，然而經濟事實是，自疫情以來的經濟危機實際上使得富裕階層擁有的財富顯然占比更高了。“恐懼政治”的確是一種有效的政治動員，但它的成功也仍然是令人擔憂的，如果被動員者僅僅依靠媒體技術和政治強人的話語來識別自身的利益，他們就可能傾向于放棄通過自我組織的政治行動中的理性的籌劃爭取自身的利益。

　　如果未來，民粹主義政黨進一步通過越過程序民主構建起其行動的合法性，以獲取對國家機器的更加深度的介入，歐洲既有的民主政治模式或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