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中首次推進了唯物史觀具體化的理論歷程，他通過深化對生產方式內在矛盾在特定條件下的外部表現形式、把政治斗爭史的研究提升到政治發展之歷史規律的層面等問題的探討來完成這一理論工作。馬克思的這種理論探索不僅使他在法國政治史的研究上實現了方法論及理論成果的創新性突破，而且，他在唯物史觀具體化問題上的探討也為后來者樹立了榜樣。深化對唯物史觀具體化的理論解讀，不僅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歐美學界對馬克思19世紀50年代初所寫的兩部政治史著作即《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以下簡稱《法蘭西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下簡稱《霧月十八日》)的重新強調，無疑有歐美國家的現實政治實踐背景，但這種學術維度上的強調本身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這不僅是因為恩格斯早在1885年就把其中的《霧月十八日》稱為無與倫比的“一部天才的著作”,而且從學理遞進的維度來看，這兩部著作體現了馬克思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首次嘗試。我們的確可以把《共產黨宣言》視為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觀運用到了階級斗爭的解讀視域中，但就把唯物史觀在某個具體國家的現實問題分析中的運用即具體化來說，上述兩部著作是馬克思的首次理論努力。從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視角來深化對這兩個文本的解讀，既可以對國外學界流行的從與歷史本質決定論不同的行動政治學的角度把馬克思的理論努力解讀為對政治事件史的強調的思路相剝離，也可以推動我們深入地探討馬克思在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方面取得了哪些學理上的成果，以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前提條件、理論標志和方法論特征。

　　一、傳統的思想殘余只是尚未發展到尖銳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

　　從表面上看，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這兩個文本中的確只是在強調傳統的思想或觀念殘余對當時法國的政治人物和社會階級的政治行為的影響。在《法蘭西階級斗爭》的一開始，馬克思就指出，“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即革命黨在二月革命以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在《霧月十八日》的一開始，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在文本的具體展開過程中，馬克思事實上也是這么論證的。譬如，在談到二月革命后法國無產階級沒有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只是試圖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旁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時，馬克思指出，“與這種在想象中消滅階級關系相適應的詞句，這是博愛——人人都骨肉相連、情同手足。這樣和氣地拋開階級矛盾，這樣溫柔地調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這樣想入非非地超越階級斗爭，一句話，博愛——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號。……巴黎無產階級就沉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博愛氣氛中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出的這種博愛觀念，在二月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身上仍然呈現出來，這就是馬克思要指出的革命前的傳統觀念殘余。再譬如，在談到占法國人口最多數的農民階級鼎力支持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當選總統時，馬克思指出，當時的法國農民不是把這個拿破侖第三當作一個人物，而是把他當成了其伯父拿破侖第一的靈魂再現，當成了能維護法國農民利益的新皇帝。雖然這種美好的想象很快就被拿破侖第三的具體政治措施所擊破，但法國農民當時的確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

　　正因為如此，國外學界的一些學者總是試圖把這兩個文本解讀為馬克思用行動政治學或事件史的視角來超越經濟基礎決定論的理論努力，“很顯然，對他來說，階級是一種潛在的力量，但它們只是主導因素而不是經濟基礎在總體上對社會起決定作用的證據。事件的延續性并沒有被簡單地解讀為階級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被準確地界定為一場低級笑劇，就像他在開篇的章節中所說的那樣。這一笑劇包含著很多的諷刺性章節以及突然的、不可想象的情節轉換”。嚴格地說，這種只是在經驗層面上看到了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分析法國政治斗爭史時所采用的階級視角及政治行動者視角的解讀線索，是無法準確地抓住他此時政治哲學思想的深層內涵的。馬克思在這里其實并不是為了流水賬式地記述法蘭西階級斗爭的事件史，不然的話，他就會跟他所批判的蒲魯東在《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一書中所呈現的樣子處于同一水平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里關于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角所作的歷史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想要做的，正像恩格斯在《霧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中所說的，是“敘述二月事變以來法國歷史的全部進程的內在聯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跡就是這種聯系的自然的必然的結果，而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政變的主角除了給予其應得的蔑視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別的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馬克思當然不可能僅僅從事件史的角度來展開論述，即使是在政治當事人的行動邏輯之外注意到了階級因素的作用也無濟于事，因為如果不從唯物史觀的生產方式視角來切入，階級其實也只是一個政治學的要素而非歷史觀要素。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一開始雖然的確借用黑格爾的口吻說了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是出現兩次，而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的，但我們切不可真的以為他在此文本中只是在政治笑劇的層面上來闡述1848至1851年底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史的。事實上，就在這段關于笑劇論述的后面，馬克思就明確地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在《法蘭西階級斗爭》的開篇部分談到革命前的傳統殘余時，他更是明確地把這種傳統的殘余界定為“是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對馬克思來說，不管在這場政治事件或階級斗爭史中各個階級表現出怎樣的怪異和不可思議的舉動，它們的行為都可以而且也必須從法國當下生產方式發展水平的角度來加以深刻的闡釋，而不是把這些政治行動者簡單地歸結為行動政治學或表演政治學(performing politics)層面上的行為主體，并把他們的政治行為簡單地歸結為事件史層面上的政治活動。

　　事實上，馬克思也正是這樣做的。在《法蘭西階級斗爭》第一節中談到二月革命以及工人在革命后的政治表現時，馬克思就明確地從當時法國生產方式發展水平的非典型性及相對落后性的角度，來解釋工人在此時還不具備實現自己的政治革命的能力。在他看來，不管是工業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發展，都有賴于法國現代工業能夠按照自身的需要來改造一切所有制關系，而這又是建立在法國的工業能夠奪得世界市場這一前提之上的。但客觀事實是，盡管當時法國的工業比起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來說要更發達，但就法國工業發展水平本身來說卻是遠遠不夠的。且不說對于世界市場的控制力，即使是對于法國國內市場，法國的工業也大都是依靠變相的關稅保護制度才能掌握得住的。“所以當革命發生時，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擁有實際的力量和影響，足以推動它超出自己所擁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國其他地方，無產階級只是聚集在一個個零散的工業中心，幾乎完全消失在占壓倒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具有發展了的現代形式、處于關鍵地位的反資本斗爭，即工業雇傭工人反對工業資產者的斗爭，在法國只是局部現象。……所以，無怪乎巴黎無產階級力圖在資產階級利益旁邊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來當作社會本身的革命利益；無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紅旗”。這就是法國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在1848至1851年的法國政治斗爭史中各階級的政治表現，即使是那些看起來不可思議的政治表現，也都根源于這種特定的生產方式發展水平。馬克思想要闡明盡管這一段政治發展史看起來像是一場低級的笑劇，但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它的全部進程是有內在聯系的，而其最終的結果即路易·波拿巴的復辟，則是這種內在聯系的必然結果。

　　于是，在馬克思的解讀視域中，這場“笑劇”便具有了客觀規律性，而不再是所謂的政治行為者的外在表演。具體來說，二月革命中法國無產階級看似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勝利實則是包括法國資產階級在內的諸多階級共同作用的結果，僅靠無產階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這種勝利的。因此，當二月革命后法國資產階級竊取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并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時，這種結果其實是與當時法國的生產方式及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它不能簡單地被解讀為法國無產階級在政治行動層面上的軟弱導致了法國資產階級偶然性地獲得了共和國的領導權。接下來的六月革命也是如此。從軍事或政治的層面上看，的確是由于法國資產階級的鎮壓才導致了無產階級六月革命的失敗，但如果從歷史觀的層面來看，并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此時的法國無產階級已經具備了實現自己革命的能力。占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并沒有跟著他們一起革命。“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一點已注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接下來的論述中，馬克思著重闡明了法國資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地擊潰法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法國的農民階級是如何在其他階級的幫助下成功地把路易·波拿巴推舉為共和國總統的、立法國民議會期間秩序黨是如何赤裸裸地推行資產階級統治的、在聯合的資產階級面前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逐步聯合起來并組成與秩序黨相對立的紅黨的，等等。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這段政治史作了更為全面和細致的分析與闡述，尤其是對各黨派之間笑劇般的相互爭斗、立法國民議會期間各黨派的政治舉措與其政治立場之間的不完全對應性、法國的農民階級支持波拿巴完成了其“霧月十八日”復辟等政治事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雖然這兩個文本的確是由相對獨立的篇章所構成的，并且它們的最初用意也是對當時所發生的那段政治史的闡述與評論，但如果我們真的以為它們只是關于這段政治事件史的描述，那就過于簡單了。即使是從經濟結構與行為主體的雙重維度來闡釋它們，也不足以抓住這兩個文本的深刻內涵，因為正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馬克思是抓住了這段法國階級斗爭史的內在聯系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樣深知法國歷史。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里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斗爭借以進行、階級斗爭的結果借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現得最為鮮明”。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那么細致地闡述階級斗爭在法國政治層面上風起云涌的表現形式，不是真的為了對政治事件的描述本身，而是為了通過對這些變換不已的政治斗爭形式的闡述，來反映這一段政治歷史進程背后的內在聯系，即由法國特定的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運動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歷史運動規律。

　　二、法國式的政治斗爭是生產方式內在矛盾性的外部表現

　　生產方式內在矛盾性的視角，是我們清晰地把握《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這兩個文本之主導線索的方法論前提。我們以前者為例來加以說明。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這一文本中想要闡明的主要線索是：在革命進程把占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發動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迫使他們承認法國無產階級是自己的先鋒隊并靠攏它之前，法國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問題上是不能前進一步的。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能成為可能，而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暫時還不具備，因為當時法國社會的生產力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范圍內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新的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新的危機之后才有可能。這種新的危機雖然暫時不能到來，但它一定會來臨。

　　相對于恩格斯同時期所寫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文來說，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的觀點闡述上并沒有刻意地循著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路徑來展開，而是呈現出了描述政治事件發展過程的樣子。這正是國外學界的學者把它們界定為政治事件史著作的原因。但當我們作為閱讀者來面對馬克思的這兩個文本時，如果僅僅把它們當作事件史著作來閱讀，那就可能與馬克思的真實寫作意圖擦肩而過。其實，恩格斯在1885年為《霧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所寫的序言中就已經明確地指出，“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于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于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里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此處的最后一句話，不僅是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后對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核心理論線索的準確概括，而且也是我們今天解讀馬克思這兩個文本的主導理論視角。

　　馬克思實際上做得比這還要多。在上述兩個文本中，他有效地推進了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在法國政治革命史這一特定對象層面上的具體化。對他來說，法國生產方式發展的不典型性和相對于英國來說的滯后性，使其國內的階級發展得不夠充分。這導致當時法國的社會關系或階級關系不可能像英國那樣簡單化為勞資關系，其階級斗爭不可能像英國那樣表現為典型的、純粹的勞資之間的階級斗爭，而是以社會各階級為了維持或獲得自身的利益而展開的看似不可思議的、類似低級笑劇般的政治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看出并抓住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是法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性的外部表現的中介形式，是馬克思在學理層面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時所取得的第一項理論成果。這一點很重要，它標志了馬克思已經不滿足于在一般歷史觀層面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的強調，而是開始在具體對象(如法國)分析層面思考唯物史觀的展開路徑問題。這當然也有賴于馬克思對法國歷史尤其是當時的政治斗爭史的深入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對歐洲大革命的實踐語境時具有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同時期的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也體現出了這種方法論的自覺，他明確地看到了16世紀初德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性的外在表現不是通過經濟或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宗教改革運動中的不同營壘或集團呈現的。他由此也對當時德國宗教政治斗爭的發展史作出了比同時期其他理論家深入得多的理論闡釋。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具體化、唯物史觀具體化的首創者和理論典范。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透過這一具體化中介的視角，對1848至1851年法國政治史中社會各階級的表現及其結果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遠比同時期的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的《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變革》要深刻得多。這具體表現在對法國無產階級在六月革命中的失敗、立法國民議會期間各黨派政治行為的不可思議性、巴黎無產階級在1850年工商業繁榮時期喪失斗志的表現、資產階級群眾中的一部分人為了自己的私利出賣了本階級的政治利益、法國的農民因為無法形成政治維度上的階級而希望路易·波拿巴成為他們的主宰等政治事件的分析上。在分析六月革命的失敗時，馬克思盡管談到了工人在這次起義中“沒有領袖、沒有統一計劃、沒有經費和多半沒有武器”,但他并沒有像雨果在《小拿破侖》中把波拿巴的復辟描述成一個人的暴力行為那樣，把六月起義的失敗僅僅描述成工人的政治斗爭策略的失誤，而是把闡述的重點放在了對六月革命失敗的社會歷史原因的分析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巴黎無產階級的失敗源自它們的孤軍奮戰，站在它們的對手即資產階級共和國一邊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流氓無產者、知識分子、農民等各個階級，而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只有它們自己。這便決定了起義的結果只能是失敗。而導致這一點的原因在于法國的社會經濟關系還沒有建構出成熟的、政治立場清晰和明確的階級，“在那里，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里，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后，在那里，應該占有新世界的物質生產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正因為如此，在馬克思看來，在這些與無產階級為敵的階級被資產階級鎮壓并倒下之前，在他們最終意識到只有無產階級才是革命的主導力量之前，法國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斗爭的光榮而失敗的”。

　　在談到立法國民議會時期法國國內各黨派的政治行為的吊詭性時，馬克思指出，這一時期各種尖銳的矛盾的確錯綜復雜，“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并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的元老院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但馬克思并沒有停留在對這種吊詭式政治行為的經驗式描述上，更沒有簡單地把它們歸咎于各政治黨派的所謂政治原則的必然結果，而是深入到了基于經濟基礎的階級斗爭的層面來深刻地解讀這種復雜的政治現象。以秩序黨中兩個政治集團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政治表現為例。馬克思指出，表面上看這兩大政治集團的相互分離只是源自它們與不同的王朝即波旁王朝和奧爾良王朝的聯系，源自它們不同的政治原則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回憶、信念和幻想等等，但實際上它們的政治行為是根源于其在現實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于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么后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對馬克思來說，支撐政治行為的政治信念，只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筑中的一個要素，它不能被用來孤立地解釋政治行為，而只能在經濟基礎的決定論框架中發揮相應的闡釋作用。

　　在對這一時期其他政治現象的闡釋中，馬克思也同樣貫徹了這樣的解讀思路。路易·波拿巴被推選為總統以及后來的“霧月十八日”的成功復辟，在維克多·雨果等人的眼中，是國家權力獨立性或政治自主性的一種表現，但馬克思不這樣看。他明確地指出，國家權力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是因為代表了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即小農階級，才獲得竊取權力的機會的。而這又是跟法國當時的生產方式所建構的法國小農的特點直接相關的。馬克思指出，法國的小農階級就像裝在口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一樣，雖然經濟生活條件的貧窮性使他們與其他階級不同，因而看起來像一個階級，但實際上他們彼此間只存在地域上的聯系，而沒有共同的政治關系，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階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應該說，正是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解讀視角，使馬克思在對政治事件的解讀上擁有了超越同時期其他人的獨特的理論視角及方法論。

　　三、把對法國政治史的研究提升到探究政治斗爭發展規律的層面

　　馬克思在學理層面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第二個理論成果是把對法國政治斗爭史的研究提升到政治斗爭發展規律的層面上。盡管這對于其他的政治史研究尤其是經驗性的政治事件史研究來說并非是一件必須的事情，但對于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具體化視域中的政治斗爭史研究來說，卻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理論環節，因為把在政治層面上所凸顯出來的階級斗爭，放在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運動的維度上來加以解讀，就是為了探究這種政治斗爭的內在聯系，從而不僅把政治斗爭的結局視為這種內在聯系的必然結果，而且還要在歷史發展規律的維度上來闡明政治斗爭未來的走向。同時期的蒲魯東在《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中之所以從經驗歷史的角度把波拿巴政變看成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從而實際上只是構成了對政變主角的歷史辯護，其原因不僅在于他沒有唯物史觀的解讀視角，更在于他沒有推進歷史觀具體化的方法論意識。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法國階級斗爭發展規律的闡明是揉在他對各政黨之政治行為的具體分析之中的。在談到六月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失敗時，馬克思指出，在法國資產階級成功地把無產階級擠出政治舞臺之后，在六月革命中與資產階級站在一起的法國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必定會隨著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以及自身境況的惡化而越來越與無產階級緊密地靠攏。“如果說六月起義在大陸各處都加強了資產階級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開與封建王權結成聯盟來反對人民，那么究竟誰是這個聯盟的第一個犧牲品呢?是大陸的資產階級自身。六月失敗阻礙了它鞏固自己的統治，阻礙了它使人民在半滿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最低階段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顯然，只有在探究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的前提下，他才可能在六月革命失敗的語境中喊出“革命萬歲”的口號。

　　法國無產階級雖然在六月革命中失敗了，但無產階級的革命本身并沒有失敗，而是必將在下一步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力量。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花了很多的筆墨來闡述六月革命之后法國的中等階級是如何一步步地向無產階級靠攏并認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更為精彩的是，馬克思還在此基礎上明確地闡明了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種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一論述是整個《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的點睛之筆。它不僅標志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問世的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不斷革命等問題上具有了深刻的思想，而且清晰地提升了《法蘭西階級斗爭》這一文本的理論高度，使它明確地與普通的政治事件史著作區分了開來，并上升到了從政治斗爭發展規律的高度統攝政治事件研究的理論層面。

　　這種深刻的解讀視域在《霧月十八日》中也有鮮明的體現。馬克思在這里的確強調了波拿巴的復辟成功是因為得到了占法國人口最多數的農民階級的支持。但當讀者以為馬克思在這里會顯得無可奈何時，他卻十分明確地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并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法國的農民之所以分裂成革命的和保守的兩個部分，那是因為作為農民生存條件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命運在不斷地改變。在拿破侖時代，這種小塊土地所有制是保證法國農民獲得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到了波拿巴的時代，它卻變成了使農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條件。甚至連波拿巴本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還以為法國農民在他統治的時代的不斷破產并非源自小塊土地所有制，而是源自這種所有制之外的其他因素。馬克思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產生的小塊土地，并且盡量加以贊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并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試想，這種對法國農民之政治立場的高瞻遠矚式的解讀，不可能出現在雨果或蒲魯東的闡述中，而只可能出現在領悟到了法國政治斗爭發展規律的馬克思的文本中。正因為如此，當馬克思在此文本的最后說“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侖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的時候，他所揭示的，不僅是波拿巴王朝的政治命運，而且還是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未來。

　　應該說，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透過對法國政治斗爭史的闡述而對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路徑及特征的解讀，首先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它告訴我們，馬克思在1848年之后的思想發展史，不僅可以被解讀為唯物史觀的運用，它同時還應該是對唯物史觀具體化問題的卓越探討。從以往的學術研究史來看，如果只從唯物史觀運用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段思想史，那么，解讀的重點往往只會集中在馬克思在具體問題分析中得出了哪些新的觀點或思路，譬如，對《法蘭西階級斗爭》和《霧月十八日》的研究便會集中在馬克思在闡述這一段法國政治斗爭史時抓住了哪些具體的政治現象、得出了哪些具體的政治觀點。這種研究路徑會忽略馬克思在這些文本中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學理環節，而這恰恰是馬克思在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理論前提。從本質上說，唯物史觀的具體化維度就跟其基本內容維度一樣，都是唯物史觀中的核心內容。探討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在唯物史觀具體化維度上所取得的理論成就，可以使我們清晰地把握住如下這一理論層面：什么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對具體國家的具體問題分析相結合的成功的標志。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推進了對生產方式內在矛盾運動在法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中的外部表現形式、把對具體歷史過程的研究上升到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層面上等問題的深入思考，這是他成功地把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法國具體的政治斗爭史研究結合起來的重要前提。

　　其次，馬克思的這種研究還對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歷程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歷程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毛澤東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角度來談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歷代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表現形式、特定社會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等問題的深入探討，來不斷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尤其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深化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特征、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新的表現形式等問題的認識，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水平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在這樣的實踐語境中，我們顯然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到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方法論特征及發展歷程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作者：唐正東

　　文章來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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