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傳統文化觀，應立足馬克思哲學立場的“兩次轉變”，剖析其“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所有制關系批判”的演變邏輯，把握其“建基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活著的歷史文化遺產——應對世界歷史潮流的民族文化基礎”的核心要義。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馬克思傳統文化觀，有助于科學回應關于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片面認識，有助于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與時俱進、一以貫之的思想品質，有助于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對于這一難題，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給出的解答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表征民族文化基因、體現民族歷史傳承、彰顯民族精神追求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指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當此之時，就尤為需要講清楚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按照習近平關于“學原文、讀原著、悟原理”“追本溯源，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方法論提示，深入理解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歷史演進、精神實質與當代價值，不斷增強文化自信的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

　　一、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歷史演進

　　以“什么是傳統文化”和“怎樣對待傳統文化”為根本指向的傳統文化觀問題，是現代文明演進過程中極為重大的思想事件和歷史主題。作為一個思想事件，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發端于15世紀，無論是文藝復興對希臘羅馬的熱愛，還是馬丁·路德向奧古斯丁的回歸，都反映出這一時期的人們已經自覺意識到古今之間巨大的時間分野和觀點斷裂，并嘗試通過“以古代批評現代，使現代復歸傳統”的方式來彌合分歧，謀求解放。到了18世紀，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引爆了聲勢浩大的“古今之爭”，歐洲思想界逐漸形成了兩種迥異的思想路向——“批判傳統以推進現代化”的進步主義立場和“肯定傳統以抨擊現代性”的歷史主義取向。作為一項歷史主題，傳統文化問題與宗教斗爭、政治斗爭、意識形態斗爭，乃至所有制斗爭緊密相關。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的歐洲，正面臨著一場席卷一切傳統勢力的世界性騷動。封建主義行將就木仍負隅頑抗，資本主義方興未艾但危機四起，社會主義嶄露頭角卻耽于空想，這是一個封建勢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3種社會力量公開較量，新舊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更迭演進，現代和傳統兩種宗教觀念、哲學觀點、革命主張爭相搏斗的時期。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交鋒與現實沖突中，馬克思深層次省思“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實現古今融通”這一關乎歐洲乃至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以哲學世界觀和革命立場的轉變為理論支點，馬克思超越了以往“傳統或現代”非此即彼的思想藩籬，錨定了傳統文化批判的最終靶向，揭示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形成了內涵豐富、邏輯嚴整的傳統文化觀體系。

　　第一階段，以宗教為傳統文化批判之靶向。1837年，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黑格爾迅速代替康德和費希特為他指明了“生活的新方向”，青年黑格爾派的政治哲學傳統也成為這一時期馬克思傳統文化批判的鮮明底色。青年黑格爾派的核心政治訴求是以自由理性精神建立新型的資產階級王國，而在他們看來，實現這一使命的最大阻礙不在政治，而在宗教。1840年威廉四世繼位對自由和民主作出偽善的表態后，青年黑格爾派更是對這一判斷持普遍的樂觀態度。馬克思很振奮，他甚至以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國家觀為理論底座向盧格撰稿，提出“把國家看作道德理性的最高實現，是調節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他深信社會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有賴于對國家和法律所實行的改革”。在確認了政治改革的任務應賦予國家之后，馬克思一度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宗教，將之視為束縛國家發展的落后力量和傳統文化批判的核心。1841年11月，馬克思開始和鮑威爾合作，準備以鮑威爾的《對黑格爾、無神論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為思想前提，續寫一本研究黑格爾宗教哲學的著作，同時一起籌辦《無神論文庫》。這是青年馬克思為貫徹自己以宗教批判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觀所推行的哲學實踐。值得注意的是，在與鮑威爾短暫合作之后，馬克思隨即意識到《對黑格爾、無神論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使“辯證的運動成了沒有內容的、形式的運動……而批判則最后蛻化為自我目的、空洞的游戲”，而這種敘述方式無疑是應該被取代的。這預告了馬克思傳統文化觀從宗教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必然轉變。

　　第二階段，以政治為傳統文化批判之靶向。《萊茵報》至《德法年鑒》時期，受魏特林、赫斯、青年恩格斯的影響，尤其是借助費爾巴哈的人本唯物主義，馬克思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思想飛躍。概括來說，這一時期促使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發生轉變的關鍵事件有二：其一，關于林木盜竊問題的辯論使馬克思碰觸到掩蓋于理性精神之下的物質動機。在普魯士國家的立法原則中，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成為了左右機構的靈魂，馬克思這樣揭露道，“一切國家機關都應成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一旦確立了物質利益支配國家立法這一現實，馬克思已然進入了告別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前夜。他意識到“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然而，這種結束只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僅僅在思想層面倡導“拋棄關于人民處境的幻覺”是遠遠不夠的，問題的根本在于“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就此，馬克思不再僅僅將傳統批判的矛頭對準宗教，而是將塵世、政治和法一并納入自己的批判視域。其二，現實的政治斗爭使馬克思開始關注到“最低下的、備受壓迫的、無組織的群眾的權利”。1843年，馬克思應盧格之邀來到法國首都巴黎。不同于德國只是作為“現代國家的未完成”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片面的、不充分的發展，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歷經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已經出現了一支人數眾多、不容忽視的工人隊伍，甚至成立了“家族社”“四季社”等政治性團體，展現出顛覆舊社會的力量。這給正處于世界觀震蕩期的馬克思以極大的振動，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末尾，他熱情宣揚無產階級的特殊歷史地位和偉大變革使命，提出將無產階級作為實現人類解放和戰勝傳統力量的“物質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這一時期，對無產階級實踐的考察和經濟史實的關注使馬克思逐步體認到圍繞財產的所有制才是社會歷史結構的真正基礎。這無疑為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真正成熟準備了條件。

　　第三階段，以所有制關系為傳統文化批判之靶向。從反思費爾巴哈開始，通過《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馬克思徹底清算了以往的哲學信仰，實現了他在哲學世界觀上的第二次轉變，即向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躍遷。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徹底宣告了與舊哲學的“最終訣別”，確立起基于實踐原則的唯物主義體系，他指出，“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這表明，伴隨著唯物史觀的確立，馬克思徹底拋棄了以往將宗教和政治視為傳統社會之基礎力量的抽象觀念，轉而認識到，只有在物質基礎的變更之上，才能實現對運動于其中的傳統文化的真正揚棄。這就闡明了傳統文化背后的物質根源。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最終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其富有徹底批判精神的傳統文化觀，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需要指出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是推進現代社會變革、合理繼承傳統文化的前提，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是一個虛無歷史的反傳統主義者。這就需要我們分析把握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豐富意涵和當代價值。

　　二、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精神實質

　　客觀來說，馬克思沒有專門論述傳統文化觀的著作，相關看法散見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本之中。圍繞“如何認識傳統文化”“如何處理古今之爭”“如何應對中外之別”這3個傳統文化觀的重大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馬克思形成了如下思考。

　　第一，傳統文化是建基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借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馬克思首先明確了傳統文化在整個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宣告了傳統文化的本質，即作為“上層建筑”樹立于經濟基礎之上，并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結構相適應。也就是說，現實的物質基礎對傳統文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代文化即使披上了古老的服裝，講著遠古的語言，拿起“寶劍和袈裟”，仍然只是社會實踐發展的觀念反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否定了資產階級理論家以“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宗教”之名對共產主義展開的種種責難，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既然不存在永恒的、終極的傳統文化與倫理規律。那么，又該如何來解釋世界歷史中不斷涌現的“召喚亡靈的行動”呢？馬克思指出了隱藏在傳統文化反復出現背后的意識形態規律與現實政治圖謀。“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換言之，在“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敕令”等傳統的形式之下，隱藏著當代社會實踐的新的內容。一旦新的社會形態形成，新的政治訴求滿足，“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本人都消失不見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說馬克思始終從虛假批判的意義上來看待借用傳統文化為現實運動張目這件事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先后以宗教改革中的路德、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為例，稱贊他們為解除封建桎梏、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作的努力。由此可見，評判的標準不在于是否借用了古老的幽靈和神圣的傳統，而在于現實運動的性質、方向和任務是否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大勢與經濟基礎變更的需求。

　　第二，傳統文化是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活著的思想文化遺產。馬克思首先從必然性的角度指出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既定條件和特定前提，對于現實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他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先輩所鋪設的道路隱喻了今人前進的方向，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奠定了當代生產活動的地基，傳統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情感樣式凝結成當代人最深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傳統文化由此超越狹隘的時間邊界和古今對立范疇，具有了面向現實和未來的文明意蘊。馬克思就曾以藝術家的創作實踐為例，指出后起之秀的光輝巨著無不建立在先人的成就之上，是傳統與現實、社會與個人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爾本人‘完成’的壁畫卻只占他的壁畫中的一小部分”。既然傳統文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是否意味著人們只能原封不動的照搬傳統呢？馬克思“以資產階級經濟鏡鑒古代經濟”的論斷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可見，歷史意識究其本質是一種當代意識。一切理解、解釋與運用傳統資料的旨趣從不在過去，而在于以活著的當代人為核心，將契合現代生活本質的客觀的價值觀念與現實相對接，以實現發展與解放。

　　第三，傳統文化是應對世界歷史潮流的民族文化基礎。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展開，人類社會進入了“世界歷史”時期。借助現代化的先發優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勢控場世界歷史，以“西方制度”“西方文化”“西方技術”將其他民族和國家全部卷到了資本主義文明之中，并“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有關“傳統抑或現代”的歷史爭論也被轉化為“東方抑或西方”的文明選擇，甚至演變出“東方=傳統=落后”和“西方=現代=先進”兩組相互對立的價值評判。馬克思指出：“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由此，藏匿于傳統文化觀所指涉的第3個核心問題——“中外之別”背后的意識形態圖謀，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獲得了清晰的呈現。那么，應該如何應對全球化時代民族基礎失落的風險呢？馬克思在這里主要做了兩點思想提示：一是“每個民族同另一個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種優點”，而挖掘和應用這種根植于傳統文化內部的優點就成為抵抗資產階級“民族同化”的萬里長城。二是對以殖民主義（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為主要目的的民族利己主義進行尖銳批判，認為它“表現為非常陰暗的、摻雜著血和肉的、自發的利己主義”。

　　三、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當代價值

　　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立足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尤其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概括來說，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當代價值主要有3個方面體現。

　　第一，在“馬克思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問題上，有助于科學回應種種片面認識。近代以來，面對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勢差，我國社會一度泛濫起“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洪水。這種拒斥傳統的激烈心態與馬克思有關傳統文化的批判性見解相互激蕩，就極易造成對馬克思思想的片面認識、局部認識與歪曲認識。完整把握馬克思傳統文化觀，首要的價值意蘊就在于正本清源、澄清誤解。其中，最主要的任務莫過于回應“兩個徹底決裂”這一最具代表性的爭議性觀點。長期以來，一些人以《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徹底決裂”為由，認為傳統文化在馬克思這里是一個帶有否定性、虛假性的批判范疇，不具備傳承和追溯的價值。實則不然。如上文所述，沿著“宗教——政治——所有制關系”這一馬克思開展傳統文化批判的靶向推進路徑，不難發現：以唯物史觀的發現為契機，馬克思最終將精神生產的改造訴諸于社會生產的徹底改造，將傳統文化的批判聚焦于與傳統所有制關系的徹底決裂。換言之，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里，要想真正實現對傳統文化的超越和揚棄，根本不在于為反對“詞句”而斗爭，或為維護“詞句”而辯護，而在于與其賴以生存的所有制關系相決裂。一旦廢除了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依附于特定傳統文化之上的舊意識形態內核也就隨之消散。這就是馬克思說的“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洪憲帝制”“丁巳復辟”等歷史鬧劇就是這一論斷的鮮活明證。一旦傳統文化掙脫了舊意識形態的束縛，有關其繼承與改造的討論也就具備了可為的空間。這就啟示我們，“兩個徹底決裂”既表明了馬克思之于傳統文化的批判立場，更厘清了傳統文化問題的批判重點與決裂范圍。

　　第二，在“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問題上，有助于正確理解黨思想認識與時俱進、一以貫之的理論品質。如何看待、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必須解決好的歷史難題與時代課題。也正是在這一問題上，一種“傳統文化工具論”的文化政策解讀模式逐漸興起。某種程度上，這一認識范式看到了從“革命—斗爭”向“改革—發展”轉化的歷史大勢中，中國共產黨對待傳統文化由“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理性看待”，再到“高度評價”的歷史性轉換，卻也將這種差異和轉變視為某種政治性的調適和暫時性的解讀，視為社會變遷背景下文化領域的應對性策略，這無疑忽視了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轉變背后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忽視了馬克思傳統文化觀之于當代中國傳統文化觀的理論指導與價值規定。當此之時，只有以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為思想基點，才能打破傳統文化領域所謂“前后不一、彼此矛盾”的理論偏見和思想桎梏，從而將馬克思主義關于傳統文化的觀點理解為一以貫之的理論整體；只有在正確理解、充分貫徹馬克思傳統文化觀的基礎上，才能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類文明意蘊，才能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治國理政智慧，才能充分彰顯“精神命脈論”“突出優勢論”“文化基因論”“兩個結合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重要論斷的現實意義和理論貢獻。

　　第三，在“如何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問題上，有助于有序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一度呈現出一種矛盾糾葛的奇特景觀：表面上的“歷史偶像主義”和骨子里的“歷史虛無主義”鮮明對照，慎終追遠的集體心理與虛構故事的逃避態度互為表里，傳統的泡沫與傳統的本質相互雜陳。應當說，如何繼承傳統，如何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仍然是深刻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命題。堅持馬克思傳統文化觀，就在于破除近年來時有抬頭的“儒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治國”等唯心主義幻想，講清楚合理的繼承只有通過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結構的更迭演變才能真正實現，而不是一味寄希望于作為上層建筑的傳統文化本身；堅持馬克思傳統文化觀，就在于超越以往“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線性發展的思想觀念，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兩個大局出發，積極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超越時空、跨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精神特質。

　　作者：弓昭民

　　文章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03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