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譜系中，侯外廬的史學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個性特征和獨到品質。侯外廬有著十年譯讀《資本論》的經歷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淀，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思想史和社會史，具有開拓之功和體系性學術建樹，開創了侯外廬學派。侯外廬史學研究的諸多特征不僅大大深化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內涵，而且與當前構建新時代中國史學的學術目標多有契合。本文聚焦侯外廬從翻譯《資本論》到轉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闡釋以及侯外廬學派的生成和特點三方面內容，從學術語境、時代成因、史家考量、他者評說、比較研究等多視角，探析侯外廬史學研究的獨有特征，希望對侯外廬學派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從譯讀馬克思主義原典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

　　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和侯外廬被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名家”（尊稱為“五老”）。侯外廬21歲時結識中共先驅李大釗。他回憶說：“大釗同志和藹的態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親近而又折服……我向他討教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認識，和對各種理論的見解，他都一一作答”；“我向他借書，他借給我的書中，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觀》英譯本”；“與大釗同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他那里感染到的對理論的濃郁興趣，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力”。在李大釗的直接幫助下，侯外廬主編了秘密刊物《下層》，“《下層》的問世，對于我個人，可以說是青年時代第一個轉折的標志”，“自此，我邁出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這一重大的進步，完全是李大釗同志教育和幫助的結果”。侯外廬向李大釗表達了對理論的興趣，李大釗鼓勵他說：“先從理論下手也好”；侯外廬說，“想翻譯一點馬克思的原著”，李大釗同樣給予支持：“搞理論應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從原著中汲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真諦”。

　　在李大釗的鼓勵和指導下，侯外廬確立了翻譯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的治學目標。他在哈爾濱“書攤上買到《資本論》等幾種經典作家原著的英譯本和日譯本”，他說：“李大釗同志過去曾常常談到《資本論》，他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他強調《資本論》是促進廣大勞動階級覺醒的理論武器。當我讀到它的時候，更體會到這部巨著的偉大和大釗同志見解的正確。”1927年4月，李大釗被捕犧牲。1928年夏，侯外廬啟程赴法國勤工儉學，他說，“從此我把翻譯《資本論》，作為赴法求學的目的，我覺得，非如此便不足以報答大釗同志對我的教誨，告慰大釗同志在天之靈”，由此開啟了十年翻譯《資本論》的艱辛歷程。

　　在“五老”中，唯有侯外廬有過旅法三年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是在李大釗的指引下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步入革命事業的，也是在李大釗的啟發下確定了自己翻譯《資本論》和“從理論下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途徑。李大釗作為傳播唯物史觀的重要學者和中共早期領導人，其思想、學問、見識與洞察力都對侯外廬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五老”中，親自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翻譯工作的，大概只有郭沫若和侯外廬兩位。郭沫若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還曾計劃翻譯《資本論》，后因出版問題而擱淺。侯外廬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上冊于1932年出版，1936年出版《資本論》第1卷上、中、下冊合譯本（與王思華合譯）。據現有資料顯示，他基本譯完《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絕大部分”，只是因故未能完整出版。十年翻譯歷程，個中甘苦唯譯者自知。侯外廬說：“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超群出眾，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資本論》的理論和《資本論》本身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應予同等重視的……我常自慶幸，十年譯讀《資本論》，對于我的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寶貴訓練。這方面的收獲，決難以任何代價換取。”

　　1938年9月，侯外廬來到重慶后聽聞王亞南、郭大力合譯的三卷本《資本論》即將出版，遂決定中止翻譯工作，“與《資本論》十年的機緣，從此告一段落”，侯外廬用“愧喜交加”形容當時的心情。侯外廬自述：“為譯讀《資本論》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一種對科學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論，則是科學的方法論。它無論是對我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我得益匪淺。早在北平、山西的那些年里，我已經探入史學境地，當發現，《資本論》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決疑，我曾是何等的喜悅。”十年苦功成未竟之業，對任何人而言，恐怕都難以輕松接受，相信侯外廬也不例外，如他所言：“一項長期為之奮斗的工作半途而廢，固然不無遺憾”。然而讓他感到釋懷的是，“對于國家，這個理論上的空白終于被填補了，無論誰完成了這項填補的任務，畢竟都是一樣的”，更值得欣慰的是，“正是通過那段苦斗，贏得了理論上的武裝”，才構成他在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

　　一般認為，在“五老”中，侯外廬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領域的時間相對較晚。郭沫若1928年7月在日本開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初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振羽在1933年發表史學文章介入中國社會史論戰，并于1934年出版他的首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專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翦伯贊也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后期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領域，1938年出版成名作《歷史哲學教程》；范文瀾1940年5月在延安發表第一篇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論文《關于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隨后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侯外廬的代表性著作是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略晚于上述幾位史家。然而如侯外廬所言，在翻譯《資本論》期間，他已經屬意于歷史學研究：“早在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任教時，讀到郭沫若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分欽佩他為中國史學做了劃時代的貢獻。同時，我由手頭正在進行的《資本論》翻譯，聯系到中國古史，產生了一種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釋中國歷史各經濟發展階段與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的關系。”“我對古史一向是愛好的，拈上了手，便有些放不下來。我深知，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應用于中國歷史的研究，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課題。”受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啟發，他在1932年就有研究中國歷史的想法，同年還在中國大學作過一次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演講。1934年，他的《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由國際學社出版，是他公開出版的第一本史學論著。在此前后，他“搜集了《資本論》與其他文獻有關社會經濟構成的決定論之史料二百余條”，撰寫《社會史論導言》，成為他“轉向史學研究的一個標志”。到1935年夏，他在“翻譯的同時，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解釋中國的社會史與思想史”。就此而言，侯外廬開始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時間并不算晚，而翻譯《資本論》不僅帶給他理論、方法論及“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諸方面的收獲，對他從事歷史學研究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且從譯讀馬克思主義原典到步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領域的治學途徑，使他成為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及造詣最為突出的一位史家。

　　大概也是由于先從譯讀原典入手，侯外廬提出的見解大都富有個性。如在古史分期問題上，范、呂、翦同持“西周封建說”，郭沫若持“戰國封建說”，侯外廬則持“秦漢之際封建說”；侯外廬提出的中國封建土地國有制的觀點，引發作為“五朵金花”問題之一的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的爭論；他提出的封建制度的法典化、封建社會的階級結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農民戰爭的特點等問題，都有獨到見解。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引發許多不同意見和爭論。對此，侯外廬說他自己“不怎么喜歡與人爭長論短，也很少寫文章答復別人的批評”。林甘泉認為：“學術上爭長論短并未可厚非，對待別人的批評不予答復未必妥當。”何兆武認為：“侯先生有個特點，比較執著于馬克思主義的原典，凡事一定要從馬克思原典里找根據。”他分析說：“大凡一種外來思想在和本土文化相接觸、相影響、相滲透、相結合的過程中，總不免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以本土現狀為本位進行改造，但既然被中國化了之后，即不可能再是純粹原來的精神面貌了；另一種則是根據原來的準則加以應用，強調其普遍的有效性，從而保存了原裝的純粹性……我以為侯先生是屬于后一種歷史學家的。”“保存原裝純粹性”的前提，是對馬克思主義原典的研讀下過大功夫，能夠系統、深入、全面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故而何兆武評價說：“我以為以侯先生的博學宏識和體大思精，確實是我國當代一派主要歷史學思潮的當之無愧的奠基人。”

　　二、闡釋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

　　1933年前后，侯外廬就已經開始歷史研究工作。他在1932年讀到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分欽佩他為中國史學做了劃時代的貢獻”，而由“手頭正在進行的《資本論》翻譯，聯系到中國古史，產生了一種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釋中國歷史各經濟發展階段與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的關系”。

　　侯外廬首先觸及的是關于生產方式的理論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社會史論導言》就是他根據“研讀和翻譯《資本論》的體會，力圖從經濟學和歷史學統一應用的角度，討論生產方式問題”，“研究歷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在侯外廬看來，當時人們對“生產方式本身”的理解，“多少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他“不同意把生產方式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認為具體表述應為：“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力）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

　　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爭論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匈牙利人馬扎亞爾在莫斯科出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1928）一書，引發最大爭議的觀點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所破壞的，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換言之，中國革命所面臨的中國社會性質是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該觀點引起多數蘇聯及中共學者的反對。因為如果中國近代社會性質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僅與中共六大所確定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相矛盾，而且中國革命的反封建任務便不成立。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確曾提及亞細亞生產方式，所以中共六大決議中并未簡單否定亞細亞生產方式。重要的問題是，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怎樣認識中國歷史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成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論題之一。學者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指的是原始社會、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奴隸社會或者封建社會的變種、某種社會形態的過渡等多種看法，出現了獨特的亞細亞社會論、東方奴隸變種論、封建變種論、專制主義社會論等各種認識，而且持相近觀點的人并不一定屬于相同的政治派別，局面非常復雜。

　　侯外廬非常重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他認為，“如果不懂得生產方式，不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學地判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在研判生產方式定義時，侯外廬就已經把研究重點聚焦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了。他回憶：“我在翻譯《資本論》時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因此，當它被人們提出來討論的時候，我就感到它是關系到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之后他更明確地說，“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個原則，是首先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厘清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成為侯外廬正式轉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以后，“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個步驟”。他在《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特意強調，“中國古史的研究路徑”之一是“必須對于亞細亞歷史性作‘理論的延長’”。這都說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重要性和侯外廬的重視程度。如果從中國社會史論戰開始算起，至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侯外廬全面進入史學領域，中國知識界就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展開討論已經有七八年之久，不同政治和學術派別的人所持觀點針鋒相對，僵持不下，侯外廬深知其難度與復雜性，介入這個問題實為有備而來。

　　侯外廬表示，“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東方史里的一種獨特的社會構成，或者把它當作‘空白’史，以及所謂‘變種論’、‘過渡論’等等，我是有懷疑的”。1932年，他在中國大學作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講演，“第一次向公眾表明自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此后，侯外廬又經過“十余年來”的“思索又思索，考核復考核”，終于在1943年寫出《我對于“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和《關于亞細亞生產方法適用于古代中國的問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具體研究與商榷》兩篇專題論文。在1948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史》中，他更加全面地闡釋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引發巨大爭議的源頭，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侯外廬的解讀與眾不同：

　　我斷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徑的，在文獻上言，即所謂“古典的古代”，“亞細亞的古代”，都指奴隸社會，序列并不一定亞細亞在前，有時古典列在前面，有時二者平列作為“第一種”與“第二種”看待。“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徑，而“亞細亞的古代”則是改良的路徑，前者即所謂“正常發育的文明小孩”，后者為“早熟的文明小孩”。我用中國古文獻的話表示，即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的“其命維新”奴隸社會。舊人即氏族（與國民人類相反），新器即國家或城市。

　　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和“古代的”都是指奴隸社會，分指以古代東方為代表的“亞細亞的古代”和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二者的序列不分先后。他解釋道，“不可把‘古典的’與‘亞細亞的’等一而視”，特別是研究中國歷史，“在特殊的合法則性方面，我們卻要判別具體的社會發展，在中國古代有若干‘另當別論’的特別條件，萬不可抹殺。例如國家、財產、奴隸、法律等，就要仔細區別的，要說明它們和希臘城市國家有何不同之點”。有論者認為，“在三十和四十年代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討論中，許多人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同認識，但他們大都接受了蘇聯和日本學者的見解，或者受其很大的影響。只有少數人能真正對這個問題獨立地進行比較深入的探索，侯外廬是其中的一個”。

　　侯外廬甫一進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領域，就展現“獨立自得”的學術品格，如他自己所言，“答案是還須探討的，但著者卻勇敢地自樹獨見”。何兆武說：“侯先生是真正力圖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數來理解馬克思并研究歷史的。”侯外廬自述，為了破解這個難題，“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著作中，查找了一百多條有關古代社會的論述……使我對學習和領會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法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對馬克思主義原典下如此功夫，在當時的中國學者中并不多見。更值得一提的是，侯外廬在寫罷他的第一篇論述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文章《我對于“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之后不久，“又發現了理論大師的遺著（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引者注）”，從而使他“假定的中國古代屬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斷案，也得到了確實的佐證”，也使他“對‘亞細亞’的古代與‘古典的’古代做了明確的區分”。長期譯讀《資本論》的理論積淀和多年來的執著探尋，使侯外廬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學術敏感性，敏銳意識到這份材料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由此印證了他的獨特見解。李學勤指出，“不論在當時的蘇聯、日本還是中國，那些參與論戰的學者都沒有侯先生這樣特殊的條件來深入理解馬克思的這份手稿……三四十年代參加論戰的學者，只有侯先生既對《資本論》有系統的研究和理解，又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當然和別人不同，這是有邏輯必然性的”。聯系到侯外廬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獨家”闡釋，其中確實存在理論、材料等方面的“邏輯必然性”。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侯外廬通過解讀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試圖從邏輯上探求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這一點不用說是值得注目的見解”。他的闡釋就是“自樹獨見”的理論創新。侯外廬自己也說：得出這個認識“并不是一蹴而至，經過著者的長期研究，相信把這一古代史的秘密得到一個結論了，想推翻這一結論頗不容易”。侯外廬解讀亞細亞生產方式，“與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論點聯系在一起”，“是從馬克思、恩格斯許多經典著作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與他人相比，這是侯外廬闡釋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最明顯的特點之一。

　　需要明確的是，侯外廬絕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把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思想，同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材料結合起來做進一步的研究”，“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奧秘”。侯外廬回顧當年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時說：“只要不是孤守《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一句話，而把它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聯系起來，結合中國古代社會的具體實際，加以細心研讀，問題是不難理解、也不難解決的。”侯外廬經常提到郭沫若和王國維，例如，“郭沫若先生首先眼光鋒利，跳出時代的溫室，大膽地寫出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關于中國的文獻學則郭先生家法有其傳統，別的朋友是望塵莫及”；“我自己從事這項研究是有依據的，一是步著王國維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塵，二是繼承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的緒統”。侯外廬推崇郭沫若，是因為郭沫若開啟的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方式，給他打開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之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學術觀點；侯外廬推崇王國維嚴謹、實證的治學精神，但受益于《資本論》方法論的熏陶，“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據的傳統”。

　　以承繼王國維和郭沫若的研究方法為特征，侯外廬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增加了另外兩個步驟：其一，“主張謹守著考證辨偽的一套法寶，想要得出斷案，必須遵守前人考據學方面的成果，并更進一步訂正其假說”，王國維是該步驟的代表。侯外廬認為社會史論戰的“最大缺點，即以公式對公式，以教條對教條，很少以中國的史料信征者做基本的立足點”。卜辭、先秦典籍、考古學成果等都是他關注的“中國的史料信征者”，成為研究的“立足點”。其二，“主張把中國古代的散沙般的資料，和歷史學的古代發展法則，作一個正確的統一研究，從一般的意義上言，這是新歷史學的古代法則的中國化，從引申發展上言，這是氏族、財產、國家諸問題的中國版延長”，郭沫若是該步驟的開山。在這里，侯外廬更重視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他所說的“新歷史學的古代法則的中國化”、“中國版延長”、“理論延長”的話語，實近似于今日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他在《中國古典社會研究》中寫道：“必須對于亞細亞歷史性作‘理論的延長’”；在《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的“自序”中說：“著者雖然在做理論延長的工作，而亦是一個嘗試而已”；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確定概念”同樣是“理論延長的工作”；在《韌的追求》中他再次表示：“我在古史研究中，則比較注重做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延長工作’”。所謂“理論延長”，應該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延長”至解釋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理論范疇，這些概念都集中指向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宗旨，如他所言：“我研究古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就是力圖把中國的古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古代發展規律，做一個統一的研究，以便探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

　　侯外廬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闡釋具有多維度的理論價值。西嶋定生認為，“侯外廬氏一方面充分尊重郭沫若氏的先驅性業績，一方面以證據說明普遍的法則在中國史如何展開其特殊形態是個問題，所以不一定要在中國史里尋求典型的奴隸制。由此展開其個人的學說，而首要的問題，不外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恰是侯外廬尋求中國史特殊形態即“非典型”奴隸制的鑰匙。李根蟠論及侯外廬的“古代”不同路徑說時同樣指出，“侯外廬是從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入手得出結論的。但‘路徑’說的意義不在于是否給予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一個正確的解答，而在于在肯定東西方歷史發展具有共同的規律性的基礎上承認其實現形式的多樣性，從而在五種生產方式理論框架內開辟了一條尋找中國歷史特殊性的道路”。故此，白壽彝認為，侯外廬“并不停止在經典作家的具體論斷上，而是以經典作家論斷為依據，結合中國歷史實際，把對中國史的科學論證推向前進”，“他研究中國歷史是想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民族化”，“別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歷史結合起來，但是把中國歷史特點抓出來，這在外廬同志是最突出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侯外廬又具有鮮明的世界史視野。何兆武認為侯外廬是“真正能從世界歷史的背景和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歷史”的學者。馬克垚也說：“應該承認，中國史學界侯外廬是真正懂得外國史的人。”在闡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時，侯外廬從中外比較視野把奴隸制分為“古典的古代”和“亞細亞的古代”、“革命的路徑”和“改良的路徑”、“正常發育的文明小孩”和“早熟的文明小孩”，如果沒有廣博扎實的世界史知識是很難得出上述認知的。侯外廬的首篇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研究論文即是以“與世界歷史家商榷”為題，他重點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專著，則是以《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為書名，都說明他的研究視野橫跨中外，并有著強烈的與中外學者特別是外國學者對話的愿望。在一次紀念侯外廬的會議上，李學勤就“侯外廬先生對古代社會研究的貢獻”發言，他特意解釋為何不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貢獻”：“我的意思在于侯先生不僅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而且涉及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凡此種種，均充分體現侯外廬具有鮮明的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學術視野。

　　侯外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對他涉及的其他重要領域和重大問題產生了直接或間接影響。他自述《中國思想通史》重點內容包括按照中國社會史的發展階段論述思想發展，根據馬克思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分析中國古代的早熟文明，從封建土地國有制觀點闡釋中國封建思想“定于一尊”的經濟基礎等五個方面的問題。侯外廬基于他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認識，進一步“從這方面的基本認識入手”，“斷定中國奴隸社會起源于周初，通過了春秋戰國，而至秦漢之際終結”。他在，《中國古代社會史》提出“秦漢之際封建說”之后，一直沒有改變這個觀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史學界“五朵金花”中的古史分期問題，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就起了很大作用，特點是他的根據直接來源于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

　　人們對侯外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結論可以有不同意見，“他的觀點是否正確可以討論，但他的方法無疑是我們應該注意和學習的”。侯外廬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的研究方法與認知取徑、理論的概括與思辨、材料的積累與使用，以及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明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訴求、世界史研究視野、與國外學者的對話意識等，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三、關于“侯外廬學派”的幾點思考

　　侯外廬因其獨到的研究特征而延伸出眾所周知的侯外廬學派。中國近現代史學存在諸多史學流派，如“古史辨派”、“食貨派”、“戰國策派”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常被視為最重要的學派，即“唯物史觀派”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侯外廬學派孕育形成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組成部分，與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用的是同一套話語體系，同一個思維模式，同一個理論準則，同一個價值標準”。然而，作為迄今為止唯一以馬克思主義史家姓名命名的史學學派，侯外廬學派必有獨到之處，怎樣理解侯外廬學派，怎樣認識侯外廬學派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關系，仍然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較早將侯外廬及其研究團隊視為學派的是白壽彝。1976年，白壽彝在探望侯外廬時說道：“外廬同志在中國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設立學術梯隊（70年代有了這個詞），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團，而是學派，在學術體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個性特色的學派，是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學術研究指導的學派。”曾參加編撰《中國思想通史》的何兆武和張豈之都曾提及侯外廬學派，前者說：“侯先生辭世時，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內的同仁曾經聚首一堂，談論過如何繼承和發揚光大侯外廬學派”；后者認為，“由于侯先生重視人才的培養和梯隊的建設，加上具有比較鮮明的理論特色，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已經形成了侯外廬學派”，“有同志用‘侯外廬學派’這個詞，這并不過分，因為侯外廬在研究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過程中，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學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趙紀彬和邱漢生。他還一直熱心培養研究思想史的年輕學人。學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數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創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可見，侯外廬學派之得名，既有自稱，亦有他指。近幾十年來，不斷有學者從不同角度論及侯外廬學派。比較而言，侯外廬本人對侯外廬學派的提法持謹慎態度。《韌的追求》中，侯外廬在闡述《中國思想通史》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主要內容觀點后寫道：“如果說，上述觀點和方法足以構成作為一個學派的體系，那么我們就應該把這個體系比較完整地敘述出來”，但是他同時說明：“要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史體系殊非易事。盡管有同志說我們的思想通史是自成體系的著作，而我們卻不敢以此自詡。我很想說明一下，我們在史學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體系’，而是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總結中國悠久而豐富的歷史遺產。”侯外廬承認其中國思想通史研究應該構成了一個“學派的體系”，但更強調這個學派體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體系中的組成部分，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侯外廬學派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侯外廬學派應該是指以侯外廬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編撰工作為核心、以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為主旨的學術體系和學術團隊。

　　然而，盡管侯外廬及其研究團隊用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中國思想史，以至于中國思想史被視為侯外廬及侯外廬學派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領域，但從侯外廬的實際研究內容上看，筆者認為，或許不能僅將侯外廬學派的研究范圍局限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侯外廬的史學研究被公認為“博學宏識和體大思精”，包括中國思想史、中國社會史研究諸領域，還應包括他對《資本論》的研讀翻譯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原典的理解和運用。侯外廬說：“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學領域中挑起一副由社會史和思想史各占一頭的擔子。”他曾多次對“諸青”強調，“我不是不研究社會史。我就是要通過思想史的研究來看社會，研究社會史”。社會史在侯外廬史學中從始至終都占有重要地位。白壽彝認為，侯外廬的“貢獻主要是在社會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后來，《中國思想通史》寫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寫這書的史學思想是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指導的”。張豈之同樣認為，《中國思想通史》“每卷‘緒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外廬先生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獨到見解”，他“力求將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為一爐”，“第1卷到第3卷，關于社會史和思想史相互關系的論述，以及作為這二者之間的中介社會思潮的分析，不論人們是否同意他的具體意見，都承認這是融通一體的自成一家之言”。準此而論，若把侯外廬學派的特征僅限于思想史領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他在社會史等領域的精深造詣和成就，侯外廬學派的學術內容也不盡完整。換句話說，侯外廬學派的學術體系至少包括中國思想史研究和中國社會史研究兩個主體部分，后者不僅不應被忽視，而且應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侯外廬學派的特征之一，是開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集體協作研究方式，其運作模式、研究方法值得關注。侯外廬及參與編撰《中國思想通史》的其他學者對此多有闡述。1947年，為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第3卷，侯外廬“請杜老、趙紀彬、邱漢生到狄思威路寓所”，一起討論編寫計劃，“由于討論比較充分，每一重大論點取得了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意見，各人的獨到見解得以集中，因而就有條件被執筆者較全面地反映出來”。1957年夏，在侯外廬寓所召開的第4卷編寫會議上，侯外廬“提出第四卷的編寫提綱、章節安排計劃以及全卷理論原則，交大家討論，與會同志提出了修改補充意見”，“經過激烈的爭論，多數人取得一致，但個別人有保留”。該卷撰寫者“研究某一個思想家，總要閱讀其全部著作及有關資料，歷史地、唯物地進行考察，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作出分析判斷，寫成文字，沒有草率涉筆，掉以輕心的，沒有沿襲成說，人云亦云的”。張豈之回憶，在如何評價韓愈思想的問題上，“諸青”與侯外廬意見不一致，“我們和侯先生作過幾次討論。各持己見，毫無拘束。侯先生并沒有先定調子。討論之后，由侯先生總結，請楊超執筆寫成韓愈的一章，最后由侯先生修改定稿”。侯外廬學派踐行了集思廣益、平等研討、各負其責、主編定稿的集體研究的基本原則。何兆武“曾多次協助他（指侯外廬——引者注）翻閱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復推敲，以求明確各詞的原文原意之所在”。為了弄清楚某個問題，楊超與何兆武在幾個星期內“查證一些重要術語（如財產、私有制、所有制、占有權、使用權、運動的所有權以及非運動的所有權，等等）的意義與用法，彼此對勘”。何兆武認為這正是他所理解的“侯外廬學派的特色”，即對于研究中“所運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確而深入的理解和澄清，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加以發揚光大的”。侯外廬學派研究中國思想史還有著明顯的中外比較意識。他們研究16世紀中國的早期啟蒙思想，“談了各個學派、各個人物，又將中國的十六世紀與歐洲的十六世紀進行對比，對其異同做了深入的研究”，“對方以智的研究，把方以智作為代表早期啟蒙思想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并就其作用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來對比，是從更宏遠的、更遠大的觀點來考察方以智思想的”。這些團隊研究的方式及優良學風，也是認識侯外廬學派所不能忽視的。

　　作為一個學術派別，其學者譜系及其代際更迭是重要方面。有學者認為侯外廬學派應以侯外廬及參加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的幾位學者為主的“第一代”學者、以五六十年代參與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的知名學者及“諸青”等為主的“第二代”學者和以侯外廬的研究生及“第二代”學者培養的研究生為主的“第三代”學者組成。如果更周詳地觀察侯外廬學派，可以發現，屬于侯外廬學派的學人通常被認為是參與編研《中國思想通史》的學者，但是他們每個人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觀點有著較大差異。劉大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侯外廬的研究工作，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自成一個學派，他已經這樣明確地指出來了。《思想通史》撰述和參與討論的人，當然不可能在所有的問題上劃然一律。在思想史研究上基本一致的，在社會史研究上就未必一致。”該文發表之前，劉大年曾給林甘泉過目，后者復函說：“據我了解，與外老合作的同志，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封建土地國有制（這是兩個最重要的論點）的見解，有的與外老并不一致。正如您文章中說的，一個學派之中，意見有同有異，這是很自然的。外廬治史領域很廣，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會史未必一致……我的意見，可以籠統一些，不必一一列名。”從后來發表出來的文章看，劉大年基本采納了林甘泉的意見，并且照錄了林甘泉說的“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會史未必一致”。林甘泉提及的問題仍然是，被視為侯外廬學派的學者，他們的一些觀點與侯外廬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不一致的情況，所以在界定侯外廬學派的學者時，不宜簡單從事。

　　《中國思想通史》是侯外廬“平生心力所萃”，“但這是一部集體著作，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及”。《中國思想通史》的作者情況大致如下：1947年《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出版，作者有趙紀彬、杜國庠；1950年，第2卷上下冊和第3卷出版，作者有趙紀彬、杜國庠和邱漢生；1960年出版了第4卷上下冊，參加撰寫工作的有趙紀彬、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及當時的青年學者楊超、李學勤、張豈之、林英和何兆武（后五人共用筆名“諸青”）。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等，在參與思想通史研究撰寫工作之前，已經是古代史、諸子學、哲學史、思想史、史學史等領域的研究專家，他們與侯外廬既是同行知己，又是合作伙伴，是在侯外廬的中國思想史體系下合作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的，同時他們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他們是否可被認為是侯外廬學派中人，應該視具體情況而定。相比之下，《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署名“諸青”的楊超、李學勤、張豈之、林英和何兆武，大多在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就跟隨侯外廬從事思想史研究工作，他們更應該被視為侯外廬學派學人。但是在改革開放后，他們大都不再繼續專事思想史研究（之前故去者除外），分別轉而從事考古學和簡帛學研究、傳統文化研究、西方史學理論研究和譯介等，而且都在各自領域卓然成家，對于侯外廬學派的繼續傳承而言，不能不說略顯遺憾。因此，從研究或闡發侯外廬史學研究內涵和特點的角度，稱這些學者為侯外廬學派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從這些學者個人研究的角度來考慮，似不可一概而論。

　　總體上看，侯外廬學派的形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現象。侯外廬學派包括侯外廬本人和他的學術，以及因他的學術研究而聚攏在其周圍的學人群體和后續傳承者，他們既有相同、相近的學術旨趣、理論方法、研究取徑，也有師承、項目組織等人際關系的淵源。從近現代中國史學史，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看，侯外廬學派在學術特色、研究成果和學術團隊諸方面的確具有明顯的學派特征，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貢獻了獨到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展現了集體合作的研究模式，可以視為廣義上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學派的代表。

　　綜上所述，侯外廬以十年譯讀《資本論》所積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厚素養，致力于中國古代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使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頗具個性。侯外廬闡釋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十分典型地彰顯了侯外廬史學在社會史研究方面“自樹獨見”、理論自信、材料辨析、“理論延長”、世界史視野等特點，與今日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學術目標多有契合。侯外廬學派的形成既與侯外廬史學研究的既有特點密切相關，也是他主持編撰《中國思想通史》的團隊合作研究的直接反映。侯外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及其學術特點，對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作者張越，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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