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某條看到一篇題為《農村到底需不需要集體化？人民公社為啥失敗了？》的文章，該文章以政治科普的名義、以人民公社吃不飽飯為理由，完全否定人民公社，令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歷史上的中國經歷過14個朝代，存在著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三種經濟模式，這三種經濟模式的共同特點，是個體農民搞個體生產，就像現在的分田單干。
五千年來，不管英明如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也不管強盛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開元盛世、康乾盛世，都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解決全民吃飽飯的問題，即便是盛世，也是饑餓的盛世。
那么，歷史上為何無法解決吃飽飯的問題呢？
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還是靠天吃飯。
歷史上的中國，人少地多，按理說，應該有著吃不完的糧食才對。然而，由于耕地分散，又缺乏水利灌溉系統，再加上原本就產量低下的傳統品種，即便是風調雨順的年成，一畝地最多也就200斤左右的產出，而一旦遇上天旱、洪澇或蟥蟲災害，產量就會大打折扣，甚至顆粒無收。這樣一來，就是再仁德的君主、再清明的政治，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會饑饉薦臻、餓殍遍野。
或許有人要問，誰都知道水是糧食之本，古人又不傻，為何不疏導江河并興修水利灌溉系統以保障糧食旱澇保收呢？
問得好！
答案很簡單——因為個體生產。
試想：以一個家庭的力量，誰家能夠修筑出一座用于灌溉的水庫？誰家又能夠修筑出一道用于灌溉的攔河壩？
連水庫和攔河壩都無人能夠修筑，更何況讓江河改道。
個體的力量永遠微弱渺小，這是誰也無法否認、誰也必須正視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的仍是個體生產，作為主糧的水稻和小麥，畝產在300斤、150斤左右，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只有400來斤。人均400來斤的糧食占有量，顯然是吃不飽的，而水稻300斤、小麥150斤的畝產量，已經是歷史以來的峰值了。
正因為吃不飽，國家才開始搞互助組、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互助組、合作化直至公社化的目的，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解決包括吃飽飯在內的諸多大事情。
水利灌溉和江河治理，就是諸多大事之一。
1949年，我國糧食平均畝產量僅為68.6公斤，全國糧食總產量僅為1.13億噸，人均糧食占有量僅為208.9公斤。
1949年到1952年，農村開始組建互助組，糧食總產量上升到了1.64億噸；1953年到1956年，農村推行合作化，糧食總產量上升到了1.93億噸；1958年，農村開始公社化，到1966年，糧食總產量超過2.14億噸。此后，我國的糧食總產量一直處于穩定的增長狀態，年均增長率高達3.12%。到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3.05億噸，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317公斤。
1949年，中國總人口5.42億，1978年已經增長到了9.63億。29年間，人口增加了4.21億，人均糧食占有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長了200多斤。
而全國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占有量的猛增，正是在互助組、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進程中，隨著水利灌溉系統建設和江河治理工程完善而得來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碩果。
人民公社化，不僅解決了千百年來無法解決的旱澇保收和糧食增產問題，而且在國家工業化、農機自主工業發展、農村公共醫療體系建立、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知青就業、耕地增產、化肥工業發展、鄉村工業發展、弱勢群體保障和集體經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歷史功績，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個農業大國，經過人民公社蝶變成了工業化國家，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國防體系，這樣的人民公社，是失敗的嗎？
要說失敗，解散人民公社才是真失敗——第一個分田單干的，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在向堅持集體經濟的南街村取經后，重新走上合作經營的道路，說明了什么？
現如今，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糧食進口逐年遞增，貧富差距愈發加大，又說明了什么？
說明只有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才能保障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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