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劍》《集結號》等影視作品中，李云龍、谷子地等，每每“弟兄們”、“弟兄們”地招呼戰士們，高腔而又高調，那派頭很霸氣，很酷！

　　這樣的稱呼似乎很時髦，很有反傳統的殺傷力，很有國民黨軍的派頭，特別是《集結號》中谷子地在醫院看望傷員時那句：“都是我的弟兄”，更是像極了黨國軍官。

　　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與褻瀆。

　　十多年前，筆者以《弟兄們還是同志們》為題，發文抨擊過這兩部作品中的這個現象，曾收獲很多的互動，有支持，有爭論，有謾罵。今天就根據曾經的互動，將幾個比較集中的問題做一梳理，再次做一解答和討論。

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言語標識

　　作為社會也作為影視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是有著不同的言語標識的。所謂言語標識，是我個人想出來的詞，不知對與不對。我定義的言語標識，就是什么樣的人說什么樣的話，就是聽到什么樣的話就知道出自什么人之口。比如老舍的《茶館》、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游園驚夢》等等，人物一出場，不用介紹，只是張口一句臺詞，他是個怎樣的角色就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便是言語標識的作用。

　　優秀的十七年老電影《虎穴追蹤》中，有一場臺灣派來大陸的敵特，假冒我公安人員，對打入匪巢的我公安人員進行審查時的精彩對話：

　　敵：“韓戰爆發以后……”

　　我：“你回臺灣換個舌頭再來。”

　　敵：……

　　我：“在這個地方你說韓戰？你應該說抗美援朝，或者朝鮮戰爭。”

　　幾句話，不僅很好地塑造了角色，發展了劇情，也把什么角色該說什么話的道理做了完美的詮釋。

　　當然了，不用這個標識倒也沒啥，但若用錯這個標識就是驢唇不對馬嘴、大錯而特錯了。打個比方，如果影視中的奉軍，沒有“媽了巴子”的標識，那頂多使作品失去些許生動的效果，而若張口閉口“丟他媽”，你認為那還是奉軍嗎？

二、“弟兄”和“同志”，分別是國共兩個不同陣營的言語標識

　　很多看不慣《亮劍》《集結號》等大喊“弟兄們”的網友，都用了大量篇幅闡示“弟兄”與“同志”二者詞意上的區別，我都贊同。

　　但我更看重的，則是二者各自的標識效果。

　　在國民黨軍的正式講稿與文牘中，“同志”二字出現的頻率也是很高的。但國民黨使用“同志”二字，基本停留在大型會議或書面語言中，極少出現在日常口語中。國民黨軍稱呼官兵，是用“弟兄”、“弟兄們”。和舊軍閥一樣，“弟兄”、“弟兄們”是其慣用且通用的言語符號。

　　而在當年的中共軍隊中，稱“同志”，是左的象征（那時的風氣是寧左勿右），是區別于舊軍隊的表現，是敢于叛逆的勇氣，是人們努力追趕的時髦，因而便形成與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語心理，被高調地大用特用。就像“老表”對于江西同胞一樣，“同志”成為中共軍隊所獨有的言語符號。

　　“弟兄”和“同志”，這兩個并不存在太大矛盾的詞匯，作為一種言語標識，分別代表了國共兩個不同陣營的軍隊，成為區分敵我的鮮明的言語特征。

三、“弟兄”比“同志”差得很多嗎？至于那么敏感嗎？

　　如果拋開歷史去看，“弟兄”二字，其本意并沒有什么不好，不僅沒有不好，而且還顯得平等和親切。和“同志”相比，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作為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你沒辦法拋開歷史去談歷史。而如果把這個稱呼放到那個特定的血海深仇的年代，對于敵方陣營的言語范式，使用起來就不那么輕松了，因為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稱呼那么單純，而是被賦予了更多愛與恨的感情內涵。這就好比秦檜的“檜”字，其本意并不差，只因為曾使用于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大奸臣，以至于近千年來，人們取名字都盡量避開這個字。

　　這也就是說，錯不在“弟兄”這兩個字本身，而在其曾經使用的對象。

　　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關于“共存共榮”這四個字的使用問題。如果拋開那段屈辱的歷史，單從本意上看，“共存共榮”，就是共謀生存，共享繁榮的意思，有什么問題嗎？我看沒有。但十多年前，當國內一家企業把這四個字作為他們的精神口號刷到墻上，卻遭到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你知道為啥嗎？

　　其二，是關于臺北公交車的編序問題。公交車幾路幾路，不過就是一個序號而已，其本身并不含有絲毫的政治意義?？芍辽僭谏鲜兰o八十年代以前（現在啥情況我不知道），臺北的公交車有1~7路，有9~N路，哪一路都有，卻單單跳過去沒有8路，你知道為啥嗎？

　　人，都是有感情的，有些仇恨以及心靈上的傷疤是不能被觸碰的。

　　“弟兄”一稱，作為我軍的仇家國民黨軍的言語標識，就是這么敏感。

四、“戰友戰友親如兄弟”、《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等曾經響徹軍營、傳遍華夏，這該如何作解？

　　“弟兄”和“兄弟”從字意上說，差別不大，但作為言語標識，從其所代表的對象上說，則截然不同。前者“弟兄”是國民黨軍的言語標識，而后者“兄弟”不是國民黨軍的言語標識。

　　同樣的兩個字，差不多的字意，只是顛倒了排序，就有這么大的差別嗎？是的，標識的使用，就是這么微妙，差一絲一毫都不是那么回事了。這就像“哥弟”與“動感哥弟”，就差了兩個字，其所標示的服裝卻是完全不同了；這就像北洋陸軍的帽徽與偽滿陸軍的帽徽，只是稍微變動了一下紅黃藍白黑五色五角星的排序，其所表示的軍隊卻是完全不同了。

　　同樣的語境下，敵人的言語標識我們就不能用，不是敵人的言語標識我們就可以用，就這么簡單。

五、老的藝術作品中是如何使用“弟兄”與“同志”的

　　老的藝術作品中，對“弟兄”和“同志”的使用，與《亮劍》《集結號》等截然不同。

　　比如老電影《獨立大隊》中的草莽英雄馬龍，就因為劉司令員來信中一句“馬龍同志”，便令其感嘆“劉司令沒把我當外人”，從此跟定共產黨，并在其后的臺詞中，故意顯擺地多次使用“劉司令同志”這樣夸張的稱呼。特別是在影片的最后，身陷絕境的他對著與他一同被圍的戰士們高聲喊話時，“弟兄……”只喊了半句，后面的“們”字還沒出口，就噎了回去，重新高喊“同志們”，就很好說明了同志二字的鮮明屬性。

　　再比如老電影《紅色的種子》，當與新四軍做過買賣的商人錢福昌第一次見到準備派往敵占區工作的華小鳳時，剛剛張口稱呼一聲“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華小鳳打斷：“我不是同志，我叫錢秀英。”也很好地體現了在一般群眾心目中，“同志”所賦予的非共產黨莫屬的鮮明特征。

　　同樣是老電影的《英雄虎膽》中，當打入敵人內部的曾泰在審問一個冒充我軍偵察員的敵匪時，就因為該敵下意識的一句“我們共產黨當官的當弟兄的都一樣”，從而斷定其不可能是我軍人員，于是果斷將其砸死。“當官的當弟兄的”，這是典型的國民黨軍的言語標識。敵下意識的這句話，已經把他自己完全出賣。

　　不要以為這樣的表現只是藝術的夸張。侵占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就有以被審訊者是否在下意識中使用“同志”這樣的稱呼作為判定其是否“共產匪”的教條。另據一網友聽其父親、一個東北民主聯軍的老戰士講，某次他所在部隊夜間機動中，與兄弟部隊不期遭遇，發生誤戰。在即將進行到白刃戰時，彼此都聽到對方指揮員高喊：“同志們，沖?。?rdquo;于是斷定發生了誤會，遂緊急剎車，這才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弟兄”與“同志”的言語標識就是這么的鮮明。

六、喊不喊同志，在中共軍隊中不是無所謂，而是有所謂，大有所謂

　　1928年，在一份署名曹壯父的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在介紹黃安地區情況時，有這樣的文字，“他們都把黨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為非同志，如果發覺自己為非同志，即十分懊喪，因此對他們的稱謂一定要呼‘同志’”。

　　1946年3月5日，出獄第二天的葉挺給中共中央發電申請入黨。接電后，黨中央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給葉的回電。在電文的開頭，對于稱呼葉挺，是用“葉挺同志”，還是用“葉挺軍長”，毛斟酌再三，反復修改，最終以“親愛的葉挺同志”落筆。

　　1947年9月，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60軍的中共地下黨員俞建昌，因故撤回到我軍中來。甫一歸隊，立即提出要求去軍政大學學習，理由之一，就是在敵營中喊“弟兄”喊習慣了，沒養成稱同志的作風。“咱們共產黨軍隊的好多名詞兒我都不會，不學習咋行？”

　　所有這些，都再好不過地說明了當年“同志”一稱的有所謂、大有所謂。

七、稱呼一聲“弟兄”也要上綱上線嗎？

　　沒錯，在當年，這極有可能會上綱上線。

　　中共軍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連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風。整風整什么，整有沒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整有沒有軍閥殘余觀念，整有沒有與中共軍隊言行不符的生活與工作作風。大到正規場合的發言表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騷，甚至吃飯穿衣說夢話，都在整肅之列。

　　曾任冀中九分區敵后武工隊的小隊長，也就是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馮志，就是因為未經支部決議而自作主張為每個隊員購買了一條毛巾這么一件小事兒，在自我批評時沒有主動檢討，因而受到組織的批評與斗爭的。

　　畢業于國民黨中央軍校第十一期，淞滬會戰后脫離國民黨軍投奔延安，解放后曾任47軍軍長的黎原，在任八路軍359旅教導營參謀長時，就是在下意識間表現出國民黨軍中的某些言語作風，從而被停職審查了好一段時間的。

　　膽敢高聲高調地喊叫“弟兄們”，不被上綱上線才怪！那時的政治環境，不是今天這般模樣，不是《亮劍》等劇表現的那么回事兒。

八、今天我軍很多連長營長也動不動就喊“弟兄們”，為啥李云龍谷子地就不能喊呢？

　　經過了國內外反動勢力四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冷水煮青蛙式的做功，他們險惡的用心已經初見成效。如今，即使在我軍現役的干部隊伍中，堅信國民黨軍才是抗戰主力中堅的也大有人在，癡迷《亮劍》《集結號》的粉絲也大有人在，模仿李云龍那樣把“弟兄們”掛在嘴邊的也大有人在。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

　　但是，不能看到今天是這個樣子就認為以前也可以是這個樣子。今天的言語環境已經遠遠不是戰爭年代我軍內部的言語環境，今天人們的情感也已經遠遠不是血雨腥風那個時代的情感了。這就好比今天的女子不纏足，不代表宋明時代的女子也可以不纏足；這就好比今天的人們在某些景點身穿國民黨軍服拍照十分開心，不代表1937年紅軍換戴青天白日帽徽時也會十分開心。

　　當年，大概還沒有“敏感詞”一說，但沒有這樣的說法，不代表沒有這樣的事實。“弟兄們”一稱，在當時的人民軍隊中，絕對是一個不可觸碰的敏感詞。那時誰若敢象李云龍谷子地那樣，別說張口閉口“弟兄們”，就是他不小心喊那么一聲，那么這一段時間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上，他這聲“弟兄們“可能就會成為全體同志的靶子，那么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會小會地認識、反省、檢討、再認識，直到徹底改正。

　　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權，一邊呆著去。

　　再說了，當年參加革命，就意味著可能隨時掉腦袋。敢于冒著掉腦袋的風險選擇加入中共陣營的，無不對當政的國民黨政權與軍隊懷著刻骨仇恨。而“弟兄”一稱，在當時我軍眼中，是被視為落伍的、陳腐的稱呼，特別是它還是國民黨軍的言語范式，誰又愿意把這過氣的又是敵方的言語標識掛在嘴邊呢！

九、結語

　　就如同街邊女郎的服裝發型需要變來變去以吸引人們的眼球一樣，影視圈的噱頭也被經常地顛倒輪回從而不斷刺激觀眾的味蕾。當年被視作陳腐而遭摒棄的“弟兄”一稱，如今就在《亮劍》《集結號》等劇的領導下翻身變成了時髦，在歪曲人民軍隊歷史形象的同時，又成功賺取了票房。

　　但也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無知少女穿著從洋垃圾中撿來的妓女服裝招搖過市還自鳴得意一樣，影視圈玩弄的所謂新花樣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東西，有些可能就是從垃圾堆里重新撿回來的，只是許多觀眾因不諳歷史分不清楚而已。

　　在這支特別講政治的軍隊里，在與國民黨軍廝殺得難解難分、積下了血海深仇的三四十年代，像李云龍谷子地那樣刻意模仿國民黨軍的腔調叫喊“弟兄們”的，也就只能存在于都梁、馮小剛等編導們的意淫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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