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教育界提出反“白專道路”的口號。所謂“白專”指的是不關心政治，只顧學習專業。1958年，全國還刮起一陣“拔白旗”的運動。這樣一來，學生不敢大膽地學習，老師也不敢大膽地教書，都怕被扣上“白專道路”“只專不紅”的帽子。很快，教學質量下降，于是，又開始糾偏，提出“又紅又專”的口號，號召學生既要政治上“紅”，又要在業務上“專”。但怎樣才能做到“又紅又專”？如何處理“紅”與“專”的關系？成為20世紀60年代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于1961年9月20日來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給全院師生作報告，詳細闡述了“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給北外師生指明了方向，促進了外語教學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認真學好外語才是政治掛帥的表現”

　　性格率直的陳毅，向來敢于在原則問題上明確表態，絕不含糊其辭。他說：“外語學院的學生，如果脫離外語來搞政治，就不是真正的政治，這種政治是錯誤的！認真學好外語，才是政治掛帥的表現。”他接著說：“外國語文是最容易聯系政治的，我們可以讀毛主席著作的外文譯本，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外文版，這都是很好地聯系政治。熟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既可以學習外文，也是政治學習。我們黨中央的重要文件，也都有外國譯文，都可以讀。但是，不是要我們學外語的人都成為政治專家。而是要求我們的學生，在政治上能辨明大是大非，不能讓我們的大學生畢業后，連個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說到這里，陳毅進一步強調：“外語本身就是政治斗爭的工具。掌握了外語，可以把外國人的長處介紹到中國來，提高我們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水平，也可以把我們的經驗介紹出去，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因此，外語工作，是一項既帶政治性又帶理論性的工作。外語專家要懂得政治，要有豐富的文化、歷史知識。”

　　針對把用功學習的學生說成是個人主義，陳毅毫不客氣地予以批評，支持和鼓勵同學們刻苦學習，鉆研業務。他說：“有一種錯誤說法，認為用功的學生是個人主義，這種提法要取消。我最喜歡用功的學生。國家幾十年以后要靠你們負擔責任，你們不學習，干什么？不搞本行，搞什么？”接著，他就“個人主義”和“個人作用”在理論上予以澄清：“什么是個人主義呢？個人主義是只管個人，不要集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極端個人主義會變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人，剝削人，制造戰爭。因此，個人主義當然是要反對的。個人作用，個人積極性不僅不能反對，而且還要提倡，要保護。沒有個人用功，你怎能掌握得了外語？你不苦讀，不精讀，不博覽，大學五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馬列主義不反對個人作用，任何時候都要估計個人作用。我們很感激毛主席，因為有了毛主席，我們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積極學習的人，不能認為他只為個人前途著想而批評他，只要他的個人前途不違背國家利益就應該鼓勵。功課好，我們尊敬他；功課不好，就要批評。”

　　◆陳毅

　　由政治和專業的關系，陳毅很快把話題轉到“又紅又專”上來。他說：“搞專業非常重要。3個月來，我到處講搞專業的問題。我講專業，是又紅又專。不許隨便批評人家是白專道路。如果讓我們5年畢業出來的大學生都搞成個中等水平，那就是個超大的失敗！如果那樣的話，我們中國就永遠落后，就永遠翻不了身。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要絕大多數是優秀的，絕大多數是高材生。我們中國如果有幾百萬個第一流人才，中國的問題完全可以解決。目前，我們的農業、工業、科學技術還沒有過關，就是因為專家太少。外國專家只能給我們提供幫助，過關還要靠我們自己。我們花這么多錢辦學校干什么？就是為了過關，就是為了培養高級專家，幫助國家工農業過關。工業農業過了關，人民生活就能提高。因此，沒有專業知識不行，政治掛帥，就要掛在這上面，忽視專業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掛帥。”

　　關于外語專家的作用，陳毅發表了他獨到的見解：“外語專家與工農業專家門道不同，但作用一樣，同樣可以為國家創造出許多財富來。只有對革命、對黨的事業有認識的人，才能有積極性來搞好專業。如果你對黨、對革命事業很熱心，但就是不好好學專業，那你的熱心、你的覺悟如何表現呢？那樣，只能算個空頭政治家。魯迅先生曾說過，不希望他的兒子當空頭文學家，這話說的很對，要做落實的文學家，寫出表現人民喜怒哀樂的文學作品。同樣的道理，要做落實的政治家，沒有專業的人是不能做好政治領導的。我們毛主席是偉大的政治家，但他也是有幾門專業作基礎的。他對中國歷史很有研究。他是偉大的詩人，他專門研究了馬列主義理論，他又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馬克思主義以《資本論》為基礎，馬克思為了寫《資本論》，研究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也是有幾門專業作基礎的，他在俄國大學學過法律，他的法律成績最好，以后又研究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了馬克思主義；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證明他是專門的經濟學家，他的哲學著作證明他是專門的哲學家。世界上哪有不懂任何專業的空頭政治家呢？我們學外語的人，要以外語為基礎，表現我們的立場，表現我們的政治，表現我們贊成哪一邊、反對哪一邊。專業就是政治的表現。”

　　陳毅在講話中把政治和業務的關系闡述得非常清楚，他的核心觀點是“政治掛帥要掛在業務上，不要做空頭政治家！”

　　語重心長話外語

　　批評了政治和專業、“紅”與“專”問題上一些錯誤觀點后，陳毅就怎樣學好外語進行暢談。陳毅曾和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等同志于20世紀20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有學習外語的親身體驗，他說：“我年青的時候學過幾年英語、法語，可惜沒有過關，加之后來沒有使用，全還給老師了。如果有機會，我還想當個外語學院的學生，把外文補習補習，但時間不允許啊！”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北外學生要珍惜大學學習機會：“五年的學習時間切不可浪費，五年過后，就再也沒有這么好的學習機會了！時乎，時乎，不再來！五年之內，無論如何要使你們的專業和外語過關，過了關，就不容易忘記。我年青時外語沒有過關，主要是很多時間都用去搞政治運動了，同時，當時學習條件也不好，我們窮得連詞典都買不起。至于外文畫報、雜志，更不敢想了。現在同學們機會很好，和我們當年求學環境截然不同了，千萬不要錯過機會。”

　　◆1956年10月4日，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從左至右）在中南海頤年堂合影。

　　接著，陳毅詳細闡述學外語的方法，反復強調“要學地地道道的外語”。他說：“外國人講話有外國人的語法，學外語要強迫自己去學會外國人的語法，要暫時把中國人的語法放在一邊，遷就外國人的語法，學習地地道道的外語，達到文從字順的程度。學外語要多讀、多記，光看不行。要把看、想、說三者，用一道手續完成。不要看了或者聽了外文，翻譯成中文后再想，想了以后再翻譯成外文講出來，這就很難學到地道的外語。學地地道道的外語是件很別扭的事，只有‘別’過來了，才能學好。要學外國人說話的那個腔調，腔調兒學好了，你就過關了。這就首先要練你的耳朵、要練嘴、練讀，要養成說外語的習慣。”

　　陳毅還提議：“外語學院的學生在校內，是否可以只許講外語不許講漢語呢，請你們討論。我認為外語學院至少在課堂上不許講漢語，教員用外語問，學生用外語答。我看這樣可以‘別’出一些外語來。學外語要有外語環境，這種外語環境我們自己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陳毅倡導的“課堂上只講外語不講漢語，創造學外語的語言環境”，很快得到采納，并成為北外外語教學的傳統。

　　針對一些反對意見，陳毅毫不客氣地批評：“據說有那么一種人，他們反對大家講外語，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不讓人家講外語，我們為什么要辦外語學院呢？既然你只讓說漢語，那你上北大中文系去好了。這是一種非常反常的現象，非常不健康。我建議至少在課堂上要講外語，不講漢語。一早起來，要拿外語材料到操場上朗讀，每天早晨大聲讀它半個小時。彼此要用外語講話，彼此糾正，不要怕講錯，要臉皮厚，不怕難為情。教科書要選點文學的東西，讓大家精讀，要讀到能‘倒背如流’。要精讀，然后還要有博覽，要廣泛閱讀報紙上、雜志上的材料。”

　　◆上世紀60年代，北外學生一起進行聽力學習。

　　陳毅倡導的“晨練”，也成為北外的傳統。每天早晨，學生們手捧外語書，大聲朗讀，或者三三兩兩在一起用外語對話，成為北外校園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校園里有一尊引人注目的少女晨練外語的雕塑，用凝固藝術再現了這道風景線，成為“晨練”的標志物。

　　陳毅是學過外語、懂外語的內行人，他總結學外語的經驗，概括為“闖三關”。第一關是語音關，他說：“發音這一關，首先要突破。發音不準確，人家就聽不懂，結果就搞成中國人聽到你講外文，外國人聽到你講中文。發音，從一開始就要‘別’外國語的調調兒。外語發音不是容易學會的，但一定要‘別’出來，‘別’得出來就不難了。如果克服不了發音這個困難，那一輩子也就過不了關。”

　　第二關是語法關。

　　陳毅說：“要克服文法上的困難。中國人腦筋里本來有一套中國文法，不容易接受外國文的文法，但必須克服這個困難。如果不能克服它，寫出來的外文盡管看得懂，但只是中國式的，猶如我們看外國人寫的中文，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寫的。”

　　第三關是成語關。

　　陳毅說：“成語、習慣語也很重要。它們本身是講不出什么道理的，習慣了這樣講，就這樣講。中國成語也是如此。一個國家的語文成語多，說明這個國家的語文發達、豐富多彩。中國語文就是這樣一種豐富多彩的語文。這些東西如果不熟悉，就是外文沒有過關。外語學院的學生，不只要求能講幾句外語就行，而是要成為精通外國語的專家。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才辦外語學院的。”

　　除了“闖三關”以外，陳毅要求北外的學生至少要記住5000個外文單詞。對此，他是這樣說的：“要突破生詞難關，至少要記住5000個生詞，當然，多多益善。生詞，又叫單詞，除了死記以外，沒有什么別的辦法。你們十幾、二十歲的青年，記性好，過了三十歲，記生詞就困難了。記生詞就是要下苦功夫，沒有什么便宜可討的。有人問歐陽修寫文章的秘訣，歐陽修回答說，只有多讀、多看、多寫。我看學外語也是這樣。一個生詞要多讀它，多和它見面，還要應用它，才能記住。”

　　◆1964年，陳毅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作報告。

　　在結束這次講話之前，陳毅飽含深情地說：“同學們，黨和國家對你們的期望很大。希望你們在5年學習期間，認真刻苦地把外語學好，政治上能夠明辨大是大非，畢業后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5年時間不算很長，但對你們來說，卻是非常寶貴的。5年時光一過去，就再也回不來了！古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希望你們少壯多努力，老大不傷悲。”

　　陳毅講話就又紅又專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進行了透徹分析和論述，解開了籠罩在師生們心頭的疑團，同時，就北外的辦學方針、人才培養提出了具體要求。事后，北外立即落實陳毅講話精神，強調以教學為主，安排有經驗的教師，包括知名專家、教授，到教學第一線上課，狠抓學生基本功訓練，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

　　陳毅這篇精彩的講話被整理成文，以《語重心長談外語學習》為題，發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雜志1962年第一期上。1979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又出版了同名單行本，在全國外語院校產生了廣泛影響。

　　“又紅又專”續新篇

　　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訪問亞非歐14國歸來，深感外語人才缺乏，難以適應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于是提議創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并親自為“北二外”選址。是年10月24日，北二外正式宣告成立，在建校慶典前夕的10月22日，陳毅親臨這個新誕生的外語學院，并作報告。這個報告整理成文，以文件的形式發到北外。陳毅1964年在北二外的報告實際上是1961年在北外報告的續篇，主題依然是論述又紅又專。印象最深的是，他用飛行員作例子來說明“紅與專”、政治與業務之間的關系：“一個飛行員，如果飛行技術不過關，上了天，飛機往下掉，機毀人亡，給國家和個人造成多大的損失！反過來，你飛行技術很高，但上了天，把飛機開到臺灣去了，那也是很大的失敗！國家培養一個飛行員是用黃金堆起來的，必須政治立場堅定，飛行技術高超！”他要求北二外要像培養飛行員一樣來培養外語人才。

　　◆1964年，陳毅與周恩來、宋慶齡合影。

　　陳毅用深入淺出的語言，用形象的比喻，將“紅與專”、政治與業務之間的關系闡述得生動而貼地氣，給六十年代的外語學子指點迷津。這一代外語大學生在陳毅講話精神的鼓舞下，刻苦學習，用所學得的外語知識報效國家，在不同崗位上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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