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為丁堡駿教授30年前批判某學者打著國企改革的幌子、企圖將國企私有化的謬論的文章，發布于《當代經濟研究》1996年第2期。當時丁堡駿教授發表這篇文章時，許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些年紀和地位的教師還批評他說，非國有化并不等于私有化，他們一致說丁堡駿教授錯了。現在歷史已經作出結論了，中國的眾多國有企業經過那一輪改革，的確被私有化了！鑒于最近互聯網上又一股鼓吹國企私有化的妖風在刮，而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此無動于衷。丁堡駿教授特此授權重發此文，想以此來說明一下，在中國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學者，稀里糊涂地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干預中國的改革，做了輿論導向作用。

國有制和國有企業改革

　　——評非國有化論

丁堡駿

　　縱觀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史，沒有哪項改革比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更令世人矚目。國有企業是否具有生機和活力、國有經濟能否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是關系到改革和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近年來，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學術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些問題是愈辨愈明了，但有些問題甚至是一些原則性問題，至今仍處在混亂之中。一篇題目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思考》(以下簡稱為《理論思考》)的署名文章，提出了國有企業非國有化以及相應的企業改革觀點。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特就以下幾方面與《理論思考》一文的作者商榷。

　　一、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全黨上下已經取得的共識。然而，《理論思考》一文卻公開主張非國有化。我認為，國有企業非國有化，必然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私有化敞開方便之門。下面就來作些分析。

　　關于非國有化的含義，《理論思考》一文解釋道：非國有化“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將一部分國有企業變為非國有企業，二是廢除國家所有制形式。[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非國有化只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過渡為全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的最后一種國家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國家最終也是要消亡的。一旦社會主義國家消亡，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也將隨之轉變為全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其二是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變為某種程度的集體所有制。前此，《理論思考》一文曾說：“馬克思當時所預言的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是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基礎的，這是我們的明天而不是今天可以達到的。”再根據《理論思考》一文對非國有化理由的陳述，可以斷定，《理化思考》一文是主張后者的。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固然要取決于它的內在經濟關系，但同時也要受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即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經濟的制約和領導。沒有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也將喪失。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工廠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從俄羅斯改革的歷史教訓來看，誠如普切林采夫所總結的：“非國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可以說，非國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級形式，私有化是非國有化的高級形式。開始時說非國有化，后來都說私有化。”“實際上，私有化使改革失敗了。”，[2]我相信《理論思考》一文是不主張私有化的，正如該文所講的，“所謂‘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但是我更相信，“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非國有化必然導致“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非社會主義化，最終導致私有化。

　　關于非國有化的理由，《理論思考》一文說，“第一，根據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公有化的程度不宜太高，大多數企業以采取集體與合作形式為宜；第二，不能抽象地談論哪種公有制形式優越不優越，衡量的標準應當是對生產力發展的適應程度，而不在于公有制形式的高低；第三，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很少談到國家所有制形式，只是在《共產黨宣言》等早期文獻中提及，并未把它當作最高級最優越的形式”。

　　我認為，《理論思考》一文的這些議論與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相徑庭。我們黨對我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的認識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來說還比較低。而且生產力在全國各地區、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同時，生產力發展呈現為多層次，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既有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和經營，又有中等社會化，甚至社會化程度很低的生產和經營；既有技術水平和自動化水平比較高的大機器生產，又有半機械化、半手工操作的生產，還有落后的手工勞動方式的生產。根據這一生產力狀況，我們黨得出結論：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不平衡性和多層次性相適應，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為以全民所有制為主導、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其中全民所有制是和高度社會化的大機器生產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對于這些基本常識，《理論思考》一文似乎一無所知，相反，卻用“根據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狀況”和“不能抽象地談論哪種公有制形式優越不優越”這樣一些空洞的遁辭來證明自己的非國有化主張。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將國家所有制當作最高級最優越的形式，這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將來國家是會消亡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必將被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所代替。這并不能成為我們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取消國家所有制的理由。

　　此外，《理論思考》一文還將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看成是滋生腐敗現象的經濟基礎。把腐敗現象與國家所有制聯系起來，在《理論思考》之前也不乏其文，對此鄭思認為，將公有制視為腐敗現象的根源，是主張徹底私有化。[3]我認為這種看法毫無道理。當然，《理論思考》一文所講的，“國家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它與計劃經濟體制是緊密相聯的，但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時，就顯得不那么適應而且矛盾很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觀現實。然而，這種情況是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理由。我相信，通過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這種現實是會有根本性變化的。國有企業一定能夠成為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理論思考》一文的非國有化思路。“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實現非國有化?我曾提出如下思路：第一步，將一部分國有企業變為非國有企業。我這里主要是指國有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第二步，將大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變為股份有限公司，使其由國有企業變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其余小部分大中型企業變為有限責任公司。……第三步，將國家所有制形式改變為人民所有制形式，與政府機關完全脫鉤，改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管理”。

　　首先，將一部分小型國有企業變為非國有企業，作為非國有化步驟，這似乎可以在中央文件中找到根據。但仔細推敲起來卻不是這樣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這樣寫道：“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憑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出售企業和股權的收入，由國家轉投于急需發展的產業。”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同樣指出，“區別不同情況，采取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國有小企業改革改組步伐。”這就是說，對小企業，首先應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等形式使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其次有的也可改變為股份合作制的公有經濟（最后只有極少數確因技術落后、長期虧損、發展無望的可采取租賃、承包甚至出售方式處理。這與《理論思考》一文中的非國有化是有原則區別的。順便我們還必須指出：《理論思考》一文在勸說我們放棄小型國有企業使之非國有化時，還安慰我們道“國有大中企業仍占主體地位，足以保證其發揮主導作用”。然而，讀者很快就會發現，這種安慰不過是一種哄騙技巧而已。因為非國有化的第二步很快就落在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頭上了。

　　其次，《理論思考》一文將“大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變為股份有限公司，使其由國有企業變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其余小部分大中型企業變為有限責任公司”作為非國有化的第二步。這里暫且不說《理論思考》一文將現代企業制度等同于公司制的片面性。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國有企業改革形成新的財產所有制結構并不是非國有化。國家作為投資主體，投入企業的資金仍屬國家所有制。國家向企業投資不能誤解為贈與或所謂“所有權下移”。國家作為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金額享有所有者權益，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4]這與《理論思考》一文的非國有化有本質區別。

　　再次，將國家所有制改變為人民所有制形式，與政府機關完全脫鉤，改屬人民代表大會管理。按《理論思考》一文的說法，這是由董輔扔同志1979年提出的。我們認為，成立隸屬于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建議是否可行是一回事，非國有化又是一回事。人民資產管理委員會無論是隸屬于國務院，還是隸屬于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會改變資產的國家所有制性質。因為在這兩種場合，資產所有權都是屬于社會主義國家。這和《理論思考》一文的非國有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最后，我們必須注意：即便是在非國有化的大前提下，《理論思考》一文也不得不承認“極少數國有大企業，如軍工、核工業、高科技、郵電通訊、鐵路干線、大油田、大煤礦、國家銀行、鋼鐵公司以及環保企業等，可以仍保持國有甚至國營形式。”近年來，學術界也不斷地有人提出縮小國有經濟營運領域的主張。他們的理論依據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失靈論。按照這一理論，國有經濟的存在意義就在于承擔市場機制調節失靈的公共物品、自然壟斷產品以及具有外部影響的產品的生產。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經濟在地位和作用上是有原則區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不僅要彌補市場失靈，而且還要引導整個國民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因此，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不僅要經營非競爭性行業，而且還要經營大部分競爭性行業，在競爭中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果我國的國有經濟的營運領域真的就被限制在非竟爭性產品生產的范圍之內，那么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便不能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將動搖。因此，盡管《理論思想》一文中的非國有化已經打了折扣、盡管該文已經允許極少數國有大企業可以仍保持國有甚至國營，但這仍不能改變這種非國有化必然導致私有化的命運。

　　總之，我認為，《理論思考》一文所提出的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含義、非國有化的理由和非國有化思路都是十分錯誤的。按此思路走下去，國有企業改革必然會誤入歧途。

　　二、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

　　如上所述，《理論思考》一文主張非國有化，與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所倡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在認識上顯然是有一定距離的。對此《理論思考》一文似乎沒有絲毫的不安，相反，對理論界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卻儼然以一副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維護者的面孔出現。

　　袁木同志于1995年2月7日在《經濟日報》上發表了題為《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若干基本認識間題》的長篇文章。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袁木同志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應該是：既要從總體上保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的最佳實現形式，使它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按市場經濟規則運行，充滿生機與活力。”《理論思考》一文在援引這段文字之后便議論道“這段話，從字面上看似乎沒有多大問題，但對照《決定》一看間題出來了，因為他回避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關鍵問題，從而否定了《決定》所指出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我想這絕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有意回避；如果作為學術探討，也應當明確提出來，而不應當采取‘挖心’戰術；企圖蒙蔽讀者（特別是作為國家決策的參與者來說，這種態度就更成問題了。”

　　我認為，《理論思考》一文的這番議論是欠妥當的。首先，袁木同志所講的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與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表述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決定》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間題在于如何理解這兩句話?《理論思考》一文將《決定》中的相互聯系的兩句話隔裂開來，片面強調后者，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直接等同于現代西方企業制度。事實上，就在這篇文章中，針對社會上存在的對現代企業制度的種種誤解，袁木同志明確指出：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也應符合中國國情和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應“以公有制為主體”等等。[5]其次，袁木同志的這篇文章共分十個部分，除第二部分“關于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指導方針”外，還有第五部分“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第六部分“關于法人財產權”等專門論述現代企業制度。這怎么能說袁木同志是“有意回避”，甚至是采取“挖心”戰術呢?再次，袁木同志全文多處有理有據地批評“私有化”、批評“照搬別國模式，照抄別國經驗”、批評“產權中心論”。所有這些都與《理論思考》一文的觀點不無關系。《理論思考》一文對這些只字不提，相反卻抓住袁木同志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的文字表述大作文章，這未免有些太不公正了。

　　《理論思考》一文認為，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征四句話中最根本的一條，那么，什么是產權呢?《理論思考》一文從對產權三類定義的對比中認為“產權是指法人財產權，它包括對法人企業財產的占有、使用、支配和處分權。”對此定義，《理論思考》一文又作了如下的補充和說明：“(1)法人財產權不等于法人所有權，這是兩個不同的經濟法學范疇;(2)法人財產權主要是指對財產的占有權，這也是排他性權利，具有不可分割性;(3)法人財產權的具體實現當然包括使用、支配和處分等經營管理權，但并不能因此把財產權與管理權混為一談……”從這里我們聽到：法人財產權不等于法人所有權，法人財產權又不等于經營使用權。

　　我認為《理論思考》一文在產權界定上是存在混亂的。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產權理論并用以解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產權間題。[6]馬克思認為，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財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態。可以說，整個一部《資本論》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產權關系的一個系統的研究。馬克思的產權概念用的是復數，包括一系列權利。產權除了所有權，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索取權、繼承權、不可侵犯權等權利。按照馬克思的產權統一與分離理論，所有權和其他權利可以統一，也可以分離。統一時的產權是完全產權，分離時的產權是非完全的產權。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產權關系明晰，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可見，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企業法人財產權不是完全的財產權，而是非完全的財產權，它不包括所有權以及由所有權決定的收益權等權利。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國家的所有權也不是完全的財產權，而是非完全的財產權，不包括占有權、使用權等權利。國家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是完全財產權中的一部分權利，企業法人財產權是完全財產權中的另一部分權利。兩者之和等于完全的財產權。企業經營權是一種企業財產權。這種企業財產權與法人制度的結合，便構成企業法人財產權。因此，不應把企業法人財產權看作是根本不同于企業經營經的另一種財產權，而應理解為同企業法人制度相結合的經營權。在這樣界定企業法人財產權之后，產權明晰就有了確定的含義：保障國家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落實企業經營權，明確政府有關部門和其他監督機構的職責，明確企業的權利和責任。《理論思考》一文不了解馬克思的產權統一與分離理論，沒有區分完全產權和非完全產權，錯誤地將非完全產權看作是完全產權，因此一方面將產權看作是與所有權不同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將產權看作是與經營權不同的權利。關于什么是產權明晰，《理論思考》一文沒有正面回答這個間題。也許從該文關于產權模糊的如下論述中，我們可以受到一些啟發。“關于建立股份制與產權制度改革的關系問題，曾經有人認為，建立股份制后產權關系就明晰了，把建立股份制與產權制度改革看成是一回事。近幾年來試行股份制的實踐證明，試行股份制的企業，有的促進了產權制度的改革，也有的使產權關系更加模糊，特別是一些國家股占主體的企業，受政府主管部門的干預更大，董事會形同虛設。于是有人對股份制懷疑了，產生動搖了。其實，這還是不明確產權制度改革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股份制只是現代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而已;不首先或同時明晰企業法人產權，股份制確實會造成企業產權關系更加模糊”。首先，《理論思考》一文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未干的墨跡。在這里我們不妨作一提示。前此該文在批評高鴻業同志時曾寫到：“說公有制的產權是明晰的、股份制的產權是模糊的，這與情理不合，也與事實不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行股份制的企業、股東只掌握股權，對企業只負有限責任，企業作為法人擁有產權，可以支配和使用企業全部財產，盈虧自負，怎能說是模糊呢?《理論思考》一文一會兒說股份制企業中產權關系是明晰的，一會兒又說股份制企業中產權關系是模糊的。我們不知該相信哪一個?其次，為什么“國家股占主體的企業”產權關系更加模糊呢?大概《理論思考》一文還想向我們解釋：產權明晰，不僅要有產權的明確界定，而且還需要使產權有最合理的界定。產權主體范圍愈小，就愈可以避免“搭便車”所帶來的經濟外部性和低效率的問題。大概《理論思考》一文還未來得及向我們介紹英國經濟學家米德。[7]

　　關于現代企業的財產組織形式，《理論思考》一文說，“現代企業制度就是現代公司制度，這是企業制度發展的歷史事實，誰也否定不了的。”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與西方公司制度是什么關系?中國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公司制度?我認為，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只能是對西方公司制度的批判繼承，而不能是無條件的照搬。我們必須批判地對待西方公司制度，必須批判地對待西方企業理論。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時，認為股份公司作為社會企業“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8]這是以科學態度對待西方公司制度的典范。在這里馬克思既看到了公司制度的長處，又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對于現代西方公司制度，我認為，它的精華在于它的企業組織形式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它的資本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為我們創造的文明成就，我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要大膽地吸收和利用。同時也必須看到，現代西方公司制度也有局限性或糟粕。這主要表現在它仍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因而它也有許多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例如在一定生產部門中造成了壟斷等。對這些我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予以批判和拋棄。在對待西方企業理論上，我們也必須注意區分哪些是反映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西方企業管理精華的理論，哪些是旨在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的理論。對前者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和吸收，對后者我們必須予以堅決地批判和抵制。我們所要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有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一方面要體現社會主義特征，另一方面要符合中國的國情。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地進行探索和創新。

　　關于以科斯定理為代表的西方產權理論，《理論思考》一文說：“必須實事求是對待，認為完全科學、可以全盤照搬，這不符合事實;但認為是一種‘偽科學’，‘連科學假說的資格都不具備’，全盤加以否定，這也不是科學的態度。特別是有人指出的：‘建立在這一偽科學基礎之上的各種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方案，包括國有企業股份化方案……都是錯誤的，極為有害的(參見《當代思潮》1995年第1期楊德明文)。這樣一來，把一切主張產權改革論者都打成‘偽科學’、‘泡沫理論’、‘錯誤有害的’。試問：這是否包括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在這里我們也要問：是誰認定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是建立在西方產權理論或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是楊德明同志，還是《理論思考》一文的作者?我認為，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充其量也不過是借鑒了西方產權理論的某些個別概念或提法，而與西方產權理論卻有本質上的區別。《決定》所倡導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西方產權理論特別是科斯定理則是以產權明晰為名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的，是與公有制不相容的。[9]《理論思考》一文的作者，將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與西方產權理論硬扯到一起，又將學術界對西方產權理論的批判與否定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聯系起來，這不僅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在學風上也是很不嚴肅的。

　　在本文即將結束之際，有必要作如下說明：本文沒有直接涉及《理論思考》一文的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所謂“飛機模式”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按《理論思考》一文的非國有化理論及相應的非國有化改革思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之間的3：4：3的比例將不復存在。“飛機模式”也將化為泡影。

注釋：

　　[1]《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思考》，《當代經濟研究》1995年第5期。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的均出自本微博，故不再特別注明。

　　[2]吳易風：《俄羅斯經濟學家談俄羅斯經濟和中國經濟問題》(上)，《高校理論戰略》1995年第5期。

　　[3]《經濟研究資料》1995年第9期，第31頁。

　　[4]張維達：《國有企業在制度創斷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學術論叢》1995年第1期。

　　[5]袁木《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若干基本認識問題》，《經濟日報》1995年2月7日。

　　[6]對馬克思的產權理論的系統闡述，請參閱吳易風：《馬克思的產權理論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7]英國經濟學家米德用下海捕鯨的例子說明產權界定對效率的影響。他的結論是：“公有”便是產權模糊，私(個人)有便是產權明晰。詳見丁冰：《認清西方權理論的實質》，《高校理論戰線》1994年第4期，第24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頁。

　　[9]施米德說：“科斯的分析指出，公有時產必須取消，選擇制度的規律因之而成為一切時產應該屬于私人或個人。”參見施米德：《財產：權力和公共選擇》，紐約普拉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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