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利

　　男，1967年生，山東濟寧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馬克思主義研究分會副理事長，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獨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散論》《給腐敗號脈》《毛澤東與反腐倡廉》《1978—2009年中國腐敗高發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腐敗高發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論系統性預防和懲治腐敗方略》《文明帝國的罪惡》《論共產黨人的信仰堅守和奮斗》等11部。發表《1990年至1999年中國社會的腐敗頻度分析》《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覺》《以儉克腐：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的寶貴經驗》《論系統性治理腐敗方略的原則與內涵》《“延安窯洞對”論析》《新中國成立初期反腐制度建設論析》《論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之上的信仰堅守》《社會化大生產的邏輯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閃電照亮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等學術論文200余篇。

　　我們黨在新時代提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引發理論界的熱烈討論。學者們研究“第一個答案”與“第二個答案”之間的辯證關系、內涵以及出場邏輯，研究如何克服腐敗和糾正“四風”等，成果頗豐。如何把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研究引向深入？如何開拓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研究的新局面？為此，本刊記者訪問了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傳利教授。

　　一、古代和國外思想家對治亂興衰的研究及缺陷

　　▲（采訪者簡稱▲，下同）: 王老師，您好！黃炎培訪問延安后出版的《延安歸來》，記載了他與毛澤東關于政權興亡周期率的談話。如今再讀其中的“窯洞對”，人們油然而生的是一種嚴肅、沉重的歷史感。古代和國外思想家對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也有不少思考，請您談談他們的思考對我們研究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有何啟示？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開拓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研究，關鍵是強化唯物史觀在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研究中的貫徹運用，拓展研究視野，將馬克思主義在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研究中的指導地位落到實處。

　　人類歷史上各個王朝的興亡交替，總是伴隨著周期性的社會治亂、國勢盛衰，這種周期性的治亂興衰是人類歷史變遷的整體特點之一。中國古代的多位思想家觸及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提出過不少深刻的見解，其目的就是為了求取長盛不衰之道，避免重蹈衰亡的覆轍。漢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通過對英雄與奸雄諸多歷史人物對歷史大勢和時代潮流的順應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把握與失之交臂演出的歷史悲喜劇，總結了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之間的三千年左右的王朝興衰史。漢代文學家賈誼的《過秦論》，見解深刻，從多個方面分析秦王朝的過失，總結秦朝速亡的歷史教訓，希望為漢王朝建立新制度、鞏固新政權所借鑒。唐代著名文學家杜牧的《阿房宮賦》，通過對阿房宮興建及毀滅的描寫，生動形象地總結了秦朝統治者驕奢亡國的歷史教訓，向唐朝統治者發出了“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警告，還嘆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表現出一個正直文人憂國憂民、匡時濟俗的情懷。北宋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光創作《資治通鑒》，“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鑒于往事，資于正道，總結國家治理的得失成敗，為“通鑒”面世后的歷代統治者、名臣、學者所重視所鑒戒。“二十四史”就是中國古代治亂興衰的歷史，記載了多少王朝興亡的經驗和衰敗的教訓！

　　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試圖擺脫孤立地看問題的局限性，力圖從理論上整體地研究治亂興衰現象，提出了揭示歷史變遷的“氣數論”“時勢論”。“時勢論”認為，王朝興衰取決于“時”和“勢”，決定治亂興衰現象的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綜合體。此理論有兩個核心觀念。第一個核心觀念是“時”，指的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合適時機和機遇，“當其可之謂時”“因其可之曰時”。莊子認為：“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王朝的治亂興衰，皆因天時之故。第二個核心概念是“勢”，指的是歷史變遷存在著的某種非人力所能掌控的沿著特定方向發展的客觀格局、趨勢、態勢。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里，總結王朝演進原因時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王夫之有明確的“勢”的觀念，同時也有百年小變、千五百年大變的“數”的思想。“時勢論”是對歷史過程相當深入觀察的結論，是中國古代關于治亂興衰研究所能達到的最高理論水平。

　　中國古代思想家關于國家治亂興衰的思考和見解，各有獨到之處，但毋庸諱言他們的研究都沒有達到唯物史觀的高度，無法科學地闡釋治亂興衰背后的社會規律。“氣數論”“時勢論”雖然已經猜測到歷史變遷具有規律性，但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無法認識“時”“勢”的本質，無法真正地把握治亂興衰規律，提不出變革社會生產關系的徹底革命的主張，只能順從“時”“勢”。無論是《史記》《過秦論》《阿房宮賦》，還是《資治通鑒》，都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歷史學界大放異彩，但當時的歷史學尚未成為科學，古代思想家僅是把治亂興衰的歷史現象和歷史事件看成一連串沒有內在聯系的歷史陳跡。他們中的明智之人，即便有理清紛繁復雜的治亂興衰現象因果關系的想法，但未能得出歷史科學意義上的規律性的結論。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把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任務訴諸人民群眾，而是訴諸開明皇帝或“清官”。幾千年，百姓期盼執法公正和廉潔不貪賄的清官以解自己于倒懸，直呼其為“青天大老爺”，說明清官是統治階級集團里可遇不可求的極為罕見的“稀有物種”。在維護剝削階級統治的安全線和被剝削階級的生存線之間尋找平衡點的“清官”們，能夠部分地滿足黎民百姓向殘暴的剝削階級提出的寬恕、恩賜和憐憫的乞求，但絕不可以接受人民群眾對王侯將相的監督。無論是杜牧的“哀”、司馬光的“鑒”，還是“氣數論”“時勢論”，都沒有從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高度，在人民群眾中找到開創朗朗乾坤的力量。古代統治階級不是一味地容忍貪腐者恣意妄為，有時高舉反腐大旗懲治貪腐，但就其階級本質而言，懲貪者與污吏同屬于統治階級，懲貪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資源再分配而已，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政治斗爭，客觀上有利于緩和過于激烈的階級矛盾，稍微改善百姓極度悲慘的處境，延緩剝削制度衰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社會制度，無法從根本上挽救剝削制度必然滅亡的命運。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歸根到底要堅持黨的領導，凝聚人民群眾反腐的智慧，建立和健全群眾對權力的監督機制。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響應，而僅僅沿用產生于小農經濟時代的“青天大老爺”的救世主思維，當代反腐事業斷然無法真正取得成效。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倡廉建設，當然需要繼承古代懲治腐敗的歷史經驗，但更重要的是實現新時代條件下的推陳出新，“由古代的‘人治’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轉換；由古代專制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轉換；對權力的監控由古代的軟約束向現代的硬約束轉換；由剝削階級的人生觀、世界觀向無產階級的人生觀、世界觀轉換”。

　　▲：除了中國學者和政治家外，國外也有富有遠見的學者和政治家探討了國家興衰及其原因，對我們有何啟示？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巨著《歷史研究》，專門論述了世界文明興衰規律。他認為，每個文明階段自然地存在一個生命周期，該周期決定了各類文明的興起和衰亡，現存的文明必然如古老的巴比倫、希臘、羅馬文明一樣走向衰亡，但中華文明具有特殊的品質，有可能衰而復興。1987年，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發表了《大國的興衰》一書，探索了自1500年以來中國、奧斯曼帝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等東方“權勢中心”逐漸衰落下去，而西歐、中歐一些國家先后興盛起來的歷史軌跡。他強調經濟狀況是決定大國興衰的基本因素，“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系”，但他把古代中國衰落的原因歸結為中央集權和信奉孔子學說，比較膚淺。現代世界體系論創立者、曾經擔任國際社會學學會主席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16世紀誕生以來，霸權國家就是居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國家。由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始終充滿壓迫、剝削和不平等，由此引起復雜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最終勢必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滅亡，一個效率更高、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的世界體系必將取而代之，那個體系可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世界政府”。他還特別寫道：“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的作用。”此外，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繼續了湯因比關于文明與國家興衰關系的研究特點，引申到構建世界秩序的層面。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湯因比把國家興衰原因歸結為生物學意義的生老病死周期規律，與唯物史觀從人類歷史基本規律角度研究國家興衰歷史的思路相距甚遠。社會規律是最高級的運動規律，治亂興衰現象屬于社會現象，遠比生物學意義的生老病死周期現象復雜得多。湯因比看到了文明興衰的一些重大事件，但沒有找到文明興衰的社會歷史根源，僅在文明的范疇里轉圈。“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文明視角無法透徹地揭示國家興衰的本質根源。按照唯物史觀的要求，我們不能從文明觀念出發來解釋國家的治亂興衰，而應從社會生產的實踐出發來解釋國家的治亂興衰。同樣，沃勒斯坦、保羅·肯尼迪和亨廷頓提出的治亂興衰觀點，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距甚遠。只有唯物史觀，才是照亮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研究的燈塔。

　　二、唯物史觀提供研究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三大視角

　　▲：唯物史觀提供了揭示治亂興衰現象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那么，唯物史觀具有什么樣的理論品質，從而使人們在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研究中能夠擺脫古代和當代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盲目猜測的缺點而富有科學理性的自覺？

　　●：唯物史觀接受了黑格爾的社會歷史辯證發展的觀念，認為：“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與古代和當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對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碎片化研究不同，唯物史觀抓住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規律，對人類歷史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從而為揭示治亂興衰現象背后的社會規律提供了前提保障。列寧指出：“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積累了零星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并且指出了科學地研究歷史這一極其復雜、充滿矛盾而又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的途徑。”“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和隨意性，被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唯物史觀把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看成一個整體，將所有治亂興衰現象納入整體研究，有利于突破因忽略歷代治亂興衰的整體性而僅關注單個王朝治亂興衰的碎片化研究，突破了認為治亂興衰不過是雜亂無章的、每個朝代的治亂興衰事件都是單個發生的流年陳跡的舊歷史觀念，最終揭示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必然性。

　　▲：唯物史觀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研究提供的獨特視角是什么？唯物史觀對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有什么獨特的解釋？

　　●：唯物史觀提供了研究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三個獨特視角：第一，社會生產視角。唯物史觀認為，社會歷史進程的最根本的動因是生產力的發展，王朝更替和治亂興衰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決定的。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歷史前進這個發現，導致整個歷史觀的變革。要透徹地揭示歷史上發生的治亂興衰現象，必須將其納入唯物史觀的框架，用社會生產發展規律解釋和說明治亂興衰現象。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物質生產的狀況是決定文明興盛或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馬克思分析法國波拿巴時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無數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礎”，符合中國封建歷史上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的史實。社會制度和政權是否穩定，取決于它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是否穩固，而中國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因從事簡單再生產，規模狹小，無力擴大再生產和難以實現技術進步，抵御天災人禍的力量有限，極容易破產分化，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隨著小塊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劇的解體，建立在它上面的國家建筑物將倒塌下來”。每一個繁華的盛景之世，都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得以擴大再生產、提供了足夠勞動剩余產品基礎之上的。統治階級懂得農業經濟在政權鞏固中的基礎性地位，采取種種重農抑末、打擊豪強、限制貿易的干預政策，這種壓制商業的政策不但沒有克服小農經濟固有的缺陷，反而導致社會經濟缺乏活力，頻繁的天災更讓小農經濟的困境雪上加霜，一旦統治階級倒行逆施激起社會強烈不滿，必然引發經濟大動蕩、大破壞，帶來政治上的大沖突和大變動。

　　既然小農經濟的盛衰決定著歷代專制王朝的盛衰和整個社會的治亂，那么，如果統治階級遵守生產規律，就可以迎來盛世華年；如果統治階級違背生產規律，必將遭遇亂世而走向衰亡。我國古代社會幾千年的漫長歲月，在社會經濟的不斷破壞和恢復的交替中呈現出治亂興衰的現象。一場大的動蕩戰亂后，社會經濟遭到破壞，舊政權土崩瓦解，一個新政權在舊政權的廢墟上站立起來。新王朝如果吸取前朝橫征暴斂壓抑生產力發展導致覆滅的教訓，順應經濟規律的要求，國家權力順應經濟發展的方向起作用，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速度就較快，將出現國強民富的盛世之景。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文景之治”“開元之治”那樣繁榮的局面，正是順應了社會生產規律而出現的。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本性得以暴露，如果統治階級任意地揮霍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越來越逆著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濫用民力，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經濟發展緩慢或停滯乃至倒退，將出現民窮國弱的衰敗景象。一旦農民連維持生計和簡單再生產也不可能，大量農民破產流亡，農業失去了經濟活力，嚴重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穩定，一場大的戰亂將降臨到違背社會生產規律的統治集團的頭上。曾經繁盛一時的商朝和秦朝，正是因以商紂王和秦始皇為代表的統治集團違背社會生產規律，好大喜功，揮霍無度，經濟活力受到嚴重破壞，最終在義軍的暴風驟雨中敗亡，過去的生產積累和繁榮頃刻間化為烏有。

　　人們常用官逼民反——統治階級的苛捐雜稅導致人民起義——的模式，討論治亂興衰。其實，如果社會生產力相當發達，社會產品相當豐富，百姓富足，吉慶有余，即便交了捐稅依然能夠維持生存，就不會揭竿而起造反。只有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交出捐稅后，百姓的生活難以為繼，才不得不起義。靠天吃飯的中國古代小農經濟抵御水災、蝗災、旱災、瘟疫、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能力相當脆弱，天災將激化社會生產供給物質資料的有限性與剝削階級貪得無厭之間的矛盾。每當天災來臨，糧食絕產歉收，靠天吃飯的百姓只能掙扎在死亡線上。義軍蜂起的直接原因似乎是自然災害，但最根本的原因并非自然災難，而是自然災害減弱了社會生產能力，無法提供維持社會正常運轉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如果一向視民命如草芥的剝削階級貪圖享樂，不顧人民死活地橫征暴斂，必將激起民憤。明末李自成起義，清代洪秀全起義，均是由于社會生產力遇天災而嚴重下降，提供不出滿足社會運轉的最低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生活消費品，人民饑寒交迫，而統治階級或因維持過慣了的奢華生活或因按照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依然索要錢糧，民眾被逼造反，從而導致社會大動蕩。

　　第二，階級分析視角。唯物史觀認為，階級斗爭是歷史進步的直接動力，全部有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都是不斷更替地由一些社會階級統治和戰勝另一些社會階級的歷史，也就是說，階級斗爭的勝負直接表現著人類歷史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治亂興衰現象。恩格斯和列寧均指出馬克思主義觀察和研究歷史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特點。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并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馬克思則證明，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既然除原始社會外的過去的全部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就表明應當用階級分析法研究治亂興衰的歷史。列寧指出：“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斗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這里提到的“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可以理解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現象。列寧提醒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提供的研究歷史的階級斗爭理論的“指導性的線索”，研究治亂興衰現象。

　　從階級分析方法的視角看，所謂“治”，無非是指階級斗爭相對緩和、國泰民安、國家興旺的盛世華年狀態。所謂“亂”，無非是指社會矛盾難以調解、階級斗爭激烈的動蕩亂時狀態。古代歷史上的統治階級，貪得無厭地剝削被統治階級，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激烈反抗，出現動蕩的亂世。只有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才能遏制統治階級的殘暴剝削，迫使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作出讓步，讓亂世破壞的社會秩序，恢復到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狀態，社會逐步充滿活力，創造走向興盛的社會條件。舊王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勞動階級驚心動魄的反抗起義，迫使新王朝的統治者對勞動人民作出讓步，減輕剝削程度，以免蹈前朝滅亡的覆轍。勞動階級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獲取了能夠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安居樂業，階級斗爭的強度減小，有利于實現政通人和。兩漢初年和唐宋元明清初年，經過大規模階級斗爭的農民起義，社會經濟凋敝。新王朝的統治者對被統治階級作出讓步，注重革新吏治，緩和階級矛盾，社會逐漸恢復生機。大動蕩后上臺的統治階級，如果無視勞動人民饑寒交迫的呼聲，繼續變本加厲地剝削勞動人民，勞動人民通過英勇奮斗、流血犧牲獲得的許多自由和權利再次被剝奪，必然激起勞動人民更大規模的反抗，歷史將迎來下一輪動蕩的亂世。

　　第三，人民視角。唯物史觀認為，治亂興衰直接取決于民心所向。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總趨勢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社會變遷總是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參與。人民群眾的普遍意志與治亂興衰有著必然的聯系，治亂興衰的規律要通過人民群眾的參與加以呈現。“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歷史的辯證法。封建王朝治亂興衰的大勢所趨，反映到民心上就是治亂興衰的民心之所向，治亂興衰的民心之所向又促進了治亂興衰的歷史大趨勢變為現實。規律不可逆，民心不可違。即便是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只有在順應消除諸侯爭霸戰亂的民心所向時，才成就了國家統一的大業，而當他把自己的意志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橫征暴斂，灑向人間都是怨，直到秦王朝成為秦始皇父子為所欲為的殉葬品時，歷史才告一段落。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科學地認識民心所向，真正做到順乎民心，依靠人民。毛澤東說：“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這是因為，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國援助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但“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著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民心所向，不僅是蔣家王朝倒臺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取得輝煌成就的經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古今中外重視物質生產的思想家難能可貴，但是，怎樣才能保證社會生產的順利發展呢？唯物史觀認為，國家的興衰沉浮，最終還是取決于能夠釋放出多少社會生產力，而能否推動生產力持續、高速、健康地發展，又取決于能否保證本國人民發揮出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孟子早就說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盡管孟子無法達到唯物史觀把人民群眾當作歷史創造者的思想高度，最多把人民群眾當作恩賜的對象，但此話能夠幫助我們從人民視角理解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那些繁榮富強的朝代，必然是最能擺脫特殊利益集團對國家統治的控制、最能激發本國人民創造新生活的意愿、才能、智慧和效能的國家。反其道而行的國家，即使當時比較強盛，但不久必然要衰落下去。有學者指出：“凡是比較興盛的國家，那里的人民大眾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對自己的生活懷有滿意感，懷有創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信心；而當我們看到哪里的人民大眾對生活滿懷愁怨，充滿悲觀甚至失望的情緒時,哪個國家就必定是衰落的,或者必定很快就要衰落……是否能夠保證勞動階級、廣大人民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過程中懷有滿意感，懷有創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信心，而不是滿懷愁怨，充滿悲觀甚至失望的情緒，是決定一個國家國民生產力能否健康發展的根本因素。”

　　必須指出，唯物史觀為治亂興衰的研究提供了指導思想和方法，但在研究每一個治亂興衰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時，則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著重考察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通過對無數的歷史特殊性和偶然性的研究，然后再抽象出歷史的一般性和必然性，這樣才能生動活潑并且比較準確地再現治亂興衰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唯物史觀揭示的歷史規律的現成公式簡單地去套治亂興衰史，就會把生動活潑的治亂興衰史變成干巴巴的教條，無助于推動治亂興衰歷史規律的研究走向深入。

　　三、運用唯物史觀研究資本主義治亂興衰規律的典范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筆耕不輟，寫下大量極其精彩的篇章，他們的著述如何揭示了資本主義治亂興衰現象或規律？

　　●：從一定意義上講，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繁盛和衰敗滅亡的歷程，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的總主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導致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制度的總危機，而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沒有了調解社會矛盾的能力，無產階級要從資本手中拯救社會，創造新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已經揭示了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可調和的對立，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給工人階級乃至整個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已經預告了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命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里揭示了資本主義興衰的歷程：“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這樣的興盛階段，到“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敗亡階段，資本主義必然被新的社會所替代，“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病灶作了全息透視：“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我們可以從治亂興衰意義上理解馬克思提出的一個論斷：“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當一個社會形態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得到大力發展時，或者說某一社會形態能夠為社會生產力的大力發展提供廣闊發展空間時，這個社會形態能夠保持“興”之“治”的狀態；相反，當一個社會形態窒息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已經沒有了發展的余地，社會生產力的內在驅動力將呼喚新的社會力量登上社會舞臺，與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力量作激烈斗爭，社會陷入“衰”之“亂”的狀態，最終產生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社會。按照這個觀點，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被清晰地看作社會形態興衰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不僅從根本制度的層面宏觀地分析了治亂興衰問題，而且還從微觀角度解析了特定王朝治亂興衰的現象。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專門研究了波拿巴王朝的興亡問題。馬克思不僅預判路易·波拿巴這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能夠扮演英雄的角色，迎來自己政客生涯的高光時刻，當上法國總統和皇帝，同時又準確地預判這個腐敗的王朝必然倒臺，“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波拿巴能夠贏得大選，因為他騙取了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小農階級的擁護，但“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這個老奸巨猾的痞子，更多地依靠“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這個幫里，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貴族中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一句話，就是隨著時勢浮沉流蕩而被法國人稱做浪蕩游民的那個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如此反動的階級基礎，注定了波拿巴王朝的反動性、不穩定性，必將可恥地倒臺。在《法蘭西內戰》里，馬克思聚焦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客——梯也爾，深入地剖析了資產階級政客腐敗的本性：“梯也爾始終不忘的，只是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他第一次當路易—菲力浦的內閣首相時，窮得和約伯一樣，而到離職時已經成了百萬富翁……在波爾多的時候，他為了使法國避免即將來臨的財政崩潰而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給自己規定了300萬法郎的年俸”。可見，資產階級政客不管在公眾面前多么虔誠地表白自己是清廉的，但依然遮擋不住其不可救藥的以權謀私的貪婪本性。貪婪政客的腐敗表現了政權的腐敗性質，而腐敗的政權必將陷入危機，走向衰敗。

　　恩格斯不僅研究了資本主義的“衰”，還研究了資本主義的“興”。他不無激情地贊美了資產階級社會誕生期的朝氣蓬勃的氣象：“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并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些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是“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勇于冒險”，“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在實際斗爭中意氣風發”，“具有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展示了資本主義從出生到滅亡的全過程。早期的資本主義富有生命力，摧毀了“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國”，自由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形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規模發展起來了，這是資本主義的興盛期。而興盛期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它的種種限制發生沖突了”。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毫無出路地處在惡性循環的經濟危機中，經濟危機一再爆發、周而復始。對此，恩格斯精彩地刻畫道：“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后，經過幾次拼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復不已。”

　　▲：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繼馬克思《資本論》之后分析資本主義興衰的經典名著，請問列寧如何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衰亡的歷史必然性？

　　●：的確，列寧把唯物史觀關于資本主義興衰的研究推進到新的歷史高度。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里，他提供了許多新論據新觀點。

　　第一，壟斷阻礙技術進步，抑制了社會生產的活力。列寧指出：“壟斷者在扼殺那些不屈服于壟斷、不屈服于壟斷的壓迫和擺布的企業了”，“這種壟斷還是同任何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有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每當一個社會在技術上產生突飛猛進的進步時，必然帶來繁盛的局面，而壟斷壓抑技術進步，等于宣告帝國主義衰敗的前景。

　　第二，出現腐朽的食利者階層和食利國家。以“剪息票”為生，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終日游手好閑的食利者階級，大大地增長起來。資本輸出“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食利者階層的生活方式腐化，社會風氣敗壞，“在英國，愈來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農業生產，而成了專供富人運動作樂的場所”。“英國食利者的人數約有100萬。從事生產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支撐社會繁盛的是活躍的生產力，而投機食利行為盛行，非生產活動增加，社會離衰亡的結局就指日可待了。

　　第三，壟斷使得官商勾結成常態。列寧借用德國經濟學家耶德爾斯的材料，證明銀行業的壟斷和金融寡頭的出現，促成了大量發生官商勾結的政治經濟交織性腐敗的現象：“除銀行同工業的‘人事結合’以外，還有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結合’。耶德爾斯寫道：‘它們自愿把監事職位讓給有聲望的人物和過去的政府官吏，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當局打交道的時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銀行的監事會里，常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的議員。’”

　　第四，高額壟斷利潤對工人中間的特殊階層起到腐蝕作用，瓦解其階級意志和革命斗志，成為資產階級幫兇的工人貴族。資本主義食利國的寄生腐朽性，影響到這種國家的一切社會政治條件，尤其是影響到工人運動。資產階級從占領地、殖民地和附屬國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他們安分守己。列寧說：“帝國主義有一種趨勢，就是在工人中間也分化出一些特權階層，并且使他們脫離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在英國，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的機會主義、造成工人運動在一段時間內腐化的這種趨勢，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前很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第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導致的資本主義危機將直接導致現實性的戰爭，證明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禍害：“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么其他辦法呢？”戰爭的出現，表明帝國主義的內外矛盾到了異常激烈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私有經濟關系和私有制關系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四、基于唯物史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方略

　　▲：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不僅是反腐倡廉范圍的事，更需要從唯物史觀的廣闊視野研究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方略。基于唯物史觀，我們應該設計什么樣的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方略？

　　●：根據唯物史觀的要求，設計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方略，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第一，發展社會生產力，壯大綜合國力，奠定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雄厚物質基礎。唯物史觀高度重視物質生產在社會制度變遷中的基礎性作用，認為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子都知道的。”國家的強盛不可能建立在生產乏力和經濟衰敗的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生產發達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上。“衣食有余”“鼓腹而歌”是太平盛世才有的景象。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盛世沒有一個不是以經濟繁榮為重要標識。唐玄宗創造了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有杜甫的詩《憶昔》為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衰敗政權的一個重要標識就是社會生產乏力，物資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困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質量問題，直接關系到“一球兩制”背景中的社會主義是否能夠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優勢，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隨著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戰略競爭升級，西方掀起了反華反共的妖風濁浪。如何應對新時代國際風云變幻的新挑戰，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和發展？毫無疑問，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但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地提高綜合國力。我們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造就千千萬萬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接班人隊伍，是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中國古代諸多興盛朝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招賢納士，廣聚人才。秦國的興亡與它的人才政策的變遷密切相關。秦穆公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認為“鄰國有圣人，敵國之憂也”。他招納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賢者。秦孝公重用商鞅，商鞅變法使得秦國強大起來。秦始皇成就統一霸業后施以暴政，以繁多的賦稅加在農民身上，以焚書坑儒對待知識分子，導致王夫之所說的“孤秦”局面，秦不可避免地敗亡了。這些事實表明，王朝是否重用賢能者，直接關乎王朝的興衰。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需要大批賢能者。社會主義事業是否順利，離不開制定科學的路線方針政策，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大批通曉、接受、捍衛、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黨員干部。列寧說：“要研究人，要尋找能干的干部。現在關鍵就在這里，沒有這一點，一切命令和決議只不過是些骯臟的廢紙而已。”如果政治生態惡化，黨風和社會風氣不正，干部任用方面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那些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守勤勉務實報效黨和國家舍我其誰的赤子之心、歷經社會的大風大浪獲取的豐富工作經驗和超強工作能力、拒腐蝕永不沾染低級趣味而境界高遠的優秀干部，沒有充實到黨和國家事業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失去發揮為人民服務本領的舞臺而“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則是黨和國家事業的重大悲劇。所以，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是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極其重大的任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這些政治家，正如列寧所說，“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應該毫不遜色”。只有吸納并培育一大批朝氣蓬勃富有生命力戰斗力的先進分子，共產黨才能保持蓬勃生機。

　　第三，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就要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組織群眾發動群眾，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歷史究竟是上帝或者貴人、賢人、智者、杰出人物創造的，還是千百萬人民群眾創造的？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的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自己的偉大人物，沒有這樣的人物，它也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但這些人物只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利益，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才可能成為杰出人物。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力量之源在人民。個別群眾的呼聲不一定都能反映歷史規律的要求，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歸根到底是歷史規律和時代要求的反映。贏得民心，就贏得了歷史，就贏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發達而立于不敗之地。毛澤東基于群眾史觀，提出打破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兩個“只有”的途徑：“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不是孤立的毫無階級覺悟和組織紀律的游兵散勇，不是散漫的無組織無紀律的烏合之眾，而是被團結和組織起來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蘇聯之覆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蘇聯共產黨丟掉了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光榮傳統，形成了包括黨的領導干部在內的特權階層，最終被人民所拋棄。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必須增強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務必繼續發揚革命戰爭年代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優良傳統，繼續發揚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優良傳統。關心群眾的生活和工作，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人民群眾就會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成為維護無產階級政權的鋼鐵長城。

　　第四，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由于社會主義革命打破了世界資本主義營造數百年的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市場、勞動力、原料供應體系，必然引發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干涉乃至武裝包圍。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成長、壯大，不是在和平的溫室中培育出來的，而是經歷了革命武裝抵抗反革命武力威脅和干涉的血與火的考驗。從19世紀40年代歐洲資本主義勢力結盟對“共產主義的幽靈”進行圍剿，到1872年法國資產階級對巴黎公社革命的血腥鎮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后14個資本主義國家對紅色政權的武裝干涉，到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孤立、在新中國南北兩個方向燃起戰火，再到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表現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欲將其在地球上消滅為快。鞏固、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江山，要比推翻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困難得多。在和平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年代，兩種社會制度之間依然發生著明槍暗箭的殊死的斗爭，斗爭的慘烈程度不亞于烽火戰爭年代的槍炮齊鳴。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把握百年變局的歷史趨勢，在風云激蕩的國際環境中把握和塑造戰略機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把國家安全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精神，維護國家安全。

　　第五，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必須建設一個勇于自我革命、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使之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權威領導核心。恩格斯認為，現代社會呈現“一種使各個孤立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錯綜復雜化，正在到處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當今社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廣度和深度，已經超越了恩格斯寫作《論權威》的時代，意味著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更需要權威。如果沒有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富有戰斗力的執政黨，如果沒有一個權威的領導核心，保障集中統一領導，政令暢通，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將是一句空話。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需要四梁八柱來支撐，黨是貫穿其中的總的骨架，黨中央是頂梁柱。”只有四梁八柱堅強有力，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的雄偉壯麗。能否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把中國共產黨鍛造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勇立時代潮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持之以恒地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解決大黨獨有難題，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黨需要贏得民心，黨中央要有權威，而黨贏得民心和權威，必須按照革命導師提出的“公仆論”和“廉價政府論”等思想的要求，培養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領導干部，建設一個能夠迎戰各種風浪、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崇高威望的執政黨。嚴懲腐敗犯罪分子，是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反腐敗的成就不僅表現在查出多少個腐敗分子和挽救多少億元經濟損失上，更重要的是要體現在是否維護和激發了黨的勃勃生機上。毛澤東和黃炎培從政黨生機活力的角度，討論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自然地惰性發作”與治亂興衰現象的關系，歷史內涵相當豐富和深刻。所以，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應當懲治貪腐以祛邪扶正，煥發我們黨成立時期先驅們身上的革命理想主義激情，革命戰爭年代的那種拼命精神，以充滿旺盛活力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生機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保證社會主義江山萬古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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