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國正在應對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全球經濟暗流涌動，經濟領域打贏一場改革發展穩定和反擊美國霸權革命斗爭的關鍵時刻。以魏加寧、陳永杰、蔡繼明為代表的這些被中國人民高薪供養的曾擔任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特殊職務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一眾高級知識分子及公眾人物，和盤踞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非企業民營機構，發表重磅文章及演講，矛頭直指我國的憲法及黨的基本理論。

　　其中，魏加寧在杭州舉辦的“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暨世界杭商發展論壇”上，發表的題為《如何防止民營企業政策掉入“塔西佗陷阱”――抓住當前有利時機，為民營企業徹底正名 》的演講；陳永杰在經濟學原理上發表的《破除理論窠臼，必須解放思想――關于民營經濟理論的若干思考》的重磅文章；蔡繼明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關鍵要突破理論障礙》的文章；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課題組發布的，題為《長期穩定民營企業信心，亟需進一步理論創新――兩場民營經濟理論專家座談會觀點綜述》等，他們甚至不惜用“窠臼”“陷阱”“社會動蕩”“倒退”“災難”等等暗示性詞匯，進行政治恐嚇，威逼黨和政府接受他們“改旗易幟，拋棄理論，全面私有化”的建議，大有黑云壓頂，山雨欲來，蕩平廬山的氣勢。他們氣勢之強烈，態度之堅決，觀點之一致，目標之統一，實屬罕見。目前他們的文章已被眾多網友所關注，并重點關注由此而引起的我國政治走向。

　　一、魏加寧、陳永杰、蔡繼明及北京大成的演講及重磅文章，是新中國建國七十四年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信號。

　　這個信號顯示：這是一場發生在我國政治經濟領域沒有硝煙的戰爭，這是他們企圖為配合西方獵殺中國，在中國完全建立推行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私有化、資本化“打通最后一公里”，進行的憲法“清障”、理論“清障”活動。這是他們早有預謀的政治活動。是在恰逢在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出口受阻，企業開工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復蘇之路仍面臨較大挑戰和國際局勢日趨復雜嚴峻的不利形勢下，尋機進行的政治挑戰。

　　正如，魏加寧在杭州演講中公開叫嚷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如果我們不趁著目前對民營企業形成高度共識的時候，為民企徹底‘正名’的話，就很有可能錯失良機，而這種良機稍縱即逝，而且是一去不復返。”。并放言：“市場經濟就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才是主體；國有企業其實是對民營企業的補充，要去干那些民營企業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并坦言他在2016年做《產權保護》文件第三方評估的時候，就提出要把“平等保護各類產權”寫進憲法。只有做到這一點，才有可能為民營企業真正吃到長效、永久的“定心丸”。

　　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他們把突破的重點放在憲法和黨的基本理論上。

　　正如，北京大成課題組專家座談會“觀點綜述”中公開主張的：“必須要在理論上剝離私有制與剝削的關系，明確消滅剝削不等于消滅私有制”。

　　其在《綜述》中還講：“馬克思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分析研究和正確理解認識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法論，以及尊重客觀規律、與時俱進的科學精神”。“把剝削與私有制看作孿生兄弟，甚至等同起來，是阻礙民營經濟正常發展的重大理論障礙，要通過理論創新把二者分割開來，消滅剝削不意味著就一定要消滅私有制”。

　　無論是魏加寧的“為民營企業徹底正名”，還是北京大成的“明確消滅剝削不等于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直擊的目標就是要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關于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思想。這是建國七十四年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極其嚴重的政治信號。

　　二、魏加寧、陳永杰、蔡繼明及北京大成的演講及文章，既是鼓動黨和國家“全面推行私有化”的動員令，更是鼓動黨和國家“告別革命，政治轉型”的宣言書。

　　譬如，魏加寧在他的演講中毫不掩飾地說：“新中國自成立以來，我們始終沒有能夠跳出‘形勢一好就折騰’的歷史怪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的政治轉型不到位”?，F在“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了”，但還是“革命黨的理論”，“在野黨的心態”，“地下黨的辦法”。

　　什么“國有企業是共和國的長子”“是黨的執政基礎”。“這些都是在野黨的心態”?，F在，“當務之急是要通過推動黨的轉型，首先穩住中間層（即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恢復經濟增長；并通過恢復經濟增長來提供就業機會，從而穩住社會底層的失業人員和失地農民”。

　　他還指責說：“黨對民營企業鼓勵的時候，說得多，做得少；打壓的時候，說的少，做得多，而且都是硬招”。“輿論上，只許左邊放火，不許右邊點燈，甚至連中間的理性聲音都被封掉”。

　　又譬如，蔡繼明和北京大成在批判《共產黨宣言》及馬克思理論對非公經濟和民營企業阻礙時說：“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對任何現實肯定理解的同時必然包含著對現實否定的理解，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不到一百年所創造的生產力給予了高度肯定和贊美，但并不影響他們得出“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的結論”。“既然承認私有制和非公經濟產生剝削，要保護私有財產和大力發展非公經濟必然導致二律背反。正是傳統的剝削理論，構成了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理論障礙，而要消除這一障礙必須重新認識剝削與私有制的關系”。

　　還譬如，陳永杰在論述民營經濟發展思想理論障礙時說：“黨和國家關于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落實難、執行難，究其原因，其中一個重大而深層次的原因是，從政經界到思想界再到社會民眾，仍然受制于傳統的‘公好私壞’、‘公優私劣’觀念與理論的約束”。總之一句話，就是受制于理論的“窠臼”。同時，他還提出了“民營經濟論”就是“百姓經濟論”；“民營經濟論”就是“市場主體論”；“民營經濟論”就是“財富正義論”等六個論點。

　　三、魏加寧所謂民營企業政策“塔西佗陷阱”是個偽命題，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規律。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根本不是魏加寧之流捏造的所謂民營企業“塔西佗陷阱”。而是全球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性危機。也是馬克思主義常說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由于資本主導的經濟世界，因對絕大多數雇傭勞動工人被分配的財富價值遠遠小于其生產勞動所創造的財富價值，消費支付能力與社會財富積累比例失調，從而造成的商品大量過剩，銷售停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工人失業等等。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事實上，早在七、八年前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比如王健林、王石等通過拋售部分資產，確保手頭有流動資金，著手應對預計可能到來的經濟下行了。而只有象許家印等這些“肥豬鉆進菜地里”貪婪成性的企業家，還在繼續加杠桿、繼續借貸拿地，才導致他們陷入今天的窘境。

　　至于當前民營經濟的下行是不是因“塔西佗陷阱”，北京大成和陳永杰自已都說的很清楚，他們在文章中說：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九屆四中全會，非公經濟已由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已經變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兩個毫不動搖”“兩個不可侵犯”“兩個同等保護”在黨的文獻中多次重申，非公經濟人士已從“資本家”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自己人”，憲法和民法典都確立了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強調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還有前后“36條”、民營經濟“31條”等一系列文件的出臺，這些都表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障礙也正在消除。等等。

　　既然如此，不知何來的“塔西佗陷阱”?，F在他們把全球“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危機怪罪在政策和“民粹”對民企的打壓上，是不是顛倒黑白、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四、無論是魏加寧鼓噪的“為民營企業正名”，還是北京大成炮制的“消滅剝削不等于消滅私有制”，充分說明最危險的人物從來都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內部，他們時刻把攻陷黨的理論、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作為他們的進攻目標。

　　任何一場戰役及戰爭，其主動發起進攻的一方必然有他企圖達成的戰略意圖及目標。

　　從當前由魏加寧等人發起的我國政治經濟領域“上甘嶺”爭奪戰來看，他們的總意圖就是要摧毀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社會主義公有制思想”這個“最高嶺”，同時還要鏟除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核心的基礎，進而消滅“公有制”改變社會主義性質。

　　當然，發起此次戰役的既不是氣勢洶洶的“外來之敵”，也不是火中取栗的“外部援軍”。而都是蟄伏于我們體制內部的有頭有臉的人物。筆者通過寫這篇文章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無論是發起這次沖鋒的魏加寧、陳永杰、蔡繼明、還是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他們都有在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國工商聯這些國家最高部門和團體任職的經歷，而且有三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其中：魏加寧1998年10月至2018年3月，先后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巡視員，研究員；陳永杰1992年至2005年，任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司副司長；蔡繼明2023年3月，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院長歐陽曉明1995年至2012年，先后任中國工商聯經濟部副部長、部長，中國工商聯副秘書長、秘書長?，F在，他們都與“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及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有關系。其中，歐陽曉明任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院長，陳永杰任副院長。由此可見，他們的背景是有多么的深厚。

　　五、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初心、造福人民的必由選擇。

　　一百多年前，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低吟著《共產黨宣言》捧讀著馬列的著作，為解救身處“水深火熱”的人民大眾和追求共產主義理想而來的。一百多年來，當我們的先輩為中國人民趕走了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消滅了剝削壓迫、建立了新中國，并實現了工業化、奔向了小康。而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如果丟掉了先輩和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和基業；如果丟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造就中國人民幸福生活和中華民族崛起的總基石；如果丟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捍衛中國人民利益的總條款；如果丟掉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理論。重新回到一個“人吃人”的舊世界，那么我們將愧對自己的列祖列宗、愧對我們的革命先烈，也愧對我們的兒孫。

　　如果，此次魏加寧等人的“為民企徹底正名”的目標實現，和北京大成的“消滅剝削不等于消滅私有制”的歪理邪說成為我們黨的正統理論。那么則意味著，我們這次保衛我們中國人民政治經濟領域“上甘嶺”的戰役而告失敗，如果是那樣，則意味著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同時，也意味著是他們替潛伏在我們內部的“政治漢奸”、“經濟漢奸”、“賣辦勢力”和“第五縱隊”完成了“全面私有化”的目標。是他們干成了任何內外部敵人想干而干不成的大事。下一步將等待我們的是象三十二年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時一樣的命運安排。因此，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不愿亡黨亡國的人們，只有戰斗，惟有勝利，而別無選擇！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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