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大會主席和五十七個國家的代表發表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其中不少國家講到了中國的道德，對中國的道德給予了高度評價。

　　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埃瓦說：

　　“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橋這個巨大技術成就的那些人，結束了貪污、鴉片、墮落、放蕩等現象，實行健康和儉樸的生活方式。”

　　布隆迪常駐聯合國代表恩桑澤·特倫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將通過他們的政冶品德來教育我們，這種品德同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明顯的宏偉規模形成對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寬宏大量。……經過二十二年之后，中國的精神——它倡導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換句話說，人類的新生活法則，引起了不同的反應。”

　　馬里代表團副團長布巴卡·坎特說：

　　“誹謗者們已經看到，中國事實上是強大的，還看到，中國已經經過了戰斗的洗禮，準備著在文化道德遺產已經過重新評價、原子已被馴服、技術已經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進經濟的情況下迎接歷史的使命。勝利是全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被公認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國家。”

　　從這些外國人的發言中能夠感覺得到，中國的道德規范已經獲得了世界普遍的認可，中國的道德力量已經轉化為登上世界政治舞臺的軟實力。

　　這一切，與毛主席對于社會主義新道德的倡導密不可分。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豐富而優秀的傳統道德文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在為人處世、在治國理政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因此自古以來人們無不提倡道德、崇德、懷德、修德，“德之不修”，是令人擔憂的一件事情。

　　毛主席讀過“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學堂”，深受傳統道德文化影響。

　　1913年，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讀書時記的“講堂錄”中摘記了一些關于“德”的知識，如“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議　若賢者則時為眾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圣賢，德業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孔子嘗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義”，“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庶幾道德之理想矣。”毛主席所記錄的這些或古人云或自己所感，是他對于“德”的理解和認識。

　　1916年12月9日，毛主席在寫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談及“三達德”智仁勇，提出體育的基礎性作用，“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有甚高之德與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則隨之而隳矣！”

　　1917年4月1日，毛主席在《新青年》雜志發表“體育之研究”，針對中國“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的現實，批評“昔之為學者詳德智而略于體”以及由此造成的“僂身俯首，纖纖素手，登山則氣迫，涉水則足痙”的積弊，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他在文中分析了德智體的辯證關系：

　　“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顧知之者或寡矣，或以為重在智識，或曰道德也。夫知識則誠可貴矣，人之所以異于動物者此耳。顧徒知識之何載乎？道德亦誠可貴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顧徒道德之何寓乎？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

　　毛主席的青年時代，是中國由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思想界風起云涌，新思想向著舊思想進行著猛烈的沖擊，新文化對舊文化的反叛，新道德對舊道德的反叛，如波浪滔天，用毛主席的話說“中國時機的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新文化革命的浪潮在“五四運動”中達到高潮，并以其不要阻擋的勢頭改造著中國。

　　毛主席成了一名勇立潮頭的沖浪者，在道德領域，是一個破舊立新的勇士。他在《湘江評論》發表文章說：

　　“于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甚且盛倡其‘學問要新道德要舊’的謬說，‘道德要舊’就是‘道德要從孔子’的變語。……中國什么‘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走上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國的征程之后，毛主席仍然思考著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新道德規范問題。

　　1939年2月20日，毛主席針對陳伯達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文章給宣傳部長張聞天寫了一封信，談了對文章的觀點的看法，其中對于孔子的道德論，他說：

　　“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 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 勇于壓迫人民， 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后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模范青年最主要的品德是“永久奮斗”，他說：

　　“我們說：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這個永久奮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講這一條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這一條上做模范。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后，還要堅定，就是說， 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這樣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這樣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們對道德是這樣的看法。有一些人，他們嘴上道德、氣節亂喊一陣，但在政治上是不堅定的，中途會變節的，這是無道無德。”

　　1939年11月，從加拿大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的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醫生因病毒感染不幸犧牲，在紀念白求恩的追悼會上，毛主席發表演講，他稱贊白求恩說：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3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劉少奇關于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給續范亭的信上寫下了自己的看法，他寫道：

　　“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 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 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同志的大會發表講演，指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他還說：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解放戰爭后期，在美國侵略中國政策徹底失敗其駐華大使離開南京之后，毛主席寫下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繼續針對“美國與中國關系”白皮書，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系列偽善行為，文章說“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他贊揚中國人的民族氣節說：

　　“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建立了一個新中國，這個“新”字富有許多含義，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新的道德規范，反映人們在社會主義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中的要求。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會上談到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批判，他說：

　　“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干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就要動搖。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這時候也反得積極。我看這種人缺乏道德，馬克思主義也包括道德。”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針對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存在的只鉆業務不重視政治、前途、理想的不正確思想，他說：

　　“要加強思想工作，要加強政治工作。努力學習，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所進步，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從前叫德育、體育、智育，我們現在變成‘兩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謂德育，就是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政治。”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 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后必須避免。我們的教育方針， 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他還講道：

　　“品德就是忠實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顧大局，不個人伸手；辨風向，敢于插紅旗，拔黑旗、灰旗。”

　　1958年8月16日，毛主席閱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后來在多次審閱中，加寫、修改了一個內容，其中加寫道：

　　“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1958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談到全國一盤棋的問題，他說：

　　“全國一盤棋和地方積極性這兩個東西相結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國一盤棋的原則解決。要顧全大局。顧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虧。你那個地方越顧大局越有出路。現在的大局就是要犧牲自己，成全別人。你看那位紅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頭，后頭拷紅，挨打，她有什么利益？專門幫人家。還有白蛇傳里的小青，專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設，輕重緩急要排隊，要顧全大局。”

　　1962年9月15日，毛主席讀《文匯報》發表的北京大學教授周輔成的文章《希臘倫理思想的來源與發展線索》，寫批評說：

　　“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其基本對象是論善惡(忠奸、好壞)。統治階級以為善者，被統治階級必以為惡，反之亦然。就在我們的社會也是如此。”

　　1963年2月20日，毛主席應《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求，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之后對林克說:

　　“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當然，學雷鋒要實事求是，扎扎實實，講究實效，不要搞形式主義。不但普通干部、群眾學雷鋒，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才能形成好風氣。”

　　1971年8月16日，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與一些地方領導人談話，主要的談話內容是：

　　“你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1975年5月至9月，毛主席因眼疾不能看書，請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讀古代文史著作，期間談到如何看待歷史書籍時說：

　　“每一部史書，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系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

　　毛主席曾經說過：“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是他一生努力奮斗的方向，他是中國幾千年舊倫理道德的破壞者，又是中國幾千年來新倫理道德的最徹底的建設者，他一生所做的兩件事，一件是“破舊”，一件是“立新”，他最看重的是后一件，即“立新”，他建立的“新世界”，是一套全新的倫理道德體系，其最本質的特征表現為“利他性”，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樣的道德體系是社會主義的，是人類最高的道德形態，“利他性”道德體系發展的結果是“互利”，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得到好處，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別人眼里的“他”，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形成一個大的良性道德循環系統。

　　用布隆迪常駐聯合國代表恩桑澤·特倫斯的話說，毛主席創造了一個“人類的新生活法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