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聲稱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理論，透過郭沫若的宣揚，成為革命的理論基礎。而斯大林對五種生產方式做出明確概括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寫于1938年，郭沫若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則是在1930年，書中結集文章的寫作在1928年就開始了。十年前郭沫若如何能預知斯大林的理論？

      我最近看到某臺灣學者寫的一本書，其中說到馬克思并沒有說過“奴隸社會”，只說過“古代社會”，把“古代社會”解釋為“奴隸社會”的是恩格斯，卻并不一定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說得比較模糊，明確把奴隸制作為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是斯大林。作者大概以為，斯大林已經被他們搞臭了，把這一理論按到斯大林頭上，它也就不搞自臭了?？上ё髡咛^性急，竟顧不上查核一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其實，首先提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生產方式依次更替理論的，正是馬克思本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建立“在原始共同體的基礎上”、“在奴隸生產的基礎上”、“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的基礎上”和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3頁），這和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是相互對應的。所以，恩格斯把“古代社會”解釋為“奴隸社會”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對依次更替的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述是相當清晰的。列寧1919年在《論國家》中也明確指出“奴隸占有制社會”是絕大多數民族都經歷過的發展階段。在這以后，斯大林才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學術界討論的基礎上，根據馬恩列的有關論述，加上當時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概括為人類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五種主要生產關系或基本生產方式。斯大林的這種概括，以及他對特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批判，并沒有什么錯誤或違反馬恩列的地方。把五種生產方式說成是斯大林歪曲了馬克思原意所作的概括，是站不住腳的。尤其令人拍案驚奇的是該書作者聲稱：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理論，透過郭沫若的宣揚，成為革命的理論基礎。（趙慶河《讀書雜志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207—208頁，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作者的想象力實在太豐富了。我們知道，斯大林對五種生產方式做出明確概括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寫于1938年，郭沫若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則是在1930年，書中結集文章的寫作在1928年就開始了。十年前郭沫若如何能預知斯大林的理論？不知作者是否掌握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斯大林指示郭沫若宣傳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秘密電文？又不知當時日理萬機的蘇聯革命領袖斯大林是如何指揮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的，打手機呢，還是發“伊妹兒”？其實，郭沫若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理論依據主要是恩格斯的《起源論》，并自許為《起源論》的續編。不但該書的寫作，而且該書觀點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均在斯大林做出五種生產方式的概括之前。當時的學術界，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陣營內部的觀點，都不可能因斯大林的某句話而定于一尊。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觀點之所以被人們普遍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之所以被人們普遍接受，并非政治權力的作用，而是學術界辯論的自然結果。

     古史分期討論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次論戰有三大問題，一是戰國以后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什么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或是別的什么社會？二是什么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三是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時代？在論戰中，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受到廣泛的批評，多數學者認為，商業資本不可能構成獨立的生產方式，它實際上已被學界所摒棄；就連此說的倡導者陶希圣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說法。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是由原蘇聯學者馬扎亞爾引起的。他認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是不同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另一種特殊的亞細亞社會，而且自古如此。此論明顯違背中國的實際，在蘇聯受到了批判，中共六大決議明確否定了它，在中國學界，其應者亦寥寥，絕大多數學者是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依次更替的理論框架內給亞細亞生產方式定位的。關于中國歷史上的奴隸社會，有肯定的觀點（我稱之為“有奴論”），也有否定的觀點（我稱之為“無奴論”）。首先肯定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奴隸社會是郭沫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周易》、《詩》、《書》、卜辭、彝銘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筆生動而明快的論證了中國歷史上依次經歷過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繼郭沫若之后肯定中國經歷了奴隸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有呂振羽等人，但奴隸社會存在于中國歷史上哪個時代，意見與郭沫若不同。在政治上屬于托派的王宜昌也認為中國歷史上存在奴隸社會階段。不過，從總體來看，當時“有奴論”是少數派，“無奴論”是多數派。主張“無奴論”的，不但有“特殊亞細亞社會論”者、“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者和政治上屬于托派的一些學者，而且有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外學者，例如寫《中國社會史》的蘇聯學者沙發諾夫，翻譯《資本論》的中國學者王亞南，他們認為中國沒有經歷奴隸社會，但并不否認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規律的普遍性。開始時，批評郭沫若的人很多，但1935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何干之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一書中說：“在中國過去的八九年間，附和他的人極少，而反對他的人卻極多?！薄暗亲?935年以來，郭沫若的中國古史觀，好像復活起來。六七年來為思想界所集中抨擊的觀點，忽然變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見，甚至許多從前反對過他的人，也改變了態度?！比缛毡緦W者森谷克已原認為中國歷史上缺了作為社會生產方式的奴隸制度，到1936年，他的觀點已和郭沫若接近。早川二郎1933批評郭沫若主張中國古代有過奴隸制“是完全失敗了”，現在則公開反對西周封建說，回到郭沫若的西周奴隸社會說。蘇聯史家奧士博夫、日本學者佐野袈裟美也接受了郭沫若的觀點。何干之指出，郭沫若的“西周奴隸說，打破了一二千年來官學對于中國古代史的‘湮沒’‘改造’和‘曲解’，確是一椿破天荒的工作。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為出發點?！饼R思和先生1949年在回顧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以后，中國社會史論戰才走上科學的軌道。一些著名的學者，如侯外廬、傅衣凌等，雖然并不贊同郭氏西周是奴隸社會的具體結論，但他們回憶治史經歷時，都說深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影響。與此同時，呂振羽等人主張的殷商奴隸社會說，也獲得較多的支持者。此外，原來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奴隸社會的陶希圣，三十年代初也改變了主張，認為戰國到東漢是奴隸制社會，在《食貨》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們致力于魏晉封建說的構建。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的思想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后，“特殊亞細亞社會”論和“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等在中國史壇已基本銷聲匿跡。另一些學者在社會史論戰的熱潮中鼓噪了一陣子以后，也趨于沉寂。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繼續對有關問題進行扎扎實實的研究，并做出卓著的成績。這樣，作為社會史論戰的延續的古史分期討論，就形成了主要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內部圍繞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開展討論的局面，這種情況延續到了建國以后。

     現在有些觀點宣傳中國沒有經歷奴隸社會，乃至否認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乍看起來很新鮮，實際上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討論中，類似的觀點早已有之，并且早已在學術界的辯論中被淘汰。因此，我們在立論以前，研究一下學術史，看看以前的討論中出現過那些觀點，它們后來是如何發展變化或被拋棄的，恐怕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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