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經濟60年概論以及經濟總體結構面臨重大調整的

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座談會發言材料之一

前言

30年高度激勵的極度發展。在成就面前國民經濟已經出現：三個障礙、兩個回落趨勢和一個失衡：即環境（碳）、能源和可使用土地自然資源瓶頸；出口拉動見頂回落、高投入低效率低水平大規模產能過剩有效需求回落；生產力基本要素結構失衡。還有扭曲的土地和中低收入稅收財政政策。世界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國內轉向實體經濟的潛在危機，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使得國內外對于未來中國自然資源狀況和生產力結構能否繼續支持經濟縱深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心里上產生了陰影。由于發展，生產力結構基本要素失衡，當代自然資源要素（包括土地要素和生態在內）與資本、勞動（包括科學技術）的積累相比較已經不相匹配，是為經濟繼續發展的主要矛盾。早期發達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都遇到過類似問題。中國并不需要“殖民地”開拓，也沒有必要維持兩級分化和剪滅人口，中國有足夠的地理空間，在全國性生態治理、影響全球性氣候改良的基礎上，適度增加可利用土地、適當進行東西部空間布局調整足矣；這實際上形成建國后“第三次國土整治”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的“農業第二次產業化浪潮”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產業鏈群系統集成，是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根本需要和出發點，也是鏈接歷史、現在和未來可持續的百年大計。我們已經具備一定的資金、勞動、技術和產能，只要充分發揮大自然“第一性生產力”的偉大作用，將發展中增加的碳排放通過綠色光合作用最大限度地進行轉換、以求大規模增加“第一物質量”，以及由此帶來的新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耕地、新空間足以支撐中國永久進入發達國家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同時全國全面生態治理形成的綠色效應，也可使生態環境進入良性循環，而得到世界認可。

國民經濟60年概論

不管人的主觀意愿如何只有全面地繼承歷史，才有可能夠從容地面對未來，經濟亦然。

宏觀經濟60年大致分成兩個階段，

從國民經濟所處政治生態觀察：前30伴隨著中共武裝奪取政權后政治上鞏固政權的政治環境，后30年伴隨著現共執政黨執政的政治環境；前30年屬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后30年屬于社會主義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30年屬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滿足基本國民生機和增強綜合國力為要務，后30年屬于主動參加國際分工、以出口外向為導向，期望以普遍提高民生為要務，

不同歷史條件決定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過去我們屬于什么經濟類型、現在屬于什么經濟類型，今后將要轉向什么經濟類型才能繼續發展。確定經濟類型才能由此確定國民經濟主要部門和產業具體的升級換代的具體內容。包括生態、農業、工業、能源、信息、材料、金融、房地產、國土資源以及文化、教育、醫療、食品安全、和社會保障體系，并且必然涉及到具體的社會制度安排及相應的上層建筑等等。

為了說明問題，這里確定的分析方法是，澄清基本概念、根據60年的基本狀況判斷發展趨勢，所依據的標準是綜合國力的提高。所謂綜合國力（決定民富國強）指一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及其可持續性（包括自然和人力資源、經濟社會結構及治理發展機制）。1950-1978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5%左右，1978-2008年上升到6.5%左右，前30年國家資產負債表也許并不那么好看，但是背后是一份質量不錯的國家資產；后30年在輝煌數字后面可能是令人擔憂的基本狀況。兩階段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都遇到了性質不同的問題而必須轉型。

關于十個基本概念

全球戰后經過60年的變遷和我國兩個30年的基本實踐，如何評價始終爭議很多，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確定一些始終困擾我們的基本概念

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兩種制度二戰后比較：

二戰以后國際戰勝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可能重新評估了兩次大戰前后過程中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起因、過程和作用，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一方面實行了較大的“讓步政策”，這也可以理解為階級斗爭的結果。在國內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程度使其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另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普遍采取了相對緩和更加謀略的掠奪方式，而進入成熟階段，換取了60年相對穩定的發展機會。而蘇歐體制最終瓦解；在國內抗戰后黨國不承認人民的力量，利用勝利堅持“二五減息”和腐敗而倒退，而中共在“五四指示”果斷平分田地的基礎上，武裝奪取了政權，隨后實行先蘇式后自主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體制。而黨國退守臺灣后幡然悔悟采取徹底“土改”為時已晚在大陸于事無補，后效仿西方經濟體系，在經濟開始發達的基礎上率先實現社會民主，以期未來與中共在社會制度上對決。

看來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踐和傳統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使社會多數人普遍富裕起來并且形成相應的經濟制度安排；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比重不斷提高中間階層為絕大多數的主流社會結構，而消除兩極分化；在于在社會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在多勞多得的基礎上通過國民經濟三次分配將資本產生的全部“剩余價值”全部歸還給勞動。而不在你怎么說。

關于公有制和私有制

經典馬克思已經系統闡明了公有制的絕對概念和相對概念。所謂絕對概念在我國公有制分兩種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歷史證明在一定條件下公有制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于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構建適應時代變化的經濟格局、保障基本民生及社會公平；歷史同樣證明腐敗和沒有責任的公有制也能夠使人們喪失生產積極性，私有制反之亦然。關鍵在于約束機制。以往公有制的高效率來源于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久經考驗的管理者群體，如今的低效率在于沒有有效的管理者約束機制。

所謂相對概念，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或共有制。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個考量標準就是股份制持股的普遍性和股份的集散度。并認為這可能是向共產主義過渡中重要的社會生產資料主要管理形式之一。

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甚至整個20世紀的歷史均已表明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對于經濟增長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戰后世界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國民經濟總值均實現倍增。同時全球完全產業鏈跨國公司其中央計劃體制的規模、有序、效率和嚴密的組織程度令人吃驚。從發達國家市場經濟上看，后金融危機時代已經進入“激勵與約束相容”（承認自由競爭的作用，同時承諾競爭中的約束作用），進入成熟市場經濟階段。主要特點表現為制度經濟學、承認政府干預在經濟事務中的決定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普遍協商機制和基本框架條約等等，與傳統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大有國家作用趨勢相同。

必須肯定的是前30年我國計劃經濟的偉大成就。在那樣的外部國際封殺環境和內部一窮二白的狀態下，實際上每個五年計劃都是國民經濟總量倍增的概念，GDP平均每年增長18.7%；至今所持18億畝耕地就是那時在有效治理大江大河及改造水平田的基礎上形成的，后來的包產到戶的“標的物”就是于此；還有獨立自主相對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及人民基本幸福、溫飽、安康。這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必須承認的是后30年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前30年的物質積累進行的。不能為了證明今天的發展就否定過去的一切。

關于二元社會結構

發達國家的普遍標志是為一元化社會。肯定是我們的理想。戰后（50-70年代）主要市場國家城市化率均提高了20%以上，平均每年0.5-1.5%。我國后30年平均每年1%大體相當；二元社會結構實際上是社會制度安排，這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二戰后許多國家都曾經采用過。

其背后對應的是不發達國家城市和鄉村，不同時期、不同條件根本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保障體系，根本不同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及根本不同的社會管理體系。一元化不等于簡單的城市化，包括城市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新農村建設），使原來生活在二元空間的人們享受同樣現代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并不是消滅農村使所以的人們全部向大城市集中。不具備一元化的經濟基礎、改變二元化制度安排只能導致社會混亂。

關于現有的土地制度

至今土地法規定中國只有“兩種土地”即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并不存在私人土地。這是基于2000年來歷次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教訓在新時期的繼續肯定。后來著名的 “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涉及到土地使用權沒有涉及所有權。

集體土地的作用不僅僅是農民主要的生產資料，還是農民可以變通的生存和社會保障資料。土地變性后農民參與生產的方式到社會保障的方式必定發生根本的改變，必須使之納入同等水平的城市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剩下只有一個問題，你有這個經濟實力嗎？從解放初期到1958到1962到1968到1978城鄉人口幾進幾退，還不說明問題嗎？近20年2－3億“擬城市人口”不斷流動，為什么不能在城市穩定下來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結論：

1、兩塊地的性質是不能改變的，改變了就會重復2000年歷史的基本規律。

2、土地變性農民變市民，一定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有計劃、有方法、有步驟、按比例的進行，步步為營、穩扎穩打。

3、居民購買商品房涉及的土地實際屬于國有土地70年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政府收取的是地租不是貨款

4、戰后主要發達國家出賣（出租）國有土地的收入，主要用于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而我國并沒有很好的對應，因此社保覆蓋率和賬戶空頭運轉都有問題。

關于改革開放和獨立自主

當今多極世界格局已經形成。中國可以借鑒的是，戰國時期謀略家們追求強國所依循的縱橫捭闔基本原理，捭闔就是根據情況的變化及時開放和及時關閉的策略。歷史的辯證法證明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該改革的地方要改革，該鞏固的地方要鞏固，該開放的時候要開放，該關閉的地方就關閉。不是什么堅持不堅持、放松不放松的問題（象文革后期一樣），一切手段都是為目的服務的，不能形而上學地看問題。

關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經濟類型導向和出口外向型經濟類型導向

前30年我國經濟類型基本屬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公有制為基礎、以計劃經濟為手段、以建立完整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和人民溫飽為目的，GDP的90%以上與國際貿易無關。后30年的最終結果我國經濟類型落實在“出口外向”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進出口總額接近GDP70%；

兩個階段的成果都引起世界的震驚

兩個階段的結果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問題是后30年經濟模式的實際效果到底怎樣？中國以改革開放的姿態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中唯一的比較優勢就是出口的商品“便宜”，而這個“便宜”是建立在本國“損害勞動（不夠勞動再生產成本）、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基礎上進行的，而這三方面沒有記入成本所欠的“債務”早晚是要加倍償還的。而近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其中主要部分形成的債務基本是不可流動、不宜變現、不宜增值而風險極大。

當然微觀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最終就是要得到貨幣，但是從宏觀經濟學看貨幣是什么？馬克思主義認為貨幣5種職能：交換手段、價值尺度、物化勞動、儲存職能、保值功能。由于發達國家在現代金融領域的傳統優勢、由于布林頓森林體系（金本位制）崩潰，使得原本堅挺的美元（金本位）不那么可靠了。其5種通用貨幣職能出現了極大的變數，其保值增值、儲備交換購買職能已經大打折扣，而且權不在我。在毫無戒備心理的狀態下、在無從了解游戲規則的情況下、在根本不理解已經發生質變的情況下，30年血本如同一只可憐的羔羊進了充滿未知的狼穴至今不得其解？。

另一方面，一般當事國減少債務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債權國匯率升值。如“廣場協議”后德國本幣大幅度升值，由于其加工業的高精尖產能使其出口沒有受到更大影響，在升值過程中獲得了新的利益而經濟繼續發展；中國不同的是不具備強國產能，低水平產能嚴重過剩，并作為本國年增上千萬人口就業的基礎，所謂已經解決了7億以上勞動力就業，準確地講，這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就業，其中65%以上就業收入不足以實現勞動力再生產，而且極不穩定。而高新產能的形成需要時間，需要機制這就是現實。

在國際金融領域，人民幣必須準確地反映出他的價值含量，否則在國際貿易中是“賠本賣吆喝”，沒有這個必要。該升值就升值該貶值就貶值。當前應該做的是利用經濟影響盡量擴大國際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總量，使更多的國家愿意選擇人民幣作為貨幣儲存的品種。因此人民幣的信用最為重要，長期穩定的CPI是人民幣信用基礎。必須徹底改變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格局的所謂“便宜”的比較優勢。也不能繼續傷害、勞動、資源和環境了。為了出口而出口目的何在？

關于普遍富裕和中間階層

舊中國后30年普遍貧窮、新中國前30年普遍溫飽、后30年兩極分化。JN（基尼）系數0.670.150.55；NGR（恩格爾）系數90%65%50%

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普遍標志是中產階層穩定占社會總人口的70％以上、中間階層是為國家主流社會的體現、是民主法制社會的基礎、是當前重構中國社會結構最重要的實質性內容。所謂普遍富裕的根本途徑就是不斷鞏固和擴大社會中間階層的比例，使之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間階層的確立并不完全取決于財產大小，在于在確定的《信用制度》條件下和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下，能夠維持穩定中等生活水平。他們應當有較為固定生存空間、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包括部分資產收入）、是受過良好教育、能夠明確掌握自己今天和未來命運、生活從容而具備應有的尊嚴。今日之中國中間階層的鞏固、擴大和發展，是為國家實現穩定、進步和發展的根本；必須確立鞏固擴大中間階層方法、步驟和進度，才有可能實現普遍富裕之愿望。有數據顯示后30年初期通過勤勞致富而迅速擴大的中間階層目前已經開始萎縮，所謂兩極分化意味著中間比例的縮小的趨勢在加強。

關于能源結構和社會性質

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大體說明能源和社會性質的變遷

原始社會－刀耕火種

封建社會－柴草能源

資本主義社會－煤炭能源

帝國主義社會－石油能源

后帝國主義時代的多極世界－生物質可再生等新能源及能源多元化、

關于生產力結構要素失衡和自然資源要素意識失缺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不是單一要素，表現為結構：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這里資本可用理解為“物化勞動”、勞動可用理解為“活的勞動”（包括科學技術），土地可用理解為活的勞動和物化勞動應用的空間，對應整個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人類的“生存（發展）空間”，這個空間決定人類經濟活動規模的大小。演化到今天，生存空間更多地體現了能夠支撐人類人文活動的“生態容量”和“可資利用的自然資源”包括一次性和可再生循環自然資源，主要指能源和材料原料。

30年來資本要素有了極大的發展，其數量和質量（品種），已經不是原有的數量級。資本循環方式有規律可循，因此是明確的（盡管問題很多）；勞動要素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其數量和質量，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的循環，主要指勞動力再生產、包括教育方式有規律可循而（盡管問題很多）；而土地要素：就我國而言尤其是可耕地，就世界而言生態、環境、資源，不但沒有得到進步反而退化，生產力三大要素結構已經失衡。

可以看到當前經濟發展碳排放、能源、生存空間（尤其是城市空間和邊緣荒漠化趨勢）三個主要瓶頸，幾乎全部指向生產力三大要素中的“土地要素”不足，而并不缺少資本和勞動要素，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必須解決當代“邊際土地”生態開發問題。在一個沒有“生存空間”支撐的低水平過剩產能面前，即使資本加勞動的一切努力最終趨于無效。

今天我們看到一方面東部城市化在狹小的空間范圍內極度畸形發展，而抱怨沒有土地；另方面也看到西部在廣闊的空間范圍內繼續荒漠化，而繼續閑置土地，這種格局使城鄉兩項、東西兩面“生態容量”繼續惡化，國人“生存空間”繼續縮小，自然資源繼續減量。也證明再繼續堅持以往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和調整思路，實現經濟轉型已經是不現實的了。

關于“第一性生產力”和“第一物質量”

所謂“第一性生產力”是自然界中的光合作用，在這個作用下每年全球綠色生物量為“第一物質量”構成整個地球生物圈物種的能量傳遞和繁衍的基礎，并影響自然狀態的變化，辯證地看，溫度和CO2的增加實際有利于“第一性生產力”提高，“第一物質量”增加和生態容量擴大。人類文明一開始就是建立在“第一物質量”的基礎上進行的，今天仍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

前30年我們經過兩次國土整治獲得了18億畝較高質量的可耕地，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后30年大規模經濟建設，現狀經濟總量已經數倍于前30年，仍然在使用原有的“第一物質量”甚至“超采第一物質量”。于是溫室氣體、自然災害、食品短缺、材料短缺、能源不足、住房用地、高攀房價以至于兩極分化、高度腐敗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一齊出現、相互交織、不斷惡化、不得其解、惡性循環。

關于國民經濟轉型

縱深發展的碳排放、能源需求和可利用土地空間不足三個瓶頸迫使國民經濟必須轉型

關于碳排放瓶頸

未來20年中國達到普遍富裕，屆時人均耗能3.5頓標準煤、排碳8.75噸（目前日本科技水平），總量為110億噸以上，與目前相比新增35.8億噸，這大概是一些國家和地球容量所不能容忍的。問題是如果碳排放繼續增加導致全球平均溫度上升2度后，會使凍土帶融化腐殖質釋放大量甲烷是人類所不能控制的，屆時全球溫度實質上升6度，這樣就會改變陸地和海洋的空間分布格局，由于發達國家和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這實際上是巨大的利益沖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這是中國不可回避的發展問題，也是國際關系緩和的基礎。

關于能源瓶頸

    尤其是液體燃料，目前國內探明石油儲量30億噸，不足使用10年與發達國家比已經到了必須封存的邊緣（為今后高分子材料原料儲備、高密度能量原料儲備涉及國家安全）；這里強調的是生物質可再生能源在所有新能源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生物質可再生能源的清潔性能無可爭議，其三種形態（固體、液體、氣體）技術可得毋庸置疑，其植物作用在土地改良、調節氣候、轉換CO2、增容生態容量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新能源種類絕不可以比擬，更是在鄉農民致富的主要途徑。由于耕地限制和認識偏差在這方面并無舉措。

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新能源，并沒有與碳轉換、生態改良、生物質可再生能源、土地開發利用和農民致富聯系起來，而偏移錯位。

關于可資利用的土地瓶頸

國土資源部信息2010年全國違規城市建設用地670萬畝，實際上該部平均每年制作可替換同質可耕地不到200萬畝。因為用地緊張城市現代化改造“上天入地”（超高層建筑和超深層建筑）和容積率更是到了驚人的地步，主要城市土地價格在原來居高不下和政府多項嚴控措施下年又大幅度上升；為此甚至氣象地貌成像條件已經大面積改觀。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涉及不到城市生態和人文生存條件的改良。

另方面盡管采取嚴厲措施18億畝耕地紅線仍然不保實際可耕地仍在減少。可耕地入不敷出的持續積累使國內糧、油、飼料總量的供給率已經下降到90%以下（安全系數95%）相當于缺少可耕地3億畝以上。大量進口的不定因素使得國內食品安全受到極大的挑戰，涉及幾乎全體居民的主糧、油和整個食物鏈安全。加上生物質能源、飼料、城市發展、生態平衡用地至少缺口在10億畝以上。

這種情況下只有開發、增加、調整、置換可資利用的邊際土地才是根本的辦法。

中國出口拉動見頂回落和高投入低效率大規模產能過剩兩個回落，出口比較優勢已經不復存在，土地財政比重過高迫使國民經濟必須轉型

出口拉動見頂回落

以出口為導向的發達各國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見頂回落后、經濟增速也會大幅度下降，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結束、進入經濟穩定成熟期。從1948-2009年全球貿易大國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變化％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占全球出口比重高峰下降后GDP和最終消費增速銳減，由于其較為合理的社會結構（主流社會中產階級比率）并沒有過多影響其國際地位和居民生活水平及社會騷亂。

高投入低效率大規模低水平產能過剩（出口和消費的有效需求回落）

從20年投資、出口和國內消費比率與世界主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反映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投入產出趨勢：中國投資增長>出口>GDP>消費的趨勢和發達國家投資增長<出口<GDP<消費的趨勢。2009年中國投入與出口加上最終消費的比率已經達到63.28%，而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為：10.6822.4824.3838.82%。說明與其他國家相比投資比率高、投資效率低、所形成的產能水平低。出口和消費兩方面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產能過剩。

出口拉動國際間比較優勢（便宜）不復存在

這些年中國出口國際間比較優勢，唯一體現在出口同類商品價格便宜。以出口為導向形成的產能與發達國家比不具備核心競爭力。不具備高端性、前端性和不可替代性。資料表明“便宜”正是由于商品成本對資源、環境、勞動補償不足的結果，越來越為國內外條件所限制而不可繼續。反映出以往的經濟模式已經形成了潛在致命的巨大危機。

    另方面我國財政收入資料顯示（略）：整體及局部領域，土地出讓收入比重逐步加大甚至超過60%。問題是：所謂土地出讓收入，根據憲法規定實質上只能理解為地租，而且是一次性回收70年地租來支撐的財政收入增長，并用于當年財政支付平衡的狀態令人擔憂。

綜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遇到的根本問題是：生產力結構失衡、外部三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內部兩個可以確定的回落趨勢；另外國內就業壓力和有效需求不足難以實現，內需拉動經濟效應；還有不可持續的土地和中低收入稅收的財政結構。對應這樣復雜艱難的局面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

以人為本的關鍵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幸福，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存、繁衍和尊嚴為代價為手段的發展模式；現階段必須以服務本國人民為基本要務，以提高綜合國力為基本要務；拉動經濟發展必須立足國內消費為主。

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生態環境：

清醒的人們始終關心地球的載荷（凈化）能力問題。1960年人類活動占載荷能力的80%、1990年120%，如果發展中國家普遍達到發達國家生活水平預計2030年520%

全球氣候變暖肯定有地球自傳和公轉偏移角度等一系列問題，但是人類活動增加造成的碳排放使氣候變暖和氣象的不確定性也是共識。地球最大的碳轉換通道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所依據的綠色生物量相對人類活動明顯不足造成碳的積累。如果不犧牲發展、不大規模不剪滅人口唯一有效的碳轉換途徑應該是大規模的自然綠色光合作用，由此帶來新的綠色生物量，有可能帶來的清潔能源、新材料形成的低碳排放而進一步促進氣候的良性循環。

能源結構：

目前美國人均耗能8噸標煤；日本人均耗能4噸標煤；中國人均耗能2.4噸標煤（使用每噸標煤排碳2.5噸）總量31億噸年，年排碳78億噸。即使中國節能減排技術接近日本，未來30年中國達到發達國家單位排碳水平世界也難以接受，屆時中國需耗能60億噸年標準煤，其中液體燃料4.2億噸年，屆時排碳150億噸年；

中國探明石油儲量27-36億噸、石油依賴度超過55%、石油年耗量近4億噸、60%用于液體燃料（未來30年中國液體燃料結構  略），液體燃料已經處于“立足國外、坐吃山空、朝不保夕、苦無替代”的境地

中國探明煤炭儲量至少可用200年以上，但世界普遍反對煤燃料的污染

中國水能利用率已經達到70%以上

風能、已經投入1000元人民幣到底產生多少電力、單位成本如何？

核能、可燃冰等工業開發能源方式本身爭議很大，從原料開采到設備制造到廢棄物處理。

技術進步：

芯片、網絡和程序技術使得全球信息化這僅僅是開端；在20世紀物理化學登上頂峰的基礎上21世紀生物學開始引領世界科學發展的進程；生物工業化使的新能源、新材料尤其是生物質可再生能源在固體化、液體化和氣體化成為可能；基因技術使生物遺傳的改變從細胞級向分子級轉變；在環境急劇變化的過程中微生物的適應性可能超過高等生物；惡意的生物工程、氣象控制等一系列技術可能導致人類和區域的災難；人們必須有效解決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態問題。

我國的經濟轉型與第五次產業革命是同步進行的

所謂人類第五次產業革命

錢學森晚年指出：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五次產業革命：

第一次始于1萬年以前人類開始種養（種植農作物、馴養牲畜），使人類開始主導自己的命運；

第二次始于2000-3000年在中國隨著井田制的體解，土地成為商品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第三次始于300年前歐洲的工業革命通過規模化生產使生活必需品產量品種增加、成本下降；

第四次二戰后到上世紀末在第三、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基礎上以金融為靈魂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經濟全球一體化進程，使人類實現生存的現代化同時也觸摸了地球的資源和全球的極限。每次產業進步在給人類帶來好處的同時，往往以環境退化為代價；

所謂第五次產業革命指進入21世紀后，在有限地球資源和全球環境約束條件下重新安排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意味著尤其是在當代農業現代化方面實施在氣候和能源的硬約束條件下的減量、利用、循環、多樣、系統和適度的原則，并由此帶來整個人類生產方式的改變；人類第五次產業革命是我們經濟轉型的重要依據、技術進步和生物領域的引領是我們經濟轉型的基礎

城市化進程中部分生存（發展）空間東西增量置換、將對全國城鄉全面協調發展帶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由于生存空間的狹小，目前中東部的城市化運動已經畸形發展，除了難以消化的2億擬城鎮人口動蕩帶來的不安，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經超出了符合人文的生存底線，這絕不是中國人在21世紀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標。人類歷史上極端變態的城市化至少是導致瑪雅文化、吳哥文化的消失和羅馬帝國的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應該被嚴格控制在環境承載力和可再利用范圍之內，城市及周邊區域必須保持相當比率的綠色植被空間，使之能夠修復城市生態系統平衡。就是日本那樣狹小的國家城市規劃也要求綠色必須占到城市面積的55%以上，這些都需要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城市人均占地面積。

耕地紅線確定的城市空間布局要得到根本改善，在目前城市空間存量的基礎上再做調整也難以奏效，只能考慮大幅度的地理空間置換。在既定城市周圍大規模放棄耕地，而完成既定城市的現代化，即適當的城市區域蔓延、城市多級層圈化（略）與城市功能相符、與人文需求和諧、與周圍生態和諧；進行大面積、遠距離邊緣邊際土地開發，用來進行需要放棄耕地的替代，當然這種替代應當是同質同量甚至同質增量的。這種開發不但解決東中部城市開發、經濟區域化用地，同時給西北部鄉村和在鄉農民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也給全國生態整體持續治理帶來新的機遇，這又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契機，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節點。以此帶動將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將產生積極而深刻的影響。

當然另一種說法，在有限遞減的耕地上轉基因工程也能夠增加糧食產量。問題是在分子數量級上的基因拼接，作為食品對其他物種的影響并沒有被確認，要證實這恐怕不是幾十年能夠完成的。還有，人類食物基因技術必須能夠確保控制在善意運用范圍之內，否則、一旦被迫形成主糧后果不堪設想。10億以上人口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沒有人能夠承擔這樣大的責任。當前能做到的是必須分清什么是工業（燃料）大豆、工業玉米，什么是食品大豆、食品玉米，兩種類型的產品只能是物各盡其用。負有責任的政府必須讓人民知情。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轉基因主糧增產置換耕地是不現實的，即便是在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強制推行也只能是不斷引起社會動蕩。所以必須另辟途徑。

關于經濟轉型的節點第三次國土整治和農業第二次產業化浪潮

基本情況

我國目前直接涉及經濟發展與民生有直接關系的現存土地資源70億畝，其中已經利用30億畝。包括耕地以及城鄉居住和工業用地；還有可以改良和利用的荒漠化土地40億畝。包括：荒漠化土地改造、鹽堿地改造、撂荒地和低產田改造、退化草原改良、林地生物量增加和濕地恢復六個部分。必須爭取生態改良近13的國土面積，爭取重新利用17的國土面積，其中10億畝為可耕地為糧食、飼料、生物質可再生新能源用地，5億畝為城市空間置換用地。當然必須回答邊際土地開發與氣候改良的關系；邊際土地開發與生態改善的關系；邊際土地開發與水資源涵養的關系；邊際土地開發的方式方法問題。

第三次國土整治和農業第二次以生態和農業為中心的產業化浪潮

所謂三次國土整治：

第一次，      前30年，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水平梯田運動使我國獲得了18億畝以上基本穩定的可耕地（水澆地達到64%），以及后30年精耕細作，使同樣的播種面積60年平均單位面積產量增加300%，總量從1.67-5.20億噸，期間人口增加一倍以上，人均用糧維持在600-760斤；

第二次，      后30年，大規模城市開發，使整個城市面積增加200%以上，交通網絡進一步變通；

第三次，      今后30必須進行的基本國土整治分兩部分，一是全國范圍內的生態治理整頓的基礎上，通過荒漠化、邊緣化土地的改良重新獲得15億畝人類可以賴以生存的棲息地，（包括綠地、可飼地、可耕地、生物能源用地、居住用地和各類公共用地）；二是調整目前城市和經濟圈布局使之達到人文標準

所謂第二次農業產業化浪潮：

第一次農業次產業浪潮，起源于80年代中期，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形成的產業化浪潮，主要特點為無限分工和規模的無限擴大，通過不斷擴大規模來分攤成本，形成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高污染而不可持續；

第二次農業產業化浪潮，今后30年的主要特點是：《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產業鏈群系統集成》，通過同時生產多項社會必需品來分攤成本，形成減量、利用和循環的所謂國際3R原則而可以持續（略）

我們可以期待“整治”和“浪潮”帶來的直接后果是：

年新增CO2轉換30-60億噸，加上原來進行增加綠色生物量轉換CO2，在繼續節能減排的基礎上，這個兩個碳轉換規模足以轉化由于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所形成的CO2。

置換現有城市和經濟圈周邊的3-5億畝耕地，使目前城市建設面積增加1倍，經過調劑使東部經濟區域布局更加合理。

增加10億畝可耕地 ：

年 2-3億噸可再生生物質液體燃料，足以使中國目前汽車保有量增加到3億輛以上；

年 1-2億頭牛份的飼料資源，足以高質量解決中國的食物安全問題；

年400億M3的可燃氣燃料，足以基本解決國民生活用氣問題；

足以利用現有全部工業過剩產能，并為其爭取 10年升級換代時間；

所能帶來的間接效果是：新生態、新環境、新能源、新材料、新設備、新企業、新產業、新物流、新倉儲、新教育、高科技、新城鎮和新消費，及新就業機會、新資本走向、新國際貿易機會和國際關系的緩和等等。

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產業鏈群系統集成將成為下一輪經濟發展的起點

重新認識經濟發展的目的、看清楚外部環境和技術進步的基礎，根據目前我國低水平產能過剩和繼續增加的就業壓力和人民要求普遍富裕的強烈愿望。從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產業鏈群系統集成開始，充分利用低水平產能轉型所爭取的有限時間和市場空間，最終完成經濟結構調整、根據框架確定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的轉型方向及其領導的產業升級換代的內容。

結束語

60年國民經濟分析及今后30年的發展方向不是一篇短文可以面面俱到、詳細論證、說清楚的。這里只是企圖借用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尊重60年的基本事實，明確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所涉及的情況變化，根據國內外資源趨勢及可能的發展趨勢，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尋找今后可行方案。作為一家之言這里只是開個頭，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包括社會、政治、政黨、領袖等上層建筑在內的各個方面利弊得失都需要認真探討、甚至是激烈的爭論，國家幸甚、人民幸甚！是為一國生機之表現。

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

周運河

2011年1月7日

 附：

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           （9稿）

——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座談會發言材料之一

我們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后代。我們的父輩和全國人民一起，艱苦奮斗，流血犧牲，建立起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黨有了巨大的發展，我們國家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是黨和國家在前進中積累了大量的困難和問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是嚴重的危機。共產黨員要為黨的事業建議獻策，要為將要召開的十八大建議獻策。特別是對于黨的建設，我們要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見。

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遇到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矛盾和問題，有的很嚴重，人民群眾積怨很大，潛在的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再不能熟視無睹了。我們需要說真話、想辦法、提建議，嘗試幫助解決黨的危機。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黨更加堅強，國家更加興旺，因此我們要開動腦筋，不要怕說錯話。也希望我們黨開放言論，開放爭論思維，規定不許打棍子、不許扣帽子、不搞一家之言，真正實行黨的民主建言。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政黨長期只有一種聲音就會離真理越來越遠，應有多種聲音的碰撞，才會更加接近真理。

一、現在我黨我軍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貧富差別大，各種不公平的收入和政府花銷造成極大的浪費，一些富豪以及少數官員富得流油，老百姓仍然非常貧窮，總之，是經濟發展成果沒有能夠為全體人民所共享。現在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最不滿意是什么？我黨我軍矛盾的焦點是什么？腐敗！在這方面人民群眾已忍無可忍。解決經濟、社會矛盾，應該從解決腐敗問題入手。

二、解決矛盾的方法和措施。

發動群眾反腐敗，群眾路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在現階段是否考慮另一種方式，從思想、制度、根源上解決問題？我黨雖有自我糾錯的能力，但是自我糾錯的制度一直是缺失的。

很多同志說用我黨的老傳統——群眾路線，就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聯系群眾，這是我黨我軍在革命戰爭中成功的經驗。現在采用群眾路線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是首先讓黨內黨外群眾充分發表意見，并且在黨的制度上采取措施予以保證。按鄧小平在“八大”解釋毛澤東倡導的黨的群眾路線：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現在我黨處在領導的地位，在教育群眾、發動群眾方面有著遠比戰爭年代優越的條件，但也要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放松了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內外腐朽思想的入侵泛濫，腐敗現象相當嚴重，國內外敵對勢力以各種方式抵制我黨清潔肌體的努力，因此要痛下決心整治腐敗。

具體建議是：

(一)采取在原有各級黨委會、中央委員會的盤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選黨代表。在增加直選黨代表中選拔20%的優秀分子，進入黨的核心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政策委員會（下面第3條專門解釋）。這種方式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把我們最優秀的黨員，最負責任、最正派、敢于講真話、堅持原則不和稀泥、有工作能力、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優秀骨干，在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下，推選到黨的三個委員會里（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政策委員會）。

中委、中紀委等進行增加直選的思考

（1.） 以十六大為例:

 全國黨代會出席人2132，監票36人

 選出中委198人、候補中委158人

 中紀委委員121人

 兩個委員會、書記處、軍委，共計477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政治局委員24人

 中央書記處7人、軍委委員8人

主席 1人、副主席3人，

 中紀委書記1人、副書記7人、常委18人。

（2.）2012年召開十八大時，建議增加直選作如下分配：

黨代表人數2132人x20%=426.4人，應為427人。

兩個委員會的比例應是477人x20%=96人

這96人是占兩個委員會總數的20%的比例進入常委、三個委員會（含政策委）和各級權力機構。

增加直選代表應不少于40人進入中委

不少于32人進入候補中委

中紀委不少于24人（這三項共計96人）。              中紀委常委不少于4人

中央常委不少于2人，。軍委委員2人，書記處2人。

增加直選全國黨代表，2132人x20%=426.4人，應為427人。

這427人是否應這樣分配：

330人分到各省市，平均各省市10人

中央各單位及部隊97人。如試行成功，可逐屆擴大。

（3）增加直選工作開展的時間可在2012年十八大結束后，以半年時間進行宣傳教育、培訓政策法紀，成立監選機構。用五至六個月時間在全國全面鋪開直選，應在2013年底完成。

（4）增加直選工作的開展，可由中央各省市及地方區縣成立直選監委委員會，必須由基層推選50%的代表組成，進行監督選舉，如發生舞弊，一票否決。組成一個監選委員會來處理選舉中的爭議，要保證增加直選工作自始至終在陽光下進行。

（5）增加直選的常委、委員，各級政治責任要掛鉤。生活待遇不掛鉤，只給適當補助，以保證他們仍生活在原來的環境中，與人民群眾保持聯系。

(二) 關于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高到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

列寧在世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是兩個平行的機構，監察委員會是監督、檢查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列寧逝世后，監察委員會機構降格了，發揮不了原定的監督作用，出現了很多問題。歷史的實踐證明，權利的天平必須要有監督的砝碼才能平衡，權利的馬車必須要有監督成本來匹配控制。

建議十八大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高為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權力相當，地位平等。兩個委員會的常委、委員級別相等，排序從書記到常委，應是一對一，總書記為一把手，中紀委書記為二把手，中央常委為三把手，中紀委常委為四把手，依次而排。

各級紀委在各省市縣也是如此排序，并實行垂直領導，包括任免、工資、人事管理。現在紀委監察部門處于各級黨委領導之下，人事、工資、住房、退休安置都受制于監督對象，如何能發揮作用？

(三)對于中紀委,建議如下的理念和措施：

1、清理整頓內部，高標準嚴要求重新整合隊伍。紀檢行業是高風險、高壓力的崗位，提高紀檢監察、公檢法待遇，可以按當地公務員人均工資的兩倍以上發放崗位津貼。如發現違紀不合格人員要堅決清理出隊伍，始終保持紀檢隊伍的高素質和純潔性。

2、保護紀檢人員在辦案中的合法權益、人身安全。如有遭遇誣陷和打擊報復、家屬受到傷害等情況，要有一整套的保護措施和賠償制度。

3、實行全國公民安全信譽記錄，啟用身份證數字技術功能，為每一個人建立法制備案，對違法犯罪不良行為進行記錄，可為組織部門、工商部門、銀行機構等提供信息，大大減少犯罪率。

4、紀檢工作的重點是對犯罪分子的打擊和懲治，放松懲治，會導致案發不斷，“懲防并重”變成一句空話。這是今天中國大腐敗的最終根源。中國的反腐敗工作是否應從這里去深思？

(四)建議成立中央政策委員會。

為了黨的建設和安邦治國的連續性，黨的決策的長遠科學性和檢驗其是否代表民意，并糾正黨的領導發生的偏差和失誤，建議成立一個與中委、中紀委平行的機構——政策委員會，以論證各項政策的可行性。他們中的成員應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和基層支部的選舉，以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和黨員的利益。他們應當是經基層實踐歷練、有遠見卓識、品質優秀的工農兵和知識分子黨員，由他們來論證黨的制度的建立和政策的出臺。

(五)人大、政協可考慮面向社會層面開放。

目前中國僅有幾十個民主黨派和官方、半官方社團，但社會上活躍著一大批無財政拔款的社會團體在弘揚革命傳統。他們和人民群眾一起宣傳紅色文化，樸素誠實，推崇清廉正氣，更貼近百姓，具有問責監督國家大事的責任感。建議考察吸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進入人大、政協，這樣會使人大、政協更加富有生氣活力。建議中組部、統戰部是否就這一課題做調查研究。

三、群眾路線是我黨制勝的法寶。

和平年代勝利時（戰爭年月進攻時）是這樣，現在困難時（戰爭年代防守時）也應是這樣。這是馬列主義中國化最重要、最根本的實踐成果，是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學說在中共集體領導成功的結晶，也是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最基本的工作原則。解決當前問題，特別是反對腐敗，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一切從群眾利益出發，充分相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善于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等，這就是最高形式地堅持了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的方式是多樣的，當前重要的是允許嘗試：選擇包容性大、兼容性強、時效快、震動小的方案進行試點。這本身就是相信群眾、發動群眾的體現。實施方案的過程，就是發動群眾的過程。按比例增加直選，意味著群眾中的優秀分子直接進入各級權力機關，最終目的：達到不斷增加各級權力機關群眾的話語權。權衡各種利弊，在目前不影響全盤各方的情況下，這是一個相當完善又十分體現群眾路線的解決方案。是揭露腐敗、制止腐敗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徑。我們相信廣大群眾是有是非判斷力的。從全國唱紅歌的熱潮中就表現了群眾的意愿和政治訴求。在人民群眾中活躍著一批相當優秀的分子，他們忠誠黨的事業，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要將他們推舉到黨的核心領導位置，就能發揮聯系群眾、監督黨員干部的堅強作用。

著名黨史專家《苦難輝煌》的作者金一南將軍說：“在革命的時候，中國的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毛澤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如何繼續存在的問題，還要靠今天的共產黨人把這個命題繼續下去。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法國《世界報》有個評論，我們覺得那個評論說得不錯，說汶川地震抗震救災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全球共產黨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我覺得這個評價非常高，我們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功，就是因為可塑性。在現在這種局面下，官僚體制不改革，監督體制不完善，人民順暢表達意愿的形式沒有建立，光說穩定是不夠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繞不過去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本因就是怎樣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建國前夕，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談話，共產黨能否跳出歷代王朝興衰的周期率。我們今天要痛下決心，不畏艱難險阻，呼吁全黨實實在在邁出這一步。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將會開創一個更加陽光燦爛的新局面。

此建議是一個大膽嘗試。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作為普通的共產黨員，按黨章民主生活的原則，向全體黨員發出呼吁。通過增加直選20%，可吸納優秀骨干人才到各級黨的核心領導層，監督、檢查、糾正錯誤，為我們黨的領導做一個補臺工作。

附：這一方案的推行步驟：

 1.在延安兒女聯誼會等社會團體中廣泛征求意見。

 2.在工農子弟和群眾中廣泛征求意見。

 3.在愛國愛黨的知識分子、專家學者、民主黨派中征求修改意見。

 4.拋磚引玉，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案。

如此方案成熟，可以在近期進入實質推進。可否通過適當渠道遞交中央。

執筆： 啄木鳥   東海  運河

2011年1月2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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