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作者：王文兵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basictheory/201012/t20101229_25372.htm

摘要： 在當代中國，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所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深刻理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其主要內容就是闡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并獲得一種反思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確證，形成一種確保其自我認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釋系統以及得以不斷實現理論創新的思想空間。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深刻的實踐基礎和哲學基礎，體現出歷史性、內在性、層次性、周期性、開放性等基本特征。只有深刻把握其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才能不斷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
 
關鍵詞： 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
 
 
 
 
　　在當代中國，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所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深刻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后兩者的關系。其主要內容就是闡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或者繼承與發展）及其辯證統一性，達到“深明其異同之故，而妙得其融通之道”[1]的思想高度，并獲得一種反思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確證，形成一種確保其自我認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釋系統以及得以不斷實現理論創新的思想空間。其同一性的自我意識可以保證我們堅持原則立場和理想追求，決不走邪路，但如果絕對地夸大這種同一性，卻容易使我們固步自封，回到老路，甚至陷入原教旨主義般的思想偏執。其差異性的自我意識可以促使我們靈活變通，不斷創新，決不走老路，但如果絕對地夸大這種差異性，卻容易使我們割斷歷史意識，模糊乃至喪失前進的思想基礎和基本方向，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以致走上邪路。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深刻的實踐基礎和哲學基礎，體現出歷史性、內在性、層次性、周期性、開放性等基本特征。我們決不能將之截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乃至陷入絕對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思想泥潭，而必須保持一種開放的動態視野，隨著時代和實踐發展不斷作出深刻的自我闡明。只有深刻把握這種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我們才能正確對待現實和歷史，在實踐與理論的有機統一中不斷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

一　　

　　眾所周知，自黨的七大以來，毛澤東思想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黨的指導思想，而且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具有重大指導作用，而且成為一種體現黨和國家性質的重要政治和思想象征。正如鄧小平在1980年論及黨章修改時所說：“作為一種科學的語言，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包括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但如果我們的黨章中只提馬克思主義，不提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國際上就會有人說我們黨的性質變了，國內就牽涉到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所以，要寫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2]

　　毛澤東去世后，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如何高舉毛澤東思想，什么是真正的高舉，什么是假的高舉、形式主義的高舉，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意義，在全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熱烈而尖銳的思想爭論。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支持和領導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全國性思想大討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破除了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地分析和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和維護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原則立場，并不斷根據新的實踐發展和思想認識，反復闡明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和理論之間“繼承與發展”的辯證關系，堅決反對“左”與右的錯誤傾向，逐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成功地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并從理論與實踐及其有機結合的高度，闡明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相互關系的時代內容和精神實質，確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的歷史坐標和思想坐標，更新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內容及其自我認同，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因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不僅具有深刻的實踐基礎、深厚的歷史底蘊，而且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自覺的一貫追求和富有時代內容的自我理解，顯示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敏銳的政治意識、理論意識和歷史意識。

　　黨的十七大報告的一個備受關注的重大貢獻，就是首次將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指導思想概括和綜合為一個理論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明確地與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這使一些人感到，毛澤東思想似乎被“淡化”了，現在中國共產黨對之采取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引發了國內外諸多議論。如何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成為學術界、政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國內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系列指導思想的科學總結和理論綜合，不包括毛澤東思想不等于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和當代價值。但也有人認為，不把毛澤東思想的有關內容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完整的、不妥當的。甚至有一些人認為，這一提法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實行“非毛化”的重要思想信號。所以，如何認識和理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目前一個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理論問題，成為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所必須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

二　　

　　從實質上說，我們之所以要提出并解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問題，就是為了保持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從而保持和更新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認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自我認同、社會主義理想的自我認同、中國現代社會變革的歷史認同，中華民族復興理想的自我認同。因為上述一系列自我認同的理論基礎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既要保持社會主義理想、原則、旗幟和道路的自我認同，同時又要隨時賦予其不斷變動的時代內容。這是把握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系的重要樞紐。當前我們探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系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如何闡明和強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及其時代更新，克服由于時代特征的深刻變化和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其重大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所可能引發的思想認同危機、思想偏執和思想混亂。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社會理想、實踐目標、思想原則和思想結構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在時代主題、社會發展階段和理論內容等方面又存在著重大差異。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兩者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才能實現一種動態的自我認同。離開同一性分析的差異性分析將瓦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的思想基礎，至少會縮減這種自我認同的歷史范圍和理論深度，而缺乏差異性分析的同一性分析則只能提供一種簡單的、抽象的、僵化的自我認同。或者說，過分強調兩者的差異性而忽視其同一性，就會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陷入認同危機；無限夸大兩者的同一性而忽視其差異性，甚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全部內容都能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其“思想原型”，就會降低乃至曲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創新性及其重大意義，使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失去變化自新能力及其自我感知。

　　事實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植根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理想的長期實踐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認識和解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問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中，在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政黨與群眾的長期互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凝聚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奮斗和追求；是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現代社會變革歷史軌跡的思想寫照，它不是邏輯演繹出來的，而是實踐創造出來的，以及在此基礎上通過經驗總結和理論創新而呈現出來的。因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既具有理論基礎，又具有實踐基礎；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又包含豐富的差異性；既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又富有深刻的時代內容。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源自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共同的理論基礎，形成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扎根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及其變革過程。我們只有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中，才能不斷鑄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及其生命活力和現實力量，并由此獲得其強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意義感。

　　在時代和社會處于緩慢變化的歷史時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保持自我認同是比較容易的，盡管時常也會出現一些思想雜音，終究影響不了全局。但處于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要保持自我認同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既有其現實基礎，又蘊藏著深刻的哲學道理。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我們才能強化和更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認同，造就一種充分容納既有思想成果、有利于實現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不斷擴大的思想空間，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不斷開辟通向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道路。

三　　

　　要深刻理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不僅需要我們對兩者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相互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還必須進一步重新思考事物以及事物之間關系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才能獲得更廣闊深厚的理論視野和思考空間，才能奠定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我認同的哲學基礎。

　　首先，考察一個事物本身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

　　一個事物之所以能夠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乃是因為其能夠保持自己的基本性質的穩定性而不是排斥任何變化，相反，正是事物的不斷變化及其階段性差異，才使它揚棄了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而獲得其“具體的同一性”，即生動的內容和豐富的規定。真實的事物的同一性既有其基本性質的限度，又必然包含不斷變化的豐富內容。恩格斯說：“真實的具體的同一性自身包含著差異、變化……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學的一切范疇一樣，足以滿足日常應用，在這種場合涉及的只是狹小的環境或很短的時間；它所能適用的范圍差不多在每一場合都是不相同的。”[3]同一性和差異性，作為一個真實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兩極不是不可調和的對立物，而是各占一邊的兩級，“這兩極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異性納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4]因此，我們必須反對“抽象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學觀點，堅持“具體的同一性”的辯證觀點。

　　其次，考察事物之間關系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

　　一個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內在地包含著差異性；兩個事物之間的同一性關系同樣包含著差異性關系。事物之間關系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同樣是不可分離的，不能將之抽象地對立起來。對此，恩格斯曾對人舉例說：“例如，您作為未婚夫，會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異的不可分離的鮮明例證。根本無法判明：性愛的歡娛，是來自差異中的同一，還是來自同一中的差異。在這里，如果拋開差異（這里指的是性別）或同一（兩者都屬于人類），那您還剩下什么呢？”[5]這種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證統一，構成了事物關系的真實內容。沒有差異性關系的同一性關系，只能是毫無意義的同義反復；沒有同一性關系的差異性關系，則是缺乏任何規定性的混沌狀態。

　　最后，正是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證統一闡明了事物的自我發展。

　　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體現了事物及其關系的兩重性，并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毛澤東說：“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6]同一性與差異性在事物的發展中都有其重要作用，不可偏廢。

　　根據上述對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的理解，我們認為，如果就其本身而言，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各自的同一性本身就包含著一系列發展階段及其各階段性的差異性；如果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野看，兩者則同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屬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同一性內部的差異性。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繼承與發展”的關系正是通過其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相互包含、相互轉化呈現出來的，拋開其同一性或差異性，何來繼承或發展呢？繼承不僅僅是某種同一性的重復，發展也不僅僅是某種差異性的突顯，無法截然判明“繼承與發展”是來自差異中的同一，還是來自同一中的差異。正是這種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相互交織、相互豐富，才真正實現了堅持與發展、繼承與創新、穩定與變革的有機統一，生動地體現出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和實踐追求。

四　　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有其實踐基礎和理論基礎，體現出歷史性、內在性、層次性、周期性、開放性等主要特征。

　　第一，兩者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歷史性。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不是由邏輯演繹出的先驗的、抽象的同一性和差異性，而是在既有歷史基礎上，通過實踐創造出來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具有深刻持久的歷史連續性和生動變化的時代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始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次上推進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實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更新。因此，兩者統一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是發展著的同一性和差異性，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7]同時，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在奔騰翻滾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不僅有令人眼花繚亂的無數浪花和漩渦，而且始終存在著勇往直前的時代主流，不能為眼前的各種變化所左右，而無視持久穩定的事物及其蘊涵著的基本方向。我們既需要一種歷史主義的動態視野，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從歷史主義跌入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思想泥潭。

　　第二，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內在性。

　　無論就其實踐基礎還是理論基礎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從毛澤東思想出發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基礎上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活的靈魂、思想方法和科學認識等都已被自覺地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中，并獲得新的時代內容和表現形式。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源于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又根據時代特征、人民實踐和全黨集體智慧創造性地發展毛澤東思想，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繼續發展，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8]

　　第三，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層次性。

　　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是有層次的，在社會理想、實踐目標、思想原則和思想結構等方面，兩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屬于世界觀層次、方法論層次；而在具體論點、具體做法等方面，兩者則顯示出鮮明的差異性。大體而言，層次越高，其同一性越強越穩定；層次越低，其差異性則越鮮明多樣。這種層次性既保持了兩者同一性的穩定性和實質追求，又蘊含著理論創新的廣闊空間，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拓展性。這種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實質上就是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理論表現。

　　第四，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周期性。

　　這種周期性表現在兩個層次，一是就理論體系整體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自身的周期性。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經歷了一個從走“俄國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或者說從“學習”到“創造”的思想轉變過程，都有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探索過程，由此形成了兩者既富有不同的實踐內容又具有基本相同的發展軌跡的周期性。二是就具體觀點而言，兩者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具有周期性，形成了一系列具體的思想圓圈，仿佛是回到出發點的思想運動。例如，關于公平與效率問題，毛澤東更重視公平，強調“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鄧小平更重視效率，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兩者似乎價值取向不同。實際上，他們到底是強調公平還是強調效率，取決于特定歷史條件和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策就經歷了一個從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同時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重視公平”的轉變。[9]再如關于農村發展問題，毛澤東主張走集體化道路，而我國農村改革則是從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起步的。這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實際上，農村改革最終是要走上集體化道路的。1992年鄧小平再次強調說：“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10]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不得不進行某種退卻，欲進先退，目標則始終如一。我們需要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尺度，才能看清楚兩者同一性與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的周期性。

　　第五，兩者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及其辯證統一性具有開放性。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發展，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具體關系必然呈現出不同的思想面貌和理論重心。兩者在上一個歷史階段呈現出如此醒目的同一性，也許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卻隱而不顯；同樣，兩者之間潛伏著的同一性，以后可能逐漸浮出水面，奪人耳目。兩者的差異性，同樣如此。一種奠基性的思想體系必然在以后的時代中得到多種回應，而其后繼者的思想體系必然追根溯源，正本清源，根據不同的實踐要求，從中汲取經驗、智慧和自我認同的尺度和象征。這樣的思考、視野和想象力，可以防止我們將當前的論說絕對化，為之確立一個歷史性的合理限度。思想的使命不是頒布教條，而是啟發新的思想，從而幫助我們洞察現實及其變化的方向和潛力以籌劃和指導行動。

注釋：
　　[1] 《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5頁。

　　[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00頁。

　　[3][4][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321、322、713頁。

　　[6]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80頁。

　　[8] 李捷：《“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是黨和國家發展的根本》，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9] 劉國光：《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1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9頁。

　　（作者：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暨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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