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形成
 
作者：李義凡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basictheory/201012/t20101229_25371.htm

　　“抓革命、促生產”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重要治國方略，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巨大深遠的歷史影響。“抓革命、促生產”在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中處在什么位置？它究竟是怎樣產生形成的？用什么標準劃分其形成的不同階段？怎樣認識黨內高層在貫徹這個方略過程中的分歧？等等。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晚年毛澤東，更深入地研究文化大革命。

　　一、“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萌芽（1956年以前）

　　由于“抓革命、促生產”試圖解決的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一個戰略性、全局性的問題——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因此，它在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中屬于宏觀層面的內容，涵蓋并被實際貫徹到各行各業，不能稱之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基本經濟政策”^[1]，而應稱之為毛澤東的治國方略。

　　“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方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提出的，但從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程來看，這個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實際上就已經萌芽。早在1943年10月，毛澤東就初步表達了只有通過革命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他認為，經過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剝削關系，這“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2]。

　　從1949年到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但與此同時，國營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深刻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從而促使毛澤東改變了建國前關于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設想，開始醞釀和制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他在審閱修改這個總路線的宣傳提綱時明確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防力量，防止反革命復辟，鞏固人民政權。^[3]他認為，我們正在進行兩種革命——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會制度革命和由手工業生產到現代化機器生產的技術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這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4]可見，這條總路線的基本要求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革命與工業化同時并舉。

　　1955年秋，毛澤東在《嚴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5]的命題，反映了他對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主次關系的認識與“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思想在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6]同年12月8日,他在與全國工商聯部分代表座談時，又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革命”的基本含義和目的:“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7]隨后，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用“不斷革命”概括總結了新中國走過的八年歷程。^[8]

　　毛澤東關于“革命”與“生產”的關系和“不斷革命”的思想，從理論上看是“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形成的理論基礎；從實踐上看又是毛澤東成功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方法和策略，是“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形成的經驗基礎；從思想發展的進程看，它們表明，“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元素在50年代前期已經問世，但還只是表達了二者之間“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并沒有上升到治國原則的高度去認識。因此，這個治國方略此時還處在“萌芽階段”。

　　二、“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初步形成（1957—1963年）

　　1956年底，我國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隨著這個時期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工作重心逐漸由經濟建設轉向階級斗爭。就是說，50年代末以后，他在努力構思一個既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純潔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又能發展生產力的治國方略。“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在這個探索過程中初步形成的。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確論斷。基于這種論斷，大會決議明確提出全黨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隨后，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再次提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9]但是，在國內外種種復雜的歷史因素的綜合作用下，1957年發生了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隨后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0]這表明，在反右斗爭以后，毛澤東在國內主要矛盾是什么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上發生了重大變化。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從組織程序上正式完成了這個改變，確認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理論。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

　　這條總路線集中反映了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他認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政治和思想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11]“鼓足干勁”是“力爭上游”的前提，而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運動是“鼓足干勁”的最有效手段，“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12]他相信，只要通過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把全國人民發動起來，把他們的勞動積極性激發出來，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在較短時間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后，全國迅速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組織形式來看，這兩個運動都是在黨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下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發動起來的；從性質來看，這兩個運動都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和生產關系的快過渡，因而帶有空想色彩；從目的來看，這兩個運動都是力圖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和思想革命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可以說，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思想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實踐中已經初步明晰。

　　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強調：“我們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就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幾十年還是這個問題。”^[13]1962年9月24日，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進一步提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以這個思想為指導，他領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接受了劉少奇等人關于此次會議精神不向基層傳達、以免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斗爭的建議。他在講話中還結合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因反右傾機會主義而丟了工作（主要是指經濟工作）的教訓，特別提醒大家：“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14]可見，他所希望的是“革命”和“生產”并行不悖。 

　　有人認為，1957年以后，在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上，“毛澤東的基本思路是：階級斗爭始終是主要矛盾，經濟建設是當前黨的主要任務，居于‘目’的層面，從屬于階級斗爭這個‘綱’”^[15]。有人認為：“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的認識發生急劇變化，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逐漸形成，并開始成為黨的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16]這些觀點值得商榷。

　　從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歷史文獻資料以及黨和國家這時的工作部署來看，應該說，從1957年到1963年，毛澤東的治國工作重心由經濟建設轉向階級斗爭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并非在八屆十中全會后急劇變化完成的，在八屆十中全會之前毛澤東也還沒有確定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綱”與“目”的關系。從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以及1960年4月到1963年9月經他審批的幾個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特別是以下三個文件，突出強調的是革命與生產兩不誤，以發展生產為出發點、中心和目的。1962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業會議的總結》，要求全國農業系統各級領導“既要抓生產關系，又要抓生產力，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17]。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在城市開展“五反”的指示中也明確規定：“決不能因為開展群眾運動，放松對日常生產的領導……更不能打亂生產秩序和工作制度，影響生產的正常進行。”^[18]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又特別強調：“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19]

　　盡管如此，但問題在于，既然國內主要矛盾是階級斗爭，那么黨和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抓階級斗爭，這是合乎邏輯的結論。隨著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理論的不斷發展，“促生產”在毛澤東治國方略中的中心地位被“抓革命”所取代便是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之事。

　　1963年5月8日，毛澤東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做法特輯》上的批示表明，他對河南偃師縣等四個地方通過大抓階級斗爭促進生產發展的做法非常欣賞、充分肯定，把它們樹為全國學習的“光輝的榜樣”。^[20]5月20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通稱《前十條》），反復強調“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21]11月14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通稱《后十條》），明確規定了這次運動的性質“是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開展運動的關鍵是學習和深刻領會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思想，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抓住五個要點，放手發動群眾，有步驟地、有領導地開展群眾運動……健全和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22]

　　上述毛澤東5月8日的批示和《前十條》、《后十條》表明，“抓革命”與“促生產”的先后主次關系在毛澤東心目中已經基本明晰，在他治國的天平上二者的地位已開始發生變化，前者已開始被視為首要任務。應該說，它們標志著“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初步形成。

　　三、“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正式形成（1964—1966年）

　　由于階級斗爭問題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政治方向問題在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中逐漸成為首要問題，所以那些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靠政治掛帥和革命精神促進生產快速發展的典型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1964年2月和6月，毛澤東先后向全國發出了學大慶、學解放軍、學大寨的號召。此后，全國掀起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方略就是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形成的。

　　1964年4月，毛澤東在看了公安部對一個案件情況的報告后，比較明確地表達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他對公安部副部長汪東興說：“其實，抓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僅不會妨礙生產，相反還會促進生產。”^[23]9月10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在重申了《后十條》中關于運動的基本方針、原則性強調“運動和生產必須密切結合”后，著重批評了一些干部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因怕影響生產而不敢深入開展運動的思想和做法，要求“各級領導同志和工作隊的同志，都必須懂得，階級斗爭，革命運動，是促進生產發展的動力，是為生產斗爭服務的。只有解決了階級斗爭中的問題，正確處理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能真正地發揮出來，生產才有廣闊發展的余地”。^[24]這個草案經過了毛澤東的反復審改，強調階級斗爭是生產發展的動力，清晰地表達了毛澤東關于“只有搞好革命才能促進生產”的思想。

　　與這個思想相一致，1965年12月，毛澤東在《反對折衷主義》一文中十分明確肯定地表示，不能把政治與經濟等業務工作并列。他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與業務、政治與軍事、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技術的關系，政治總是第一，政治總是統帥……政治與業務這一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靈魂抽去了。沒有靈魂就會迷失方向，就會到處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統帥業務，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們并列起來，就是折衷主義。”^[25]這就完全改變了1962年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與工作平行”的觀點。

　　上述文獻說明，毛澤東關于依靠革命促進生產、用政治統帥業務的思想脈絡已經非常清晰，“抓革命、促生產”的完整表述已經呼之欲出。盡管目前尚無材料證明這個完整表述是毛澤東提出的，但它非常準確地概括了毛澤東的治國思想，一經提出便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有人認為“‘抓革命、促生產’方針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正式提出的”^[26]。但從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文獻資料看，這個方針是在1966年7月2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工交企業和基建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首次正式提出的。該通知是劉少奇、鄧小平根據當時在北京的中央領導同志討論的意見主持擬定，報毛澤東審批后下發的。它要求“各地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27]。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向全國進一步宣傳了這個方針，號召人們“一定要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28]。9月14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連續下發兩個文件——《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簡稱《工廠六條》）和《關于縣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簡稱《農村五條》），重申中央7月2日的通知仍然有效，對已經出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嚴重沖擊工農業生產的情況作出應急規定：工業、農業、交通、財貿等部門應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確保生產建設等工作的正常進行；生產企業、基建單位、科研設計機構和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紅衛兵不要到生產、經營、設計單位去串連；學生不要到縣以下機關和農村社隊去串聯；秋收大忙時節，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暫停，等等。^[29]次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再次強調了這個方針。他說：“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30]可見，“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這時已經得到毛澤東的批準。隨后，他又向全黨特別強調要堅持這個方針。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于1966年11月9日主持會議，討論修改并通過了《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于10日發表的該社論開篇首句就指出：“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一再強調的方針。”工礦企業、科研機構和農村都“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31]

　　綜上所述，1966年中共中央下發的幾個重要文件、經毛澤東審改批準的周恩來和陳伯達的講話以及《人民日報》社論，都充分表明“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方略已經被完整清晰地表述出來，其內涵和思維邏輯已經十分清晰，已經被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所接受并成為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應該說，它們標志著這個治國方略的正式形成。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再次強調：“我們必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農業和一切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得更加出色。”^[32]在隨后的中共九大、中共十大和四屆全國人大的主要文件中，都反復指出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33]可以說，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抓革命、促生產”一直是毛澤東所堅持的治國方略。

　　四、黨內對“抓革命、促生產”的認識分歧　　

　　盡管全黨都一致擁護“抓革命、促生產”的治國方略，但是，在這個治國方略的形成和貫徹執行過程中，黨內不同文獻所強調的側重點卻不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工交企業和基建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工廠六條》、《農村五條》、周恩來的講話和11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的是革命、生產兩不誤，生產是革命的落腳點，必須保持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而《十六條》、陳伯達的講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1967年元旦社論以及林彪隨后的有關講話，則強調的是只有搞好革命，才能搞好生產，“抓革命”、打倒走資派是全黨的首要工作，不能把“生產”作為“革命”的落腳點，更不能“用生產壓制革命”、用“生產”的好壞評判“革命”的得失。

　　這說明，這時黨內高層對這個治國方略的認識有很大分歧。分歧的實質在于：“抓革命”與“促生產”哪一個是中心、更重要，“亂”與“治”哪一個更有意義，“抓革命”是否要落腳到“促生產”上。這種分歧在實踐中具體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1966年冬季工交座談會上的爭論和1975年全面整頓與反整頓的斗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工交工作座談會（會議由谷牧主持）上，圍繞工交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及生產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黨內高層發生了尖銳的意見沖突。直接沖突的雙方是陶鑄、谷牧、余秋里等所代表的中央和地方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干部與陳伯達、王力所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組。沖突的焦點在于是保留還是取消此前中央發出的關于公交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規定；是把穩定局勢、保證生產秩序放在首位，還是把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打亂生產秩序放在首位。沖突的結果是谷牧等人的意見被隨后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否定，陶鑄、谷牧和李先念等人在會上作了檢討，承擔了“堵”、“壓”群眾運動的責任；以陳伯達、王力等人的意見為主導而形成的《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經毛澤東批準于1966年12月9日下發全國。林彪在總結講話中提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單是落在生產上，完全以生產收獲的多少論文化大革命的成敗是大錯特錯；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滲透到全國每一個領域。^[34]眾所周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林彪的講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圖。12月15日，林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條（草案）》，同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全國。由此，文化大革命迅速擴大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和廣大農村，社會秩序和工業生產開始陷入全面混亂狀態。

　　這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矛盾：一方面，必須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而這場大革命已經并將繼續對社會秩序、經濟建設等業務工作造成嚴重沖擊；另一方面，必須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這就勢必要求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等業務工作的正常進行。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必須在這個矛盾中作出選擇，而如何選擇則完全取決于毛澤東。

　　毛澤東在經過反復思考后認為，中國現在正處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要關頭，這是涉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決心，花極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亂黨和國家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因而，在他看來，“亂”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即便在“大亂”中會造成種種損失，但從全局來看，付出這樣的代價也是值得的；只有通過“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盡管毛澤東的這個態度是明確的，但是，他還是把握著一個底線——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既不能只抓革命不要生產，又不能把“抓革命”與“促生產”并列。因此，他希望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有機結合點，實現他既能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又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理想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他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階段所把握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在“文革”發動之初，他的側重點在“抓革命”，大約一年以后，他的側重點轉為實現“抓革命”與“促生產”的有機結合。

　　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特別是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后，社會秩序更加動蕩混亂，各級黨政機關和企業單位的領導已經癱瘓，利用原有的組織系統抓生產已不可能。毛澤東也意識到這種局勢發展下去，必將突破他所把握的底線。因此，經他批準，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9日發出了《關于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5月11日，毛澤東又批準了《北京市革委會重要通告》，要求“革命群眾都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指示，爭取革命和生產雙勝利。”“堅決執行毛主席關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嚴禁打、砸、搶、抄、抓。”“不許破壞勞動紀律，不許無故曠工，堅決同一切擾亂革命和生產秩序的現象作斗爭。”^[35]根據這個精神，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堅決制止武斗》的社論，向全國公布了《北京市革委會重要通告》的六條內容。5月27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聯合發出《關于對國務院××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提出為認真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軍管會下成立‘抓革命，促生產’兩個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階級斗爭為綱，以革命統帥生產，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產的新高潮，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36]隨后，周恩來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決定對鐵路、交通、煤炭、電力等關系國計民生和戰備的重點企業也逐步實行了軍管。上述情況說明，1967年3月以后毛澤東在努力實現“抓革命”與“促生產”的有機統一。

　　然而此后，全國的政治局勢始終沒能真正安定，“抓革命”也始終沒能真正“促生產”。所以，在周恩來總理病重、中央無人堪負主持全局工作重任的情況下，毛澤東于1974年到1975年初接連委任鄧小平擔負黨、政、軍關鍵性重要領導職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相繼發出了三項指示：學習理論、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4年12月17日，鄧小平在與毛澤東的談話中尖銳地道出了當時全國面臨的問題癥結所在：“恐怕還是革命和生產的位置怎么擺的問題。不安定，生產搞不起來。”這個思想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37]隨后，鄧小平便在“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下領導展開了對各條戰線的全面整頓。全面整頓的實質和目的，就是在不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升經濟建設工作的地位，促進生產的發展。

　　事實說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內高層在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巨大分歧和尖銳斗爭。從現實來看，這種斗爭是當時“抓革命”與“促生產”尖銳對立或者說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社會矛盾的反映。從理論上看，它反映了爭論雙方對社會主義本質和根本任務的認識有本質差異。從價值取向來看，以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一方，是把維護黨、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為此而不惜承擔政治風險、蒙受政治冤屈；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為代表的一方，則是把迎合毛澤東的某種意圖以便在動亂中攫取更大的權力放在第一位，為此而不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制造冤假錯案。

　　五、結語

　　縱觀“抓革命、促生產”治國方略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說的“抓革命”主要是指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領域的革命，核心是抓階級斗爭，基本方法是突出政治、大搞群眾運動。他所說的“促生產”主要是指工農業生產，同時也包括經營、管理、科技等業務工作的發展。他雖然不允許別人把兩者并列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他通過“抓革命”來“促生產”，以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愿望和追求始終未變，始終在努力實現“抓革命”與“促生產”的有機統一。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激起了人們最大且最難滿足的欲望——權力欲，起初在造反派與所謂“保皇派”之間，隨后在造反派之間以及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圍繞權力而展開的斗爭十分尖銳、錯綜復雜，毛澤東的良好愿望和“抓革命”與“促生產”有機統一的目標始終沒能實現。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領導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在正確汲取毛澤東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

注釋：
　　[1] 王均偉：《“抓革命、促生產”之剖析》，載《北京黨史研究》1996年4期第11頁。

　　[2]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頁。

　　[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頁。

　　[4]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頁。

　　[5]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

　　[6][7]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2頁。

　　[8][11][1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53、433頁。

　　[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頁。[10]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20—721頁。

　　[13][14][3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3、1254、1710頁。

　　[15]  張月：《“抓革命”與“促生產”: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理論探索》，載《南都學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16] 王立勝：《晚年毛澤東的艱苦探索》，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頁。

　　[17]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頁。

　　[18][21]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76、316—318頁。

　　[19][20]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285頁。

　　[2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頁。

　　[2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24][31] 《人民日報》1966年11月10日第1版。

　　[25]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北京1969年，第183—184頁。

　　[26] 吳敏先、孫成軍：《論毛澤東晚年的“抓革命、促生產”思想》，載《毛澤東思想研究》1994年第4期。

　　[27][30][35][36]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138、345、360—361頁。

　　[28] 《人民日報》1966年9月7日第1版。

　　[29]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2頁。

　　[32] 《人民日報》1968年11月1日第1版。

　　[33] 張偉瑄、劉五一、肖星主編：《共和國風云四十年1949—1989》（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617頁。

　　[34]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0—1901頁。

　　（作者：信陽師范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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