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資本主義文明超越性選擇的首次破題

——重評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觀　　

           常宗耀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摘要] 從文明史觀看,巴黎公社應該是人類對資本主義文明超越性選擇的首次破題。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代替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是其文明史觀的核心；真正民主化國家政權的制度設計是其文明史觀的本質；重視用高尚的精神產品和道德風尚改變人的靈魂，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改變社會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風貌，是其文明史觀的文化訴求。我們今天仍然要從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觀里汲取營養。　　

作為人類對資本主義文明超越性選擇首次破題的巴黎公社，在決定性的層面上是當時社會歷史運動，當然主要是資本主義歷史運動在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結果，更具體地說，是自由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經濟時代走向它的反面和即將終結時人類所作出的選擇。巴黎公社在短短的時間里，雖然不可能建構起完整的理論形態式的文明史觀，但是它以實踐的方式初步表達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對人類理想文明的真正看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其系統性、深刻性和科學性來說，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觀（主要是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筆者注）是世所少見的。它表明，巴黎公社不僅是階級社會文明的批判者，更是新的共產主義文明的預言者和倡導者。    　　

一、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代替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觀的核心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文明時代即階級社會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中的文明性。這個時代中的文明性具有兩重性。一方面，這個時代的到來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進步，是通向更大進步的必經階段；另一方面，這個文明又是以人類的屈從和屈辱為代價的，是在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中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代替封建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但是“文明的陰溝”和“文明的野蠻”又和資本主義文明聯系在了一起。正是因為這樣，馬克思才把資本主義的文明稱作是“野蠻中的野蠻”。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后，在法國建立的代表金融貴族和工業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第二帝國，對內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對外連年發動侵略戰爭。這些反動政策，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在推翻第二帝國后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外勾結外國反動勢力，對內企圖鎮壓巴黎的工人運動。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公社委員會。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的無產階級政權。它表明，巴黎公社是人類文明時代的一個轉折點，它宣告了世界范圍的資產階級文明時期的終結，開創了無產階級文明歷史的新篇章。馬克思后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法國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指出，隨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矛盾的激化，這個舊國家日益成為公開剝削、殘酷鎮壓無產階級的工具，資產階級把這個舊國家機器發展到最完備的形式。資產階級的國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統治，使人類獲得徹底解放。因此，工人階級不能把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必須徹底打碎它。　　

巴黎公社對文明時代以及文明問題的考察有自己特定的價值判斷和理論立場。資產階級的一些文明論者，著力于對資產階級文明時代的贊美和歌頌，驚嘆于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和發展，表現出對當前資本主義所達到的文明階段的崇拜。與資產階級文明論者不同，巴黎公社站在更高的立場上，用更高的眼界來看待人類歷史中的這個文明時代，以批判的目光來審視和剖析這個時代。巴黎公社著力于對文明時代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礎上，更是著眼于對文明時代的超越，以及向新文明的過渡。　　

馬克思指出：“這次革命的新特點還在于他們組成了公社，從而把這次革命的真正領導權握在自己手中，同時找到了在革命勝利時把這一權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辦法，即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機器去代替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政府機器” [1]（P106-107）為完成從資本主義文明向新文明的過渡，所以巴黎公社的第一件重大任務就是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基礎上，代之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巴黎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資產階級常備軍，用人民武裝來代替它。公社取消了反動警察機構，代之以新的公安機關，選舉產生了人民治安委員會。廢除了舊法官，封閉舊法院，選出司法委員會，組織新的民事法庭。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實行立法與行政的統一。公社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下設執行、軍事、糧食、財政、司法、公安、勞動與交換、社會服務、對外聯絡、教育等十個工作委員會，負責處理公社的工作。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資產階級的官僚集中制，實行民主集中制。公社對公職人員實行普選制，并隨時可以撤換。公社實行普通工人工資制，從公社委員到一般普通工人的最高年薪不得超過六千法郎。公社還摧毀了資產階級進行精神壓迫的枷鎖，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這樣，公社在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機器，摧毀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壓迫力量之后，開始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是完全區別于一切舊國家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所以，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文明是社會的品質，不能離開社會整體而存在。文明是社會的文明，不是屬于單個人的。正是由于文明是社會的文明，所以社會的所有成員才能成為文明人，社會才不至于因為單獨的個體存在而造成裂變、不和諧甚至異化。資本主義在反對封建貴族的階級斗爭中，曾經以“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等極具社會文明的假象號召第三等級，但是一旦資產階級確立了自己的政治統治之后，以資本個體為本位的資本主義精神即刻脫下了社會文明的偽裝，從而也就暴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自私性和排他性。所以，巴黎公社奪取政權后，并沒有使革命淺嘗而止，而是繼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全體勞動人民的政策和措施，對整個社會進行脫胎換骨的文明改造。根據公社的經驗，馬克思強調指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決不能與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奴隸地位的長久不變狀態同時存在，公社應當成為根除階級的存在所賴以維持，從而階級統治的存在所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礎的工具。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國家應該是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工具，絕不是為某一個私有制階級或某一個私有制利益集團謀利益的工具，在奪取政權后也絕不能再異化成為剝削階級或剝削階層的代言人。這就說明了，在巴黎公社那里，不僅文明的發展形式將發生改變，文明的發展規律也將發生改變。這是一個根本的、性質上的改變。這是從未有過的無階級社會的文明的產生問題，是文明的前所未有的超越問題。　　

二、真正民主化國家政權的制度設計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觀的本質　　

恩格斯說過，文明時代的社會制度“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2] （P177）正因為這樣，所以，資產階級的某些文明論者和資產階級的某些民主主義者都曾提出過要對本階級的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保持警惕的主張。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托馬斯·潘恩就曾從人性論的角度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常識》一書中說，政府本身是人性邪惡的產物。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是一種禍害。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種免不了的禍害；在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3]（P3）既然人的本性是惡的，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國家本身又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禍害，政府一旦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禍害社會，因此，要防止政府危害社會，必需把國家權力分割為不同的部分并使之相互制衡。但是，以資本個體為本位的私有制社會的文明是片面的文明，是與野蠻相伴隨的文明。它的文明成就的取得是以人為地造就無數的野蠻現象為代價的。正像以不正當的手段謀取的財富是不義之財一樣，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恰恰是與民主政治的本質相沖突的，其中的一個基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社會資源的掌握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中以民主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政治關系、政治活動規則、政治結構模式和政治價值取向，都不過是為保證資產階級經濟利益的合法性而確立和設定的。　　

和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和發展趨勢不同，巴黎公社一開始就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文明史觀，“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1]（P12）這是因為，政治權力具有兩重性，既有重要作用，又有弊端，即一旦掌握，當權者極易利用政治權力的價值性謀取私利，從而造成政治權力的壟斷和濫用。在巴黎公社看來，民主政治作為一種國家形態，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和資產階級國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應該使權力全部掌握在人民群眾手里，使人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主權。那么，巴黎公社在實踐中做了什么呢？ 　　

按照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巴黎公社要求：（1）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通過選舉產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國家機構。為了防止國家公職人員蛻化變質，由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巴黎公社采取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徹底廢除了舊國家的等級授權制，代之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制，讓廣大勞動人民有充分的、真實的選舉權和罷免權。巴黎公社誕生不久，作為公社臨時權力機構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就立即著手籌備公社的民主選舉。公社認為，要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就必須把過去被資產階級統治者作為欺騙工具的普選權運用于真正的目的，由人民來選舉行政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這就如同一個工廠主能用個人選擇的權利，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合適的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從而使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在《公社選舉公告》中，公社號召公民們要充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努力做到“知人善任”，要挑選那些“出身平民，堅定積極，有正義感，公認為正派的人”，“真心實意的人”。并強調指出：“公民們，不要忘記，只有從你們中間選出來的，與你們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為你們服務。”公告特別提醒大家：“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也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談家”，“也要避開財運亨通的闊佬”。不僅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公社委員會是由自下而上的提名表決，而且司法機關的法官和公證人，國民自衛軍的高級將領，工廠的廠長也都是經過選民充分討論醞釀，由民主選舉產生。只有堅持了這一點，國家權力的存在及對社會的管理才是合法的，才可能體現人民的意志。這也是防止權力腐敗的首要環節。（2）國家權力受人民監督，人民有權收回國家掌握的所有權力。公社規定，勞動者不僅享有充分的、真實的選舉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選擇自己滿意的公職人員，而且擁有對國家官吏充分的、真實的監督權，隨時可以罷免和撤換那些不稱職的被選舉者，認為，不給人民罷免權的監督，算不上是真實的徹底的民主監督。為了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公社堅持將自己的一切言論和行動，特別是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和缺點和盤托出，告訴民眾。讓人民群眾擁有充分真實的選舉權和罷免權，這就有效地防止了國家機關人員蛻化變質，杜絕了各種不法行為。（3）經濟平等，取消高薪制，一切公職人員都只領取同普通工人一樣的工資。公社還禁止國家公職人員兼職兼薪，領雙份工資，而大力提倡多做工作，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巴黎公社關于廢除國家機關高薪的法令及實施的各種措施，既是對舊的資本主義官僚制度的一種無情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對未來社會新的政治與經濟關系的一種勇敢的嘗試，具有極其深遠而重大的意義。馬克思十分重視公社實行普選制和實行普通工人工資制這兩項措施，認為這是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重要措施。列寧高度評價了巴黎公社的這一做法，認為這些措施表明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會成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 [4]（P149）　　

可以看到，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設計表達了巴黎公社文明史觀的本質，也就是要在徹底否定資產階級虛假民主的基礎上，實現政治民主化、政治公開化、政治運行法制化、監督機構體制化等無產階級對國家政權的新要求。所以，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敏銳地看到巴黎公社的一些具體制度設計中體現出的一些克服資本主義政治原則的有價值的嘗試，認為：“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礎”[1]（P58）代表著“社會收回國家權力、人民真正成為社會主人”的方向。同時，馬克思也清楚地認識到：“工人階級并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1]（P60）馬克思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著眼點不在于公社是否就等同于真正民主制的實現，而在于“公社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體現出了新的動向，即它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5] 就是說，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觀為人類規劃了一幅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理想藍圖，或者說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懸設了一個民主追求的根本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定向。　　

三、重視用高尚的精神產品和道德風尚改變人的靈魂，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改變社會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風尚，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觀的文化訴求　　

    馬克思主義文明史觀認為，文明是全面發展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同樣重要。正是因為精神文明或精神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恩格斯曾從功能動力論的角度，在強調作為觀念形態的哲學所起的先導作用時說：“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2]（P210）至于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學藝術、教育、道德等等，則是社會調控中其他因素無法替代的巨大力量。可以說，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設在調控文明主體的需求行為，使個人欲望與現實可能有機結合起來，并對他人、對社會有利方面，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　　

巴黎公社一開始就致力于文明的全面進步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巴黎公社精神文明史觀或文化史觀的著力點是把對社會的改造和對人的思想及精神的改造結合起來，其所采取的各種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同樣是無產階級文明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　　

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任何人、任何社會獲得文化的途徑只能通過教育。其實，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它反映了把文化本身保留下來并傳授給下一代的能力。在巴黎公社看來，不按照社會需要來改變教育就不能改造社會。因此，巴黎公社在成立后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成立了十個委員會，行使政府各部的職能，教育委員會即是其中之一。它的職責是“著手改革教育”,“起草免費、普及的全部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公社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公社革命能夠通過教育改革來鞏固其實質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因為教育改革將保證每個人都有社會平等的真正基礎——全面教育，將使每個人都容易學會他能夠勝任和喜愛的職業。” [6]（P43）公社教育委員會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取消了愚昧的宗教課程、教義問答、神像、禱告及一切宗教象征，教師以科學知識傳授學生。這樣，巴黎公社第一次使教育不再是一些集團或階級的特權，而使之真正成為群眾的、全民的教育；教育也排除了利用它為反人道的目的，或為傳播遏止人的發展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反科學的世界觀服務的可能性。此外，公社努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強職業教育，并在學校教育的指導思想、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等方面，也都開始了改革的嘗試。這些也都體現了教育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性質。　　

巴黎公社精神文明或文化史觀的一個重要要求是要對文化進行科學管理，其實質在于使人能夠享受當代文化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現存文化價值，從而提高人的素質。公社在文化藝術領域里堅持國家對文藝的管理和監督；注意保護文化遺產；設法盡快開放博物館、圖書館，舉辦各種藝術展覽，以教育群眾，鼓舞斗志；改革文藝演出形式，革新演出劇目內容；利用新聞報刊宣傳公社理想，教育和動員群眾，揭露和打擊敵人。在巴黎公社看來，這些精神文化的發展，不僅決定勞動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將決定勞動者作為消費者和創造者所應享受文化珍品的權利。特別重要的是，巴黎公社對文化進行科學管理，可以使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能夠成為真正的文化主體，即有權力使用文化機器，能夠在文化領域中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從而打破資產階級及其附庸才能擁有的這個權利。　　

現實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的存在和發展，有賴于道德的積極作用。作為改變人的精神世界的道德，關注的應該是人在該社會中被評價為真正人的、高尚的、崇高的那些品質。在當時緊張的斗爭形勢下，巴黎公社領導人不可能規定具體的理論形態式的思想道德綱領和條文，但是他們出于工人階級的階級本能，以身作則，嚴以律己，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獻身的實踐精神，顯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因為有了這樣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絕大多數公社領導人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公社的事業獻身，而從不考慮個人的利益。他們手中握有大權，但從不以權謀私。為了使公職人員保持社會公仆本色，防止由社會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公社所采取的三項重要措施，即民主選舉公職人員，取消高薪制，兼職不兼薪，加強對國家公職人員的監督等，也都體現了崇高的道德風尚，保持了勞動者的本色。巴黎公社為了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十分重視對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大力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實行男女平等，因而婦女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變。　　

馬克思主義認為，每一時代的道德，既受經濟關系決定，又受政治的有力制約，并為一定的政治服務。雖然政治是主導，道德是政治的輔助力量，但是，道德不是消極被動的。在社會變革、風云激蕩的時期，新道德對舊道德的批判，新道德對新時代的呼喚，往往是政治變革的先導。巴黎公社的道德實踐，已經向人們昭示，以資本個體為本位的資本主義道德觀正在走向窮途末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的道德理念開始變為現實。為此，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高度評價道：“公社簡直是奇跡般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國的那個荒淫無度的巴黎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法國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顛的大地主、愛爾蘭的在外地主、美利堅的前奴隸主和暴發戶、俄羅斯的前農奴主和互拉幾亞的封建貴族聚集的場所。在陳尸場內一具尸首也沒有了，夜間搶劫事件不發生了，偷竊現象也幾乎絕跡了。” [1]（P66） 巴黎公社在較短的時間內，大范圍地改變了舊時代的思想道德和風俗習慣等在人民身上留下的痕跡，使巴黎社會的民間思想和風俗習慣等文化形式，在其先進性上大大超過了舊社會，這是當時的文化事實不可否認的。在這里，我們已經看到了巴黎公社的道德理念作為先進文化的強大文化功能。　　

結論：文明的相互作用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和作用，所以，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但是，以資本個體為價值本位的資本主義決不是人類文明的終結，更不是臻于至善的文明社會。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提出來的華美諾言并沒有兌現，資本主義文明仍然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這種狀況直到今天在本質上也沒有改變。我們仍然要從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觀里汲取營養，因為巴黎公社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與否定，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模式的超越與否定，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的超越與否定、倫理價值觀的超越與否定。它在實際上改變了資本主義文明或資本文明模式的某些方面，客觀上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進程。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應該有信心去發揮這種功能，重新對資本主義文明或資本文明至上的思想和理論做出新的審視和批判，為發展人類社會的整體先進文明而作出貢獻。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潘恩．潘恩選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  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侯才．馬克思的后政治民主模式及其實踐［N]．學習時報， 200４－05-17.　　

[6]  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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