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科茲的社會主義觀

常輝　

   
    摘要：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蘇聯問題專家大工•科茲認為，蘇聯體制的終結是其特有體制的獨有特征和特殊歷史的產物，但蘇聯經驗以及蘇聯體制為未來興起的任何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訓。他認為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應該具有幾點鮮明的特征：國有化的生產方式、經濟計劃化、為使用而進行的生產和民主。經過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不斷研究，大衛•科茲指出，目前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階段。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積累結構中各種矛盾日益尖銳，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將有可能無法再繼續發展下去。

    大衛•科茲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蘇聯問題專家。在中國，他以與弗雷德•威爾合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而為讀者所熟知，該書以蘇聯解體是蘇共─精英的選擇這一觀點而在學術界獨樹一幟。大衛•科茲與中國學界有著密切的交往，有學者曾經把他在中國左翼知識界的影響與斯蒂格利茨相提并論，他本人也經常來中國訪問。2006年秋季，他在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學術訪問。訪問結束時，他留下了自己的部分已經發表和有待發表的文稿，并慷慨地允許我們在研究工作中使用。通過閱讀他的文稿可以看出，他站在傳統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立場上，通過對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教訓的觀察，通過對新自由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形成了系統的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看法。
    一、對蘇聯體制終結的剖析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大國崩潰解體，蘇聯原有的15個加盟國家各自建立了新的國家，并推翻了過去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對于蘇聯發生解體的原因，當時西方占支配地位的解釋“乃是由其內部矛盾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以及普通民眾要求廢除社會主義并代之以資本主義這場來自于社會底層、受到民眾歡迎的革命”。還有的觀點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因此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對于西方所提供的蘇聯體制瓦解的種種解釋，大衛•科茲一一進行了批評和反駁，并對蘇聯體制改革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對蘇聯改革過程中的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營業主、黨─國精英等各階層的情況進行剖析，對蘇聯體制的瓦解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國后，一方面為了發展本國的政治經濟，一方面為了抵御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武裝侵入，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逐漸建立起了較為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在政治方面，蘇聯實行黨─國制度，即國家權力集中在蘇聯共產黨領導層和國家政府兩個機構手中，少數的黨─國精英壟斷國內的政治權力，普通公眾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基本上沒有參與權和決策權，只能被動地服從和執行。在經濟方面，蘇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除了集體農莊外，所有企業都屬于國家所有，國家通過統一的經濟計劃協調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將制定好的經濟計劃通過層層環節傳達給企業，國有銀行系統為企業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企業的主要任務是完成計劃而不是追求利潤，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由國家統一控制。蘇聯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曾經在建國后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使原本落后的農業國在短時期內快速實現了工業化，經濟水平不斷增長，國家實力大增。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蘇聯體制的管理僵化、低效率等缺陷日益嚴重，經濟增長緩慢，以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層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改革，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為新的民主社會主義。
    蘇聯體制改革的方案包含了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公開性、經濟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公開性就是放寬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解除對公開討論和個人意見表達的限制。公開性改革的目的是試圖通過此舉喚醒人們，從而激發人們支持改革的熱情。公開性的改革包括釋放政治犯、賦予大眾媒體言論自由等重要措施。公開性改革受到了蘇聯知識分子的熱情擁護，他們終于掙開了過去緊箍在自己身上的政治枷鎖，紛紛發表了大量批評和指責蘇聯體制的言論，知識分子群體快速地走向激進化，同時新聞媒體的膽子也越來越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然為各種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提供發表陣地。隨著公開性改革賦予人們越來越多的言論自由，蘇聯經濟學家開始在公開場合積極而有效地發表他們的觀點，大多數的蘇聯經濟學家接受了西方自由市場理論，他們相信拯救蘇聯經濟的唯一道路是自由市場和私有化，因此改革后期多數經濟學家變成了自由市場和私有制的狂熱鼓吹者。蘇聯知識分子的轉變尤其是經濟學家日益轉向資本主義，對蘇聯體制的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促進蘇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瓦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濟改革是當時蘇聯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經濟改革分為三個階段，1985—1986年的第一階段改革進行溫和調整；1987—1989年的第二階段進行較為激烈的改革，但仍然限于原體制范圍內；1990—1991年的第三階段改革超出社會主義改革的范圍，經濟體制發生徹底變化。大衛•科茲通過相關數據證明了蘇聯體制改革的前兩個階段即1985—1989年間，蘇聯經濟仍然繼續保持著較慢增長，只是改革的第三階段，蘇聯才產生了經濟緊縮。但是前兩個階段的改革除了保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外，還造成了國內經濟的混亂。反酗酒運動不僅造成了政府流失了近200億盧布的稅收，還產生了酒類銷售黑市和糖等原料物資的嚴重短缺。企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力，中央不再詳細制定每個企業的投入產出計劃，企業的剩余產品可以自主銷售，一些產品的定價也逐漸放開。但是由于改革準備不夠充分，企業自治很容易破壞原有經濟計劃的平衡，并且為政府征稅帶來了不便。1988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消費市場危機，部分生活必需品越來越難以買到，市場出現了嚴重的消費品短缺現象。與此同時，國內的固定投資明顯下降，對蘇聯經濟未來的生產能力造成了威脅。經濟上的困難使經濟學家們關于改革方向的爭論更加激烈，也使更多的人相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拯救蘇聯。1988—1989年的經濟困難，逐漸使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認為經濟改革需要加快步伐。1990年3月一個由眾多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小組共同制定出了一個新的經濟改革計劃，這個計劃包括：“大部分價格的日漸放開，小企業的非國有化，大型企業轉變為聯合股份公司，失業補償制度代替就業保證制度。”這個新計劃加快了蘇聯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步伐。1990年9月上旬經濟學家們根據政府授意制定并提交了著名的“500天計劃”報告，此報告要求蘇聯經濟在500天內實行劇烈的改革，為蘇聯經濟勾畫出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藍圖。1990年末，蘇聯經濟開始急劇發生變化，政府取消了對經濟的控制，1991年蘇聯申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蘇聯經濟徹底轉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軌道。
    隨著蘇聯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私人商業活動范圍逐漸擴大。1985年，蘇聯政府允許私人以個人勞動或協作勞動的形式進行私人商業活動，之后通過了《私人勞動法》和《合作法》，允許和鼓勵私人以個人手工業或服務業和合作企業的形式發展小型私人商業，私人商業活動得到迅速增長。到1989年約有13萬多家合作企業。1988年底，政府通過決議放開原來完全由國家壟斷的對外貿易，允許私人企業直接與國外公司進行貿易，這為私有企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會，私有企業很快富裕起來。1990年至1991年，蘇聯經濟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私人資本主義集團，為了有利可圖的經濟活動，他們極力支持國內的親資本主義聯盟將蘇聯社會主義改革轉向資本主義。
    蘇聯體制改革中民主化改革是具有較大風險的。但蘇聯領導層認為，只有通過民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才能使勞動群眾行動起來清除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阻力，才能使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真正轉變為民主社會。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成為蘇聯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包括蘇共黨內民主化和政府機構民主化等等內容。蘇共黨內民主化改革主要是以前享有很大權力的地方黨委書記開始實行投票競選產生，但是直到1989年蘇共黨內的民主化改革并沒有明顯進展，黨內干部絕大多數仍然是來自上級的任命。政府機構的民主化改革主要采取全體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作為個體平等競選公職。蘇聯知識分子憑借其淵博的學識和良好的口才在這種新型的自由選舉中占據了優勢，那些贊成激進改革的知識分子在選舉中進入了人民代表大會。蘇聯的最高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改為議會制，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最高蘇維埃及其主席任國家領袖。1989年5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戈爾巴喬夫當選國家領袖。新成立的蘇聯議會權力雖然保留了立法權但權力明顯不如以前，新的最高蘇維埃則成為蘇聯政治體制中重要的權力部門。過去的蘇聯政治體制下蘇共領導層除了對政府進行監督外，實際上還承擔著部分的政府管理職能，很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把持著國家主要的政治、經濟職能部門，可以說蘇共的領導在整個國家具有絕對權威。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卻使蘇聯共產黨對社會生活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大大減少了，黨對社會的絕對指揮權越來越弱。1990年3月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廢除黨在憲法上的統治權力，實行總統負責制。戈爾巴喬夫已經破壞了在蘇聯保證他強有力的權力的原有組織機構，黨原有的十分嚴格的紀律已經十分渙散，再也無法保證黨─國精英們的利益和未來，因此黨─國精英不再支持戈爾巴喬夫的社會主義改革計劃，轉而支持新的聯盟。在1990—1991年間的政治斗爭中，獲得了黨---國精英支持的葉利欽及其所領導的親資本主義聯盟贏得最后勝利。1991年鮑里斯•葉利欽通過俄羅斯議會和公眾的投票成為俄羅斯共和國的行政首長，俄羅斯開始以全速向資本主義方向挺進。
    在全面分析了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之后，大衛•科茲認為，黨─國精英是促使蘇聯體制改革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決定因素。蘇聯的黨─國精英主要包括共產黨的高層領導、政府機構的廣大官員、大型企業的最高領導以及教育文化等主要機構的負責人。黨─國精英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追求名利和地位，講求實用，注重實際效益和個人利益。他們享有一定的特權和威望，但是特權和其官職地位緊密相關，他們無法通過合法途徑積累個人物質財富傳給子孫后代，在社會主義體制下處處受到監督和約束，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遠遠不及西方國家的領導們。當他們逐漸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和個人利益的時候，他們開始放棄社會主義轉向了資本主義。早在改革之初，許多的黨---國精英分子離開了原來的職位去創立了自己的私人企業。他們要么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背景，要么利用廣泛的社會關系，迅速抓住眼前的機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蘇聯的共青團員、企業家、銀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成員等黨---國精英分子創辦了大量的成功企業，變成了迅速致富的資本家。黨---國精英們為了保住自己的財富和利益，紛紛拋棄了舊的社會主義體制，支持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積極擁護親資本主義聯盟，并且使聯盟具備了爭奪政權的能力。正如大衛•科茲所指出的那樣：“事實證明，盡管知識分子的主張、經濟學家的設計、私人業主的金錢統統為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強盛做出了貢獻，但只有黨---國精英們的制度立場才是最關鍵的。”
    總起來看，蘇聯體制的終結是其特有體制的獨有特征和特殊歷史的產物。盡管蘇聯體制改革失敗了，但是大衛•科茲認為，“蘇聯把非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轉變成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嘗試的失敗，并不表明后一種體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蘇聯經驗以及蘇聯體制走到盡頭的進程，為未來興起的任何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訓。”
    二、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
    大衛•科茲的社會主義模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民主化的政府和民眾參與的計劃體制是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大衛•科茲指出，關于社會主義模式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問題存在較多的爭議。但他認為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應該具有幾點鮮明的特征：“國有化的生產方式、經濟計劃化、為使用而進行的生產和民主。”
    （一）理想社會主義模式的主要內容
    在大衛•科茲看來，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內容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應該是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而不能以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為經濟基礎。大衛•科茲認為，雖然在經濟計劃化發揮引導經濟活動的主要作用的前提下不完全排除市場的某些作用，但是市場經濟絕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合適基礎，將市場力量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錯誤的。一方面，競爭性的市場體制并不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宣稱的那樣能夠對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資源進行有效配置，最大可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對競爭的市場體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說，這些假設條件彼此之間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沖突，因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宣稱的市場帶來社會經濟最優化的斷言顯然是不成立的。在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方面，科茲認為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同樣沒有顯示出其壓倒性的優勢，因為技術創新應該主要依靠社會公眾的發明創造，而不能僅僅依賴于單純的個人尋利行為，只有這樣技術進步才能使所有人從中受益。另一方面，大衛•科茲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市場力量發揮主要作用最終會導致其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回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市場力量與社會主義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個新興的富裕階層，新興富裕階層將會通過財力支持等途徑向政府要求得到本階層相應的權利以增值和保護自己的財產。這樣社會主義社會中就形成了少部分富裕階層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與政府為了勞動人民維持經濟公正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最后的結果，要么是新富階層實現目標獲得擁有豐富財產的權利變為資產階級，要么就是市場體制被廢除由另一種經濟結構所取代。
    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低效等弊端，大衛•科茲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固有的問題，而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特殊的形式結構問題，主要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程中缺少了公眾參與決策的原因。為此，科茲明確提出，要使計劃經濟良好運轉，不能只讓寥寥無幾的政府高層官員控制經濟決策的權力，必須將經濟權力分散于不同的經濟集團，即建立“民主的計劃體制”。普通的消費者應該選派出代表參與公司。地方和全國性的計劃機構，并且運用經濟制裁的權力去支持他們的要求。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可以建立有效的創新經濟，只要建立相應的創新機構為新思想、新產品和新服務的實驗提供資金，并對樂于創新的人給予適當的獎勵，就能達到鼓勵創新的目的。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基礎應該是公眾的廣泛參與，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民主化的政府。在分析為何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時，大衛•科茲指出，其中一點重要的教訓就是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存在著特權精英階層。蘇聯的政治精英階層因為追求更多的財富和特權而樂于消滅社會主義和尋求建立資本主義。在中國政府允許私有經濟發展的政策下，形成了新興的富貴階層，他們與政府政治精英相結合，不斷獲得更多的財富和權力，同樣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科茲認為，社會主義應該賦予大多數人政治參與權，使公眾對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計劃享有發言權，國家的政府統治集團要想保住官職必須擁有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才行，這樣才能使他們在制定計劃、方針政策時真正地考慮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此外，大衛•科茲還認為，與公有制、計劃經濟、為使用而生產、民主的勞動者國家相適應，理想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各種社會價值應該以平等、經濟安全、團結、合作等為核心價值。科茲希望通過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經驗教訓能夠幫助實現蘇聯特殊社會主義模式的改革，使之轉變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而這種社會主義“能夠給社會和經濟進步注入新的活力，但又不放棄平等、團結、合作和民主等核心價值”。
    （二）對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批判
    大衛•科茲關于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觀點還包含在他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批判中。
    在批判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大衛•科茲認為蘇聯具備了上述社會主義模式的前三個特征，卻缺乏了民主的重要特征。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除了一些集體農莊，所有的企業都是實行國有化的生產方式，政府制定的經濟計劃主導著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使用。工人實現了充分就業，企業為工人提供了諸如托兒所、醫療診所等各種各樣的附加福利，人們的收入更加趨向于平均主義，包括房屋、醫護、教育和文化娛樂等在內的很大一部分消費都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或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一點費用。這些內容一直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社會重要的特征。但是蘇聯模式下建立了官僚政府并最終蛻化成了特權集團，這個特權統治集團不僅會得到較高的收入，還能借助官僚地位獲得特殊企業制造的高質量產品和稀缺物品。這種特權統治集團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應該出現和存在的。它對蘇聯國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官僚特權政府制定的詳細計劃層層傳達到整個社會的每個企業，企業領導者負責國家計劃的準確實施，企業的領導者是整個企業的權威人物，使國有企業中普通工人無法真正地享受到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在這種體制下，普通公眾對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幾乎沒有任何的發言權，也沒有權力去消費一些需要的質量上乘的商品，因為消費在此種體制下更多的是由消費者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通過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深入剖析，大衛•科茲認為不能因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具備了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特征就意味著蘇聯就屬于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下沒有建立起民主化的政府，大多數人也沒有獲得經濟和政治的參與權。因此從這個原因上來說，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不能單純的被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體制，而應該“最好被理解為帶有重要社會主義特征的混合型社會”。蘇聯的混合型社會主義體制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類型——即那種非民主的、強制性的、經濟組織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對于社會主義事業來說，這種社會主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別是它在沒有導致貧富嚴重分化的情況下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但它離馬克思和歷代西方社會主義者所想象的全民擁有和控制社會生產組織的體制太遠了”。最終，蘇聯體制沒有獲得長遠的發展，被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所代替。
    大衛•科茲認為，中國作為另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其社會主義模式也具有其明顯的特點。1978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集團開始了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政府引導的過渡戰略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其經濟過渡過程中仍然處于領導和執政的地位，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仍然繼續存在，比如國家政府對大型國有企業和金融系統的控制，經濟中的國有部門很大程度上還實行國家計劃，土地和生產資料大體還不存在全面的私人所有制等等。
    盡管中國的經濟過渡仍然帶有某些社會主義的特征，并且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化過程的向前推進，中國的國內經濟還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大衛•科茲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沒有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得以革新，反而使社會主義體制不斷被消滅，并具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科茲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化只要獲得成功就注定會產生一個資本家階層，隨著這個階層財富和權力的增長，它一定會努力廢除掉社會主義體制中阻礙它進一步發財的障礙和限制。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非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大量涌現，這些企業的最高管理者像資本家一樣靠工人的勞動發財致富，并利用手中的財富從政府部門獲得有利的政策和待遇，使財富不斷轉化為權力，最終在中國領導層的內部和外部誕生了中國的新興富貴階層。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負面問題開始不斷出現，工人的工資被壓低，社會大規模失業問題凸顯，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現象增多。
    三、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批判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二戰結束后近二十五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之后，各國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生產停滯和通貨膨脹的嚴重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通過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大規模削減政府公共開支等措施對本國經濟進行了改革。之后，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政策和思想在世界上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即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充分利用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資源生產出最有可能讓消費者滿意的產品。因此，如果政府能夠很大程度地退出經濟生活，那么效率、收入分配和科技進步將達到最佳狀態。大衛•科茲對新自由主義思想及其政策進行了多方面的批判。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市場經濟中盡管每個人會只追求個人最大利益，但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通過調節市場價格最大限度地實現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個人利益。對此，科茲首先指出新自由主義在進行了一系列假設的前提下才得以闡述了競爭性市場經濟的效率。這些假設前提包括“不存在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每個人掌握著每種產品的完整而準確的信息、不存在生產或者消費的比如污染等外部影響、沒有諸如教育、消防等公共產品”。科茲認為依據上述這些假設而得出的“市場經濟中追逐個人利益導致社會最優化” 的結論是不可信的。
    其次，科茲認為，市場經濟制度中競爭的壓力促使生產者盡可能地以最低的成本生產出消費者樂于購買的商品，從而產生較高的生產效率。但是也應該看到資本家降低成本的途徑有時是通過削減工人的工資或者不顧危害社會環境的后果來實現的。削減工人工資或者強迫工人延長勞動時間的方式，并沒有真正地減低成本，只是將社會福利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了一次再分配，以危害社會環境為代價來減低生產的成本則更加得不償失。因此，市場經濟制度也存在各種浪費和低效，比如錯誤估計了市場導致的產品浪費，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缺乏和非自愿性失業等現象。
    最后，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能否促進技術創新的爭論，科茲認為，市場經濟中如果企業能獲得專利權，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企業就可能去追求創新。但是高額的利潤會促使掌握技術專利的壟斷公司盡可能地保守秘密以防止其他公司的競爭，這反而阻礙了技術的廣泛應用和進一步創新。因此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并不是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一大優勢。
    針對新自由主義宣稱“它為國家經濟體制的重要轉型提供了最好的和唯一真正有效的指導”的說法，大衛•科茲通過比較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轉型對新自由主義戰略轉型方式進行了批判。1991年蘇聯解體后，新獨立的俄羅斯政府聽取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建議，直接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的轉型戰略對國內經濟進行改革，“這一戰略包括三個主要政策：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俄羅斯政府先后放開了政府對價格的管制，并減少公共開支，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控制自由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將原有的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戰略導致的結果是：“迅速取消價格控制使通貨膨脹蔓延，通貨膨脹又使廣大俄羅斯人窮困潦倒，也削弱了政府。通貨膨脹的泛濫和政府對企業行為直接干預的突然取消，以及緊縮貨幣政策所導致的貨幣回籠使人失去生產性投資的動力。隨著消費和投資需求的下降，政府支出的急劇削減使總需求又失去了其第三大部分，結果是長期和極度的蕭條”；“國有企業快速私有化使權力強大的犯罪暴力集團不斷興起”。大衛•科茲認為，正是由于政府堅持了新自由主義轉型戰略，相信了新自由主義宣揚的“只要政府從市場中退出，有效的市場經濟就能夠自發地蓬勃發展起來”的思想，才致使俄羅斯自1992年至1999年期間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下滑和社會混亂的局面。
    科茲認為，中國政府采取的則是完全不同于俄羅斯新自由主義路線的轉型戰略。與蘇聯的“新自由主義過渡戰略” 相比，大衛•科茲將中國的過渡戰略稱之為“政府主導的過渡戰略”，即在經濟過渡過程中政府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在這種經濟轉型戰略中，中國政府不是完全放開價格，而是逐步放開價格；不是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而是長時間推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國家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控制；不是急劇削減政府的公共開支，而是擴大國家財政開支，尤其是投資于國有企業與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而是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并保持著政府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總之，中國采取的是循序漸進的和國家主導的轉型戰略。通過對國內經濟的一系列改革，自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GDP從未出現下滑，1978—2003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3％。盡管改革以來促使中國經濟獲得高速增長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中國采取的政府主導型過渡戰略對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過比較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過渡情況，科茲認為：“歷史經驗與理性討論都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戰略是無效的。”
    四、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
    經過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研究，大衛•科茲對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目前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階段。這種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階段具有的主要特征包括：高度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大型跨國公司和銀行的私有化，大型跨國公司和銀行的知識產權等權利的增強，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其他公眾的國家公共項目大幅削減。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以其絕對的軍事優勢在世界上扮演著秩序制定者的角色，一旦其他的國家對采取新自由主義模式產生動搖時，美國和國際經濟組織就會對其進行施壓。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階段，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逐漸上升，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正在逐漸下降或快速下降；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也在增長，富人更加富有，大多數窮人的生活標準卻不斷下降；工人、小農場主等日益缺乏安全感，不利于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環境威脅增多，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實行的擴張性新帝國主義政策使世界軍事沖突不斷。“上個世紀90年代末，各種各樣的運動在爭取新的全球公平運動中開始聯合起來，這些運動是由不同的社會集團圍繞不同的事件在世界不同地區發起的。這不是一種偶然。各種運動中的活動家們逐漸意識到他們正面對著共同的敵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
    大衛•科茲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每當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發展無法繼續下去的時候，就需要資本主義對自身經濟發展結構進行重組和重建。二戰結束后，資本主義各國實行了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下的社會積累結構在1967—1973年開始逐漸減弱，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發展相繼出現了滯漲的嚴重問題，1979年前后英美等國先后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積累結構。
    科茲認為，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社會積累結構除了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外，還帶動了三個重要方面的發展。“一是增長的不平等，既包括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工資和利潤之間，也包括整個社會的各個家庭之間；二是逐漸增加的投機性、高風險的金融部門；三是一系列的巨大的資產泡沫。”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資本主義各國的勞資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由過去的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互相協商、妥協轉變為資本家完全占主導地位。政府退出經濟生活和私有化改革削弱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討價還價的權力，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競爭使資本家考慮的不是如何提高而是不斷降低工人工資或延長工作時間，同時削弱工會的權力甚至廢除工會組織。有資料顯示：“1979年至2000年期間，美國生產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實際下降了4．4％，而同期的勞動生產率卻持續提高，因此新自由主義時期由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利潤全部流向了資本家階級。”因此，新自由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資本家生產出來的富余產品可能長期被積壓，整個社會消化生產的能力逐漸變弱。政府對金融系統的控制微弱，使證券、土地等行業出現了投機泡沫，可能會產生嚴重的金融危機。工人階級所受剝削日益增加，最終會引起各種形式的反抗，激烈的階級沖突所導致的社會動蕩會逐漸破壞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社會積累結構。總之，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積累結構中各種矛盾日益尖銳，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將有可能無法再繼續發展下去。
    自2008年至今，美國和世界各國都先后爆發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科茲認為，這次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而不只是一次單純的金融危機，也不只是實體經濟部門的嚴重危機。危機的爆發表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積累結構將在未來的時期里進行重新構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將會明顯增加。不過，至于政府管制經濟以何種形式出現，則要看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同的集團和階級之間的政治斗爭情況。以大衛•科茲之見，未來的美國資本主義政府管制經濟將有可能出現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公司形式的資本主義，如果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中人民運動力量微弱以至于在結構重建的過程中不能產生明顯影響的話，那么大公司將決定重建的過程。“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2）工人工資仍將處于比較低的水平；3）不斷膨脹的政府支出。”總體上看，公司形式的資本主義模式中仍然保留著新自由主義時期工人低工資的問題，工人階級的地位仍然沒有提高，這種模式的經濟重構只不過是大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通過政府來管制經濟而已。如果強大的人民運動能夠出現的話，它可能引導第二種模式的政府管制經濟。在這種模式中，資本家和工人階級雙方之間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民主。隨著危機日益嚴重，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和人民運動，從而迫使資本家同意在生產增長的過程中與工人共同分享紅利，并增加工人的工資。政府除了對金融部門進行監管之外，還要增加公共開支。第三種可能的模式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乃至世界，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發展使廣大人民的生活條件變壞，當前的經濟危機將資本主義最壞的一面展示出來。當人們為了反抗失去住房、工作和醫療保險的威脅，為了反抗失去畢生積蓄的威脅以及全球氣候變暖威脅的時候，關于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討論將會再次回響起來，社會主義運動可能在未來的幾年里重新誕生，并為終結資本主義時代創造可能性。”
    （《環球視野》第321期，摘自2010年第2期《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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