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出一條血胡同來！
司馬南文
標題上這句關于胡同的猛扎扎的話，版權屬于大戲劇家關漢卿。
正是這句話引發了我對本書標題體系的最初設想。
原來沒有寫這本中國民主問題小冊子的想法，想多了，說多了，寫多了，在出版社編輯的不斷催促下，也變成了書。茲于本書付梓之際，說幾句心里話。
一、倘論及民主，首先確定屁股位置
最近幾年連續到石家莊陸軍學院講課。聽眾一色年輕人，系來自百余所高校的學生會主席、研究生會主席和社科聯協會主席，他們是“青馬班”學員。該活動由共青團中央統一號令各省自成單元。團省委小韓書記請我的原意是要在學生干部中弘揚科學精神，指定要我講的題目是“科學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共命運”，豈料小主席們的疑問多集中在民主政治問題上。這些中國未來的領袖們深深地被時髦的進口民主宣傳所惑，面對生長中的國人自己的民主實踐卻環顧茫然，于是，演講與討論不得不為適應聽眾的胃口而扭轉角度。
北京家門口兒的一些高校，北航、北科、林大、農大、法大、清華、北交大、經貿大等，青年學生當中近年來自發地組織了一些“青馬社團”，我與這些年輕人有較多的交流，相當多的時間也在探討民主政治問題。后來作為“新青年領袖論壇”主講人，與來自全國1000所以上大學的學生會干部交流，“中國民主政治原理”是我的必講題目。大家感興趣的程度，超過我的預期。
“五四運動”發源地、被美國人稱為“中國哈佛”的北京大學，聽眾當中自然不乏睿智者，但腦子欠清爽者也蠻多，他們照例“搗糨糊”[1] 不已，不斷地提問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其所依據的標準和參照系，多半是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些年生吞活剝的看似光鮮的“贗品民主”。
青馬班、青馬社團的學員提問比較中性，側重在民主疑問本身，北大的聽眾，尤其是開放講座中那些有準備地專門找上門來意在“指導司馬南”的人則喜歡單刀直入刨根問底，他們有“犀利哥”風格，“直往祖墳上刨[2] 。
老實說，當聽眾中有人以較勁、對抗的方式來反駁和提問的時候，我是滿心歡喜的。因為打開天窗說亮話，彼此舞動老拳開展觀念上的自由搏擊，更能開啟思路，逼迫辯說者雙方深入地思考民主問題的實質及其相關的所有方面。
全方位隨機式討論民主政治，我將立足點設定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基點上。沒有這個立足點，一切皆為妄言。
羅爾斯[3] 認為，任何正義，均與立足點相關。確定了辯說者的位置后，才談得到是非分明旗幟鮮明，才談得到委婉說理引經據典。
我從不回避所謂尖銳問題，不計自己工拙才窘，亦不怕被人家揪辮子打棍子，一切討論悉從真問題出發，所有分歧均于實際著眼。充分的交流，坦誠的對話，尖銳的質疑，碰撞中生出思維的火花，照亮了認識民主問題的道路。
當我們把概念民主攤開來揉碎后進行仔細辨識的時候，當我們針對中國社會現實具體問題從民主角度加以言說的時候，當我們把美國及其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與及其本能作為放到一起進行比對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抽象地空洞地開展民主問題的辯論是多么的淺薄，不假思索地借用西方標準對中國的民主政治進行批評是多么不負責任。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民主問題的政治性寓意，遠遠地超過其所謂學術性，民主問題的具體性訴求，要遠遠超過其抽象性，民主問題的現實性價值，要遠遠超過其歷史性。
盡管如此，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回應以通常的說教了事。要幫助那些過敏反應強烈的聽眾實現“心理脫敏”，要把這個問題講得入情、入理、且有說服力，我們必須從歷史角度、學術角度、文化角度、現實角度全方位入手，循循善誘，因勢利導。
二、黨民法三字，中國“三寶”彌足珍貴
2008年汶川地震后，意識形態領域有人異乎尋常地高調祭起所謂“普世價值”的旗幟，表面上稱贊中國的進步，其實是利用“普世價值”來進行“反中國政治體制宣傳”，他們試圖用美麗辭藻“格式化”中國的政治文化，試圖將其全面納入西方意識形態大盤格局。[4]
筆者以中國核心利益為基，宣言國家利益，不客氣地與某些人針鋒相對辯論了一番。且論戰，且觀戰，我漸漸發現，原來氣勢洶洶的普世價值傳銷者，好的不過是些“西二派”（自己也許并無惡意的西方時髦理論的二道販子），賴的就是分明“漢奸文人”，其數典忘宗，其賣身求榮，其狗仗人勢，其架勢活脫“夜襲隊”配合鬼子掃蕩“殺回”高家莊。
這些文人其于學理無甚建樹，其于邏輯漏洞百出，其于中國現實，除了不放過負面社會新聞，找尋楊佳 [5] 、鄧玉嬌 [6] 、逯軍 [7] 、范跑跑 [8] 一類個案，操縱無腦媒體起哄架秧子羞辱“共產黨執政”以外，并不準備解決，也沒有能力解決中國任何實際問題。“普價洋槍隊”排子槍密集，“二鬼子狙擊手”氣勢洶洶，其瞄準的靶心，惟中國民主政治制度。他們揶揄、調侃、譏諷、泄憤，意欲摧毀的是“中國信念”及其“中國體制”。這些人所有的小段子和長文章不論怎樣花樣翻新，最后都在“黨”、“民”、“法”三個字上著力。
有點像電視臺著改進燕尾服笑嘻嘻的李詠“砸蛋秀”，他們的引頸長嚎：看啊，那個“黨”沒有金花四濺，對不起，只能OUT[9] ；那個“民”沒有金花四濺，很遺憾，也只能OUT；啊，天哪，第三個字，第三個“法”字終于現出了四濺的金花，歐耶，祝賀，祝賀你，讓我們唱一曲“天大地大不如法大”吧……
但愿讀者朋友沒有誤會，某些人盡心描述和歡呼的這個金花四濺的“法”，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是按照所謂“普世價值”重新定位的，與海外“接鬼”的所謂“憲政之法”。某位大名經常見諸于報端的憲政專家在大學的課堂上公開叫囂：當下的國家憲法，除首都北京不需要改動以外，其余都要改……
老輩子人喜歡說，“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氣神精”，[10] “人民當家做主”、“黨的領導”、“依法治國”，這三條之于中國政治，猶似天之日月星，地之水火風，人之氣神精[11] ，不僅須臾不能離開，而且一刻也不能拆散。
其關鍵詞 “民”“黨”“法”三字，類質子與中子之于原子核，恰恰是中國民主政治原理中最重要的結構性要素，這三個字的有機組合與西方政治原理明顯不同，簇新的中國民主政治有機體賴此而立，一俟拆散，其原理也就不成立了。
民本民主、黨領黨導、法規法律，這幾個字按序組合，如將每組第三個字移開，便得到“民本主”，“黨領導”，“法規律”。再行簡化，即有“民本”“黨領”“法律”。“民”、“黨”、“法”三者既統一，又有區別，交相作用，彼此促進，互為前提。
人民做主，悉為民眾之權利。承文化古蘊，民首大，民為天；
黨的領導，乃為根本之保證。茲經驗證明，主心骨，主成功；
依法治國，爰屬方略之遵行。賴基礎共識，無規矩，無方圓。
故此，質言中國，民國也。黨之于國、法之于國，皆從屬于民、服務于民、寄情于民。這是中國民主萬金不易之核心內容，即人民當家作主的真實含義。
欲得民國之實，必行“黨國”之路；
欲得民主之實，必行“法國”之路。
腐化、邊緣、弱化、分裂等任何黨將不黨的行為，都將導致國將不國；
無法、枉法、惡法、濫法等任何法無可法的行為，都將導致國將不國。
國將不國，民何以立？國將不國，民何以利？
立民利民悉不達也，普世價值普個鬼？
故此，普世價值傳銷之險惡，不僅在于“去黨”，而且在于“去國”。去黨去國，極在“去民”。黨與國，國與民，悉去之也，試問，“法”復何為？“法”能何為？
三、你欠缺定力，民主政治無從談起
歷史上，我們曾經走過探索的彎路，誤將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等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經驗證明，此路不通也。[12]
今天，有人逼我們放棄主心骨，取消黨的領導，仿大戶富戶人家移植所謂現成省事的“憲政民主”，把孤零零的“法條”，擎到無人、無黨、無國的天堂里，這明顯是一條極其可疑的死路。
新中國60年以來的民主政治實踐，尤其是近30年的中國民主政治實踐業已證明： “民”、“黨”、“法”三者同時互動，中國民主政治的生機與活力方得以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實質性追求方得以滿足，黨的執政能力，尤以駕馭復雜國際國內局勢的能力方得以提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國的大略方落到實處，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與偉大復興方成為可能。
這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系列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前提基礎上，當然與人不同，無需乞與人同，這樣的民主政治亦不受來自于外部的任何名義的壓迫，包括以“求同”“實現普世價值”為名義的壓迫。
依照《正義論》著者約翰•羅爾斯關于“合宜但非自由主義的政體”（decent but non-liberal regime）存在條件的分析，中國民主政治模式以獨立經濟體占世界人口最大的比重和某種“秩序下持續發展”的“正義性”，恰當地提供了一個無可替代的范例。該范例謹以證明，“非自由主義的政體”非但理論上可以做到“合宜”，而且實踐中也可以解決“非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兼容的問題。過去人們通常認為“非自由主義政體與市場經濟不兼容”，約翰·羅爾斯在其晚年謹慎地有條件地提出了“非自由主義政體合宜的標準”。不知道這位致力于人類正義性研究的美國老爺子，如若在上帝身邊忙完天國課題研究之后，有否精力與時間再為凡間中國政治模式的“合宜性”寫點什么，或者又發現中國今天的“不合宜之處”尚有哪些。
羅爾斯先生未必清楚，弗萊堡學派的觀點進一步支持了先生的結論。
主要流行于德國和瑞士的該學派認為，“有效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由政治塑造而成的，是人性化設計的結果，它由一個有權威但又有限的政府設立并受其保護”。該學派被冠之以“秩序自由主義”，他們的主張還有：“通過憲法和制度的事先約定，在國家和市場各自的周圍建立起一道堅固的屏障，以使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內盡可能發揮自己的特殊作用，同時保護它們的獨立完整性不受削弱”。
羅爾斯與弗萊堡學派是西方學者中的先覺者和思想解放派。
他們沖破“西方中心”、“白人優秀”、“文明終結”的觀念束縛，不囿于成見和定式，不搞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兩分法”，因此很自然地觸摸到了千差萬別世界政體模式“和而不同”的意蘊，感受了“多樣性統一”的玄妙。這些被他們視作新鮮發現，興奮地觸摸把玩不已的內容，正是“中華開國5000年”（孫中山語）古老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因為侵潤進入基因之故，凡為國人者毫不費力即可理解的東西。
遺憾的是，羅爾斯與弗萊堡學派而今乃為少數派，中國文化的精華與當下體制的正義，尚不為偏見與利益雙重負荷者們所理解。
中國，這座歷史風云中堅韌挺拔嵯峨斑駁的老城，承風采絢，樹道慕華，老干吐翠，臻善校偏，煥發出無盡的活力，美好的未來正在向她招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即會有那么一天，海內外那些冥頑不化的人，將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向老城投來愧悔復雜的目光。
基于此，國人者，正確的做法本當愈是外界議論紛紛，愈是有人別有用心，愈應莊敬自強專心致志聚精會神，“讓他們說去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們將穩步地實現自己的目標”。（毛澤東語）
令人憂心的實際情況是，近年來，部分國人的悟性、辨力、定力、表達力出現系統性障礙，他們墮入五里云霧，忘記了國家根本利益之所在，懷疑起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不算，在“普世價值”烏鴉語境下，竟然跟著人家說瞎話、渾話、胡話、情話，還翩翩起舞，做小燕飛飛狀……
所以，我們不得不側過身來瞪他們一眼吼一嗓子，再輔之以苦口婆心的勸說。這本小書，大概就從屬于這一瞪一吼和苦口婆心。
四、西方十字軍，普世價值傳銷本質
說來有趣，演繹意識形態分歧的話語權之爭，酷似當下南京秦淮河之夜。
舉目望去人頭攢動，側耳聽來話語滔滔，稍稍仔細分辨卻發現，作為市場之固有規律，古今中外不曾有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河兩岸手舞足蹈的辯說者，其根本分歧，并不在其所爭的什么價值觀上，也不在于“世界上有沒有普世價值”，更不在于“什么東西是普世價值”——敬請諸位留意，這里不是世界哲學家年會，彌足抽象的價值概念問題，哪里有什么好爭的。
人們眼睜睜地盯住不放的玩意兒，其實是一些實際和裸露的東西：“誰定義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背后的底牌是啥？”“普世價值的飛鏢將擊中誰家？”“誰將成為普世價值征伐的犧牲品”……
質而言之，人們所爭的，惟戰略生存空間耳，惟“國家利益”耳。
所謂“普世價值”，無非好看的油彩，涂抹在意識形態“十字軍戰士”的臉上，無非孔雀的翎毛，插在征剿異教徒的黑袍子劊子手的身上。趁著這幫家伙人模狗樣溜著狐步高談闊論之時，如果攝像機鏡頭能夠推將上去，人們將會清楚地看到，“意識形態十字軍”每一個士兵的雙手都緊緊捏著頃奪性命的利器，而每一個隨軍牧師的嘴里都叨咕著陰森的咒語。
有人把我2008年對普世價值問題發言的幾十篇文章，丑化成司馬南反對普世價值，進而丑化成“司馬南不承認人的共同性”，他們試圖要人們相信“這個司馬南在反人類”。在這些人的邏輯里，被西方霸道定義的、西方己所不欲的、通常實行雙重標準的、禍害別人有利于自己的所謂“普世價值”是絲毫懷疑不得的。
被逼無奈，我只好反復聲明：民主、人權、自由、法治，這些標志著人類文明階段性成果的概念，司馬南一個也不反對。
但是，我堅決反對有人借這些空洞而美麗的概念作掩護，偷塞私貨栽贓別人。
第一反對打著“民主”的旗號，強力輸出自己的民主，羞辱打壓中國的民主；
第二反對打著“自由”的旗號，無恥美化自己的自由，詆毀謾罵中國的自由；
第三反對有人病態自戀，高估自己的“人權”，同時攻擊褻瀆中國的人權；
第四反對有人極盡招搖，顯擺自己的“法治”，同時踩碾惡搞中國的法治。
五、政治神功師，弄鬼禍國兼容升級
誠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民主政治還遠說不上完美，還存在很多急迫的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們有我們的敏感處、窘囧處、尷尬處、壓痛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總的體系總的規律及其分部的規律均在艱難的探索中，中國的民主政治尚缺少熊彼特那樣的理論家給出更自洽更精巧的描述和解釋，這就好比老北京人對自家四合院里的影壁墻、金魚缸、老槐樹、石榴盆、蒲扇、板凳、搗蒜缸子、洗衣搓板等等大小物件，尚有騰挪地方、重新擺布的沖動。
社會現實中，要說不滿意，不高興，不痛快的情緒，很多人都有啊；要講罵人，發牢騷，說怪話，誰人不會啊。但是我們應當區分兩種不同的情況：存在問題，改進工作，好比一個人割闌尾、拔癤子、勾眉描眼、置辦新衣服，是為了活得更有質量更幸福更有尊嚴，完全不同于有人卡我們脖子、唾我們臉、掘我們祖墳、戕害我們的根本利益。
前者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后者是取消中國獨立生存的資格。
前者是捯飭，是治病，是自我完善；后者是侮辱，是驅逐，是他族謀殺。
接受采訪的時候，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臉上落個蒼蠅怎么辦？
提醒其人，或轟走蒼蠅，都可以。可您偏要舉起普世價值的錘子，一家伙把人的腦漿搗出來，這哪里是轟蒼蠅，分明是殺人啊。普世價值問題看似復雜，其實沒有什么理論深度，無非癩蛤蟆瞧著青蛙不順眼，它以為自己身上的癩點是必須的藝術彩繪，無非有人強行對黃瓜實行茄子標準，它以為紫色的外表是大千世界的正色。錘子者也罷，蛤蟆者也罷，茄子者也罷，悉之符合一般規律：“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毛澤東語）
因此，我們首先要頑強地抗辯地球強惡勢力以自己的政治模式，霸道地格式化中國，尤其要揭露那些地球強惡勢力的幫兇以“幫閑”的形式在中國從事害人的政治傳銷活動。其次，要自信地、努力地、自覺地、堅韌不拔地繼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逢山開路，臨水架橋，一切從問題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易幟、不動搖、不折騰”，全面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事業。
前幾年的某個時候，盯著這幫“政治傳銷師”、“普價洋槍隊”看著看著，忽地眼前一亮，啊哦，這支“混編的傳銷團隊”與上個世紀80、90年代那批手眼通天的“巫婆神漢群體”何其相似乃爾？搖唇鼓舌，一似也；招搖過市，再似也；妖言惑眾，復再似也；遺禍社會，繼復再似也。
不同的是，巫婆神漢裝神弄鬼，通常僅以詐騙錢財為目的，醉心政治試圖問鼎天下者極為鮮見，“輪-李”為代表的垃圾貨后來呼風喚雨的能力，乃為海外敵視中國勢力下大血本扶持利用的結果。
當年的巫婆神漢現在已是落架的死灰，基本上過了氣，人們對他們也已經有了較多的警覺性和免疫力。而對這群“政治傳銷師”和“普價洋槍隊”，人們卻一時還不太摸底細，不明白這是怎樣一群人，他們的目的何在、危害何在？
據觀察，這群“政治傳銷師”、“普價洋槍隊”，他們喜歡以“自由主義者”、“基督教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來作自我標榜，同時極善于以“公共知識分子”身份作隱身和掩護，看上去似乎沒有什么個人利益欲圖謀，無非寫寫文章，查查經文，打打官司，管管閑事，組織個簽名活動，弄個什么憲章，海外領個什么獎項，國內制造個什么媒體事件，瞅準機會策應一下給中國政府施壓的大國領袖，見縫插針地給執政黨搗個什么小亂……
但是，這些人的特異危害，遠非當年的那些神功大師所能比。
神功大師要錢，罪在殃民，
政治傳銷要命，罪在禍國。
跨國經營的、康采恩模式的、金字塔結構上的任何一位政治傳銷師都明白自己的位置與使命，更需明白普世價值議題的煙幕效應。
普世價值的實質，是美國政治模式在中國的強行“觀念傳銷”（洗腦別稱），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任何傳銷都不會止于觀念層面。觀念無形，形而上，黑手有形，形而下，私底下一系列復雜的聯動，其鋒芒所向，惟中國人民莊嚴篤定踐行的民主政治。
政治傳銷師致力于誘發放大社會負面情緒，將中國描述成自甘于世界文明體系之外的一片悲慘世界。按照他們的解釋，悲慘世界的原因，無外乎中國有一套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故此，他們不遺余力地通過咒罵、鄙視、羞辱中國的民主政治，期待一俟得逞彈冠相慶醉酒當歌。
六、從事實出發，中國民主當有自信
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社會現象：中國取得了令整個世瞠目結舌的的偉大成就，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因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最富有的美國人都跑來“對話-借錢”了，“沒定拆哪”馳遍世界了，古老民族復興圖畫欣欣向榮，國人揚眉吐氣自信大增，但是，有人卻仿佛因此感覺到越來越不滿意，他們總是滿目灰暗，第六感危機四伏，依照他們的說法，中國神話的世紀華彩每維持一天都屬意外幸運。
推究這一現象，原因或為多方面：
其一，發展，發展之后出現的新問題，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靠發展本身順理成章地捎帶著就解決了，而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資本主義的某些頑固特征成為去不掉的社會標識，結構轉型、政治多元、資本擴張的同時，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擺在眼前。顯然，改革進入深水區，好比剛剛考完中學《三角》、《幾何》、《代數》的優等生，望著大學本科《數學分析原理》一頭霧水內心焦慮。
其二，輿論、尤其是部分網上輿論“黑沫化”現象嚴重。“黑沫化”是我造的一個詞，大意是指那些天天在網上尋釁，專門發現（包括制造）并放大社會問題，并把問題的原因一股腦地歸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一種意識形態傾向。嫻熟操控此種輿論的人，習慣于把一個指頭尖部潰瘍，視作整個巴掌烏黑全身一無是處，他們運用某些媒體混淆是非的軟實力，攪得渾天黑地仍不罷休。
而與此同時，主流意識形態怯于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某些發言人硬著頭皮的官話，語速慢得驚人，面目僵化得要命，連篇套話味同嚼蠟，基本無法自圓其說。想當年，宣傳民主思想，維護人民利益，共產黨何等的意氣風發，奇怪的是，民主這根金箍棒拿在孫悟空的手上，仿佛不是自己的獨家暗器了，手生了、氣短了、膽小了，畏首畏尾了。
其三，吃醋，海內外均有人每天為中國的成就而難過，難過得心里像老陳醋泡酸菜心兒一樣。這些家伙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一個共產黨領導的、按照西方標準屬于非民主的經濟、文化、政治體，竟然能夠治理有效蒸蒸日上，竟然挑戰了“計劃與市場兩分”的西方經濟學，挑戰了“民主與專制兩分”的西方政治學，又順便挑戰了“國家與社會兩分”的西方社會學。（潘維語）這簡直是無法無天，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醋意聯盟’網羅力量糾集殘部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話語圍剿力度。
不管人們怎么說，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擱在我們面前，急需做出明確的回答：
既然中國的政治體制，什么“一黨執政”，什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什么“黨指揮槍原則”那么成問題，那么不合某些人的“普世價值”，既然在一些人的眼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封建專制陰魂不散”，為什么短短60年間，中國趕上了200年工業革命的老紳士，一路轟鳴超車，經濟體量的所占的位次不斷前提，取得世人嘆為觀止的社會進步？
有人習慣于嚇唬世界，順便嚇唬自己。一會兒說中國“黃禍”，[13] 一會兒說中國“崩潰”[14] ，一會兒說中國“威脅”[15] ，一會兒又說“中國養活不了自己”，[16] 可事實的發展，為什么卻總是剛巧相反？
難道就不應該扭個角度，換一個思路想一想——為有源頭活水來啊[17] ，根植于5000年中國文化的政治體制，或有可取之處哩，中國當下的民主政治模式，也或為適合國情的“最不壞的模式”[18] 哩。
剛剛去世的大科學家錢偉長的四叔，一向篤定沉靜鄙視浮躁絕少激憤的錢穆老爺子認為，“中國政治模式”借鑒世界沒有錯，但須“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只想把外國現成制度，模仿抄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仿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上以往一切制度傳統，只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序）
七、民主烏托邦，肯下功夫不會白讀
研究中國民主政治問題過程中，我讀過一大堆花花碌碌的洋本本、土本本。總的感覺是，洋本本，不解國情偏見太深，土本本，裝模作樣套話太多。
取名《民主烏托邦》的一本小書，意外地讓我爽了一回。
該書“中法血統各一半”，引經據典地對普世價值傳銷者進行了一番消解。這本香港出版，大陸限量發行的小書，白皮黑字裝幀素雅，已經不記得是怎樣到了我的手上了，像許多值得琢磨的本本一樣，一讀進去就剎不住閘，通宵達旦地粗讀過后，書在我的雙肩挎里呆了一個多月，扉頁及空白處密密麻麻地被我習慣性地涂抹滿了。
2008年夏天，北大潘維教授召集“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適遇《民主烏托邦》的作者、譯者，一位清癯俊朗的江南留洋秀才。河清博士吃驚地看到自己的書被北京胡同大爺司馬南讀得皺巴巴的，上面批滿了密麻麻的小字和符號。茲為著譯者，幸福莫過于此，于是，相見恨晚；于是，稱兄道弟；于是，同聲相應；于是，每有來北京（河清兼清華客座）的機會，他老兄總要擠時間到南鑼鼓巷小聚一番。我等談天說地相言甚歡，對現今中國社會的民主迷信，則不免憂思難解。
我曾力促《民主烏托邦》在大陸出版，結果勞而無功。幸而劉仰先生大力斡旋玉成此事。劉仰仁兄09年連出兩本書，一為與友人合著的《中國不高興》，二為自己獨著《中國沒有榜樣》。劉仰聯絡的出版社編輯提議，再版《民主的烏托邦》完全可行，但以河清原書為骨架，外加另三人的品評鑒賞文字集合成冊方有新意。出版社希望劉仰君、韓德強君與我分章碼字各自為戰，圍繞河清民主高論發表補充意見、不同的意見，簡取君子“和而不同”之意。于是，我等三人遵囑而行，每人獨擎一幟，環繞河清漫漫舞動，“民主四人談”就這樣成型了。
自知學養淺陋，愧比仰強，故而徘徊很久，不知如何下筆，最后想出一個偷懶的辦法——扒下08在北大講課錄音敷衍成篇，計約3萬字，發與劉仰君了卻差事。
我這人打小有個毛病，學名“功能態轉換障礙綜合癥”，即一般人所說的“一根筋”，姥姥戲謔“叼根屎橛兒，給麻花兒不換”。及成年，病得越發厲害。尋常事等，不做便罷，一俟開頭，即不輕易撒手。就作息而言，不到困得不行，不睡，睡下之后，不到自然醒來，不起。吃菜，盯著眼前的一盤吃起沒完，旁邊的菜，不動筷子……
南方某報評論員許是把我看透了，他蔑言：“司馬南不過是***的一條狗，咬住**就不撒嘴”。噫嘻，竟也近似俺姥姥的評價。難怪格言上說，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在于朋友。
民主是一盤菜，不吃也就罷了，及俟吃下，五味雜陳，塊隱累累，不泄不快，不說不行。小稿子交與劉仰，一發而不可收拾，雜亂感受很快被梳理成一篇30萬字的文章，乃文以《民主胡同40條》為題，用“北京民主胡同1、2、3、4……”來標序。恐出書后被人列入“胡同旅游系列圖書”，專門綴加副題“中國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隨機闡釋”。
八、看地球文化，胡同大爺也喝可樂
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筆者30年蝸居之地；
胡同，亦即南方人所說的里弄、巷子。散見于老居民區四合大院、四合中院、四合小院之間的過道，寬窄不一，以窄多見，交錯縱橫。
胡同一詞，據考最初見于關漢卿那出著名的戲《單刀會》，戲詞唱到“殺出一條血胡同來”，鏘鏘鏘鏘，煞是震撼。《單刀會》又名《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寫的是關羽關老爺憑借智勇，單刀前赴魯肅所設的宴會，最終狹路相逢勇者勝，關老爺奉刀而歸的故事。這個關于胡同的最早出處，引發了我的聯想：中國民主政治確然需要關羽那種“殺出一條血胡同來”的精神。否則，精神自我矮化，結果必是黨將不黨，國將不國。自己固然沒有關老爺的大智大勇，但千古文人俠客夢哦，吾心向而往之也。
胡同，曾為元大都方言，有人考證胡同從“忽洞格”，即蒙古語的“井”字演變過來，故有“因井而成胡同”的說法。可見，生與活，乃為胡同第一要義。我忍不住綴補半句：生與活，亦為民主政治之第一要義，不食人間煙火者的民主要不得，意在斷中國人香火、社火的民主要不得，從可疑的海外基金會領得薪酬，借宣言民主在胡同里惹是生非，更要不得。
北京“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事實上，直到今天，到底有多少條胡同也搞不太清楚。因為所謂胡同，大小不一，長短不一，形態不一，還有半截胡同、后夾道（就是房與墻之間的間隙，將將能過人的細窄過道）等。
胡同者，過道也。過道過道，再窄也要能過人，故而，北京的“死胡同”其實很少。即使住在“死胡同”里的人，也活泛得很。傻子都知道胡同另一端即大路朝天。內蒙古草原長大的白巖松擔心民主胡同未必走得通，其實這個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從物理學意義上說，根本就沒有什么死胡同；從生物學意義上說，根本就不會有人在胡同里面壁死磕。
遙想當年，筆者光棍一條闖北京，好不容易搭末班車娶上媳婦卻沒有房子，為此東挪西索，寄住過仙翁齊白石老宅子旁邊的南豐胡同，寄住過名人扎堆的西絨線胡同，后來因為惹麻煩，為逃避血光之災，又蹭住在大木倉胡同、光明胡同。上世紀80年代寫《神功內幕》的時候，也曾蝸居在東城菊兒胡同。最后，索性南鑼鼓巷安家……
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那正是我的老東家，國家商業部機關家屬大院所在地，當年沒少往那跑。看來，元至今，磚塔胡同名字一直沒變，未及細考，不知地址是否也未曾變過。
北京胡同與我，有著剪不斷的交情，分不開的緣分，忘不掉的親切。這個感覺怎么說呢，一點也不繃著，放松啊、舒坦啊、自在啊。于北京胡同，悟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胸懷也罷、足立也罷、把玩也罷、繼承也罷，沒一處不得勁兒，沒有一處不帶勁兒。
立足于老北京胡同看民主問題，講的是早點剛剛吃過炒肝、包子、油餅、豆漿，老槐樹底下一壺花茶，大蒲扇搖著納涼的北京大爺的觀點，自然與華盛頓、倫敦的羅伯特、詹姆斯、格林斯潘、克萊斯勒等洋爺的觀點不同，與那些只曉得傻讀本本、嗜吃快餐、痛飲冰鎮可樂、交友浪漫網站、不諳世事亦不理柴米的小子們不同。
甭以為老槐樹底下的北京胡同大爺很守舊，只喝吳裕泰花茶，其實，什么普洱、龍井、猴魁、毛尖、碧螺春、王老吉、酸梅湯也都可以喝，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大爺見天換著樣兒地喝。可口可樂，北京大爺也成——感冒了，胡同大娘加些姜絲和紅糖熬制姜絲可樂驅寒湯。
姜絲可樂，多么絕妙的東西方文化融合的產物啊。
假使我們以千年為單位來考察人類社會，再過1000年，所謂東西方文化很可能就像一鍋燉了七天七夜的老鴨湯，沒人分得出當初的原料輔料調料分別是什么樣子，東西南北文明的差別已經微乎其微，文明沖突也已經成為了歷史。那個時候，或許我們真的可以來講一講奢侈的普世價值了。那個全球近似的統一的文化，類似姜絲可樂一樣不分彼此，姑謂之“球文化”。
書成型后，我將基本內容分送朋友征求意見，大家意見紛呈褒貶不一。
兩位老朋友為本書腎上腺分泌亢進：斥我大腦進水，斥我自取其辱，半夜里與我辯論不已；教導我不要卷入政治，不要妄談民主，因為“本世紀中國人對民主仍然沒有發言權”。看來，“我不同意的你的觀點，但是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境界，離我們還很遠哩，“讓人講話”確實是一種不容易聯系自己，不容易拓展的胸懷。由此更加證明，民主問題確有深入研討之必要。
事有例外，某個知名的自由主義朋友，看了我“民主胡同”前10條，他回復道：雖然你的基本觀點我很難認同，尤其是你斥責南方**“漢奸文人”的做法。但是，你能沉下心來認真讀書，能把大塊時間用來深入研究民主問題的做法我是贊成的。你的鋒芒讓人憤怒，你的文采令人妒忌，你的存在攪了別人的美夢……
本書原文是一順水地寫下來的，在博客試著上貼出部分以后，有讀者反映文章太長，嫌不好讀，建議我還是把它寫成對話形式的。好在基本內容本身即來自于熱烈的對話場面，是頭腦激蕩思維碰撞的產物。于是，筆者從善如流，將文章改回對話體。
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理解，筆者難免失之淺薄，寫到最后，仍然覺得很多話沒有說透。這個題目實在是太大了，內容實在是太龐雜了，筆者心之有余力有不逮。但是，不管怎樣，中國民主政治原理獨立自在、客觀存在，并且不斷復制、不斷豐富乃為事實。故此，本人堅信，堅定地繼續走自己的民主政治之路，方為中國繁榮昌盛之正途。
此書付梓，承蒙諸多好友相助。忘年交何祚庥院士答應親自撰寫序言，老同學張偉杰先生提出了重要的逆向評論，陳漢元、曹景行、陸天明、方舟子、黃慧琳、張頤武、孫哲、孔慶東、王旭明、梁宏達、張召忠、喬梁、宋曉軍、唐師曾、馬未都、紀連海、趙忠祥、崔永元、白巖松、薛飛、康輝，臺灣的凌峰大哥、日本政論家加藤嘉一等分別寫下了中肯的評語與熱情的薦詞。
借此機會，竭誠敬謝，感念之情，不盡一一。
歲在庚寅，五月十六，司馬南于北京南鑼鼓巷
（此為《民主胡同40條》一書后記，全書35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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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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