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基本問題辨析
作者:幽靈
在實際工作中,“科學發展觀”和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的關系,是首先應該弄清的問題。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8頁),可見,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是共產黨人原本確認的唯一正確的發展觀。因此,它的“唯一性”表示,如果“科學發展觀”是科學命題的話,那么它和“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應該屬于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前者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概念,后者只能是隸屬于前者支配的具體工作理念。所以,在解讀科學發展觀命題的時候,必須首先弄清它的“實際含義”,否則,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做法隨意冠以“科學”的頭銜,這樣,創新的概念就會隨之混亂起來。
正如列寧在評論恩格斯晚年關于歷史運動中的相互作用思想“如何應用的問題”時所說的那樣:“僅僅相互作用=空洞無物”(《黑格爾〈邏輯學〉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2頁》),就是說,這一命題在應用中,如果不去揭示相互作用內部因素在它們聯系中的“具體規定性”,相互作用就成為一個空洞的套話,什么問題也說明不了,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同樣,科學發展觀“如何應用”?也應該揭示其內在的具體規定性,在能夠確定其科學內容和過程的時候,才能找到科學的途徑,才能使其變為可以把握和操作的東西,而不是空洞的口號。
一、 發展概念的辯義。
(一)發展的科學含義。一種意見認為:發展的原則不是哲學的最高原則,“發展”的概念在哲學范疇中,連一般的屬性也稱不上。因為,“發展”實際上只是對物質運動性引起變化的一種不確切的表述,是物質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描述物質變化的模糊概念。許多事實表明,事物一方面的“發展”,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毀滅”或者“倒退”為前提的。比如:人的“出生”算發展,還是“入死”算發展?就是說,人以自己的意志對物質世界進行優與劣的比較后,才產生了發展與倒退的概念。可見,發展這一概念離不開人的目的和意志,往往充滿著優劣比較的不確定性。所以,在談及“發展”時要特別小心,否則,發展會變成純粹的空話,從而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潭(《決策學基礎》下冊第851、852頁)。
另一種意見:是唯物辯證法的發展的學說,指發展是按螺旋方式而不是按直線方式進行的;發展是量到質的轉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部矛盾雙方的統一和斗爭,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任何具體事物發展都是有限的,整個事物發展是無限的。發展與運動有聯系,但不等同。運動不一定體現事物的發展(《哲學大詞典》第457頁)。這應該是目前關于“發展”的科學規定。列寧認為,唯物辯證法是“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見《列寧全集》第23卷第42頁)。
相比之下,前一種意見擔心:發展詞義在應用中存在的“主觀不確定性”會帶來不良后果。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因為問題在于:唯物辯證法發展學說中除了“方式”、“轉化”、“原因”、“有限和無限”等規定外,沒有對事物進行優劣比較后的正確價值取向的確切表達,即:談到“發展”的時候,沒有發展目的和意志的真理性取向,從而使人們對“發展”的哲學意義產生了懷疑。因此在實踐中,除了謹慎使用發展概念外,更重要的是,應該對“發展”正確價值取向標準給以明確的界定和說明。但這并不排斥列寧關于發展學說總的判斷的正確性。
所以,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上,發展學說應該在原來基礎上補充和明確“價值取向標準”的表達。其基本含義應該是:“人們運用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理論與方法,在認識和改造物質世界和主觀世界過程中,使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發展,符合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行為和結果”。如果人們的行為和結果背離了這一基本含義,就不能稱為“發展”,應該稱為“倒退”。
(二)發展觀的科學含義。發展觀是對事物是否發展變化和怎樣發展變化的根本觀點。是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是反映客觀事物運動變化的發展觀。它認為:“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圣的東西;它指出所以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與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的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3頁)。
列寧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有兩種基本的發展觀:一種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復;另一種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聯系)。前者忽視了事物的自己運動,或把它的泉源移到了外部,移到神那里去;后者是活生生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認識自己的泉源上,提供理解‘飛躍’、‘漸進過程的中斷’、‘向對立面的轉化’、舊東西的消滅和新東西的產生的鑰匙”(見《列寧全集》第55卷第306頁)。在這里,“發展觀”的科學含義是再清楚不過了。
可見,發展觀是否科學,要看是否堅持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是否堅持發展中的對立統一法則,是否堅持事物發展根本原因是內部矛盾性的立場,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所以,“科學發展觀”的本質,應該是對發展觀運用過程中遵循“科學性”的一種強調,其內容應該仍然是“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其科學性也應該是對唯物辯證法的繼承或回歸。否則,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去談論發展,再怎樣冠以“科學”之詞,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就是說,如果“科學發展觀”的命題成立的話,它只能是在唯物辯證法發展理論指導下的加強發展的工作理念,而不能與唯物辯證法“發展學說”相并列,更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或者獨立的指導思想。
(三)科學發展觀的定位。既然科學發展觀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方法指導下的工作理念。那么,其基本內容應該是:發展的根據與理論依托,發展的目的與決心,發展的道路,發展的目標與動力,發展正確性的檢驗、評價與鑒別機制等。這里包括自然、人與社會的科學發展。所以,就歷史發展而言,符合社會主義科學體系的基本理論和原則的發展,才能稱得上是科學的發展。
(四)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定性。
1、階級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本質的問題,在社會主義階段,階級斗爭是否還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它是科學發展首先要回答的問題。馬克思說過:“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第23頁)”。由于社會生產方式制約著科學發展的方向,因此,社會制度和階級關系對科學發展有著重要影響。馬克思認為:不屬于任何階級的人是不存在的;階級對立的發展是同工業的發展步調一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反對階級斗爭的人是一些幻想的反動宗派,他們一貫企圖削弱階級斗爭,調和對立。可見,反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人過去就有,并受到馬克思的無情批判。
《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激化的可能”,這是符合我國社會實際的正確表述。不過歷史將證明:階級斗爭不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而且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
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產生了辯證唯物主義,極大地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它是馬列主義者在為勞動人民利益而斗爭的過程中創立的,這一科學方法論包含著唯一正確的發展觀。它的階級性集中表現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路線、方針和政策。其核心,是建立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基本社會制度和人民政權,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雖然自然科學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在階級社會中,自然科學為誰服務(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所以,階級斗爭是鑒別正確與錯誤發展方向的試金石,也是檢驗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正確性的基本方法。由于路線是保證發展方向的決定因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同志“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教誨,仍然放射著真理的光芒,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因此,堅持階級分析方法,把握階級斗爭,是科學發展的基本觀點。
2、先進性。是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進步性。主要反映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引領和促進作用上,反映在上層建筑對新型經濟基礎完善和鞏固的作用上。其本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須能夠解放生產力,必須能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以后,舊社會的上層建筑必須得到改造,以與其相適應,新思想和舊的傳統觀念的決裂是不可避免的。否則,舊的上層建筑必然反作用于新的經濟基礎,破壞新的生產關系,使它有倒退和復辟的可能。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在階級社會中,思想意識具有階級性,集中體現一定階級的利益與要求,不同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重要方面。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與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根本區別在于: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基礎的、科學、進步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發展與經濟基礎的發展,并非任何時候都是一致的、平衡的,經濟上的暫時落后的國家,不等于意識形態的落后。意識形態的進步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發展的先進性,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舊的上層建筑對新的經濟基礎由不適應到適應的改造過程。我國建國以后的歷史已經證明:在剝削階級被消滅以后,階級斗爭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無產階級思想與剝削階級思想的較量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
如: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原本就屬于兩個“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它人為地捏在一起是錯誤的,把它的結合體作為經濟體制的建設目標更是荒唐的,是與事實相違背的。
新中國建立60年來,人民經歷了前30年和后30年的生活對照,經歷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亞當.斯密(市場經濟)價值觀為指導的“公與私”不同意識形態的生活體驗。前者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廉潔的政府和最純樸的民風,社會生產和各項事業不斷發展,以周恩來同志為杰出代表的人民政府光輝形象光照千秋,為后人世代傳頌。后者創造了消耗100年資源為代價的最多的物質文明,也制造了新中國歷史上最多的刑事犯罪、工傷事故、職業傷害、勞資糾紛、自殺率、失業者、最腐敗的社會風氣、最昂貴的國家行政成本、最重的群眾生活負擔等等。當今,華麗的社會外表的背后不斷滋生著腐敗的土壤,散發著人與人金錢關系的腐臭,隱藏著人們的精神迷茫和恐懼,歌舞升平的畸形繁榮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幸福感。這說明“私有制”的意識形態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發展。人們要問:在改革短短30年的時間里,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毛澤東同志早已作了回答。
他在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段話精辟地闡明了為什么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初期只是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即:“所有制變更了”,其他“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第二,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所謂“先進”的生產關系仍然包含著舊社會的“胎跡”(舊的意識形態)。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并不等于同時完成了其舊的意識形態改造工作,它在整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需要經過長時期的改造和完善,才能變為鞏固的不可替代的先進生產關系,才能充分表現出超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因此,社會主義初期的基本制度還很不完善、很不鞏固。舊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利用這些不完善,使它倒退、復辟和演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始終存在著復辟的危險。所以,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雖然“新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故這對矛盾不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
可見,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和理論是否先進,不是自封的,而要由社會發展的客觀狀況做出回答,要由人民來評說。
3、預見性。是運用正確方法對事物發展結果的預斷。現代預測科學認為:判斷決策是否正確,可以經過實踐檢驗,但這并不排斥邏輯論證也是檢驗真理的手段。因為,每項決策不能都等到決策實施完成后才能確定,是在事前和事中可以通過邏輯推理證明的,這是預測科學產生的根據。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預測科學,它預見了共產主義社會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規律;毛澤東同志預見了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革命和建設的規律。無論是黨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策略,還是某項工作的計劃、方案、預算等,都包含著對結果的預見性。所以,從上世紀60年代產生了應用性預測科學。這是人類科學的一個重要成果,也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和方法。
可以預言,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中,任何選擇、堅持走中間道路和掩蓋階級斗爭的行為,實際上是給右派勢力反人民提供了幫助,最終都將一同倒向資本主義和屈服于帝國主義,這是修正主義者的選擇與必然歸宿。
4、統籌性。是指對事物發展全局性的把握,也是事物系統內部結構、秩序不斷趨向合理化的動態反映。它包括:通盤籌劃、統籌兼顧、統籌全局。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統籌性的思想核心,是“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很早就提出了統籌兼顧的思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指出:“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他把統籌兼顧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法。
陳云同志曾在總結我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經驗時指出:“一九八四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51頁)可見,統籌性的本質是社會發展的計劃性和全局性,其基本思想是“統籌出公平,出效率”。
實際上,科學發展的統籌性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有計劃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比較好地實現。
因為,從30年改革我國經濟體制逐步轉向市場經濟的結果來看,并沒能逃出馬克思的描述:“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共產黨宣言》第28頁)。當今我國10%的人掌握著80%的社會資本,社會財產分配兩極分化已排名世界前列;改革造就的新興資產階級,以“建設者”的身份早已完成了剝削雇傭勞動的資本原始積累,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雇傭勞動者和失業者;由于福利性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已不復存在,“關注民生”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當今已出現舊中國才有的現象:“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能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共產黨宣言》第39頁),勞動群眾的“主人公”平等地位早已名存實亡,我國社會已經形成了受資本支配的各種腐敗的利益關系,這又一次應驗了馬克思的見解:“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哥達綱領批判》第14頁)。市場經濟結構的文化發展,必然產生“資本支配”的社會權利,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歷史早已證明:市場經濟原本就是腐敗的“孵化器”,2800萬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正是為了消滅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體制,鏟除腐敗的土壤。如今站在市場經濟腐敗體制上的反腐敗,好比“拽著自己的頭發想要離開地球”,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因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反腐敗力量,本質上是屬于權貴資本支配的力量,因此,它不可能阻止腐敗的不斷升級與蔓延。從總體上看,無論有多少制度,只能屢反屢敗,這是改革30年來鐵的事實。
事實還證明:披著“合法”外衣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瓦解了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破壞了社會發展的統籌性,破壞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破壞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破壞了人的正常關系和尊嚴,改變了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當今在我國改革成私有經濟為主體的情況下,統籌發展已經成為一句空話,資產仍在不停地向少數人手里集聚;經濟結構中的比例關系失調,導致物價上漲,統計方法也不能正確反映經濟純收益情況。就普遍事實而言,“先富”幫助“后富”不過是在維護貧富差別前提下的小恩小惠和空頭支票。這是資本的勝利,走資派的勝利。“由此必然產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同上),即資本越來越左右政府:錢權交易、山頭宗派、官官相互、官商黑勾結、貪污挪用、揮霍浪費、要素分配、高薪制、《物權法》、潛規則等遙相呼應,黑社會、黃賭毒、販賣人口、搶劫敲詐、各種造假活動等大量腐敗、丑惡現象死灰復燃,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甚囂塵上,本質上一脈相承。
當前陷入經濟危機給我國帶來的損失令政府羞于言表,中國銷售給美國便宜的商品,然后再把美圓循環給美國財政部,購買復雜的可能一文不值的金融產品。這個過程伴隨著壓榨國內勞動階層的利益。這正如列寧所說:“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到國外,以提高利潤,……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56頁)”。無奈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能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促使下一輪經濟危機提前到來。一個國家只有在資本主義軌道上才會如此。
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個人的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共產黨宣言》第53頁)。改革30年來,可惡的市場資本沖擊著整個社會,上演了無數人間慘劇,效仿西方的我國法律體系實際上是為資本服務的,是保護少數人利益的,廣大群眾民怨沸騰。而有人則要使出渾身解數,把市場經濟刻意夸耀的如何美好,揚言要為實現這樣的美好制度來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堅”。面對我國市場經濟早期的階級矛盾,它的設計者們不是反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而是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口號來粉飾與調和階級剝削與壓迫,這正好被馬克思言中:“這種階級對立……剛剛開始發展,它們所知道的只是這種對立的早期的、不明顯的、不確定的形式。因此,這些主張本身還帶有純粹空想的性質”(《共產黨宣言》第56頁)。“為了建造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不得不求助于資產階級的善心和錢袋。他們逐漸地墮落到上述反動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者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是他們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狂熱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會科學的奇功異效”(同上)。
由于“支配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是統一的”(列寧語),所以歷史常常驚人的相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終于跪拜在資產階級的善心和錢袋下面,發明者賣弄著“三個代表”的學問,將大量“剝削有功”的“建設者”請進共產黨內,黨內也有部分黨員不擇手段的蛻變為資產階級有錢人。從此,黨內階級成分和黨的行為被污染,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已無法對世人自圓其說了,千百萬烈士們的遺愿已被修正主義分子篡改。
截止2006年,我國國有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4.9%,遠遠低于1949年建國之初占26.2%的比重,而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改革開放為貧富分化提供的所有制基礎。當人們能夠正確解讀市場經濟后果的時候,中國已具備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特征,當權者只是沒敢公開坦言罷了。人們將要看到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共產黨宣言》第53頁)。當我國社會“剝削制度”將要建立的時候,有人就要宣布“小康盛世”來到了。官僚精英們會利用他們壟斷的話語權來慶祝勝利,同時,雇傭勞動者也許因為得到了一份失業保險、“性工作者”會也許因為拿到了營業執照而走進慶典隊伍。
馬克思認為:所有制問題是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當前,走資派已完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資本主義復辟,所謂“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要改掉與現在私有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老一輩革命家建立和培育起來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砍倒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因此,只有堅定地站在廣大勞動群眾一邊,重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對資本主義復辟進行堅決斗爭,才是科學發展的首要任務和當務之急。而當今,在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口號的遮掩下,有人在繼續干著削弱公有制經濟的勾當,粗暴地踐踏著《憲法》和《黨章》,擴充失業大軍。這種“吃一鍋,砸一鍋”愚弄百姓的行為怎么能取信與民?這是歷史的反動!
5、可承受性。是指科學發展中的人與自然的正確關系。人們的生活和生產離不開自然,生活和生產的是否可以良性循環,是檢驗發展中科學性的重要價值標準,屬于戰略決策范疇。可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不是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而是人們在相當長歷史階段發展的總愿望、總方針,是向子孫后代負責的總態度、總立場。
有專家指出:“任何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都不應該奢望達到美國的物質豐富水平,占世界人口6%的美國人為維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要耗費30%的世界礦物資源。世界70億人有像美國一樣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那么環境污染總負荷是現在的10倍。但是“經濟零增長”又會使一個國家被排擠出國際市場,所以,第三世界國家應該尋求適合自己國情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
這一見解是有說服力的。在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的中國,任何模仿西方的發展模式以及享受模式都是脫離本國實際的,人均產值要跨入世界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盲目許諾是沒有根據的,是我國自然資源和環境所無法承受的。實際上,資源的有限性使得西方經濟學不斷增長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不能自圓其說。而創造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最低資源消耗的統一,才是人與自然協調共存的努力方向。因為,科學早已證明:“熵定律”主宰著大自然,即熱力學定律制約著物質世界,人們要想獲得長遠利益,必須尊重這些科學定律。
實際情況是,改革30年來,市場經濟把對廣大群眾的生活壓力轉嫁給了大自然,這是我國生態環境遭受巨大破壞的根本原因,而這些損失再有30年的自然恢復也無法挽回。列寧批判說:“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是機會主義”(《國家與革命》第32頁)。
從本質上講,自然的可承受性也就是人的可承受性,因為,對自然的破壞的最終結果是毀滅人類自己。有計劃循環開發、使用、保護資源,才是“可承受發展”的根本出路。所以,循環經濟和適度增長理念,是科學發展無法回避的。
6、批判性。是科學發展中事物的先進性必然取代落后的新陳代謝過程。人們對真理的認識既是反復螺旋上升的,也是永無止境的。因此,認識必然伴隨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局限和突破局限”、“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真理相對性的鑒別,必然伴隨著事物先進性對落后性和批判。因為,批判性客觀反映了事物發展內部的矛盾性,由此從根本上推動了事物的發展。所以,科學發展離開批判性是不能維系的,其本質是正確與錯誤雙方的斗爭性。正確的認識只有在和錯誤認識的斗爭中才能確立起來,錯誤認識也不會停止和正確認識的斗爭。否認斗爭只不過是斗爭的另一種形式。事實告訴人們,“階級斗爭熄滅論”是階級斗爭更加激烈的隱蔽表現,改革30年不搞階級斗爭的政策,不過是幫助資改派對人民實施“溫柔暴力”的階級斗爭而已,這是全國人民的切實感受。
如今,舊社會的悲劇正在重演!怎么辦?“重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只有團結起來對資產階級進行批判和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無產階級絕不能束手就擒。在困難目前,認為“改變不了”就順從的做法,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奴隸思想,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容易被資產階級收買成為“工人貴族”。
二、科學發展的基本問題。
(一)歷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要求將歷史現象、事件、人物置于特定歷史過程中去研究和分析。歷史的意義在于啟示后人,在科學發展過程中,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史為鑒,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尊重歷史事實,尊重歷史聯系和過程,尊重歷史經驗,尊重歷史規律,重視歷史的遺留問題,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正確評價歷史,甄別歷史等。做到這些,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任何無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不承認人民創造歷史的規律,歪曲歷史和不能正確表達歷史事實的做法,都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都會誤導后人,也會干擾科學發展。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恩格斯曾經有過代表性的論述,他說:“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有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走向衰落和滅亡。……在它目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圣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他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是這一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他表達的基本思想是:歷史發展總體上的前進性、連續性、階段性和必然性。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闡述了對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認識,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把這一歷史階段看作是動態的、暫時的、可以發生和消滅的事物,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而自封的、固定的、停止的任何理論體系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所以,資本主義絕非人類終極社會制度,共產主義社會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科學發展必須遵循這些基本歷史規律,才能少走彎路。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研究并不排斥現代科學方法,相反應該借鑒,而歷史的觀點和科學方法論體系是緊密聯系的。因為,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科學方法論的出現,大大豐富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普遍聯系、相互作用的思想、并把它具體化了、模式化了。正是對這些細節問題規律的揭示,使人們對物質世界中極為復雜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也更便于把握,解決了“相互作用”思想的應用問題。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1、站在歷史進步的立場上評價歷史事物,肯定和支持一切推動歷史上升和前進的力量。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立場。其要點:一是承認剝削、剝削階級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并由此肯定在一定時期內的歷史合理性;承認歷史上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曾經的歷史地位。二是對剝削階級執行歷史的批判,揭示其對現代生產力的限制性,對現代剝削制度實行徹底的否定與推翻,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充分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理論實踐的積極探索。如: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必須限制剝削現象的任意發展,否則,必然導致剝削制度的復辟。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領域出現的“兩極分化”的嚴酷現實,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制理論”是無比正確的。
2、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從整體歷史環境出發考察問題,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共產黨人必須不失時機地將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事實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敵我階級陣線和革命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同志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改革30年的事實證明,“走資派”這一概念是成立的,表述是準確的。但這一遠見卓識和深刻的理論建樹,卻不被當權的“共產黨員”所接受,他們反以千百倍的能量去抵制和否定,這是黨的領導的蛻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的直接原因,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沒有處理好走資派的問題,喪失了無產階級的警惕性和鑒別力。
3、要重視基本的歷史聯系,不但要把歷史問題放到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考察前因后果,還要把它與周圍的事物聯系起來,弄清歷史環境中諸因素對它的影響,肯定其中的歷史規律。如:社會發展的“歷史周期現象”是剝削制度的普遍規律。共產黨人只有從中獲得警示,搞清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的性質,才能面對復辟的危險,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今天,面對國內資改派的狂妄叫囂和國外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圍剿,人們不得不嘆服毛澤東的偉大和高瞻遠矚。人們不得不同樣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才能鞏固社會主義?
4、把歷史事物作為一個過程去研究。就像列寧所講的:“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43頁)。黨和國家的現實危險提示人們:毛澤東同志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非空穴來風,決非為了打倒哪一個人,而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歷史窺見,是關系國家前途、人民江山的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嶄新革命,是修正主義者的克星,是人類五千年文明史中最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盡管它遭到黨內激進派和走資派“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挑動群眾武斗”、“轉移斗爭方向”、“事后嫁禍于人”等等不擇手段的嚴重破壞,但它的強大歷史推動力,不會因為創造者的逝去和他的不完善而消失,它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人心中的一盞明燈,“文化革命”的偉大創造將光耀千秋。
5、歷史地對待歷史遺產,把先前的歷史看作現實的可靠基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批判地繼承一切優秀歷史遺產。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客觀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勝利創造了歷史條件是符合事實的。因為,“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共產黨宣言》第43頁)。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造就自己的掘墓人,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陣痛之后,就會更加堅定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更加覺醒并為之奮斗。
上述這些原則,對任何歷史的研究都是適用的,是科學發展需要遵循的。
(二)自然觀。馬克思主義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要求自然、人與社會相統一。“自然界的發展是人類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是按照人如何認識自然界,而且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對自然界認識的基礎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單獨是自然界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51頁)。電子計算機和網絡的發明,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的建立,深刻揭示了自然、社會、精神三個領域中許多現象的一致性,具體論證了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耗散結構理論”的建立,深刻揭示了自然、人與社會生命過程的本質問題,大大豐富了辯證法的物質觀、意識觀。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是從自然科學的知識基礎上概括出來的,作為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可以對科學發展起指導作用。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自然、人與社會相統一的建設過程中,既不能靠侵略去搶奪世界資源,也不能制造不平等貿易,只能通過平等貿易填補本國資源缺口。因此,盲目的出口外貿依存,等于用本國資源去養活外國人,這和我國的資源狀況是相矛盾的。聽任外國人侵占我國領土或在自己領土上和外國人搞什么共同開發,更是與“獨立、強大的中國”極不相稱的。
(三)道德觀。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要求以大多數人利益為判斷立場和原則。道德是一個歷史范疇,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世界上沒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體的道德。因為,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而言,它本身就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因此,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行為準則和規范,是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而試圖掩蓋階級斗爭,脫離大多數人的利益去空談道德,只能是騙人的。道德的屬性是它的階級性,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的實質,是要把為大多數人服務的理念作為社會規范。所以,它在科學發展中,意味著對社會傳統道德能動地改造,意味著為大多數人利益服務的社會行為約束。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高度概括了無產階級在爭取解放斗爭中的道德總原則,他說:“過去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在這種道德觀的支配下,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資產階級“生產和產品占有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它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因此,“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理論總概括。而只有消滅私有制帶來的“階級對立”,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避免的,否則就必須讓位于資產階級專政。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專政”一詞深刻地反映了國家統治的本質問題。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復雜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須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革命》第32頁)。
建國60年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不是獨立的社會形態,只是通向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不穩定的過渡階段,它充滿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改革30年來活生生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應驗了馬克思的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人們體會到了毛澤東同志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先進性,確認它是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規律,確認毛澤東思想仍然是當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旗幟。而任何打著創新招牌的砍旗、換旗行為,只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最終會被廣大人民群眾所識破。
無產階級專政的道德約束,毫無疑問是符合社會前進的歷史實際的,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產生于無產階級的道德觀。無產階級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黨只能代表占人口90%以上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是黨的先進性的唯一歸宿。而只有能夠帶領群眾戰斗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才能做到這一點。而當今受資本左右的“兩個先鋒隊”,是企圖使黨退回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方向,無論它怎樣偽裝,實際上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是為了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背叛。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澄清這一重大是非問題。
(四)人民觀。即: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由人民評說的觀點。應該說,“人民觀”是毛澤東同志的首創,是后人對他的偉大人格力量的歷史概括和褒獎,更是科學發展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最杰出的貢獻。他的一生是為勞苦大眾奮斗的一生;是大公無私,鞠躬盡瘁的一生;是披荊斬棘,不懈探索的一生;是對人民解放事業無限忠誠和極端負責任的一生。作為政治家、戰略家他智慧過人;作為軍事家他爐火純青;作為哲學家他無與倫比;作為思想家他博大精深;作為人民領袖他當之無愧;作為革命家他戰無不勝、舉世無雙。因為,他把一生融進了人民,和舊思想、舊觀念徹底決裂;他無私無畏,付出了太多的犧牲,堪稱楷模;他面對艱難險阻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高風亮節是共產黨人不朽的豐碑;他畢生把勞動群眾高高托起,而把歷史責任重重壓在自己肩上;他至死不忘革命先烈們的遺愿,并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他最熱愛的人民解放事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真摯和不完美,透視出他一生追求真理人格魅力的真實性。在古今中外的領袖族群中,只有他——喊出了宇宙間最美的聲音——“人民萬歲”!
毛澤東同志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確的,有所不足。歷史將證明,這是他是一生最杰出、最精彩的篇章。它所帶來的動亂,一方面,是走資派、激進派的破壞和干擾所至;另一方面,是在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中無法避免的。而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是另有用意,也不符合事實,歷史真相總有一天會大白于天下。從整體看,文化大革命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觀,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否定了社會主義,否定了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的歷史地位!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是歷史的覺醒。
實際上,就對事物的認知能力和理論境界而言,毛澤東同志遠遠超過了他的戰友和同時代的人,相比之下不在一個層次,“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全世界認同的聲音。因為“夠不著別人的肩膀,就怨別人長的太高”,是自私和狹隘的表現,是對歷史和人民的不負責任。一個自己承認讀書不多,從不講階級斗爭而又自封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能和踏破萬卷、出生入死,人民公認的無產階級杰出領袖相媲美,如果沒有毛澤東他們什么都不是!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是歷史的透視。
毛澤東的人民觀有以下基本內容:
1、人民創世理論。即:關于人民群眾與歷史發展關系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的歷史,所以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者——人民群眾的歷史。人民群眾既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毛澤東同志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毛澤東看來:是奴隸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是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水嶺。推動歷史前進必須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一樣。
2、人民利益理論。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論。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毛澤東同志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向黨的領導機關和向人民群眾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論聯合政府》)。可見,真正為人民做好事,一是不能三心二意,二是不能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三是在行動中必須遵循“兩個負責的一致性”原理,才能保證動機與效果的一致。否則,一事無成,必然失敗。
3、人民當家作主理論。即:教育和培養人民群眾參與黨和國家事務的理論。毛澤東人民當家作主理論多數體現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主要內容有:
(1)政治上、經濟上翻身得解放。一九七五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經濟制度方面規定,現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主要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規定,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2)干部參加生產勞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毛澤東說:“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3)群眾參加整黨。黨的九大以后,毛澤東說:“每一個支部,都是要在群眾里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4)工人參加教育改革。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全體人民,人人都要懂得這個任務,人人都要努力學習。有條件的,要努力學技術,學業務,學理論,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這個新部隊,包含從舊社會過來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號召:“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做出“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等。
(5)群眾參與管理改革。一九七三年四月,《人民日報》編輯部社論《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說:要遵照“鞍鋼憲法”,動員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協助和監督各級干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深入開展增產節約的群眾運動和科學實驗的活動。
(6)給人民群眾“四大自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說:“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一九六六年一月,上海市委發出《關于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重視這場大辯論,加強領導。八日,召集全市黨員干部會議,要求發動全黨、工農兵群眾參加討論,從大辯論中提高認識,培養隊伍。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規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的新形式,”這一時期,人民群眾可在憲法保護下,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其本質是實行大多數人民的最廣泛的民主。
(7)文學藝術為工農兵服務。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在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的指引下,文藝界創作出一系列工農兵題材的文藝作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實踐與斗爭的史實。
(8)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作法是正確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9)打倒奴隸思想。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向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印發……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寫了如下批語:“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等等。
毛澤東同志曾經反復教育全黨密切聯系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1941年3月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他的一生,是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不懈奮斗的一生。歷史將繼續證明,毛澤東的人民當家作主理論,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極為深刻和有極高理論價值的。
4、群眾觀點理論。即: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和干部對待群眾的根本觀點理論。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他們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是人類認識的源泉和認識真理性的最終手段和標準。堅持群眾觀點,就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眾學習,向人民群眾負責。
群眾觀點是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出發點。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或者一個黨所能實現的,而必須有千百萬群眾來建成。列寧指出: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科學發展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密切聯系群眾,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官僚主義。
5、群眾路線理論。即: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機關以及干部同人民群眾關系和領導方法的理論。是群眾觀點的具體運用,也是毛澤東思想基本內容之一。主要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密切聯系群眾,讓群眾講真話,表達真實意愿。即:在群眾的實踐中獲取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經過研究,轉化為代表廣大群眾意志和要求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去指導群眾的實踐,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
群眾路線對科學發展的意義,不僅僅是干部同群眾形式上平等的問題,重要的是:關系到對沒有決策權的群眾,作為歷史的原本創造者和主人,他們在歷史前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發揮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剝削階級統治者的根本區別。歷史證明,群眾路線是為了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實踐性、創造性,更好更快的發現、執行真理。社會主義革命若離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是不能長久和成功的。
群眾路線的實質是對“絕對權威”的否定。權威是需要的,但絕對權威的出現必然否定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帶來獨裁,由“群言堂”變成“一言堂”。對絕對的權威崇拜會變成迷信,這是反科學的。群眾路線正是為了克服獨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
6、群眾運動理論。即:人民群眾普遍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經濟等活動,創造歷史的理論。在人類歷史上,沒有革命的群眾運動,舊的社會制度就無法推翻,新的社會制度也無法建立,社會就不能發展,歷史就不能前進。在無產階級政黨產生之前,群眾運動由于沒有正確的領導而歸于失敗,或者被剝削階級利用。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才成為勞動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運動。
群眾運動這一概念較多出現在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中。歷史和現實都能證明,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仍然是區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根本問題。
總之,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在毛澤東的人民觀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他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基礎,是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決定因素,是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標志。
毛澤東同志說,不要迷信選舉。選舉怎么是民主的基礎呢?民主的基礎不是別的,正是民主的階級性!體現無產階級民主的,一是工農代表比例的絕對多數,二是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這是任何剝削階級民主所沒有的。
我國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提出的問題是:群眾運動理論原本是共產黨人的創造,是否群眾運動只可以適合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而不適合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或者說,無產階級政黨只可以領導奪取政權革命的群眾運動,而不能領導和駕馭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否群眾運動這一歷史形式,在共產黨人取得執政地位后就不靈了?其他歷史形式(如軍事斗爭等)可以不斷發展完善,而群眾運動卻不能發展完善!?這符合歷史邏輯嗎!?
毛澤東同志說:“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科學發展應該突破怕搞群眾運動的襟固,以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姿態,勇敢回答這一問題。
(五)實踐觀。即:認識來源于社會實踐的觀點。實踐的意義是與認識相互作用,為提高人們的認知水平提供感性材料。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實踐的主要內容。群眾意見的“民主實踐”雖然具有分散性、無系統性,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最富有實踐經驗,因此,實踐的關鍵環節是人民群眾的參與。發揚民主是為了集中更豐富的實踐經驗,為形成科學理論提供根據。而領導者的“決策實踐”,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才能防止主觀主義,少犯錯誤。
因為,實踐的基本屬性是感知,目的是獲得信息。信息必須具備真實性、及時性、全面性、充分性。不真實的信息對科學發展沒有意義;不及時信息往往會誤事,影響科學發展;而不全面的信息會導致判斷的失誤;不充分的信息也會影響判斷的精準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和集中是“方法民主”,都是為了最終認知和執行真理,既不是簡單的服從“多數”,也不是盲目的下級服從“上級”,在實際工作中“實踐-認識”的反復過程格外重要。在認識過程中,一般情況下都呈現出“由特殊到一般”的認識規律,即:真理往往先由少數人發現,然后逐步被多數人理解和認同。從組織角度看,民主過程應該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統一認識的過程;而決策是為了統一意志和行動,目的是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往往伴隨著少數人的“反潮流”現象,毛澤東同志說,“在原則問題上……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歷史上對真理的發現往往是“少數人”在民主過程中先行作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民主實踐的好壞,是領導決策好壞的決定因素。
科學發展實踐活動的本質是它的階級性,任何實踐活動都會打上階級的烙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民主”實踐,是實現民主集中制“方法民主”實踐的前提條件,具體表現在:第一,實踐是社會的實踐,即人民群眾普遍參與的實踐,而不是少數人或者只能在局部進行的實踐。第二,實踐是歷史的實踐,即能夠對歷史進行反思和總結,能夠接受歷史檢驗的實踐,而不是不敢面對歷史的實踐。第三,實踐是人民民主的實踐,即反映人民群眾呼聲的實踐,而不是少數人說了算的實踐,更不是“指鹿為馬”的實踐。第四,實踐是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方向、有預見的客觀的物質活動,而不是盲目的既“沒有理想”也“沒有主義”、更沒有基本理論指導的虛無主義的活動。第五,實踐是廣大群眾參與的正確與錯誤反復斗爭的實踐,是在斗爭中反復認識真理的過程,而不是經不起失敗和挫折和不敢面對錯誤的實踐。
實踐活動是獲得真理的手段,而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來自于實踐活動的正確結論,不能把實踐手段本身作為標準來判斷真理。因為,實踐本身具有兩重性,實踐并不必然產生正確的結論,錯誤的結論固然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而正確的結論來源于在實踐中對事物本質的揭示與規律的把握。
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就會讓政治騙子打著“實踐檢驗真理”的旗號,篡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方向。
(六)檢驗觀。即:任何真理都要經過實踐活動檢驗的觀點。世界上不存在可以不經受檢驗的“特殊的真理”,也不應該存在持有特殊真理的特殊的人,這應該是一個常識。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真理既然是一個過程,那么,檢驗真理的手段就只能也是一個過程。問題在于這一過程的規定性是什么?這實際上是“實踐過程”概念的拓展。就檢驗真理的實踐活動而言,其內容有:
第一,檢驗真理形式的多樣性。一是主客觀對照,即:看客觀實踐效果是否符合主觀愿望和計劃;二是邏輯論證,看實踐過程是否經得起邏輯推理檢驗。因為,邏輯證明是經過無數次實踐反復檢驗的。所以,不能籠統地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借口,來否定前人已有的正確結論,如: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等一系列革命理論。
第二,檢驗對象的類同性。即:一種事物的真理性,只能用同一類性質的實踐去檢驗,而不能用不同性質的實踐去檢驗。比如:一輛汽車性能的好壞,只能用汽車的行駛試驗去檢驗,而不能用飛機的飛行試驗去檢驗。同樣,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只能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踐去檢驗,而不能用資本主義原則指導下的實踐去檢驗。那種抹殺不同事物屬性之間的區別的說法和做法,是與“科學”二字不相及的。在發展中“不問姓社姓資”,就是企圖掩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性質社會制度的原則區別,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原則,為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來欺騙不明真像的群眾。但是,掩蓋并不能消滅事物的本質屬性,否定也抹殺不了不同性質事物的區別,欺騙是不能長久的。
第三,真理的可預測性。決策科學提示:決策是否科學,是不能都等到決策實施完成后,再看實施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才能確定的。在實施之前,就可以檢驗是否正確的標準是存在的。如:情報準則、預測準則、科學準則、系統準則、可行性準則、擇優準則、反饋準則、可調準則、法律準則、行為準則等,這些都有嚴密的邏輯論證。
科學反復證明,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也就沒有理智的行動。人類對真理的探求,都是從“幻想”起步的,科學預測的作用,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沒有預見的行動是盲動。因為存在失敗和挫折就否定預見的作用,是虛無主義。實際上,正是預見和結果的矛盾運動,推動著實踐檢驗活動的開展。蘇聯解體的事實說明,不是社會主義葬送了蘇聯,而恰恰是違反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必然滅亡。因為遇到困難,就以虛無主義的態度放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原則,是十分錯誤的。
第四,真理標準的相對性。列寧在講到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時告誡我們:“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不能完全地證實或者駁倒人類的任何現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于使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斗爭。”(《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頁)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真理標準的相對性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在真理性的檢驗過程中,存在確定和不確定的兩種情況,確定性否定了不可知論,不確定性否定了絕對化。二是任何檢驗方式和標準都有局限性,同時又不排斥其他檢驗方式和標準。
共產主義渺茫論是典型的不可知論,是經不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制度在一些國家的建立已證明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可行性和歷史的前進,問題在于如何鞏固這一制度和發揮它的優越性,而不是又編造出一個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為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尋找借口。
總之,檢驗真理的實踐活動是豐富的,其普遍意義是不可忽略的,尤其對于檢驗真理標準行為過程的多樣性、規定性,需要特別留意。否則,籠統地把檢驗真理標準的過程“簡單化”、“庸俗化”,會不知不覺的喪失科學精神和原則,從而脫離正確的實踐軌道。
三、科學發展的一般方法。
(一)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對決策者而言,在決策前不調查是大忌,不正確的調查也是大忌。調查研究的本質是收集信息,摸透情況。首先,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動機,不能報著主觀主義的動機去調查,這是調查研究的前提,錯誤的前提只能導致弄虛作假,無論經過多么嚴格的推理,也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按照主觀需要去尋找材料,這樣的結果一定是片面的,得出的結論一定是錯誤的。第二,調查必須尊重事實,說老實話,發現和反映真實情況,能夠透表面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第三,在收集信息時,不能按照主觀框框去收集、傳遞假信息,對信息作傾向性的篩選,傾向性的加工信息。這些都會使信息喪失真實性。第四,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發現規律性的東西,那種只羅列材料,提煉不出正確觀點和說明不了問題的調查研究是沒有意義的,是不科學的。如:“小崗村”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目前才達到年人均收入5000元,他們面對在堅持集體化道路中共同富裕起來的社會主義農村景象十分慚愧。對此,土地承包制可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調查結論顯得十分尷尬,以至無法在建國60年的時候向全國人民交代。因為,靠外部資助的“單干、自私”的懶漢經濟模式,怎能代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勞勇敢,團結協作”的中華民族精神?這是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小崗村”這個壞典型,首先宣判了主觀主義調查動機的失敗,同時也宣判了“亞當.斯密價值觀”在當代中國的失敗,它終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
(二)討論論證。決策前的討論和論證,實質是運用矛盾法則,揭示事物內部的矛盾,利用不同意見去引發新思想、新觀點,在對立的意見中尋求合理性,認識和把握事物本質和運動規律的過程。斯大林曾經精辟闡述過科學進步的規律,他說:“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批評,任何科學都不能發展,不可能進步”。哲學意義上的批判就是質疑,就是討論和論證的過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一種理論的不可反駁不是它的優點,而是缺點。一種理論被駁倒也是一次成功,因為它引導我們去發現駁倒他的事實,提示我們去構思一個更好的理論,從而激發進一步解釋他的工作。因此,“批判”(或者批評)的進步作用,對于科學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籠統地“不搞爭論”的行政指令,實際上是權力一方壓制對方的斗爭形式,是違反科學精神的。
(三)科學決策。決策的科學,是自然科學與管理科學“歸一化”的科學。從群眾路線的理論中得知,決策的過程實質上是民主的過程。科學決策的本質,是決策程序和決策結果的科學性。決策的科學性又最終集中反映在決策預測與實施效果的一致性程度。因此,預測科學與決策科學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科學預測是科學決策的依據。沒有科學預測,科學決策就失去了根據,計劃就成為盲目;其次,科學預測是科學決策對照物。沒有預測的調查與論證,決策的科學性檢驗就沒有參照尺度。所以,科學決策的中心工作實際上是科學預測。其本質,是符合實際的縝密的邏輯推理。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的矛盾,推導出經濟危機必然導致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結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四)執行干預。執行干預是科學發展不可缺少的環節,因為任何決定、計劃、方案、措施等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為在實施過程中保證執行的正確狀態,就必須對符合實際的予以堅持,對不符合實際的予以修正,這種執行—反饋—修正—執行的循環過程,反映了系統元素沒有不受監督的約束狀態,從而保證系統運作的協同。因此,執行干預的實質是提高調整與控制,達到執行更加科學和精準的程度。對決策機構而言,有無執行干預程序,是考察其有無決策缺陷的預斷性檢驗標準之一。所以,對任何決策都應該進行檢查和總結,只有經的起歷史檢驗的決策,才能稱得上是科學的。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而當今我國兩極分化的悲慘事實證明:改革的結果已背離了這一愿望。那么這些做法還符合上述社會主義的定義嗎?應該怎樣反思和總結呢?
總之,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運用科學方法論體系分析解決問題,應該落實到敢于堅持真理,敢于修正錯誤上來,這才是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和歸宿,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榮和偉大之處。
完稿于 200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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