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范跑跑”與中國人的道德悲哀----中國是一個野蠻和劣等國家嗎？

作者：方紹偉

　　范美忠近日在網上發表了“我的這兩年”一文，再一次為他在地震中的行為辯解，高調指責“我們的教育太虛假”，并直言不諱地說：“中國是一個野蠻的國家”，“中國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范美忠的言論再次引發了爭議，我想在這里談三個問題：范美忠的“新辯解”到底錯在哪？他的過錯又是什么造成的？中國是否真是一個野蠻和劣等國家？（相關鏈接：奧巴馬：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

　　1，范美忠之過：失職與狡辯

　　范美忠的“新辯解”歸結起來就是：我不高尚，但我很真實，罵我的人“滿口仁義道德，背后男盜女娼”，其實中國沒有多少人能和我談道德；當時全國的人已經感動得瘋狂了，被媒體搞得失去了理智，可我不能為失責的政府買單；中國人思想劣等，所以道德野蠻，中國的倫理從來都缺乏個人主義的權利觀和自由選擇的價值觀。

　　范美忠的“新辯解”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為什么？因為一般的社會道德有高尚、正當、低劣和卑鄙四個層次。我在“陳光標與馬云的文化對抗”一文里說過，馬云用“慈善自利觀”來拔高自己的“就業慈善論”和貶低陳光標的“利他價值論”。如果說馬云是通過拔高“正當”去貶低“高尚”，那么，范美忠則是企圖通過捍衛“正當”、揭露“卑鄙”和拒絕“高尚”來為“低劣”辯解。范美忠就是利用一般人在這四個道德層次上的模糊而渾水摸魚。

　　也就是說，如今“范跑跑”華麗轉身成了“范跳跳”，可這種轉化卻只是從“行為上的失職”跌落到了“言論上的狡辯”，失職與狡辯都處在“低劣”的道德層次上。因為，無論是捍衛“正當”還是揭露“卑鄙”，都不能因此抬高他的“低劣”。少喊一聲“同學們跟我跑”，就少掉了一截良知。別人的“偽君子”自然不是君子，可自己的“真小人”再“真”也是小人。當捍衛“正當”由于“挨不上”而捍衛不到“低劣”，“低劣”就只會因為這種失敗的捍衛而更加“拙劣”。捍衛“正當”與揭露“卑鄙”之功，無以抵消“失職”和“狡辯”之過。

　　可是，中國的“假大空”如此的猖獗，已經到了范美忠的“我不美，可我很真實”反而顯出其“美”的地步。只是，他通過捍衛“正當”和揭露“卑鄙”換來的同情，卻依然不是從人們應該崇尚的“道德感”那獲得的，而是更多的從人們憎恨“假大空”的“正義感”那偷來的。所以，范美忠的“拙劣”就在于，他更多地“訴諸避惡之心”而不是“訴諸趨善之心”。

　　“范跑跑”的“定格”依然沒錯，板上釘釘，狡辯只會把“范跑跑”弄成“范跳跳”，“范跑跑”的“案子”還是翻不了。人們認識“范跑跑”，只是因為他不知何為“失職”，人們只想知道他如何反省自己的行為；他當然可以捍衛“正當”和揭露“卑鄙”，但這只有在懺悔“低劣”之后才有意義，玩小聰明沒用，用捍衛“正當”和揭露“卑鄙”來洗刷“低劣”行不通，到哪個朝代，缺德永遠是缺德，就是“北朝鮮”垮臺了也沒戲，一碼歸一碼，何況他說的那個“自由世界”更講究的正是“敬業精神”和“職業責任”。他的那些“擁抱自由”的言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逃避自由”的遁詞。所以抬出康德來沒用，李鋼也救不了他。關鍵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說了什么，說得再漂亮也改變不了做得邋遢的事實。

　　2，范美忠的“低劣”是怎樣煉成的？

　　范美忠的“新辯解”集中體現了存在于許多中國人身上的“道德邏輯”，他的“我沒錯，社會有錯”，其實跟“我不想腐敗，社會逼我腐敗”是同一個套路，只不過少掉了“社會逼我”這一層。人們感興趣的是：

　　“ 他說起”我不美，可我很真實“為何會如此理直氣壯？

　　“ 他的”我沒錯，社會有錯“的”道德邏輯“是哪來的？

　　“ 他為什么會老覺得社會不是用”盡職“而是用”高尚“來綁架他？

　　“ 他又為什么要”范跳跳“般地轉移視線和調轉槍口？

　　“ 到底是中國人什么樣的”道德博弈“演化出了這樣一種狡辯行為？

　　“ 為什么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卻誓死不怕頂著全社會的批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范美忠所批評的”我們的教育太虛假“導致了他至今仍”死不知錯“，還企圖以”我為什么不借此機會傳播我的觀念呢？“去誤人子弟。”我們的教育“的最大成果就是：誰都不去顧及”己不正，何以正人？“的道理。

　　中國社會向來書面文化發達，現實文化落后；文字上”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現實中”說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說的“。在中國，規則和潛規則之所以可以并行不悖，那是因為書面文化與現實文化相脫離的”陰陽邏輯“，其實也就是現實意識形態的邏輯。意識形態的本質就是”狡辯“、”沒有錯“、”永遠正確“，是有網友說的：“你和他講民主時，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時，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時，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時，他和你講暴力;你和他講暴力時，他才和你講民主”。范美忠也學會了旁顧左右而言他，你跟他講“失職”是“低劣”，他就跟你講“虛假”是“卑鄙”；你跟他講“狡辯”是“缺德”，他就跟你講“自由”是“正當”。可見，范美忠正是那個“虛假教育”的“好學生”和“接班人”。

　　認識到存在“陰陽邏輯”并不難，范美忠也看到：“我發現中國社會是一個假面社會。事實的存在與關于事實的敘述兩者之間嚴重脫節。我們社會存在的真實和言說之間存在著極大的裂縫。我們嘴巴里言說的準則和實際的意圖、行為之間有著極大的分裂”。難的是由此進一步看到，“狡辯”、“抵賴”、“死不認錯”也成了我們中國人的行為規則。范美忠在行為上少喊了一句“跟我跑”，在思想上則少掉了一截“陰陽邏輯也養出了他這種陰陽人”。

　　中國人的“死不認錯”來自于某種合情合理的理所當然，它妙就妙在你永遠鬧不清是“認為沒錯”還是“面子要緊”。汪暉們認錯了嗎？沒有。唐駿們認錯了嗎？沒有。刑拘《大遷徙》作者謝朝平的渭南警方認錯了嗎？也沒有。強拆的“宜黃官員們”認錯了嗎？也沒有。各地的截訪者們認錯了嗎？還是沒有。要中國人認錯難，要犯了錯的中國人認錯難，要犯了錯的政府認錯最難。所以，中國人的行為規則就是：要錯沒有，要命有一條。你要范美忠認錯，他心里只會說：“認錯，認你個頭！”

　　批判專制是一種本事，可范美忠少的恰恰是“批判自己”這個同樣重要的本事，因為專制也從來不“批判自己”。專制歷史傳承專制制度，專制制度鞏固專制文化，專制文化推崇專制道德，專制道德，無非就是“道德是用來要求別人的”的道德。當范美忠大談“我們的教育太虛假”時，他竟然沒意識的自己其實正是“這個教育”的犧牲品。當年離開北大時他把自己的老師罵了一個遍，輪到他自己當老師了，他反到覺得“失職先跑”根本不該罵。

　　范美忠說：“不是靠虛假的東西達到善的，虛假的東西營造不出美好”。可他沒看到，他自己并不會因為真實而不丑陋。真實有兩種，一種是“本色”，一種是“虛偽”。范美忠只看到社會的“虛偽”是“雙重標準”的運用，卻沒能意識到他的“本色”也浸泡在“雙重標準”里。

　　所以，范美忠這才憤憤不平地說：“我們這個國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覺得很邪門。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道德底線以下。……中國有八千萬人沒有資格跟我談道德，他們在宣誓的時候都在撒謊。……絕大多數腐敗的政府官員沒有資格跟我談道德，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沒有資格跟我談道德。你們成天充當奴化教育的幫兇，應試教育的機器，摧殘學生，有什么資格跟我談道德？還有那些炮制假新聞的人，一門心思做奴才順民的人，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人，高喊崇高卻還沒為正義而死的人，甚至連交通規則都不遵守的人，他們真的有資格談道德嗎？”

　　這就是一個野蠻和劣等國家的象征，每一個“低劣”和“無恥”的人都可以象范美忠那樣以“五十步笑一百步的邏輯”振振有詞，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野蠻”和“劣等”正是“中國是一個野蠻和劣等的國家”的一種體現。“正當”和“高尚”就此失落在“你又是什么東西？”的對罵聲中，也被掐死在“彼此彼此”的狡辯聲中。

　　可悲的不是范美忠一個人能說“你又有什么資格指責我？”可悲的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理直氣壯得把這句話說出來：“你的屁股也不干凈！”所以，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一樣：不辯解時丑陋，辯解了就象范美忠那樣更丑陋。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染缸之內，豈有潔白？

　　在中國，一個人不是因為堂堂正正而正確，卻是因為別人殺人放火自己小偷小摸就正確，這是什么混帳邏輯？給范美忠的“新辯解”叫好的人難道潛意識里不是這個邏輯？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暴君出刁民”？范美忠們就是不明白，還有比他們所謳歌的“自由選擇”更基礎、更要命的東西---不能高尚，就不要偏離正當，否則就不要炫耀低劣不是無恥。

　　明明是自己沒有“盡職”，范美忠卻要“轉移斗爭的大方向”，硬是從事情中挖出政府在城建上的“失職”以及政府通過歌頌英雄掩蓋“失職”，然后美其名叫“咱不為你買單！”政府在這里當然也活該，因為在城建上“誰吃了回扣誰心里清楚”，而且，“轉移斗爭的大方向”這一損招本來就是政府給教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誰還敢說“我們的教育好失敗”？成功得很！

　　但是，“我們的教育”最成功的，恐怕還得算“階級斗爭教育”，它已經潛移默化地“遺傳”成一種“黑白思維”。過去是“敵我界線”，現在則只有“自由與專制”兩極。所以，你再缺德，只要往“自由”那一靠，再罵上幾聲“專制”，同情分立刻暴漲，似乎缺德就不再缺德了。相反的情況是，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你批評過“自由”，你再批評“專制”也沒有，這個奇妙的邏輯叫“批評專制是維護專制的鋪墊”。“黑白思維”至此境界，豈止是“野蠻和劣等”的問題？

　　范美忠始終沒明白社會只要求他“喊一聲”而沒要求他去“扛鋼筋”，你能“扛鋼筋”是高尚，你不能“喊一聲”就是“失職”。一個只具“兒童心智”和需要“被啟蒙”的人想去啟蒙別人，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政府的宣傳是有“犧牲小我的暗示”，但范美忠的“過度解讀”告訴我們：“螺絲釘精神”的教育的確很失敗，因為“事業接班人”教育是“子民邏輯”，其結果只會是適得其反，人們不是從“正當”走向“高尚”，而是相反地象范美忠那樣從“正當”走向“低劣”和“卑鄙”。所以有“雷鋒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假，范跑跑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的真”一說。如果“我也有權利首先保護我的生命”可以用“低劣”為代價，那它最終同樣可能以“無恥”為代價。

　　“犧牲小我”教育的邏輯就是，每個人都知道漂亮話是說給其他每個人聽的，我永遠例外；一旦受教育者走向了“低劣”和“卑鄙”，教育者就又只好繼續強化“犧牲小我”的教育。這就象奴隸主要奴隸“時刻準備著”，結果每個人心里都只“時刻準備著自我”，你說這種制度下的范美忠還能不野蠻和劣等？更可悲的是，在政治腐敗上早已是“全黨無恥”的中國，那還顧得上在社會腐敗上的“全民無恥”？如今，在經濟騰飛的歌舞升平之中，難道不是假冒偽劣與坑蒙拐騙共舞，強取豪奪與貪污腐化齊飛？

　　3，中國是一個野蠻和劣等國家嗎？

　　范美忠在編造他現場沒講過的話時說：“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于危險，我跟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有沒有危險，何況你們是十七八歲的人了！”

　　范美忠固然貪生怕死，但“現世主義”卻是中國人的永恒信仰。所以，他的“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也不是沖在最前面并因而進監獄的人”絕不是偶然的。專制與自私必然互為因果，這是一個“死循環”：當一個制度需要改造的時候，當改造這個制度需要犧牲自我的時候，每個人想的都是個人權利，每個人想的都是自由選擇，每個人想的都是別人的責任，每個人想的都是用來要求別人的道德，每個人想的都是先撈為快，每個人想的都是如何能更好地搭上便車，每個人想的都是為自我私利而頭頭是道，每個人想的是康德而做的卻是“范跑跑”，這是怎樣一個野蠻和劣等的國家？

　　不均衡的繁榮是一種貧困，不道德的繁榮是一種更大的貧困，而沒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自由只會落空。中國人的可悲之處就在于：身置其外時能看到丑陋，身在其中時卻都是理所當然的理性選擇。所以方舟子們會活得很窮、死得很慘。打出假來又能怎么樣？這個制度下的假你還能打得完？

　　誰也邁不出“吃點虧”這一步，誰也不愿邁出“先出善著”這一步。一動到自己，不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第一反應都是：“憑什么是我？”個人的集體行為有難以克服的“外部性”問題，所以文化只能靠制度去改變，所以動文化只能靠先動制度，如果政府不能認識到，如果認識到又無所作為，這個政府就有大問題。當大家被“中國崛起”的熱浪蒸得鮮血沸騰時，一個個停留于書面上和口頭上的“精神巨人”（包括我和你），是否就一定能看清自己不過是“小圈子道德”熏陶出來的“行為侏儒”？大家是否都在等制度改善之后再去行善？又有誰敢去先改善制度？

　　合理的“損己利人”一定有一般人無法覺察的“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優勢，否則人類不可能進化成地球上最高級的動物。但是，國家主義的“道德說教”卻只會毀掉自愿選擇的擴散，生產出更多的小人，這正是當代中國人的道德悲哀。中國最大的產業不是消費品制造業，而是道德小人的批發零售業。

　　也許，大家的區別只在于：有人認識到了，有人還沒認識到，而有人又象范美忠那樣沒認識到卻自以為已經認識到了。無論如何，中國是否依然是一個野蠻和劣等國家，取決于我們中國人能否真正擺脫“認識到但被決定”。被什么決定？被無法動彈的制度體系所決定，而無法動彈的制度體系又被無法動彈的的制度文化所決定。

　　范美忠逃過了“失職”，又差點逃過了“狡辯”，當代中國人卻逃脫不了不盡的道德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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