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對毛澤東思想在哲學層次的肯定
　　
作者：雙石
　　

　　用精英主義對抗精英主義，勞動群眾為爭取自身解放乃至人類解放的斗爭就變成了兩個精英或若干個精英在打架，革命斗爭的主體就變成此精英或彼精英，人民群眾的智慧、階級力量的凝聚，反而變成了退而居其次，甚至可有可無的陪襯！果如此，毛澤東“要當群眾的先生，先做群眾的學生”、“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著名論斷，豈不是成了虛偽矯飾之辭？或者說，其他人都要服從這個論斷，反而是毛澤東這位“群眾路線”的倡導者本人要例其外？請問，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么？這是毛澤東的思想么？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是一次動員了億萬群眾全身心參與和投入的偉大革命運動，難道他們都是沒有思想不產生智慧而任人驅使的木頭？“毛澤東思想”難道不是集中了階級的智慧、群眾的智慧、全黨的智慧甚至對手的智慧的“結晶”？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對他的戰將們說過“你們打仗，我總結經驗，如此而已！”難道僅僅是“偉大的謙虛”？別以為“集中智慧”是一件多么省事多么輕松的活計，上下五千年，真正能把這個活計做得盡善盡美者微乎其微！而倡導且身體力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毛澤東，就是畢生追求這種“盡善盡美”而且也是最接近這種“盡善盡美”者——雖然也留下了諸多遺憾。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對毛澤東思想乃至毛澤東本人而言，都不是什么“貶低”或“抹殺”，而恰恰是最高層次——即哲學層次的肯定！
　　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請注意，毛澤東所言的這“三項實踐”，包含了一個個體的實踐，卻不僅僅是“個體的實踐”而是群體的實踐！是千百萬人投身的革命運動——這“三項實踐”當年被稱之為“三大革命運動”，是“運動”就不可能只是一個人參與一個人從事！而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成為群眾斗爭的武器而且深深植根于群眾之中，恰恰是因為它代表、集中和提揀了群眾的需求群眾的智慧，而不是某個精英隨心所欲靈機一動的產物——如同當年乃至今天那些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的教條主義者們！而任何企圖把毛澤東思想乃至毛澤東本人與“群眾”與“集體”分割開來對立起來者，恰恰就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了人民革命斗爭的對立面——不管其主觀意愿如何，這恰恰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對象，也是毛澤東本人竭盡平生心力與之斗爭的對象！
　　本人在此鄭重推薦田力為網友的《毛澤東的“抄襲”史》。
　　竊以為，這篇文章值得左派朋友們認真一讀再讀！仔細一讀再讀！如果各位左派朋友愿意學習并真正學會了毛澤東這種“抄襲”的本事，那才算是真正開始懂得“毛澤東思想”！果如此，對各位善莫大焉！對今日之中國，善莫大焉！
　　

附：毛澤東的“抄襲”史

作者：老田
　　
2010-01-05
　　

　　田力為，筆名“老田”，工作單位南京師大公共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原籍湖北蘄春。高中畢業后當過三年職業農民，后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在深圳外資企業打工，后進入一家國有企業擔任推銷工作，1999年開始大幅減少商業事務，主要時間與精力專注于中國發展戰略與宏觀管理問題研究。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資源主要為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和毛澤東思想，主要關注方向為國家發展的資源問題與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由于全球人地關系日趨緊張，最終全人類最終都必須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走適度發展之路，由于中國人均資源不足，而且無法改變在全球資源分配中間的不利地位，因此必須第一個走適度發展之路。
　　
　　
　　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往往把毛澤東說過的話、主張過的政策的發明權，都簡單地歸之于毛澤東本人，由此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提出過許多獨特思想的思想家。但是，我們注意到，毛澤東總是與這種意見唱反調，常常坦白承認自己思想來源于“抄襲”別人。更有甚者，毛澤東格外否定教條主義，反對那種言必稱希臘、喜歡萬古不變教條的理論家，長期批評那些總是有高明主意的欽差大臣，批評那些“‘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的人，還諷刺此種高明人士“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毛澤東總是傾向于否定頭腦里有高明主意、滿腦子外國高明理論的人，由此他才格外強調調查研究和深入群眾，這是有原因的，完全是“抄襲”抄出來的甜頭，想要把這個發揚光大并上升到認識論層面，這無非是為了尋找各種可抄襲的“抄襲對象”而已。批評教條主義，批評欽差大臣，提倡調查研究，說穿了，就是指出僅僅抄襲書本是沒有出路的，最好是去抄襲隱藏在現實和群眾中間的各種知識，包括抄襲反面教員，此種抄襲之內容往往還沒有被人寫進書本，所以往往被人誤認為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
　　早在1929年10月，毛澤東就曾經向鄧子恢傳授過抄襲經驗：“領導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責任是當好群眾的傳達員。這就是說，應當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就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間去執行。”（轉引自《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頁）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力主調查研究，到延安整風之后則嫌一次性抄襲過于簡略，容易發生錯誤，要求進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多個“抄襲”循環，這樣，從主張調查研究開始（這是要求那種向下抄襲的特定方向），到群眾路線的多次循環（這是反對一次抄襲就了事的敷衍做法）。建國后，毛澤東不僅把向底層抄襲作為一個經驗，甚至是作為一種硬性要求的工作方法提出來：“聽說現在許多負責同志不下去了，這不好。中央機關苦得很，在這個地方一點知識也撈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識，蹲在機關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請下面的人上來，就不能解決問題。我建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抄襲”大王毛澤東正是從這一“狹隘經驗論”出發，向來認定“有字之書”遠遠比不上“無字之書”，認定脫離了調查研究就不可能產生好主意，因此他不僅不相信共產黨的書記們坐在辦公室里能夠想出好主意來，更不相信右派精英坐在政治設計院里就能夠設計出好政策來。由此決定了毛澤東終生與高官們和才子們的很不和睦。那些右派精英書讀多、文憑硬，憑借“大知識分子”對“小知識分子”的文憑優越感，想要搞一個政治設計院，因為設計院里頭多半是以抄書為主，這肯定要被毛澤東看低了：“北京不是好地方，歷來出官僚的地方。為什么孫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為這個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產任何東西，我不是指北京這個地方，是指中央機關，中央機關不生產鋼，不出水泥，不出糧食，也不出紙煙，什么也不產生。產生思想嗎？也不產生，思想也是從群眾中來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說不產生任何東西，是指不產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產生自工人、農民，章伯鈞要搞政治設計院那不行，一切要從群眾中來。原材料來自工農，我們是加工，我腦子里不產生任何東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東西，產生出力量。”（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載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毛澤東對自己長期抄襲別人的行為，從不遮遮掩掩，而是明確地說出來的，下面是老田收集到的、毛澤東自己明確承認的抄襲案例。當然，這個列舉遠非全面，希望各網友大力襄助，一起揭發毛澤東的抄襲行為。
　　1.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抄襲對象：蔣介石、唐生智、朱熹等人
　　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2.上山建立根據地，抄襲對象：湖南農民
　　1927年馬日事變之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書記，“他來到湖南，秘密到各縣巡視，同農民座談，了解各級農協被摧殘的情況，商議怎樣才能掙破敵人的鐵網，推翻敵人的反動政權，重新建立革命政權。”在他巡視各地時：“農民沉重地告訴他，只有拿起槍桿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則沒有別的辦法。毛澤東以為農民的意見是正確的，湖南農民運動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武裝。面對許克祥的刀和槍，只有挨打的份。”（張素華主編：《毛澤東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3.秋收起義不用國民黨左派旗號而改用共產黨旗號（“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抄襲對象：丈母娘家住地板倉村的農民、韶山農民
　　（1927年毛澤東）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里，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回長沙城里，他又征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后，群眾對他們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七章）
　　4.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抄襲對象：朱聾子，王佐、袁文才
　　根據陳士蕖老將軍的回憶，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最初是受到井岡山地區一個綠林好漢朱聾子經驗的啟發，而后加以提高的：“過去山上有個‘山大王’朱聾子，同官軍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笑道：打圈是個好經驗，不過他打圈是消極的，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我們改它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打仗就要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把他轉暈轉疲了，就集中優勢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凈利落，打得要有收獲，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敵人吃掉了，最后，毛澤東饒有風趣地概括道：我們的陣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陳士蕖著，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蕖老將軍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7頁）
　　另根據李爾重的回憶：“那年毛主席到武漢，大家說毛主席是詩人、文學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毛主席一擺手說，什么軍事家，那都是把 軍事看得神秘了。我的辦法其實很簡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這一套其實是上井岡山才學會的。上井岡山之前，什么軍事都不會。到井岡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問你們怎么能生存下來。他們說，山區那么大，國民黨管不過來。他來了我們就跑，他一走我們就趁機會‘揪一把’。后來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就是這么來的。到遵義以后，凱豐說，你這一套不就是《孫子兵法》嗎？我這才找《孫子兵法》來看。”（學東整理：《魏巍、李爾重等老同志暢談毛主席》，載《毛澤東旗幟》網站）
　　5.土改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抄襲對象：廣州和武漢農講所的學員、江西農民
　　土地改革綱領，我在前后費了10年功夫，不費10年功夫，是搞不出來的。在大革命時，我辦了兩次農民運動講習所，廣州一次，武漢一次，也做過一些調查研究，但沒有解決。還是以后在興國和其他地方進行了8個月調查，才解決問題。這是群眾教給我的，說應該這么樣辦。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頁
　　在土地改革中要實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經過反復多次以后才能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國內戰爭的后期，當時的中央曾經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當時“左”傾冒險路線的同志認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階級觀點不明確，群眾觀點不充分，對發展生產不利。實踐證明錯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因為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對富裕中農最有利。當時，他們還主張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殺掉，卻不給謀生之道，地主有勞動力，卻不分給他們土地，這種政策，是破壞社會、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富農分壞田，也是這種性質的政策。中國的農民是寸土必爭的。土地改革中貧農總是打富裕中農的主意，他們的辦法是給富裕中農戴上富農的帽子，把富裕中農多余的土地拿出來。這個問題經過反復爭論和實踐，結果證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實際上消滅了富農經濟，在這點上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簡本）第111～112頁）
　　6.精兵簡政，抄襲對象：民主人士李鼎銘
　　7.把共產黨哲學稱為斗爭哲學，抄襲對象：國民黨將領鄧寶珊
　　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斗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小資產階級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叫革命性。他們革命是革的，但是有點軟弱。（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8.把社會研究分成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個方面，抄襲對象：蘇東坡的“八面受敵”法
　　蘇東坡用“八面受敵”法研究歷史，用“八面受敵”法研究宋朝，也是對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也要用個“四面受敵”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4頁
　　9.新式整軍運動，把訴苦作為提高戰爭意志的方法，抄襲對象：余秋里之部下夏偉之部下七一四團二營四連“解放戰士”路新理
　　毛主席聽了我（余秋里）的匯報，很高興地說：“很好！很好！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你講清楚了，明天你到會上去講，請陳毅同志也參加。”（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358頁）
　　10.實事求是，抄襲對象：曾國藩，《漢書？河間獻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班固《漢書》卷五十三）
　　現在講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被簡化為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思想被說成是實事求是了，剩下的就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了。我前些時看到電視上請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張副主任談話，那個女的副主任講毛澤東思想就是實事求是。主席曾經跟我講過，這是從曾國藩那里學來的。主席還曾經跟我說過，我說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而不是“理論”本身，我也是聽他這么說之后，才注意到這中間的差別。在《漢書》里頭就有“實事求是”這句話，說明這是中國優秀認識論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他們這么說的話，漢朝的時候就有了毛澤東思想。發展生產力和實事求是兩條，估計臺灣陳水扁也不會反對的，資本家參與市場競爭肯定也是要實事求是的。（對周總理聯絡員老李的訪問）
　　11.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抄襲對象：山西陽高縣的居士張鳳林
　　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農業40條》。當談到水土保持、綠化全國的問題時，我又向毛主席匯報了陽高縣大泉山采取挖魚鱗坑、開渠、培埂、堵溝等四條辦法綠化荒山的經驗。
　　山上的一位居士張風林在解放前曾為綠化大泉山艱苦奮斗了10年，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于地主豪紳的壓榨摧殘，他的理想沒有能實現。解放后，張風林在黨和政府的鼓勵支持下，經過七年多的時間，依靠黨支部的領導和群眾的集體力量，他的理想才一步一步地得到了實現。
　　毛主席聽了以上匯報高興地說，大泉山張風林真好啊！你回去后對他說：我們感謝他！我們要把大泉山在報紙上大肆報道，要寫書、寫傳單，給來參觀的人每人發一套。
　　（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3～34頁
　　12.一窮二白好畫更新更美的畫圖，抄襲對象：河南封丘縣應舉社
　　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我現在向全國七十幾萬個合作社的同志們，以及城市里的同志們推薦一個合作社。這個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縣，叫做應舉社，很有些發人深省的東西。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付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載《紅旗》雜志1958年第一期，第3～4頁）
　　13.大躍進，抄襲對象：孫中山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毛澤東：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4.鞍鋼憲法，抄襲對象：馬賓
　　15.農業學大寨，抄襲對象：陳永貴
　　16.工業學大慶，抄襲對象：王進喜，余秋里
　　17.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抄襲對象：右派（李慎之？）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制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全國除臺灣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
　　什么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 并沒有講什么大鳴， 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五月，我們在這里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后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
　　整風有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就是一個大鳴大放，一個反擊右派，一個整改，最后還有一個，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開點小組會，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發表的整風文件中講和風細雨，當時許多人不贊成，主要是右派不贊成，他們要來一個急風暴雨，結果很有益處。（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我要在這里坦白交代、個當年不算秘密而現在卻鮮為人知的事實：講這個主張要“大民主”的話的人就是我。說是“幾個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當時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一個是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同志。（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來，載蕭克 李銳 龔育之等著《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頁）
　　18.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抄襲對象：山東歷城縣合作社社長呂鴻賓
　　開始搞共產主義，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問題，決心改變主意，但還沒有接觸到所有制問題。到山東談了呂洪賓合作社。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了，他也不在乎，這一著神經戰也不靈，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三不靈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鑰匙，解決思想問題，但也沒有接觸到所有制，河南說“雖有本位主義情有可原，不予處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什么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呂鴻賓改變主意，一張安民布告，一個樓梯下樓，要下樓，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
　　整了三個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義工作，修修補補，辦好公共食堂，睡好覺，一個樓梯，一張布告之類，但未搞出根本性辦法。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是生產隊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所有人、土、財都在生產隊，五億農民都在生產隊，上面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如不承認所有制，就立即破壞。我是事后諸葛亮，以前還未看到這個問題。在批轉趙紫陽的報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會有好處，農民不怕中央了，認為中央好講價錢，中央雇工是拿錢的，購糧油是拿錢的，征購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時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縣，縣也雕了些人，調了些東西，縣、社辦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對公社同志講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務做不完。你們有經驗，你們過去不是罵中央統死統多嗎？現在你們當了婆婆就打媳婦，就忘記了。現在中央已經改了。去年權力下放，說了不算，拿出一張表來你們才放心。現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公社，就實行“一平、二調，三收款”，調，一曰物、二曰人。當然出賣勞動力，不是出賣給資本家，而是出賣給中央、省、縣、公社，但也要等價交換。過去長沙建筑工人罷工，我們叫增加工資，他們叫漲價，那是1921年的事，到現在38年了，我們還不懂漲價這個道理嗎？勞動力到處流動，麿洋工，對這點我甚為欣賞，王任重很緊張無心跳舞，一夜才轉過來，放一炮，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渚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萬隊長級的干部很堅決，幾萬萬社員擁護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決心瞞產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19.四清和干部參加勞動，抄襲對象：河北保定農民、山西昔陽農民
　　“‘四清’，‘五反’，這都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我們的頭腦中并不產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個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開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來群眾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們接受了。干部參加勞動，是山西昔陽縣教給我們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幾個材料。”（毛澤東：在一次匯報時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三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20.批水滸，抄襲對象：魯迅
　　21.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抄襲對象：元代末年的朱升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為池州學正，講授有法。蘄、黃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22.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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