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批判的批判

田忠國

自從胡福明先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出，中國就進入了批判毛澤東時代。批判毛澤東的理由，據胡福明先生說：“我認為張xx的觀點是歷史唯心論，是一種上層建筑決定論，是極端錯誤的，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是一。其二，也是胡福明先生親自說的，“但是我覺得很奇怪，這么荒謬的文章，只因為是毛主席圈閱過的，所以不能批判，那么我們還能批判什么呢？整個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如果毛主席的指示和決策都要維護，都要永遠遵循，都按照兩個“凡是”辦，那還搞什么撥亂反正呢？我覺得這個很荒唐。”由此可知，所謂批判WG是假，借批判WG批判毛澤東是真。其三，胡福明先生因批判毛澤東，立了頭，從南大的一名教授，一下子走上仕途，開始了近三十年對毛澤東思想的清算。于是，在中國政壇形成誰批判毛澤東誰就能升官的價值機制，也是考量一個人當官合不合格的唯一標準。

本文重點要探討的，不是能不能批判毛澤東的問題，而是探討是毛澤東對了，還是批判者的批判對了的問題。中國近三十年的歷史，說是改革開放的歷史，還不如說是批判毛澤東的歷史更為準確，因為，沒有對毛澤東的批判，就沒有對毛路線的否定，沒有對毛路線的否定，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復辟或者叫特色。而特色又是什么呢？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費資料的按資分配、國家經濟的殖民化發展。說好聽了，主流精英所倡導的特色不過是殖民化的資本主義而已，說不好呢，則是蔣介石時代的“社會主義”而已。批判毛澤東的領軍人物，又非胡福明先生莫屬。分清事非是為了找準方向、辯明科學與非科學或者假科學是為了科學發展，所以，本文對事不對人，雖然本文中也會提到某些人，比如胡福明先生，還有以后可能提到的先生們，因為，他們是事之源，提到事，也就是果，就不能不說說因，這也是理論文章無法避免的。當然，這會得罪一些剝削掠奪或者說清算中國革命的復辟狂，如果放在過去，因為保飯碗或許就放棄了本文的寫作。但現在飯碗被中國革命的復辟狂弄沒了，沒有了后顧之憂，一是可以放心大膽的用文字糾錯，二是文字糾錯失效后，或許應該操練一下我老爺總結的刀尖上的經濟學了。

一、一個階級奪取政權后，是不是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決定未來？

一個階級奪取政權后，是不是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決定未來？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觀點不是這樣，而是任其自由生滅。我們則認為相反，上層建筑性質政權性質，政權性質決定社會未來，因為，無產階級性質的上層建筑，就必然為無產階級謀福利，資產階級的性質的上層建筑，就必然為資產階級謀利益。

所以，上層建筑性質的不同，決定社會主要服務對象的不同。

打個比方說，上層建筑就好比是一塊菜園，它的主人要分清，它的主人是無產階級，菜園的收成就必然歸無產階級所有，它的主人是資產階級，菜園的收成就必然歸資產階級所有，這不是人的良好愿望所決定的，而是由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所決定的。如果菜園，也即上層建筑歸資產階級所有，無產階級頂多是個顧工，給多給少由資本家說了算，這是一。

其二，所以，上層建筑的性質問題，說到底是個階級屬性的問題。如果按照胡福明先生的說法，上層建筑沒有階級性就不會有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反過來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果不保持無產階級上層建筑的純潔性，就必然被資產階級所占領。

其三，上層建筑階級性質，決定了什么階級當家。所以，人民大眾不能改變上層建筑性質的民主不是真民主，而是統治者統治人民大眾的手段。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和造反有理構成了中國民主，去掉造反有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就可能被剝奪，所以，前者是目標，后者是為實現目標提供的政治保障。再進一步說，沒有后者，無產階級的上層建筑也可能蛻變為剝削階級的上層建筑，勞動大眾成為被剝削壓迫、掠奪的對象。

我們認為，分清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如果一個人不具備這個基本素質，他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缺乏基本認識，或者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理解，但卻出于剝削階級篡奪領導權的目的，故意歪曲或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政策是不是錯誤的？

從人類文明發展宏觀歷史的角度說，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反抗剝削壓迫的結果，而非順從剝削壓迫的成果。因為，剝削壓迫越順利、穩固，剝削階級就越墮落、越獸化，人類文明成果就越少，或者，其文明成果就越為剝削壓迫階級服務。文明成果越為剝削壓迫服務，人類的文明成份就越少，文明掩蓋下的獸化現象就越嚴重。所以，沒有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就沒有人類文明的進步。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出現前，人類缺少明確的階級意識，所以，被剝削階級還處于自為階級階段。被剝削階級之所以成為階級的前提，是階級意識的覺醒和階級的團結。人類歷史證明，沒有被剝削階級的覺醒，就沒有被剝削階級的團結，沒有被剝削階級的團結，就沒有被剝削階級的力量。我們認為，毛澤東出于反修防修的考慮，旨在通過思想文化的革命，把勞動階層煅煉成一個有明確階層意識、明確價值標準，由自為階層變成自覺階層，團結一致，共同設程序、定標準、立制度，并形成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社會價值機制，從而達到全民共同管理國家、管理社會又自我管理的目標。

或許，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信證明了我們的觀點：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因此，我們認為，毛澤東的理論路線政策不是錯誤的，而是正確的。因為，中國如果不革除封建、剝削思想文化的命，全國人民就不可能有勞動階層的共同自覺，沒有全國勞動階層的共同自覺，就不可能形成全國勞動人民共同的價值機制。

同時，我們還認為，毛澤東并非因為擔心階級斗爭的存在才發動的WG，而是擔心全國的勞動大眾變為自為階層才做出的重大決策，因為，他十分清楚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一場WG根本不可能清除自私。自私是封建、剝削思想產生的溫床，一遇合適的氣候就會生長出來。而封建和剝削思想一旦失去勞動階層價值機制的制約，在中國就會形成新的剝削階級，使勞動大眾重新淪為被剝削階級。所以，只有把勞動階層訓練成自覺的階層，才有可能避免勞動大眾重新淪為被剝削階級的悲劇發生。或許，這就是當時人們稱贊毛澤東，他本人只選教員的根本原因。或者說，毛澤東并不擔心階級斗爭的長期存在，而他擔心的是勞動人民變成自為階層，因為，勞動階層的自覺也即主體意識（以前叫主人翁意識）成為共同意志后，勞動階層是無法戰勝的，但是，勞動階層一旦陷入自為階層，重新成為被剝削階級就無法避免。

WG后的歷史事實證明，勞動大眾的主體意識，也即主人翁意識樹立的并不牢固，群體盲從成了群體淪為被剝削階級的集體推手。

胡福明先生一再說，以前他是個糊涂人，現在是個明白人。也就是說，以前胡先生即沒有樹立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也沒有形成明確的剝削意識，但隨著WG的結束，胡先生終于明白了，以前困惑自己的竟然是不知道剝削壓迫是個好東西。既然剝削壓迫是個好東西，由勞動者創造，不勞動者享受，那就向影響剝削壓迫的毛澤東掄棒子吧。

打倒毛澤東，才能打掉勞動大眾的主人翁意識。打掉勞動大眾的主人翁意識，才能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費資料的按資分配、國家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費資料的按資分配、國家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剝削壓迫才能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所謂的“社會主義”。

三、價值機制是不是決定社會發展方向？

人們知道，胡福明先生因為從側面批判毛澤東，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了道路，立了大功，由南京大學一名普通教授晉升為宣傳部副部長。這一事實說明，自那時起，資本主義復辟的價值機制就形成了。

資本主義復辟的價值機制形成的同時，也形成了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七大共識，即：“一是革社會主義的命，二是大搞封建、剝削、壓迫、享樂、腐敗的思想解放，三是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即，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分配資料的按資分配、經濟的殖民化發展和人民大眾的奴隸化，三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叫思想僵化，四是維護最廣大的人民利益的思想理論或者行為叫極左，五是勞動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叫落后，影響經濟發展，六是資本家當權或掌控中國政治，實施資本專政，叫代表先進生產力方向，七是否定中國革命歷史，前三十年建設成就和破除社會主義管理機制叫理論創新。”

由此可知，什么樣的社會價值機制，就會有什么樣的未來。

而什么樣的價值機制，取決于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

當然，胡先生可能認為我的觀點和xxx的觀點相近，是唯心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但事實上，胡先生所津津樂道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觀點，恰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一言以概之，就是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保持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不變），如何更好、更快的建設科學社會主義，保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胡先生的全部理論，就是以剝削壓迫為其判斷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唯一標準。

四、中國面臨執政合法性挑戰是誰造成的？

中國右翼認為，中國共產黨面臨執政合法性危機，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右翼中的某些人，包括胡福明先生，總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執政，這才是導致黨失去執政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不分清原因、不清除假馬克思主義者的歪理邪說，中國就無法避免亡黨亡國的悲劇發生），既然共產黨失去了執政基礎，就該實施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政治改制。我也認為，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的執政合法性危機。但是，我和中國右翼的觀點正好相反，認為，中國首選的不是政治上的改制，而應采取措施：

其一，盡快恢復黨的執政基礎：公有制經濟。

其二，恢復馬列毛主義為執政的唯一指導思想。

其三，啟動憲法政治經濟的系統還原機制，追究違憲責任。

其四，以人民大眾的力量，破除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的七大共識。

其五，啟動全民票免機制，把那些禍國殃民的政治、知識精英剔除出去。

其六，明確上層建筑的階級性質，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假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同時發動群眾揭發、批判近三十年來對毛澤東批判的批判。

其七，發動群眾揭發、批判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經濟學研究背后的政治陰謀。

其八，恢復群眾路線，啟動農村集體化計劃，實施干部三同。

其九，有計劃的支持私有企業吞并外資。

其十，為防止房地產泡沫引爆中國經濟，應把全部房地產收歸國有，統一分配。

其十一，啟動新幣制計劃，并通過新幣制計劃調整消費結構。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或者說唯有這樣，才能盡快化解黨的執政危機。在化解執政危機的同時，千萬不要忘記總結導致執政危機的根本原因和經驗教訓。

五、大沖突時代的兩難選擇和唯一抉擇

大沖突時代的兩難選擇是左與右的選擇。但是，劉國光先生曾有言，中國共產黨就是個左派的黨。但是，什么是左派的黨呢？其實，WG時毛澤東就把左與右劃分好了：左邊是人民大眾；右邊是官僚精英和知識精英。但是，官僚階層和知識精英是可以轉化的。毛主席早就說過，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這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革命還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唯一標準，舍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標準。一個知識分子，他今天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了，他今天是革命的；他明天不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了，他就是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了。

知識精英是這樣，政治精英也是如此。

由此可知，中國唯一的選擇是人民大眾和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

因為，這是由黨和共和國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國革命歷史和前三十年的建設歷史所決定的。如果失去了原來的性質，黨就失去了歷史和現實的執政的合法性。前者是黨的執政基礎，后者是保持執政隊伍純潔的必經之路。選擇人民大眾，就不可能放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而選擇私有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前者是保障人民大眾利益的前提條件，后者是勞動人民由國家主人淪為被剝削、壓迫階級的根本原因。面對這一殘酷的客觀現實，是容不得任何幻想的。

本來，中國擁有大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比如胡福明先生、高尚全先生（據說高先生一年的車馬費就近百萬元），吃得是勞動大眾創造的飯，喝得是勞動大眾創造的茶，穿得是勞動大眾創造的衣，本應成為勞動大眾利益的捍衛者，用不著我這個下崗失業者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捍衛毛澤東思想和勞動大眾的利益，但是，他們卻不思回報勞動人民的恩德，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批判毛澤東，為剝削與壓迫勞動大眾創造新的剝削理論。

其實馬列毛主義并不復雜，一是消滅剝削、壓迫，消滅剝削壓迫的途徑是：在無產階級沒有獲得政權前，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建立公有制，創建勞動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經濟發展機制，同時，為保持無產階級領導隊伍在思想上不蛻變、工作上為人民服務，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思想文化繼續革命。二是勞動大眾當家作主，共同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社會，構建大眾民主的價值機制和制度機制（大眾共同設程序、定標準、立制度，共同遵守）。三是誰破壞或剝奪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勞動人民就造反有理。我稱此為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基本機制。

有人批判毛澤東的目的就是解構社會主義的基本機制，復辟剝削、壓迫和掠奪式殖民經濟，使勞動大眾成為他們享樂的工具。

小結

批判毛澤東，使黨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同時也使中國走上殖民經濟的不歸路。三十年來，胡福明、高尚全類批毛、反馬克思主義、破壞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人，高官盡做，金錢盡拿，在主流精英層形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價值機制，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批毛歷史的時候了。一個不知道反思歷史、糾正錯誤的民族是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雖然知道反思歷史，但卻沒有反思歷史能力、失去價值判斷體系、價值判斷能力，也就是失去分辨好壞的民族，也同樣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智慧源于無私，自私必然弱智，所以，以自私者治國必盜國，逐利者為官定殃民。

2009-12-1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