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親缺席的時代
作者:祝東力
父親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說文解字》對“父”字的解釋是:“矩也,家長率教者,從手舉杖。”父親在家庭中垂范訓導,且手持木杖,代表權威、力量、秩序和安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角色同樣是這一系列價值的象征。這后一種意義上的“父親”角色,是一個正常、健康社會的柱石和保障,他們承載并傳遞國家、社會、民族等等的主流核心價值,是他們所屬共同體中的穩定力量,反過來講,也常常是保守的力量。
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兩種類型的“父親”角色,即儒家父親和革命父親。
在儒家社會中,以漢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綱”為根本大法,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要求為臣、為子、為妻者,必須絕對服從于其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相應地為臣、子、妻做出表率。其中,父子關系承擔所屬族群的宗嗣延續,又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易·序卦傳》說:“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這說明家庭內部的父子關系,是人間社會一切統馭、治理關系的緣起和原型。
不僅如此,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以一家一戶為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基本單位(李悝、晁錯的所謂“五口之家”或孟子所謂的“八口之家”),父親作為家庭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領導者,一方面是主要勞力,另一方面也集中并傳遞著祖輩相延的生產-生活知識、經驗和智慧。因此,父親,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秩序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父親”為中心構建的儒家學說,是一種廣義的中老年倫理。在這個倫理體系中,即使是年輕人,也被要求“少年老成”,因為這個體系缺少青年或少年文化的位置,年輕人在其中居于被壓抑、被規訓的處境,是必然的。
中國古代儒家塑造了“君父”制度和文化,標志著一種溫和保守型的社會政治形態。近代以來,傳統價值瓦解,社會急劇轉型。從晚清到五四,進化論流行于世,這是一種直線式的進步歷史觀,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一個“無君無父”的子輩的時代。
五四末期,朱自清發表散文名篇《背影》(1925),以父子關系為主題,不經意地揭示了時代的轉折。《背影》主要內容是老父到火車站送年輕兒子赴京上學,幫他看行李、找座位、買橘子等一連串情節。在作者筆下,傳統儒家構造的“嚴父”形象,已動搖并瓦解。“我”當時在北大讀書,因此已經歷過五四啟蒙的新思想、新知識、新作風洗禮。“我”看父親,“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以憐憫的目光注視、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個特別疼愛兒子的,嘮叨、瑣碎、躊躇、笨拙、老態的——或者說,是一個母性化了的父親形象。《背影》展示的,與其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親情和人性,不如說是一個被五四啟蒙運動打垮之后的父親的處境,是傳統儒家父親的一個正在消逝的“背影”。
在五四時代,沿著進步主義路線,子輩狂飚突進,青春價值突顯,《新青年》雜志、“少年中國”學會成為新中國的原點。從中共建黨開始,子輩向新一代父輩成長。經過北伐、紅軍、抗戰、建國,從古典中國的逐級崩潰到現代中國的迅速重建,經歷了一個中國革命的“創世記”,開天辟地,經天緯地,從中國革命的硝煙和血海中,終于成就了一代空前絕后的“偉大父親”。
相反相成地,從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這代“偉大父親”生育了一代同樣是空前絕后的“小字輩”: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小凱(或曉,下同)、小軍、小兵、小剛、小強、小慶、小東、小波、小楓、小山們……,曉與小同音,彼此互用。“小”字最早出現在革干、軍干家庭,之后才影響波及全社會。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與其父輩的那個龐大群體遙相對應。總之,在抗戰勝利前,中國人名字中很少用“小”字,而改革開放后,“小”字又迅速減少。這個“小字輩”的現象,堪稱中國姓名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觀。那么,為什么恰恰是在那30年,出現這種現象?
那一兩代革命者,經歷了從建黨到建國的史無前例的非凡挑戰、危機和考驗,而成長為文武兼備、軍政合一的一大批傳奇英雄。與其他時代、其他經歷的父親們相比較,當輪到他們也娶妻生子的時候,在這些革命父親眼中,他們的子女似乎顯得格外地幼稚、柔弱,顯得格外地“小”。因此,子女一代名字中的特別的“小”,恰恰源自父親一代的經歷、成就和人格中的非凡的“大”。
革命父親與儒家父親相比,不僅是一種穩定的力量,更是解放和變革的力量。但是,從1950年代末開始,隨著革命的體制化,革命父親逐步儒家化,轉型為一種類似于傳統的社會統馭治理的保守力量。而另一方面,承繼革命血統(尤其是精神上的“血統”)的子輩,日益長大成人,渴望新的解放和變革。在體制內,作為至高無上的革命之父,唯有毛澤東一人仍保持解放和變革的巨大沖動。為抑止革命的體制化、保守化,毛鼓動支持造反派(子輩),打碎國家機器,批判官僚階級和老干部(父輩)。最終,毛與眾多的革命父親兩敗俱傷。
“文革”結束,1979年,青年畫家羅中立完成了那紀念碑式的巨幅作品《父親》。這個悲苦、麻木、軟弱和馴順的“父親”,當然既不是傳統儒家父親,也不是現代革命父親。同朱自清的《背影》相比,這個作品也同樣意味著“父親”權威的徹底瓦解,預示著中國將再次面臨一個“無君無父”的子輩時代。改革開放,是在“上帝之死”的歷史條件下起步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從此,社會進入轉型期。
30年來,當初參與創業的一代人已進入中老年,獲得了權力、財富和知識,包括政界、商界、學界。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浮躁、焦慮、迷茫,在某種意義上仍表現出某種青春期癥候。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角色仍有待于建構。
與中國經歷相近的俄羅斯比較,普京一方面通過面向美國和北約的強硬姿態,另一方面借助手中油氣資源的利潤,獲得民眾支持,強行整合國內分歧,重建中央政權對于資本寡頭和地方勢力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社會已經逐步確立起自身的“父親”角色。而相應地,民間青年學生組織“納什”等,則作為子輩,成為普京的積極擁戴者、支持者,初步形成新的父與子之間的良性互動。
反觀中國,我們的社會仍缺少權威、力量、秩序和安全感,也就是說,中華大家庭仍缺少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這要求掌握權力、財富和知識的階層承擔“父親”角色,即顯示力量(面對國際競爭),建立秩序(公正的制度環境),提供安全(社會保障和福利),以確立具有公信力的真正的權威。只有這樣,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穩定才能獲得一種動態的健康的平衡。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